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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_0103 · 发表于 2011-5-10 14:11:42

文章结束
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
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这为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观点
不断健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措施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最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
宪法的以上两个条款
确认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本质（或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标志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是当代中国其他制度的基础和依据
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
就是建立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
以人民幸福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基点之上的
中国***一再向世界宣告
党没有自己的私利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之一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
广大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
１９５６碾又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要真正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要经历很艰苦、很漫长的探索过程
      人民当家作主
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
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一切其他形式的具体化的国家权力
都是由这一最高权力主体产生和派生的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本质的要求、反映和体现
它最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但在现代国家和政治形式下
人民不可能都直接去行使民主权利
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去实现民主权利
在现代社会中
直接民主制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和领域内行使
更多的则是间接民主制形式
在现代条件下
间接民主制主要表现为代议制
在中国
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也是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政治方式
它体现了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和宪法理念
除此之外
在广泛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
人民实现民主的方式和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还有其他许多形式
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
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
我们要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
探索多种形式的人民实现民主和扩大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的方式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应该是“依法、有序”地进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扩大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奠定了政治制度方面的保证
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
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或者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所有问题
从理论上讲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最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但在实践层面
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
我们党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实践探索
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逐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条道路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公民有序地依法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道路
我们党在１９９６年提出、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并于１９９９年将此正式载入宪法
作为一条宪法原则确认了下来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用何种方式治理国家问题上取得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果和进步
也是对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方针和原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政治建设方针
是对“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在公民政治参与问题上的具体化
也为今后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个是“扩大”
一个是“有序”
“扩大”
即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
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方式
它既有“量”上的要求
也有“质”上的要求；而“有序”
即指“依法”
依法是有序的必然方式
要做到“有序”
就必然要“依法”
历史经验证明
一般而言
从形式意义上讲
凡不依法的
就必然是无序的；凡依法的
就必然是有序的
无法导致无序
依法形成有序
依法和有序之间
形成一个难以割裂的因果关系和依赖关系
这种依法和有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依赖关系
实际上反映了法律在实现社会秩序方面的价值关系和价值功能
即法律的秩序价值
“依法”可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是依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在第一章“总纲”的一些条款中
分别规定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原则性内容；而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些条款中
则规定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一些具体内容
宪法的这些条款
为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宪法依据
是公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首要内容
第二是依实体法
经过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的法制建设
我国在公民参政议政方面
已经颁布了许多实体法律
如选举法、代表法、工会法、*会游*示*法、行政监察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
这些实体法律规定了或确认了公民参政议政的实体权利（有些法律也包括了程序权利）
对于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根据
第三是依程序法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主要的就是指依程序法
在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序法方面
我们现有这样一些法律：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等等
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程序法律方面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现在最缺乏、最迫切需要制订的是监督法（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监督法律）
三、健全和完善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
按照十六大的精神
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方面
除了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
还应重点健全和完善以下一些制度：
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
选举权是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
从我国现有的选举制度来看
公民直接参与选举的活动（即直选）有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的选举、城市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
它们都是我国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
这三种选举制度也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竞选制度
选民对被选举人的了解程度很弱
因而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效果
因此
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对选举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修改
增加有关竞选内容
增加选民对候选人了解的透明度
使选举过程真正能够反映和体现选民意志
并且
还要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完善公开办事制度
完善对当选人的监督和罢免制度
使当选人接受选民的监督和制约
除完善以上选举制度外
我们还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扩大公民直接参与选举的范围和领域
比如
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选举、国家机关内部官员的民主选举、社会团体的真正民间意义上的选举
等等
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方式
也是公民有序地直接参与政治的一种较好的活动方式
现代的听证制度可以渗透在立法、行政、司法等诸多活动之中
立法听证
就是各级各类立法机关对于将要制订的新法律、法规等
要邀请新法律所涉及的相关机构、相关人（包括公民）举行听证会
公民可以就新法律涉及的权利义务等问题
向立法者、新法律所涉及的相关机构、相关人提出问题
使立法能够在通过之前
就将一些可能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好
使立法更加增加它的透明度和适应性
有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和实施效果
行政听证则是现代听证制度的主干内容
在广泛的行政活动领域
对凡是与公民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政决策
都应该举行听证会
直接听取公民的意见
使决策做到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
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符合民意和接近民意
有利于政府决策的实施
它也是政府克服官僚主义
改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的一个好方法
司法听证
实际上是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活动
司法听证的结果
可以根据听证的内容分别归属于不同的证据种类
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举行听证
而只能对一些特殊类型的需要通过听证来弄清事实的案件举行听证
司法听证
可以作为供法院、法官选择的一种方式
对我国而言
以上三种听证制度都尚未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要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
我们需要在法律层面做出努力
通过实践
不断总结经验
使听证制度逐步制度化、法律化
完善公民对立法的参与制度
近几年
我国在扩大公民对立法的参与方面
做了许多尝试
其中
最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对法律草案的全民讨论
其次
是专家直接参与立法
尤其是婚姻法修改所进行的全民讨论
是中国立法历史上公民参与最多、最广泛的一次立法活动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
将全民讨论法律的形式逐步制度化
当然
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要交全民讨论
而是将那些与公民利益直接密切相关的法律草案提交全民讨论
讨论法律草案的过程
是公民参与立法、参与政治的极好方式
是充分反映民意、体现民意的过程
也是向公民宣传、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
健全和完善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自由权、示*自由权等公民自由政治权利法律制度
我们应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政治建设的高度
认识这些公民自由权利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加快上述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信访制度、监督制度等
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的法律机制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有些城市如南京市开展的市长同市民的直接对话活动
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较好方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健全和完善公民陪审制度
发展和扩大公民的公益诉讼制度
陪审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行使人民陪审权的重要制度；公益诉讼则体现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关心
这两种制度都是在司法过程和诉讼领域中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制度和方式
我们应该在制度层面逐步健全、完善这两种制度
使它们成为公民有序地参与司法、参与诉讼的有效方式

追寻正义——《理想国》的主题
公元前5世纪
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
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
该著探讨的主题
直至今天仍然吸引着人类最优秀思想家们不倦地思考
公元前5世纪始
一个被称为智者们的活跃的学者群体出现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
智者们探索天地
思考人生
问难政治
向世间的一切伸出思维的触角
关于正义的问题
也由此发端
在《理想国》中
与苏格拉底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的智者们对正义提出了多种解释
克法洛斯认为
正义就是讲真话
欠债还钱；玻勒马霍斯认为
正义就是帮助朋友
损害敌人；色拉叙马霍斯认为
人们都是把守法当作正义
但法律是每一国家的统治者制定的
统治者都是强者
他们制定的都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法律
因此
所谓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另一智者格劳孔对正义作另一解释：人们在相互损害中对从这种损害中的获利与受害相比较
发现害大于利
于是相互协议、制定法律
放弃相互损害；由于人们把守法践约叫作正义的
所以
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
正义就是源于人们的契约或协议
柏拉图借助于苏格拉底之口
对上述正义观念加以反驳
反驳并不太有力
但柏拉图在陈述自己的正义理想或主张时
却非常精彩
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
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
古希腊讨论正义
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
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
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
较为抽象
不易说明
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
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
以城邦来比方个人
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
柏拉图认为
城邦是由在分工的基础上、各具技艺的各种工匠、农民、商人所组成的共同体
城邦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同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
这就需要城邦保卫者
城邦保卫者包括统治者和辅助者
三种人的分工如下
城邦统治者
因具有知识
考虑整个国家大事
对国家事务进行谋划安排；城邦护卫者是统治者的辅助者
他们是被选拔出来的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工匠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
农夫种地
商人贸易
在柏拉图看来
要通过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
对城邦护卫者加以教育、培养
这些制度包括：进行各种诱惑性考察
选拔那些注重公益、经得住考验、无懈可击者担任护卫者；护卫者专职化
专门从事军事训练和战斗
不得学习其它工艺；以良好的音乐来陶冶护卫者的精神；以严格的体育来锻炼护卫者的身体；护卫者的生活方式必须是公有制
不得有自己个人的房屋、土地、金钱
也不得有个体的家庭；妇女、子女一律公有
在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下
三种人被严格地区别开来
不至于品性混杂
由此
按照三种人各自的品性
各自从事适宜于其从事的职业
当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统治者以自己的智慧统治城邦、辅助者以自己的勇敢保卫城邦、工匠商人农民等节制欲望、接受哲学家的智慧统治———而互不干扰时
城邦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在推导出城邦正义之后
进而论述个人正义
在他看来
个人与城邦相似
在个人的灵魂中也具有和城邦的构成成份相似的三个组成部分：用以思考和推理的理性；使人发怒的激QING；使人感受到爱、饿、渴的欲望
柏拉图认为
理智体现出智慧
类似于城邦的统治者
是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而谋划的
所以它在个人灵魂中应该起领导作用
激QING类似于城邦中的辅助者
辅助、协助理智的领导
欲望的满足会使人感到快乐
但欲望过大过强会使人变得邪恶
因此
必须由理性和激QING结成盟友去领导欲望
使欲望受到节制
通过教养、教育
通过训练
人们的理智和激QING就能够起到领导作用
个人正义就在于
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
领导的领导着
被领导的被领导着
具备个人正义的人
或正义的人
不会监守自盗
不会渎神、偷窃、不会出卖朋友
出卖祖国
不会违反誓言或协约
不会犯其它种种别人可能犯的罪恶
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
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
“这就是说
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
起别的部分的作用
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
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
自身内秩序井然
对自己友善
”“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
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
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
《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
在该著中
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
为了说明个人正义
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
但
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
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
还存在着城邦正义
或者说
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
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
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
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
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
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
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
所以
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
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
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可改变
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
很可能
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
围绕着国家正义的制度设计
柏拉图在人类史上首倡公有制
这种关于公有制的论述
不是对原始公有制的描述
而是在人类文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
对一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公有制原型的理论概括
是经过理论加工的公有制
这种关于公有制的理想
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
柏拉图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启示和先导的作用
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的几点建议
作者:吴敬琏    中国政治学  2003-5-17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决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重技术、轻科学
特别是轻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一些党政部门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很少经过人文社会科学论证
这种情况亟需改变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社会
政府决策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因此在决策前应当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除了全社会的公共事务由政府管理外
各行业、各社会集团的局部性公共事务
最好由他们的自治组织去处理；全面的整体利益可以在共产党的纲领中体现出来
而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行业的特殊利益则要由上述自治组织来表达
然后再通过社会协商加以协调
　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精巧的系统
对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良性运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面对巨大的信息爆炸
不但采用首长拍板决策的方式行不通
没有理论研究的支撑
不经过决策前的缜密论证
没有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
也难免发生决策失误
或者出现执行上的困难
或者不得不朝令夕改
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所以
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意义重大
这里提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繁荣我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注意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决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重技术、轻科学
特别是轻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一些党政部门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很少经过人文社会科学论证
领导干部听讲座也很少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
这种情况亟需改变
必须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和教学研究人员的社会地位
要由领导带头
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各种人才的风气

（二）
加强政府咨询研究部门的力量
重大政策决策要经过咨询研究部门的论证
有一段时期
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每有重大决策
都先由社会科学院等政府的咨询机构进行专题研究
各自独立提出可选方案
并组织内部讨论会加以讨论
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决策
有的地方政府还提出过“不经咨询论证不决策”的原则
如果政府只倾向于靠下属执行机构来制定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
而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
这样
就容易出现向执行部门的利益或他们的便利倾斜的片面性
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改变的

（三）
建立审议会制度
在日本这样“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
为了防止决策权力过分向行政机关倾斜和便于沟通各界的意见
往往就专题组织有官、产、学等各方人士参加的审议会
对决策草案进行审议
国家计委在制定“十五”计划的过程中
也组织过这样的审议会
效果是不错的
他们的经验可以择机推广

（四）
在政府部门设立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组成和具有审议实权的顾问委员会
建立这样的顾问委员会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一种有效办法
去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开始工作以后
立即建立了由数十位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资深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制度：凡是国家在信息化方面的重大举措
都要先经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研究和讨论
我认为
他们的经验很值得总结推广

（五）建立公开听证制度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社会
政府决策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因此在决策前应当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现在有些部门已经开始采取听证的方式吸纳意见
但参与者的代表性往往不够
没有接纳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代表
听证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也有所不足
在普遍建立听证制度的同时
对现存的缺点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改进

（六）发挥民间组织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除了全社会的公共事务由政府管理外
各行业、各社会集团（如教师、律师、企业家）的局部性公共事务
最好由他们的自治组织（如教师工会、律师协会、商会）去处理；全面的整体利益可以在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纲领中体现出来
而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行业的特殊利益则要由上述自治组织来表达
然后再通过社会协商加以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决策最好也吸收民间组织参与
比如有些法案的草拟
就完全可以由民间机构去做
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些公共规则
例如公司治理规则
通常就是由民间机构拟定的
这种做法
我们也可以择优选用

（七）发挥大众传媒表达群众意愿、执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是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
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自由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手段

（八）将参政议政参与决策进一步制度化
九届政协在推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上做了很多工作
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重大决策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为提高决策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例如
1998年国务院关于采取综合措施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的重大决策
就是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政协常委会的同志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问题进行座谈时作出的
现在的问题是
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和参与决策还没有制度化
政协与政府之间的协商不够经常等等
希望本届政协有新的建树


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
一、改革时代政治发展回顾
在《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一文中
我提出了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结构/群体分析模型”
其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
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
“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
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希望通过对结构和群体两个维度的观察和分析
来理解过去25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
改革的初始条件会对改革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
在毛时代
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
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型改革”
在这种改革过程中
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它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
既然政府有实力决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
所以改革必然是“渐进式改革”
而不会是“一场革命”
政府的“自主性”决定了取代集权主义体制的只能是权威主义体制
而不可能是民主体制
而“渐进式改革”则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
使统治集团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
调整群体关系策略
建立文化霸权
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在制度结构方面
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改变
市场经济、权威政治与新权威主义协同发展
从而使新的制度体系获得了较高的结构适应性
在群体关系方面
适应群体结构的变化
调整传统的群体关系策略
放弃大众
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分别勾画了当今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群体关系的蓝图
因此
把“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是非常恰当的
而把“三个代表”誉为“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决非言过其实
它们共同确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框架
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石
但是
现实并非十全十美
危机就蕴藏在稳定之中
一方面
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
政治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风险和社会不平等
既威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又与公众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
另一方面
缺乏制约的精英联盟导致对大众的过分剥夺
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驱使大众铤而走险
也就是说
那些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条件
也孕育了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
除了“结构性成就”之外
在90年代
中国政府还做出了一系列“日常业绩”
在政治方面
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
化解了民主化危机
压住了来自自由化的挑战
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
在经济方面
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
与此同时
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
在社会方面
开始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
在农村实施《八七扶贫计划》
在城市建立完全网
同时开始部署开发西部
战胜了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
在国际关系方面
打破制裁
重返国际社会
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
台湾海峡危机没有过度发展
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
加入WTO
申奥成功
一般说来
对于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这些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
**却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只要看一看90年代国际政治地图的变化
我们就必须承认
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
一个共产党政府能够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坦率地说
我认为第三代得到的评价远远低于他们实际取得的成就
此外
这一切也提醒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的学习能力
这种学习能力使许多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失去意义
这意味着
不能通过简单地类比
例如根据某国的经验或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经验
来推断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趋势
但是
成就显著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
许多毛时代遗留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专制）
许多邓时代产生的问题还在继续深化和蔓延（如腐败、不平等、贫困）
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如台湾问题、金融风险、WTO 冲击）
可以说
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但也给继任者留下了异常艰巨的任务
二、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
金耀基对“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论述
根据香港的经验
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精英吸纳
即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
二是决策咨询
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意见
由于社会精英被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
结果在行政体系之外
很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
而决策咨询使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
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
金耀基认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积极的“非政治化”
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
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纳入行政体系
主动地制定有利于精英的政策
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
不断开辟民意渠道
不但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
也对大众的呼声做出适度回应
通过精英吸纳、政策倾斜、决策咨询
政府主动地满足精英的要求
这样一来
社会精英无需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
于是
他们或是出于自愿
或是出于无奈
而放弃了政治权利诉求
虽然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但是由于他们分散无力
因此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
这样一来
政府也就化解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
而且中国的政治行政化还不止于此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
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
自主地实行经济改革
自主地建设意识形态
并使之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
这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对于**来说
“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这些概念也许是陌生的
但是
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
而且心领神会
运用自如
其实
在中国
“行政支配社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
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在毛时代
**对工农大众实行“群众路线”
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
对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
社会精英产生了
而且日益壮大
其力量不可忽视
而大众则收回了政治忠诚
对政府充满了怨恨
于是
政治整合问题出现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政治行政化”应运而生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
在一个除了政府之外
再没有其他“可用的”政治设置的社会中
政治行政化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机制
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秩序的认可
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统治策略或统治艺术
策略要想有效
必须辅之以一整套制度
因此政治行政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
香港的经验显示
这种“满足强者
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分的弹性或适应能力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
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
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
在一定条件下
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其实
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
“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
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地“回应”并对其“负责”
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对民意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
通过在决策机构中吸收社会精英
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咨询
逐步放松对大众传媒和结社的限制
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满足
为了维护稳定
统治者也必须对大众的要求做出负责任的回应
实际上
对中国大陆来说
公民的抗议、批评、组织、示*、游说决策者的权利和自由
也许比多党制、定期选举还要重要
三、政治行政化：未来10年的政治发展策略
在探讨未来10年的政治发展方案时
我们必须正视如下经验和事实：第一
行政吸纳政治这种政治发展策略远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香港、新加坡、乃至日本的经验表明
行政吸纳政治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发展策略
从大陆回收香港的经验判断
**似乎有足够的能力驾驭一个充分自由化的社会
第二
现存的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性较高
近期内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动摇它的根基
而且目前也看不到支持民主化的力量压倒反对民主化力量的可靠迹象
第三
亚洲、南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显示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实行多党制和最高决策者普选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当今中国面对的一系列严重问题
而且
即使现政权崩溃了
新政体也难以脱离现有结构
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精英联盟以及对大众的掠夺还会卷土重来
我的直觉是
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
中国大陆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群体联盟格局
这一切意味着
近期内
狭义的政治民主化（指实行多党制和最高决策者普选）很难行得通
尽管作为理想主义者
我们无法完全接受现实
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
我们又必须从现实起步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大判断”是我们寻找未来10年政治发展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简而言之
未来10年
政治发展的基本策略应该是继续推行政治行政化
在群体关系方面
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
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
在制度结构方面
完善意识形态
加强党的建设
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
关于群体关系
在未来10年内
精英联盟还将继续保持
但必须进行调整
精英的利益应该受到限制
而大众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这意味着
在分配财富蛋糕时
应该向大众适当倾斜
当然
这种调整势必会损害精英的眼前利益
从而威胁现存的精英联盟
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
中下级官僚能否与中央保持一致
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制度都会成为问题
一个敌视精英的政府是难以为继的
一个逼得大众铤而走险的政府也是难以为继的
因此
未来的政治稳定取决于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耐性
如果精英有足够的理性
能够把掠夺限制在大众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
那么政治稳定是可以维持的
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复杂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
现实是
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
他们不但不去维护这个给予他们过多关爱的社会
反而在疯狂地挖它的墙角
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
我们不敢奢望一个公正的社会
但是大众应该享有最起码的权利
我们不敢奢望精英们良心发现
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智商
为了可持续地掠夺而有所节制
精英们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中国才能获得持续的稳定
而且我们对精英的要求还不止于此
精英不能满足于“精明的自私自利”
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精英必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必须成为受大众尊敬的群体
只有这样的社会
才是稳定的社会
如今
在中国
大众对精英没有尊敬和信任
只有猜忌、鄙视、仇恨
只有负责任的精英
才能赢得尊敬
在一个好社会中
精英要有责任
大众要有权利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
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非全然是坏事
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示范压力
没有来自内部的大众的反抗
没有威胁到政治稳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在一个行政支配社会的国度里
在政府主导型改革中
在精英贪得无厌而又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
走向公平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
大众将沦入无底深渊
赢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无法改变
关于制度结构
从制度方面来看
结构性冲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统之中
为此必须改革政治系统
未来10年间
政治改革的三大任务是：完善意识形态
加强党的建设
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
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近代历史、当代实践和未来选择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
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内
民族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又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争取民族自决、确立国家主权或某种排外情绪与行为
其实
民族主义的主题是创造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
包括建设现代的国家、社会与文化
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看
文化民族主义应得到充分重视
新权威主义为现阶段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提供了合法性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构成了新权威主义的官方版本
可以说
与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已经形成
但是其理论形态还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
就意识形态的建设而言
不是缺乏理论资源
而是缺乏敢于面对现实的政治勇气和吸纳知识精英的有效机制
党的建设是一个大问题
在这里无法充分展开
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
我只想指加强党建的核心是建设清明政治
而建设清明政治的关键是打击腐败
这就要求强化对党的监督
首先
要强化党内监督与制衡
其次
要强化社会对党的监督
而这又要求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提高社会对党和国家的制约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
不能把加强党的建设等同于扩大党内民主
不能把扩大党内民主等同于扩大党内选举的范围
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集权
地方就是要服从中央
下级就是要服从上级
全党就是要服从中央
中央就是要服从政治局
政治局就是要服从领导核心
一个玩弄民主的专制制度是最坏的制度
在权威主义框架内
要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多党制和普选等政治民主化方案是行不通的
只能从社会自由化方面寻找突破口
社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开放新闻JQ和结社JQ
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提高社会监督政府的能力
有助于遏制政治腐败
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也给大众带来组织起来的机会
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而遏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
由于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
因此控制了腐败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经济风险
所以
社会自由化有助于解决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问题
这里着重探讨支持结社自由的可能制度框架
我们需要知道
大众如何组织起来？又如何规范政府与有组织的大众的关系？我认为
合作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制度框架

在合作主义框架中
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
这些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
作为对决策参与权的回报
它们要协助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公共政策
主要表现为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遵守协议
合作主义分为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两大类
国家合作主义始终与寡头统治联系在一起
其特征是：有限程度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民参与
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相对不发达的工业经济
在实行国家合作主义的国家里
因政府特许而得以存在的利益组织发挥着政府和经济生产者之间的媒介作用
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限制或控制生产者团体的独立活动
国家合作主义可以加强劳动纪律和管理
同时使相对低效和落后的工业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国际竞争的损害
社会合作主义是与议会、政党和选举等正式民主制度并存的一种政治过程和制度
它的基础是职能代表制
即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垄断组织被政府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
这种商讨过程通常是在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外
作为对政府给予的这种特权地位的回报
利益组织则保证其成员服从利益组织与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条款
与国家合作主义不同
社会合作主义产生于某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利益集团对社会代表性的垄断程度获得了高度发展
这些利益组织不但高度集中
而且有能力对那些违反集体协议条款的成员实行有效的制裁
从长期来看
无论是党内民主建设
还是社会民主建设
墨西哥的经验都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与欧洲不同
墨西哥的合作主义体制
不是通过政府的行政部门与垄断性职能团体进行协商来建立合作关系
而是通过在官方政党的组织系统之内建立垄断性职能团体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结合
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是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建立的
尽管墨西哥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
但是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历次选举
因此
许多人把墨西哥称为“一党制国家”
革命制度党由职团系统组成
每个系统都由为数不一的全国性行业团体组成
每个行业团体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
这样一来
全国民众就被按照行业组织起来
并被纳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之中
从而通过政党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垄断性的利益代表机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职团结构也不断发展和扩大
以满足那些日益增多的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
而“党政合一”体制使墨西哥的职团主义政党体制
发挥了与欧洲的合作主义体制相同的功能
在这种体制下
政治的民主性不是体现在政党之间的竞选上
而是表现在执政党内部的竞争上
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都要为政府和党内的各种职位展开竞争
各个部内的行业团体也要进行同样的竞争
职位的分配依据的是各个部或各个行业团体的实力
而反映实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其成员的数量
因此它们都力图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加盟
为了召纳新成员
它们必须竭力了解召纳对象有什么需要
并千方百计提高自己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的声望
这样一来
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就有可能得到实际的满足
这就是墨西哥式的民主政治
为什么中国应该选择合作主义体制？根据在于：第一
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
第二
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
由于“路径依赖效应”
在近期内建立一种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
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职能社团结构
第四
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为行政机构与社团的联系建立了制度基础
第五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不平衡、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国家来说
多元主义体制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
四、政治民主化：另一种选择？
人们有理由怀疑
在权威主义体制中
在精英结盟的情况下
精英能成为负责任的吗？大众的权利能得到保障吗？合作主义能行得通吗？面对这些疑问
有人提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走出困境
当前的主流看法是
必须把“民主化”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
而所谓的“民主化”就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即实行多党制和普选
如何理解西方式民主？流行的“现代见解”是
卢梭对“民主”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
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已经过时
而熊彼特的“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才道出了现代民主的真谛
在熊彼特看来
“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
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
”亨廷顿据此得出结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
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
……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
一个是竞争
一个是参与
”“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
那么“普选”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说
西方式民主能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廉洁的政府、更平等的分配、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戴蒙德区分了“****”与“选举民主”
“****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
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
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
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
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
还对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
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
还不实行新闻审查
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
”“但是
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
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
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
戴蒙德指出：“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增加
但是****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
”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和金融风险是极为严重的
毫无疑问
政治体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
但是
据此认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国际经验显示
像中国这类东方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
即使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
也难以获得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绩效
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
按照流行的“民主”标准
都属于民主国家
但是
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绝大多数“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
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没有减轻
而且迅速恶化
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问题
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经验资料的支持
以不平等为例
特纳和西雷根据国际比较研究指出：“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民主和国内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则最好的资料也并不证实多元政治和比较平等的模式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主义的那些国家也并不更多或更少地实施多元政治
”“例如匈牙利和孟加拉
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收入总额所占份额（10%）要比巴西的同一群体所占份额（2.4%）高出4倍还多
……以比较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其最不富裕的公民的国家
诸如匈牙利或孟加拉
它们对政治权利表现了高度尊重
而以最不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其最不富裕的公民的国家
如巴西、博茨瓦纳和哥斯达黎加
在这个方面却是同样的
另一方面
某些相对地实行平均主义的国家
诸如摩洛哥或印度尼西亚
对政治权利却并不尊重
但远非平均主义的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是同样的做法
”
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面临着一些列严重的问题
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渡干预经济
他问道：“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他的回答是：“在某些国家
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
不过
在大多数国家
似乎极可能的是
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
而且
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
就像十年前的情况那样
”
问题还要更加严峻
亨廷顿指出：“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
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
压制其对手
靠法令来统治
……在拉美
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
并通过宪法修正案
强行延长其任期
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
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权力漠不关心
歧视少数民族
扼制新闻自由
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
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
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
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
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
”这位民主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无遗憾地指出：“荒谬的是
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
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
”
为什么在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走向反面？亨廷顿认为这是因为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
他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
……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
但是
作为总体
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
”
其实民主政治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承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
这在民主的老家希腊城邦中是一种标准的“特权”
而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里则是一个“神话”
政治从来都是精英政治
都是少数人压迫、剥夺多数人的工具
金耀基在评论冷战结局时清醒地指出：“此次民主的胜利或许主要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成功’
而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脱魅’
……‘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一场处于理想的幻灭过程中的一场各自不断走向反面的竞争
’核心问题产生于对‘理想’与‘实践’之间差距的巨大失望
民主的‘理想’已经许诺得很多了
而共产主义‘理想’则许诺得更多
无论是民主的‘现实’
还是共产主义的‘现实’都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只不过后者背叛得更彻底一些
终于在这一‘理想的幻灭过程’中走向了覆灭
……共产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体制所面临的问题从此一笔勾销了
” 　　五、讨论：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现代化过程中
会涌现出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
原有的政治体制将面临严重挑战
人类的经验显示
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反应模式
一种是“政治民主化”
另一种是“政治行政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
或是在某个阶段上
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民主化
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行政化
那么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是经济
还是政治
还是文化
还是它们的组合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
就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至深至广的影响而言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
没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很难想象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领域的变化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
现代化理论更是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
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信念”
李普塞特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
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
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
他认为
工业化和都市化
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和增加与大众传媒的发展
从而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
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也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兴趣
因而民主就有可能随之产生
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的自主性或独立的影响力
在现代化过程中
一个社会是选择政治行政化道路
还是选择政治民主化道路
（有时）政府的态度、统治策略、贯彻意图的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
对中国而言
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
两千多年来
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
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
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
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
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
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
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
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政治学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蕴含
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
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
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
尽管儒家认为权力不必来自人民
但必须造福人民
政府必须爱护人民
体察民情
“施仁政”
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垂青
并且被人民推翻
儒家非常重视合法性问题
反复重申“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
金耀基也认为
“儒学从未倡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
事实上
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
对昔日的儒者来说
首要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
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
儒学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
”
尽管属于同一个儒家文化圈
东亚各国的政治模式却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朝鲜、日本的政治各不相同
一方面
在朝鲜、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
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日本“一党独大”
“有选举
无轮换”
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
而且连自由都要打折扣
在日本和新加坡
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值得怀疑的
香港没有政治
但是有自由和法治
另一方面
台湾和韩国却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
但是
台湾的案例对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暗示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在台湾
动员和凝聚反专制力量的主要力量是“民族主义”
而不是“民主主义”
台湾的政治运动本质上是“本省人”反对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民族独立运动”
台湾今日的政治格局
与其说是“民主化”的胜利
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胜利
如果没有特有的“省籍冲突”
台湾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
到目前为止
除了韩国和作为特例的台湾
在儒家文化圈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实现了“货真价实”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
维护和建立政治稳定的根本秘诀是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
而如何达成适应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更没有唯一的答案
政治探索的空间是开放的
任何人云亦云的预测和亦步亦趋的选择都是“保守的”
实际上
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
对于学者和政治家而言
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作者:刘伟安卫华    中国政治学  2003-5-17
[内容提要]本文从扩大参与、健全法治和政治稳定三个方面
分别阐述了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
作者运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
结合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转型期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
分别论述了将这三个方面作为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目标的原因（必要性）、条件（可行性）和具体方向（着力点）；并且指出：由于这三个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理论上的一致性
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法治政治稳定
首先应予以说明的是
本文所论的“今后”是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概念
具体的截止时间并未有绝对的限定
这一点
关键要看我国今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展情况
虽然本文仅仅从参与、法治和稳定三个方面阐述和分析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的政治发展目标就可以忽视
也不意味着随着我国今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出现新的更为紧要的发展目标的可能
本文只是基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发展水平所作的思考
认为将这三个方面作为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
不仅是必要而紧迫的
而且是现实可行的
同时
文章也仔细考察了这三个方面建设的内在统一性
得出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这三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结论

一
扩大参与、健全法治与政治稳定

——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的三大目标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
“政治发展”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对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向作出适当的调整
从而更有效地顺应社会的发展并实现自身的更新
例如
阿尔蒙德就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将“政治发展”界定为“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
（1）
实际上
西方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形成
该理论最初是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即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
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政治发展
政治态度和行为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等等问题
阿尔蒙德和亨廷顿（2）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其理论模型林林总总
用以判断和划分传统和现代的标准也各有不同
（3）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他们都将政治体系的变迁放在了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察
因而从广义上讲
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同义语
这意味着研究和探讨政治发展不能离开现代化的大背景
而现代化的大背景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变迁
也包括社会的利益变动和结构重组
具体到我国
这一背景就是社会转型的现实
相应的
我国政治发展也就意味着我国政治系统在社会整体转型中的自我调整和更新
在我们看来
如其就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争论不休
还不如直接以政治系统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性和对社会需求的满足能力作为探讨政治发展问题的起点
研究政治发展
即要研究社会系统对政治体系所提出的新要求
以及政治体系面对这些要求对自身所作的调整
而由于政治体系的复杂性
对政治发展的探讨就需要从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展开
具体到我国的政治体系
我们认为
可以在对参与、法治和稳定这三个最主要的子系统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对我国今后政治发展的大致认识
（一）扩大参与：必要性、可行性与着力点
政治参与
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公民为实现或扩展自身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的活动
“在有关政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
参与都是一个核心概念
它在对于民主的分析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4）对一国的政治发展来说
它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指标
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
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
从而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心理基础；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有利于增加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
还可以有效地DIZHI政府权力的变异：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相分离的情况下
发挥其重要的政治功能
但就我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现状而言
其发展水平离理想的状态仍有相当的距离
更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大转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从总的范围来看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面仍显狭窄
主要是
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比较充分
但对政权体系和重大决策的影响不足
难以进入国家的实质内容
参与的总体特征是精英参与占主导
2
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
公民的主动参政的意识不够；政治冷漠广泛存在
3
在常规的政治参与中
参与主要用于产生共识而不是用于公民对决策的自主选择
4
手段性参与重于目标性参与；重视政治参与的短期效应而不能着眼于长远的民主政治建设
相应地
从利益型参与向责任型参与的转变不足
5
情感型参与偏多
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程度偏高
非常规参与有扩大的势头
而且它们常常与非制度化参与、暴力参与合而为一
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6
我国的政治参与存在着地域、行业、阶层上的巨大不平衡性
对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居民之间
大、小城市居民之间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程度不一致；不同阶层、群体和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要求存在差别；从发展态势来看
大中城市居民、文教科研、党政机关的从业者因其工作性质、文化素质和政治信息接受程度等原因
参与意识较强；而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的大多数（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这类人）
其参与意识则明显偏低
就是说
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要还局限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域和文化阶层以及职业与政治关系较密切者；政治参与要求普遍提高的大众心理基础尚不完全具备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待普遍提高
当然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至今
已经为我国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为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空间
这是制度前提
我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
使公民参与的扩大具有法律上的保障
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性地位；我国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会、结社、游*、示*的权利；（5）我国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直接民主的形式
这些都为社会参与向政治参与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
以上几个方面在目前的发展还很不够
这说明参与的扩大仍有巨大的潜力
   其二
改革带来利益变动和社会结构的重组
社会对参与的需求扩大
这是参与扩大的根本动因
“十五大”报告在展望本世纪中国政治前景时认为
“社会主义愈发展
民主也愈发展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
中国发展目标是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对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和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规模和变动频率会有所增加
个人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会愈加频繁
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扩大将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社会主体的发展积极性也将被调动起来
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愈加敏感和清晰
这就能够更加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它不仅意味着公民参与的扩大
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发展
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其三
我国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展和社会联系方式的飞速前进为参与的扩大提供了物质条件
国家向社会的放权和各项改革使社会和公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在此背景下
一系列的社会自组织纷纷建立
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成长
（6）公民既可以通过参与这些社会组织培养参与意识、提高参与技能；也由于这些组织的政治功能
公民的参与可以转化为政治参与
这将是我国今后政治参与的一个“生长点”
同时
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
使更广泛的政治联系成为可能
更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便捷渠道
剩下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结合上述分析
针对前面论及的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
考虑到我国今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认为
我国今后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上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
并实现社会参与向政治参与一定范围内的转化
即
社会自组织履行更多的政治功能
成为公民参政的现实渠道
随着社会监督能量的扩大
真正地做到公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和监督
2
培养公民主动参与的意识
训练并提高公民的参与技能
解决政治参与的要求与能力之间的矛盾
并培育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文化和规范而稳定的公民参与格局
3
在参与过程中逐步实现公民自主选择权利
使参与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独立主张结合起来
提高公民的参与质量和深度
4
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的要求
全面布局、逐步推进公民参与的进程并确定其主要方向
5
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畅通现有的各种合法参政渠道
使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得到及时的反映、疏通和解决
从而减少非常规参与的范围及其对社会的危害
6
对于农民的参与主要是加大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
在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的前提下扩大其参与的范围；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参与
理应放在我国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中考虑
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公民的参与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
针对各行业的特性
按其从业人员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范围、深度和方式
区别对待
对于目前政治参与比较落后的行业和阶层
应适当想方设法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
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并且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将政治参与作为我国今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来抓
这不仅是我国今后几年内政治发展的目标
而且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发展目标
（二）法治国家：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关法治的内涵
《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法治“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
（7）这一典型解释表明了现代法治的精义在于：在法律的规范下,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既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也是依法治国的客体；法治体现的是政府依照人民制定的法律治理社会与人民依照法律管理、治理公共事物（包括政府）的统一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本质是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
即由人治和策治（政策治理）转向法治
人治和策治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
在此种条件下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是否能够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和政策的正确程度；领导者个人素质和自我约束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外在约束和制衡作为治国的补充和辅助因素
当领导者个人意志与政策、法律发生冲突时
领导者个人意志高于政策甚至高于法律；当政策与法律出现矛盾时
政策权威往往优于甚至高于法律的权威
在此格局下
经常出现政策和法律因为领导者个人的意志或注意力的转变而转变
出现领导者更替或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政策危机、法律危机
因而
随着社会发展
国家治理形式必须逐步实现由人治、策治向法治的根本性转变
主要是：一
要实现法治的普遍性
社会整合主要通过法律操作来实现
法律调节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
二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法律在国家、社会中享有至上权威和至高效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
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开放式地运作
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运作特点,如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竞争性、有序性、统一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契约化等特点都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发展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法治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起源、发展与壮大,决定了法治的起源、形成和确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求法治的规范和保护
同时
法治也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特别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可以规范和限制政府对市场主体恣意的干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建设法治国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涵
首先
确立法治国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特别是法制建设深化的结果
法制与法治固然不同,但社会主义法制本质上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表明它只能是服务于民主而非专制的法制,而这正是法治国家的前提和起点
其次
法制建设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与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成绩斐然
主要表现在:1
立法数量多、质量高
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2
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
学法、用法、论法逐渐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
90年代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正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法制国家的要义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还只是一种治国手段
但法治国家则把这种平等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即“法律面前政府与公民也要平等”
法律升华为一种治国理念
因而
法治国家不只是意味着一种以民主为内容的法律秩序、一种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更主要的是它代表了民主政治在当代社会的一种最先进的政治形态
法治国家成为民主政治在当代社会的代名词
它已经与民主政治本身融为一体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
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1
法制化进程加快
初步形成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同时
一开始就注意对立法权的规范与限制
出台了《立法法》
2
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
政府职能逐渐转变
传统行政模式逐渐向科学行政、依法行政和责任行政模式转变
3
出台了《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
把政府与公民放在同一法律平台上进行治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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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欠发达
以及人治传统的影响
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推进法治国家进程的因素
比如由于传统思维的惰性
避讳法治只谈法制；在法律意识方面,虽然破除了法律虚无主义
但是“工具论”的法律观还盘踞着大片市场；在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情况屡见不鲜
等等
但是
决不能因此而固步自封
缓行或者停止推进法治国家的进程；相反
只有推进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才能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
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认为
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首要的是夯实基础：一方面要制定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比如围绕政党如何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起草《政党法》等；另一方面要针对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等问题
加大执法力度
确实实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树立法律权威
其次
要坚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与完善立宪政体
在制度、组织架构上落实依法治国
目前任务主要是建立、完善政治权力系统的分工：增强人大的监督职能
创新人大的财政预算和审批职能；采取措施
保证司法独立；政府内部分权化
赋予部门和地方更多的治理权力；转变行政模式
实行透明行政
落实责任行政等
第三
在一定意义上讲
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培养具有积极守法精神的公民
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依法推进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进程
在实践中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理的能力
当然
在当代民主国家中,“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8）
积极守法已经成为当代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
第四
建设法治国家既要依据我国国情
又要吸取和借鉴国外法治经验
现代法治虽然源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但是法治的生态性特征决定其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能照搬
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9)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指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有利于保持和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也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
”（10）我国具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 法治传统少
其政治文化是典型的人治文化
由此决定了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一个渐进创造的过程
当然
法治建设也要吸取和借鉴外国的法治经验
主要是法治理念、权力制衡机制和廉政机制等方面
综上所述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
发挥有利因素
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政治发展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条款纳入了我国根本大法,这标志着法治国家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得到了正式确立
这使我们对今后我国的法治国家道路充满信心
（三）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衡量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促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这表明
政治发展一定要把维护政治稳定作为重要目的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11)
关于政治稳定的含义
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看法
宾得认为: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效解决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命令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
他不仅强调秩序,更强调政府对多种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
（12）戴维伊斯顿认为
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
（13）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的权威人物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平衡关系
（14）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但具体到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稳定
就是多层次的有机统一
它主要包括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政治过程稳定以及政策稳定等
其中
政权稳定是整个政治系统稳定的核心
政府稳定和政治过程稳定等处在相对次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20年来
中国政治基本稳定
包括共产党统治地位稳定
政权性质稳定
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政策稳定等
有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强大政党主导的有序政治改革和对体制外政治现象的“压制”等
（15）不过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这些稳定的基础都已经开始动摇
首先
社会经济非稳定因素的增长引起了政治稳定的“共振效应”
当代中国
由于经济增长变缓
下岗职工大量涌现
社会保障发展缓慢
贫富差距日益增大
以及信仰危机的出现
封建邪教思想沉渣浮起等社会经济非稳定因素的几何式增长
导致政绩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
其次
渐进政治改革的“高成本效应”日益凸现
渐进改革空间有限
日益高涨的高期望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建设之间的格局失衡
比如
权力制约机制不足导致吏治腐败愈演愈烈；民主选举仍然局限于村民自治层次；司法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等
摸着石头过河
已无石头可摸
第三,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 开始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短兵相接
国内政治开始应对日益沉重的国际社会政治压力
因此
要实现中国政治在21世纪的稳定发展
关键是建构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政治稳定机制：既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的传动效应
又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化效应；既包括政治文化的建设
又包括政治制度的建设；既要考虑到党和政府的关键作用
又要重视社会中介组织的缓冲作用等
关键而言
它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
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讲,发展经济和共同富裕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统治合法性和实现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其次
要确立动态平衡的政治稳定观
在政治改革中实现政治稳定
在变革创新中优化政治体系；通过稳定的政治发展,实现更可靠的政治稳定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第三
转变与完善政治治理的结构、制度与政策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体系
主要包括：1
完善政党、人大和政府等政治主体间的权力制衡机制
2
坚决肃清吏治腐败
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出现政治动乱的教训时也沉痛地指出:“这次出现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16）3
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扩大其容纳社会精英参与的能力；同时加快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使政治参与、政党间关系以及政党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实现制度化
4
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
推进省级自治
可以试点实行省级直选制度
将政治稳定的责任分散化
提高政治稳定能力
5
推进政治治理观念向公正与正义回归
国家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最重要的主体
应通过再分配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均衡状态
6
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
即把政治资源的分配规则、运行模式和程序等以制度化的形式规范下来
把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纳入到一个可控范围内
比如
中央高层权力交接
一定要通过民主的原则和程序进行
要摆脱代表落后社会的指定模式
第四
完善政治运行机制
平衡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功能
（17）
包括完善泄洪机制和“安全阀”机制（18）、政治沟通机制、政治互动机制、政治文化凝聚机制和政治缓冲机制等
其中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政治稳定的预警机制
江**指出
任何破坏稳定的因素
只要一露头
就要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
早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夕
邓小平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
”（19）
总之
政治稳定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
认真梳理和研究政治稳定问题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我国保持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谋求扩大参与、健全法治与政治稳定的协调发展 ——从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在前文中
我们分别就政治参与、法治建设和政治稳定三个方面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着力点展开了论述
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从理论上讲
参与、法治和稳定是三个不同的政治范畴
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特别是在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整个系统中
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均离不开其它两个方面的配合
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不利于整个政治的发展
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一）
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地扩展
这显然离不开有效的法治
政治参与的扩大具有双面性
它既可能为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提供动力支持
也可能使政治体系陷入崩溃
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难以控制的危害
对此
亨廷顿有一个经典的公式
即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高的条件下
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正比；反之
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的条件下
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与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成反比
（20）也就是说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变动和冲突的疏导与协调能力的强弱
关键要看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程度
但是
就目前我国政治体系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来看
它离预期的水平尚有距离
主要是我国在参与的渠道上仍不够畅通
参与的规则化程度偏低
因此参与需要渐进地推进
使参与在法治的限度内进行
同时
常规而有效的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实现
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公民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走在冷静而理性的轨道上
而不是感情冲动型的非理性行为；规则也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循
这反过来有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而一个稳定而有序社会的实现
不仅需要法治调解机制的核心地位
也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渐进推进
否则
政治体系的稳定就难以实现
社会的秩序也得不到保障
参与的扩大更可能冲击政治体系
造成社会的紊乱
如此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
二）
法治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我们通常讲的“法治”
是使法律在社会关系的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
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
但实际上
法治最本质的精神和内容是宪政
即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以及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作为或不作为
从而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福利
就此意义而言
法治的真正实现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这其中
公民参与的扩大是不可缺少的
公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社会的监督压力
这将促成政府的规范化运作
我国公众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
这里当然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重组
如前文所述
参与的扩大既是必要的
又是可行的
只要让参与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进一步扩大
或者随参与的扩大渐进地对现有制度作适当的改进
参与扩大对法治的深化和法治精神的真正落实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当然
另一方面
法治的推进和真正落实离不开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的长久维持
众所周知
法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在我国法治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推进这项事业更显其艰巨性和复杂性
因而只能着眼于长远统筹规划
这就更需要政治体系的稳定为其提供外部环境
也需要有序的社会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持续的依托
因此
偏废任何一方面
法治也不可能成功
   （三）
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发展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扩大的公民参与提供动力支持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21）虽然有些言过其辞
但也不乏对后发展中国家的警惕意义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社会不仅使原来的各种矛盾暴露而集中
同时也滋生着崭新的矛盾与冲突
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提出了无法逃避的挑战
如何处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实现二者的微妙平衡
是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主题
就目前看来
我国政治发展能得以较稳定而有序得进行
主要得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空间的扩大
亦即在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中我国实现了政治的稳定
但从长远来看
经济改革的绩效终究有其限度
加之经济自身的运行周期
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取的稳定资源将面临困境
同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扩大和社会自身力量的成长
社会对政治体系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因而政治体系的改革将不可避免
尽管时间可能有早晚
也就是说
政治稳定的实现只能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和社会对政治体系稳定而持续的支持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法治和参与
就法治而言
政治运作遵循法治的轨道有规则有秩序地进展
既可将社会的矛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化解
更能使政权体系的运作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和稳定发展的社会支持
就参与而言
主要是随着今后我国社会发展对参与需求的增加
有效而持续的参与是政治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只有通过扩大的公民参与
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得到聚合和表达
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深厚的根源才能得以遏制
可见
政治稳定前提下的政治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参与的扩大和法治的健全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政治参与的扩大、法治的健全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任何一方面的发展均直接影响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只有三个方面协调发展
才能使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因而
我国政治发展在目标定位上也就意味着这三个方面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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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魂
注册时间2003-6-29 TOP 沙发大中小发表于 2004-9-5 11:13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资料贡献  复旦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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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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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魂
注册时间2003-6-29 TOP 板凳大中小发表于 2004-9-5 11:19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资料贡献  复旦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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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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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wang1983
注册时间2004-8-12 TOP 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9-7 10:18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资料贡献  复旦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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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谢谢你啊请联系13973055348 最好是短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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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dekaoyan
注册时间2004-3-4 TOP 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0 20:51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文章结束
资料很丰富啊

不过
有没有试题啊？03年和04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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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feng007
注册时间2003-4-27 TOP 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7 06:58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文章结束
谢谢呀,感激[em:42][em: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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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注册时间2004-12-3 TOP 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8 04:11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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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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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注册时间2004-12-3 TOP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8 04:12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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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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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注册时间2004-12-3 TOP 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8 04:12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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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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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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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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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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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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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neng1979
注册时间2004-10-25 TOP 1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4-12-18 19:30 只看该作者文章开始文章结束
好文章,多谢你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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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dekao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