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开始富平：学者企业家合力另类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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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由经济学家创立、企业家打理、拥有豪华理事阵容的社会企业如何做出“不一样的公益”，又如何面对并“不意外的危机”
　　【《中国企业家》杂志】（陈为 记者 蔡钰）从北京城中向东乘坐40分钟地铁，再在长途公交车上颠簸一个小时，才能看到默然伫立在路边稀疏的丛林里的那所学校。门口陈旧的木牌匾上写着“富平职业技术学校”，清冷的山风有时吹得它咣当作响。
　　这块牌匾已经挂了9年。在它身后，是一家由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牵头设立的社会企业。创设之初，富平学校的主业是给贫困地区的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9年来已经让近万名来自安徽、甘肃等地的保姆走进大城市。
　　“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公益。”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说。他比茅于轼、汤敏晚几个月加入富平，现在是这所学校的核心运营者。跟两个学者创始人不同，他做公益前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也创办过自己的互联网公司，有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
　　借助茅于轼、汤敏在学界和企业界的特殊声望，富平学校拥有家政同行们不可企及的明星股东阵容：汤敏、资中筠、张维迎、丁健等人是常务理事，在其理事名单上还有吴敬琏、林毅夫、柳传志、马云、任志强、潘石屹、吴鹰……
　　茅于轼对《中国企业家》说，自己对乡村建设的推行者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都不熟悉”：“我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问题，着眼于财富创造与分配。他们是从社会的角度，更多着眼在文化、教育。”
　　富平学校有股东出资，也按市场规则运作，但重视社会价值大过利润。企业的盈余也滚动投入到公益项目中去。
　　“刚开始的时候，富平定位两个作用。第一是跳板，让农民先进城里来有活儿能马上干个半年，适应了后可以干别的。第二是专业化。到今天，农民已经不太需要这块跳板了，我们就更多做专业化发展，培训更好的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着眼于中国未来更大的幼儿教育和老年护理市场。”沈东曙说。
　　9年间，富平学校也从单一的家政培训，延伸出农村小额贷款、低收入家庭儿童教育和生态农业等业务板块。
　　这所社会企业身上始终寄托着经济学家和其他参与者们的雄心：提供一种有别于政府力量的公益范本，推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源起
　　2002年，检查完山西永济县的小额贷款项目回京的路上，汤敏突然问同车的茅于轼：“还可以为农民们再做些什么？”
　　茅于轼眼睛一亮，这也是他在想的问题。
　　“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让他们进城来，对他们来说门槛最低的职业就是家政服务员。”汤敏接着说。在亚洲银行工作期间汤敏攒下很多各国的扶贫经验，1990年代初就向茅于轼介绍了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模式。
　　两人一拍即合。汽车行进到太原，二人就开始了解当地家庭服务员用工情况、工资水平与供给需求。等回到北京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北京市居然没有一家家政培训机构。当年，茅于轼和汤敏联络了三四个朋友，共同出资30万元，办起了一所家政培训学校，为贫困地区的妇女提供家政培训。
　　茅于轼分两次给学校注资10万元，是大股东。他给学校取名“富平”，寓意“让平民富裕起来”。
　　2002年3月，富平学校开业，对每个从农村来的学员收600块钱（后来涨到800块），在北京包吃饭、住宿、服装、课本，21天的培训期满后又给他们介绍工作。
　　19岁的湘妹子、富平学校的学员王元佳听北京另一个家政公司里的同乡说，每月要从自己工资里抽出500块钱交给公司。这让王有点惊奇。她在给一个海归家庭的2岁半的小孩当早教老师。每个月，雇主除了发给她2000块钱工钱，还会另付给富平学校150块钱中介费，她不需要给富平交钱。
　　沈东曙把富平学校的模式称作“前店后校”：“富平对农民工的培训、对客户的后期服务算是成本，中介费、服务费、培训费合在一起算是总收入。每年算下来有一点微利。”
　　王元佳2010年从衡阳幼儿师范学校毕业，来北京给富平学校交了500块钱学费，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对0到3岁孩子的护理、亲子课等早教技能。吃饭、住宿和课本都是免费，500块钱是她获得现在这份工作的全部现金成本。
　　转折
　　一开始，茅于轼不打算借力于政府和其他力量。在头两期培训里，他靠做小额信贷攒下的关系，从熟悉的山西等地拉来了55个学员，做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很乐观。但从第三期开始，招生成了大难题。当时负责招生的是从北京通州文化馆退休过来的热心老汉陈祖培，他擅长搞群众活动，但发现自己的强项在农村里不灵光：“一个大男人想（用招生的理由）把一帮小姑娘带走？没人信。”
　　富平学校随后又赶上非典，30万元很快花完。招生受挫的陈祖培很快绝望了：“我觉得茅先生也办了点好事，热热闹闹一回，培训了这么点人就得了。”
　　2002年5月，茅于轼夫人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年轻的男声说，我叫沈东曙，想跟茅先生谈一谈富平学校。
　　当时，沈东曙刚刚把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卖掉，实现了财务自由，打算转行做公益。
　　“我想做个不一样的公益，但不知道做什么。”沈东曙回忆说。2002年4月，他碰巧从杂志上得知，茅于轼的富平学校因为想尽办法招不到学员，才开了三个月就面临倒闭。
　　“我有被投资和投资别人的经验，知道治理和团队对项目的重要性。”见到茅于轼、汤敏，沈东曙直白地说，“反正你们现在需要新人新办法，干脆一块来做吧。”
　　沈东曙的政商经验帮了他，他直接联系有劳务输出需要的安徽省政府，把安徽财政厅、扶贫办、妇联的官员请到富平学校考察，随后又跟妇联到农村去宣传招生。有政府信用作保，安徽来的第一批80个学员很快在北京站下了火车。
　　“我招8个人招了俩月，他安徽一个县就招了80人，我们应接不暇。”陈祖培不得不佩服。而沈东曙因为学校当时的财务情况，在学校会上宣布自己三年内不拿工资，也让陈惊奇：“当然人家都是衣食无忧的，但是之前真没见过这种人。”
　　招生之难解决后，沈东曙当之无愧地成为富平学校校长。
　　2004年，从美国来富平学校交流的NGO同行告诉他们：你们这种做法有个国际称谓，叫社会企业。
　　沈东曙一下明白了，这就是自己要做的“不一样的公益”：“一开始做我也很认真，但那只是出于职业化的态度，我也不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能走多远。但到了2004年，一方面我内心确认能走下去了，另一方面发现，这事还有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