“大变局”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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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下降，直接原因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关系基础松动和战略重点重合，深层原因则是中美两国以及国际体系同时深刻转型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不安全感所致。在此“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可塑性亦明显增强。未来中美两国将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为顺应形势，中国应在心态和行动上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关键词】中美关系  大变局  主动塑造
【作者介绍】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研究。


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普遍感觉是：尽管两国之间的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却明显下降。中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敏感，双方互不信任的状况越发突出，中美两国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忧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双方在经贸、地缘和安全等领域的角力动辄上纲上线，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并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致使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波动性明显增强，与本世纪头十年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对此，国内外研究者多从两国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探寻原因，而本文则重点从中美两国及国际体系同时转型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做粗略的思考。

一
综合当前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的研究，有关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类解释：一是“实力接近说”，即认为目前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个别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中美关系已经或将很快成为“老大”与“老二”甚至是“两超”之间的关系。按照“国强必霸”的理论及美国打压“老二”的历史来推断，中美矛盾必将急剧上升。[1]二是“基础松动说”，即认为随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制造”向中高端产品升级，“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相互依赖模式难以持续，两国将爆发激烈贸易竞争；[2]人民币国际化将逐步威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3]尤其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构成威胁。[4]中美经济关系正从“压舱石”蜕变为“摩擦源”。三是“战略重合说”，即认为美将亚太视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通过多种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努力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地区秩序；而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中国试图排挤美国并最终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中美在争夺亚太领导权方面的矛盾很难调和。[5]
这些观点在当前两国媒体和学界具有相当普遍性。但在接受这些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出现或说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变化？即便确有某种结构性变化，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为此，我们必须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经济关系和在亚太的权力竞争予以辩证、历史和全面的考察。
首先看中美实力对比。衡量国家的综合实力，需考察自然禀赋、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及发展潜力等诸多方面，不能将经济规模等单项指标作为决定性标准。就此看，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明显强于中国，欧盟的政治影响更全面持久，日本经济的“量”虽不及中国而“质”却比中国更高。即便中国克服制约因素实现经济总量超美，其综合实力仍将远逊于美。[6]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老二”地位，迄今仍仅是单项指标的排名及多个并列“老二”之一。说中美是“两超”之争，更多的是远景猜测而非现实。中国经济总量从占美国十分之一上升到五分之二，这到底给中美关系结构带来怎样的变化，仍有待探讨。
其次看中美经济关系。由于两国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美国对外资的持续需求，中美贸易互补合作的空间依然广阔。鉴于美元的“在位优势”以及人民币信誉积累仍需时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居于主导，中国对美金融霸权尚难构成实质挑战。[7]就模式差异而言，中美之间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决也有夸大之嫌。著名历史和经济学家弗格森指出，核心指标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并未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作用，而且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本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8]照此看，断言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旋律由合作转为竞争似乎证据不足。
第三看中美在亚太的博弈。美综合实力更强但中国坐拥“主场”之利，中国经济力量占优而美国安全优势突出，两国在亚太各有短长、旗鼓相当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安全上向美靠拢、经济上取利于中的“两面下注”战略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中美邻”三角关系仍是基本稳定的。同时，亚太作为高度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权势重心，全球主要力量均加大投入，任何国家要全面主导该地区均非易事。从中美双边互动看，中美在相互试探后均对对方的意图和底线有更多了解；为防局势进一步恶化，中美建立了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等机制，也部分减少了误判和失控风险。所以，中美在亚太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冲突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基于明显的客观现实和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结构确实出现某些变化，并成为冲击中美关系稳定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处于循序渐变、将变未变阶段，其程度并不如人们感觉的大，并非削弱中美关系稳定性的唯一变量；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表面看是因为“关系”在变，实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变以及两国关系所处的时空环境在变。
首先是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多个时代特征同时存在并深度交织。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可以用“后冷战时代”为标签，本世纪头10年可以用“后9·11时代”为标签，那么，21世纪第二个10年则似乎很难用某个单独的“后……时代”来定义。从其特征看，它日益成为多重矛盾而非单一矛盾平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多主题时代。就全球经济而言，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疲软短期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发展增速回落，未来相当时期内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后危机时代”。就权力格局而言，由于西方国家整体遭遇发展困境，非西方世界实力日益壮大，权力重心加速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西方及其发展模式的衰落日益成为各国热议的话题。虽然西方的主导地位短期无碍，但西方衰落论的兴起足以说明其地位的微妙与脆弱。“后西方时代”虽不会很快成为现实，却始终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之一。就国际政治而言，随着全球中产阶级壮大，基层民众更多参与政治生活，权力日益从政府和精英群体向非政府组织、非国家实体和草根阶层扩散和转移，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权威遭遇历史性挑战。[9]就此而言，世界正进入“后威权时代”。由此引发的各国政治变动和国际环境变化亦内涵深远。凡此显示，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深刻转型期，其方向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正因为此，基辛格称当今形势乃是400年未有的“大变局”；保罗·肯尼迪也认为，我们正处于巨变而不自知的“分水岭时代”。[10]
其次是中美两国也正在同时经历深刻艰难的国家转型。尽管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明显不同，但两国面临的问题却有相似性——两国都必须致力于解决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产生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上，中美两国都面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的任务，需重新调适政府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美国必须改变过度依赖国内消费和虚拟经济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将复兴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扩大对外出口和实现收支平衡作为头等大事；中国则必须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从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政治上，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强化内部共识、提升政治凝聚力和行动力的艰巨任务。美国必须扭转当前政治高度极化、两党尖锐对峙和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决策的状况，探讨如何在政治机制的设计和运作模式上加以调整完善，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中国则必须再一次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确保顺利渡过改革攻坚期。社会方面，两国都面临着充实壮大中产阶级、化解贫富差距过大、优化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社会稳定结构的任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外交方面，中美也不得不在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变化的情况下对对外战略做出调整。
这种国际体系和中美两国同时转型的复杂局面，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接触以来从未有过的，并给中美关系的走向带来空前不确定性。冷战格局下，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趋势是确定的；后冷战时代，由于美国的独霸优势和中美实力过于悬殊，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仍有相当确定性；“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主题词和美国全球战略优先目标，中美关系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但随着上述多重变局的开启，时代主题更加多元，主要矛盾更难界定，国际体系深刻转型但方向不明，中美关系得以展开的时空环境悄然生变。更加复杂的是，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也在同时经历国家转型并遭遇转型阻力，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尚未可知。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出现多种可能。
对中美两国决策者和民众而言，多重转型造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自我定位和观察对方的坐标系与参照系同时发生改变，因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双方都变得加倍谨慎和敏感，更注重从潜在风险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更加关注。近年来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均热衷于评估比较两国的实力与地位，便是忧虑上升的典型表现；而双方均难以客观看待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乃是不安全感的焦虑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双方均对对方的意图极为担心，防守的行为往往被解读为进攻性的，美国批评中国野心膨胀、更加自负，中国则担心美国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由于心理焦虑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双方相互示强的心态明显上升，在经贸、地缘等议题上的角力更加突出；像“天安舰事件”、“谷歌事件”、中东北非乱局等事件也往往造成中美关系骤然紧张，使得近年来的中美关系表现出较大的竞争性与波动性。总之，在“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对本国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信心不足，对对方的能力与意图也吃不准，自信与互信同步下降，战略尺度更难拿捏，过激判断和过激反应自然在所难免。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正是在这一“大变局”背景下发生的。

二
无论是中国的国家转型、美国的国家转型还是国际体系的转型，都将是高度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此“大变局”时期，中美关系必将出现一些新特点。除前文所述的敏感性、竞争性和波动性继续加强之外，中美关系将具有更大可塑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要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对自己更加有利，都有更大的主动作为空间。既可以通过搞好本国的国家转型以提升自身战略优势，也可以积极影响对方的转型进程和思维方式，确保其做出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战略选择，还可以通过扩大同对方的战略合作，在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共同挑战中各取所需。因而，在当前中美利益深度交织和矛盾总体可控的双重条件下，中美之间发生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或相互拆台的政治对抗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消除“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并充分利用可塑性主动构建对己有利的新型中美关系，对两国而言均是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并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虽然有冲突的风险，却并不意味着必然朝对抗性战略博弈的方向前行，更可能出现的是两国为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而进行对冲型的战略博弈。具体而言，这种博弈将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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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自我塑造。“大变局”背景下，两国的决策者和战略界日益认识到，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心和基础都在国内。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两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将是国家治理水平的内在能力比拼，其核心是重点解决各自问题、搞好本国内部事务，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美国方面讲，金融危机持续发酵既暴露和激化了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矛盾，也对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冲击，因此加强“自我塑造”既是国内各界的普遍诉求，也是应对他国崛起、确保美全球领导地位的根本手段。对美国而言，利用当前恐怖主义遭受重创、其他国家普遍受伤、大国挑战尚不紧迫、美国优势依然突出等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重塑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向心力和社会活力，具有突出的战略紧迫性。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上任之初本想致力于内政，重塑美国竞争力的国内基础，但因全力反恐未能如愿，致使矛盾累积恶化。奥巴马上任后将国内事务作为施政重点，结束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抽身、避免陷入利比亚战争，力推医疗、金融、能源、税收、教育和移民等方面改革，美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亦突出强调美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在国内，誓言把重塑美国竞争力作为全球战略的基础和重点。凡此均体现出美国对“自我塑造”的高度重视。只有搞好内部问题，美国才能在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确保这些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对美国有益无害。[11]对中国而言，则必须在内部和外部环境同时变化、对华期待和担忧同步上升的关键时刻，充分利用政府手中掌握较多战略资源的有利条件，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纾解压力，释放潜力，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实现从心态到理念、从机制到战略、从模式到方向的全方位调整，积极主动搞好国家转型，以便在未来的对美关系乃至对外关系中赢得更多主动。就此而言，两国的“自我塑造”既是内政也是外交，每一环节都有应对内部压力和外部挑战的双重考虑，并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为克服转型阻力，两国也会尝试将对方竞争压力导入国内，通过强调对方威胁凝聚政治共识、化解反对声音，强化“自我塑造”的外部依据和推动力量。例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及中国经济成就并声称“美国绝不做老二”，共和党在选举中反复拿中国说事，均有以外促内之意。总之，中美两国的国家转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形成深度交织、微妙影响的复杂局面，使“自我塑造”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管实力差距如何，谁的“自我塑造”更好，谁就能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占据更多主动。
其二是相互塑造。中美两国国家转型的不确定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风险是双方不愿看到却又必须面对的现实。美国担心中国更富侵略性、更难预测和规制，中国则担心美国会采取更具敌对和破坏性的对华政策。两国战略互疑明显上升，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突出问题。但战略疑虑不可能仅仅通过双方高层相互保证的方式消除。[12]要防患于未然，增加对对方思想、行为和发展方向的可知性、可测性和可控性，防止对方转型不顺可能释放的破坏性能量殃及自身，引导对方做出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战略决断，就必须更加主动和深入地接近、进入并影响对方。这既是美国传统的对华接触战略的深化和发展，也是新时期中国进一步优化对美战略的客观需求。而两国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尤其是当前中国思想观念的日益开放和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以及中美关系历经几十年形成的交流渠道与机制，则为两国之间的相互塑造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以往，中美之间已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塑造，只是这一进程既不对等也不深入，主要体现为强势美国对弱势中国的外部压力，中国相对被动，对美塑造较少，美对华塑造也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等特定领域。着眼未来，中美借对方国家转型之际更加深入到对方内部，对其思想观念、政治生态和战略决策等诸多方面施加隐蔽、深层的影响，很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塑造的重要手段。美国方面，基于其基础的扎实性、手段的多样性和心态的急迫性等，美未来对华塑造很可能呈现“内外并重”（既注重塑造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更着力介入中国内部转型进程）、“高低并重”（既注重高层互动也加大对执行部门的接触与影响）、“由浅入深”（逐步从贸易、外交向金融、军事、情报等更敏感领域拓展）和“由官到民”（注重政府间合作但更重视对社会的渗透改造）等特点。从中国方面讲，基于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和手中越来越多的战略资源，主动强化对美引导和塑造，亦是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改变外交被动局面、增加战略博弈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在对美交往中，中国主动设定议题和提出方案的事例越来越多，说明中国已在主动塑造美方认知和议程方面有所行动；同时，中国利用中美地方政府间交流强化基层利益捆绑、利用二轨对话合作影响美战略界的对华认知、利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影响特定选区的对华态度等，均是加强对美塑造的有益尝试。未来，随着中国博弈意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美塑造力度必将进一步加强。当然，相互塑造的客观现实并不等于两国主观上乐见对方对本国转型的介入和干预。两国在努力塑造对方的同时，也会采取一定措施来防范和DIZHI对方的塑造，确保本国思想和行动的独立自主。但无论如何，两国不会将对方完全拒之门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局面不会改变，相互塑造的进程将不断推进。
其三是共同塑造。上述“自我塑造”和“相互塑造”的结果，可以决定双方谁将在防止竞争失控方面拥有更大主动权，但并不能减少竞争强度，反而可能加剧竞争。“大变局”背景下，如果中美两国止于提升本国优势和塑造对方行为而缺少实质性合作，中美关系至多只能实现消极稳定。而且，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在变，如果中美关系本身停滞不前，势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和危机。因此，中美关系必须实现从“危机管理”到“同舟共济”的转型升级。“大变局”时代的开启，恰恰为两国在重新调适自我的基础上合力应对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挑战并从中拓展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和共同行动的动力，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的政治能量和利益诉求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合理的释放，美国也需要借助他国之力为己所用；中美两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以渐进方式改革国际体系的倡导者，在重塑国际体系、改进全球治理方面的原则与利益是相容和相近的；中美两国巨大的规模与实力决定了美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和中国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均不可能在确保国际体系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实现；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可塑空间，正好为两国在动态调整中探寻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提供了可能。总之，中美两国确定共同塑造国际体系的目标，必须成为而且可以成为两国关系下阶段发展的重点方向。基于目前两国共同面临、无法回避并正在相互试探交锋的诸多全球性、战略性和长期性议题，未来中美可能着手共同塑造的重点领域至少有三，即亚太地区治理、全球公地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亚太是全球权力转移的归属以及中美利益交锋的最核心地带，鉴于前述“中弱、美强”但“中主、美客”的现实，两国在这里的共存共赢唯有通过平等参与、合力重塑亚太秩序的方式才能实现；全球公地则是全球权力生成和中美规则博弈的最前沿地带，两国在此领域也必须在各自进入的同时加大相互接触；而重振全球经济则是当前中美和全球各国普遍关心的最紧迫议题，并涉及危机后重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任务，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此更是责无旁贷。由于上述三个领域的重塑均是一家独臂难撑、必须两国联手才能完成，所以两国的“共同塑造”过程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并将从根本上推动中美关系从消极稳定走向积极稳定。

三
为应对“大变局”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上述新态势，中国至少需要强化如下四种意识和四种能力。一是强化自省意识和战略克制能力。在全球热议权势东移、“中国超美论”和“两超并立论”及外界对中国实力的敬畏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对自身的成就与不足、强项与短板有更清醒认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变化有更客观分析，对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和权力转移的复杂性有更充分估计，继续坚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外交作风与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善用和慎用手中新获得的尚不稳固的权力，避免在对美战略中犯盲动和冒险的错误。在中美相互疑虑上升、具体摩擦增多、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均有所抬头、媒体在描述美对华战略时对“遏制”概念的运用日益随意的情况下，中国更需冷静对待，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美国意图的担心的心理根源，合理区分哪些担心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是根本性的，哪些是人为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既要对美国的两面性和破坏力有足够戒心，更要防止过分妖魔化美国，对美国的意图做出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判断。尤其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各类矛盾与难题层出不穷并与中美关系深度纠缠的情况下，中国更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问题的根源做全面的分析，区分问题的内部根源和作为最大外部原因的“美国因素”，在维持国内社会稳定和对美关系稳定之间搞好平衡。
二是强化自信意识和战略专注能力。自省不等于自我否定，在“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有理由对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在国际体系转型方向不明之际，在全球各主要大国普遍经历国家转型并不同程度面临困难之际，各国之间首先比的是谁更能在乱中求稳，在稳中谋进。中国长期坚持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治国方略不仅为应对变局积累了重要资源，而且在未来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外界对中国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应更加透彻地理解内外大局互动的机理，牢记国家实力的根子在国内，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变，而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未变；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仍必须把提升国内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作为根本任务。特别是美国忽视自我塑造、对外摊子铺得过大造成形象和地位下降的教训，更凸显中国专注国内发展的正确性。总之，就是要坚信“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仍处于正确的轨道，手中仍掌握着发展主动权，必须全力搞好自我塑造和国家转型，避免因经不住考验、抵不住诱惑而出现战略失误。做到了这一点，就算综合实力仍不及美，中国的对美主动权也会大大增加；搞不好这一点，已有的成就和大好局面也会得而复失。
三是强化风险意识和以柔克刚能力。一方面要防范精神松懈的风险。“大变局”背景之下，美国对中国转型进程的干预和发展环境的塑造肯定只增不减，对中国核心、敏感和薄弱领域进行渗透的危害不容小觑。为缓解自身转型压力，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压中国分担美转型成本的可能性也会上升。因此，认为美国会专注于自我塑造、无暇对付中国的观点，以及认为美国已成“无牙老虎”、对中国威胁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美国的干预会使中国的自我塑造更加复杂和艰难。中国对中美博弈的复杂性、激烈性和隐蔽性应有足够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要防范过激反应的风险。应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塑造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大势所趋，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发挥国际影响的必经之路，不必神经过敏、草木皆兵。那种认为国内危机四伏、周边四面楚歌的悲观心态也是要不得的，这只能导致自乱阵脚和反应过度，反而使危机和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对美国的对华塑造，中国的反应必须左右适度，慎言敏行，对策必须细腻周全，化险象于无形。
四是强化机遇意识和主动作为能力。“大变局”也给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和对美关系提供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国际体系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对中国是利好消息。如果说过去20年的战略机遇是中国坐享稳定的外部环境，那么新的战略机遇则给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提供了抓手。同时，中国也需充分认识到美对华战略的可塑性，努力寻找可以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议程的着力点，扩大中美合力塑造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的合作点，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更富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大变局”提供的战略机遇，积极有所作为。（责任编辑：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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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 第10页，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3/30%20us%20china%20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薛理泰：“‘老二’面临的严峻挑战”，《联合早报》，2010年2月4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0204.shtml（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等。
[2] 参见Stephen S. Roach, “A Wake-Up Call for the US and China: Stress Testing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estimony on the USCC hearing about “China’s Role in the Origins of and Response to the Global Recession”, February 17, 2009,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9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9_02_17_wrts/09_02_17_roach_statement.pdf（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Don Lee and David Pierson, “Mutually beneficial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ginning to unravel”, March 24, 2010, Los Angles Times,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0/mar/24/business/la-fi-china-currency24-2010mar24（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等。
[3] Mansoor Dailami, “The New Triumvirate”, September 7,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9/07/the_new_triumvirate（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 John H. Makin, “Can China’s Currency Go Global?” January 27, 2011, http://www.aei.org/article/economics/international-economy/finance/can-chinas-currency-go-global/（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Melissa Murphy and Wen Jin Yuan, “Is China Ready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2009,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091007_Murphy_IsChinaReady_Web.pdf（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等。
[4] “State Capitalism’s Global Reach: New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Going Abroad: The World in Their Hands”,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st-27th, 2012, pp. 8-9,15-17; Charles A. Kupchan, “America’s Place in the New World”, April 7,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4/08/opinion/sunday/americas-place-in-the-new-world.html?_r=1&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4月18日）；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 New York: Portfolio, 2010等。
[5] 参见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2011;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aryland, 2010;中方的此类观点大量体现于对美推动“空海一体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介入南海主权争端等具体动作的分析解读中，因篇幅所限，不逐一列举。
[6] 王缉思、程春华：“西风瘦马，还是北天苍鹰？”，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55页。
[7] [美]巴里·埃森格林著，陈召强译：《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79-180页；A. Gary Shilling, “America’s one sure thing: the dollar”, December 9,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Business/new-economy/2011/1209/America-s-one-sure-thing-the-dollar.（上网时间2012年4月20日）
[8] Niall Ferguson, “We're All State Capitalists Now”,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2/09/we_re_all_state_capitalists_now.（上网时间2012年4月20日）
[9] Larry Diamond, “Democracy’s third Wave Today”,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11, pp.299-307; Francis Fukuyama, “Is There a Proper Sequenc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11, pp.308-310.
[10] Paul Kennedy, “Crossing a Watershed, Unawares”, October 25,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26/opinion/26iht-edkennedy26.html?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4月20日）
[11] [美]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著，张燕、单波译：《美国的下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14页。
[12]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11, pp. 512,519.

发布时间：2012-06-25  作者：王鸿刚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