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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停滞的经济，衰退下滑的美国影响力，不断壮大的海外独*者，以及即将由更多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使奥巴马陷入大麻烦之中。但现在还不算太晚，实际上，为了让总统能再次碰上好运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邀请了多名专家为其设计了含有13项条目的B计划。
将近两年前，奥巴马神气十足地踏进（白宫）办公室，发誓要战胜恐怖主义，从伊拉克“负责任地”撤军，在阿富汗实现和平，在国家间构建“广泛合作和相互理解”，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以及“遏制全球变暖的幽灵”，而这恰好是他就职演讲中的一段话。
“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我们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体制承载不了太多的宏伟计划。”这位美国新任总统宣布，“他们都太健忘了。”
要不是奥巴马的乐观精神立即被他前任留下的让人气馁的遗产所打击--两场悬而未决的战争，处于自由落体式下滑的经济，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他眼高手低的毛病还不会很快暴露出来。
22个月之后，奥巴马还是取得了些许成就，他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受到欢迎。但面对国内形势，中期选举后国会更少的支持以及经济学家警告可能到来的双谷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使得他脸上愈加展露出不满的表情。从气候变化到中东和平再到伊朗核问题各项事务的进展都乏善可陈，因为要想找到一个不捏紧拳头的独*者是件困难的事。
换句话说，现在是采取新措施的时候了。用句一位对这些失策了解一二的总统的话说：“如果你活着的时间够长，那么你就会犯错误。”比尔·克林顿写到，“这在于你如何去克服逆境，而不是让它来怎样影响你。最重要还是永不退缩，永不退缩，永不退缩。”那么就来读一读《外交政策》为总统设计的B计划：奥巴马现在应做的十件事，这样未来的两年时间才不至于被白白浪费掉。从一个关于增税方面具有政治智慧的观点，到一剂针对我们严重依赖石油的良方，再到与全世界穆斯林进行对话的非传统新途径，以下这些就是让总统重归正轨的方式方法。
1. 罗伯特·施勒姆：把问题交给民众
面临一系列来自海外以及沿宾夕法尼亚大道下一英里一个甚至更加***敌对的国会持续不断的严峻挑战，贝拉克·奥巴马不得不选择要么屈从于短期政治压力，要么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公众外交形式，把目标锁定在美国人自己身上。
他的处境和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遭受重挫后的情况大不相同。事实上，杜鲁门的最大成就（如“马歇尔计划”）在随后两年才渐渐取得。对于当时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来说，在冷战开始之初，政治纷争的解决要有边有界，而不像今天这样，从基本的宪法权利到打击恐怖主义的每一个问题都已成为经过政党这座磨坊过度精细碾磨而成的谷粉碎渣。
那还只是中期选举之前的情形，想想奥巴马的剩余任期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美国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再承受两年的困境。同时，总统也不能为了继续赢得民主党的支持而不计后果地置阿富汗于不顾，或是永远避免反对派对其在国家安全上“软弱”的指责。无论他做什么，这些抨击都还是会到来。以国家利益为引导，奥巴马应该超越由两党各派在国会内“负责任”的议员构成两党联立的既有模式。这样做仍然不够。在诸如阿富汗和伊朗这类重要问题上，奥巴马还需要将他的想法公之于众，就如同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令人信服的表现那样。这意味着在市政厅和演讲中不断的交谈才能和大部分美国民众在情感和逻辑上建立起联系，而外交政策发言却做不到这一点。
只有当他改变了民意以后，才能去对国会施加影响。否则，他只能成为受困于政党操纵和***之下的一名囚徒。在两年后，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方面的表现不佳将奥巴马送回伊利诺伊的老家，一场引起民怨，不受欢迎的战争以及在具有重大风险的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上软弱、含糊或者是失败的表现都会成为致命因素。奥巴马需要成长为最高外交官，不仅是为了海外的美国盟友，而且也为了国内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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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施勒姆（Robert Shrum），纽约大学罗伯特瓦格纳研究生院公共服务系高级院士，曾担任约翰·克里和阿尔·戈尔总统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
2. 詹姆斯·乌尔赛：摆脱石油
美国人每天需要借用十亿美元来进口石油，这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一大部分以及美元汇率走软的一大主因。每年数千亿美元流向中东，最后为简易爆炸装置和瓦哈比（Wahhabi）学派提供了资助，而瓦哈比学派教授人们憎恨其他宗教，对妇女施行石刑，处死叛教者和同性恋，以及致力于世界范围内伊斯兰王权（caliphate）的创设。十个最大石油出口国中有八个均为独*专制王国，这一点绝非巧合。他们的统治者们从巨大的石油经济租金中获利丰厚。
石油同时也造成了可怕的环境问题。不仅它的碳排放量与煤相差无几，而且那些称之为“芳香族化合物”（如苯、甲苯和二甲苯）构成了我们汽油箱中物质的四分之一，具有高度的致癌性。就如何应对芳香族化合物对我们健康造成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寿命缩短所进行的权威细致的研究每年都要花费上千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来告诫“进口石油”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接着又提出一些无效或不可行的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奥巴马有时得在石油问题上改变立场。“钻吧，宝贝，钻吧”（Drill, baby, drill）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但对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石油市场的控制不起任何作用。昂贵的核电站或风力发电厂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美国电力供应只有2%的份额来自石油。定额与交易？奥巴马所利用的唯一重要环境政策措施将有可能成为一项有益于高碳发电的工具，如果是做得好的话，但是它和运输用油几乎没有多大关系。更何况，奥巴马还没有让它在国会中通过，而他也通过不了。
奥巴马不应该将财力用在解决方案上，以氢（燃料）为例，它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来进行开发，并且要支付高昂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奥巴马反而应当转向能让美国在近期摆脱石油的步骤组合，这里是五件他现在可以做的事情：1)为大规模生产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和插电式油电混合车设立奖励措施；2)命令那些车辆队伍，如城市客车及一些州际汽车货运使用天然气作燃料；3)学习巴西的模式，将发展转移到需符合开放标准、使用混合燃料交通工具的要求，以便酒精燃料能与汽油竞争；4)要求使内燃机的效能获得迅猛提高；5)鼓励汽车制造商朝使用碳复合材料的方向发展，将使汽车变得轻便，只需更小的引擎就能进行驱动。
即使在未来十年，五项措施中的每一个能减少石油运输需求仅约10%，奥巴马就可以打破石油的运输垄断，而现在美国的运输需求大约占到95%。如果总统不立即采取这类措施，那么美国人民就将面对一个严酷的未来：债务负担更加深重，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赋予独*者权力，影响气候变化，还有给国民带来患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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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乌尔赛（R. James Woolsey），乌尔赛合伙人公司主席，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3.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加强约旦河西岸的建设
还是忘掉和平谈判吧，（订立）巴以之间永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协议显得遥遥无期。以磋商作为背景音乐，奥巴马应该严肃应对。他的剩余任期应当花时间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去追逐一个梦想。
在过去两届政府的任期内，华盛顿都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给予了实质性的援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建的警察部队越来越让人信赖且训练有素，他们取代了已故的阿拉法特手下那些充当**部队的犯罪团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也在加强。美国支持巴总理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在“法塔赫”（Fatah）内部防止腐败猖獗再次影响到权力机构所作出的努力。约旦河西岸的GDP增长在2009年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七个百分点，即使是处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巴勒斯坦经济仍旧高度依赖国际援助，而激进组织宣示他们依然具备从西岸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实力。
如果你去建设它，他们便会达成一致。让巴勒斯坦人打消疑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知道建立一个国家是有希望的，使以色列人安下心来的唯一方法则是告之他们的安全将会加强而不是减弱，这是可以亲眼目睹体验到的。对于双方来说，那些进展不会发生在戴维营，奥斯陆或是安纳波利斯，只会在那里，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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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处理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家安全顾问。
4. 布鲁斯·里德尔：创建南亚指挥部
在今天，南亚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中心以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巴基斯坦的局势很脆弱，它可能是世界上核军火库发展最快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但是具有不稳定的内部纠纷；阿富汗则在尽力挣扎苟延残喘。然而，让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尚未准备好如何与这个地区打交道，甚至是在最基本的组织层次方面。为了不将南亚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地对待，美国国家**部门将其分成几个部分：在军事方面，中央总部和太平洋指挥部各自控制该地区的一部分；然而，仍旧让人深感困惑的是，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处理“巴阿”事务的部门与那些处理印度事务的部门互不相干。这可能让印度人暗自窃喜，因为他们不想和这些处于衰败的国家有所牵扯，但对美国来说则毫无意义。
如果奥巴马真的打算认真对待这个地区，那么他需要为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成立一个横跨美国政府内部的执行局。好的组织不能保证制订出好的政策，但一个结构差劲的官僚机构几乎总是成为糟糕政策的出产地。由一个新的军事指挥部统管巴基斯坦和印度事务将有助于极大地改进美国对于南亚的战略思维。不会再出现一位指挥官和巴基斯坦人交流而另一位指挥官和印度人沟通的情况；五角大楼也只会发出一个声音。同样的，国务院也会有所改观：一位获得授权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将肩负外交使命在喀布尔、伊斯兰堡和新德里之间频繁穿梭。
奥巴马准确地认识到，不和巴基斯坦打交道，阿富汗战争就不能有效进行下去。如果不去处理在巴基斯坦占主导地位的战略计算对象：印度，就指望巴方能提供有效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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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布鲁金斯学会萨本中心高级研究员，曾担任三位美国总统的中东及南亚问题高级顾问。
5. 艾伦·莱普森：停止讨好美国的穆斯林盟友
奥巴马需要重新思考他取悦穆斯林世界的举措。在他2009年6月在开罗演讲做出重大承诺之后，政府就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主动进取的方面，而是堕入以各种方式讨好穆斯林的陷阱之中，这和美国的核心价值是相悖的。关于宗教应该是宽容的诸如此类信息完全销声敛迹。早于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在国务院的本·弗兰克林厅举办“斋月”（Ramadan）开斋宴会，举行虚假的仪式就反映出问题尤为棘手。公共场所应当尊重现世的公民道德，而良好的意愿却成为了常识和美国价值观的绊脚石。
奥巴马最好是跳过象征主义，努力在公共政策中推动改善中东国家在提供服务和扩展公民参与度方面的效力。埃及的例子以及它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就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出于埃及的原因以及我们自身的，白宫必须努力确保2011年竞选的公平和合法性。但当政府未能推动最基本的民主改革时，美国和基层活动分子所做出的良好工作需要有更大胆的公开立场和强硬措施来进行补充。
最后，奥巴马为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留下的财产将会很好地展现，包括加强公共机构，促进民主价值和实践，以及发生重大冤屈时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是那些在官方层面上对美国友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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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莱普森（Ellen Laipson）是史汀生中心的首席执行官，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6. 威尔·马歇尔：改写战争规则
小布什由于缺乏来自各方对战斗指导方针和为恐怖分子给予法律制裁等方面广泛一致的同意，所以才在试图书写自己的“反恐战争”规则时极为不顺。奥巴马做得要好一点，但是他的政府在以正确的方式扣押和审判恐怖嫌疑分子上面弄得一团糟。
“9/11”发生九年后，让我们一次性地把事情办好。奥巴马应该引导国际间的努力来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消除困惑和歧义，比如恐怖主义、战争以及对由诸如哈马斯（Hamas）和真主党（Hezbollah）这类组织引发的袭击平民和拿他们作“人盾”的抵抗权利。
特别是，奥巴马应该要求制订一项新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第五项公约，用来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共同的法律框架。这能帮助世界解决“既非士兵亦非罪犯”（neither soldier nor criminal）的困惑，而此困惑一直折磨着前后两届美国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在世界上那些岌岌可危或混乱失控的国家里，给那些针对平民惯常使用的暴力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
一项强硬的新反恐公约可以在为让暴力极端主义名誉扫地的努力中赋予国际社会新的武器。将集体伤亡和自杀性恐怖主义定性为****罪会一定程度地减少迷恋暴力的行为，也会为国际法庭起诉那些招募杀手和策划袭击的恐怖分子提供法律依据。最后，主导推动一项新的日内瓦公约将巩固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核心主题：在寻求共同安全的国际合作的框架内重新确立美国的道德领导地位。
因为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祸害，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为打击和惩罚恐怖分子而制订自己的规则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是时候动用所需的法律工具来武装文明世界，以文明的方式去抗击和打败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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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是美国发展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及创办人。
7. 詹姆斯·汉森：给予公众“绿色支票”
气候政策并非复杂艰深。如果化石燃料还是最便宜的能源，我们对于它的依赖就无法根除。但是化石能源之所以便宜仅仅在于它的生产商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而且它不被拿来支付社会的损失，比如健康风险和长期气候变化的补救。直到奥巴马着手处理这一根本性的不协调，美国由此将会陷入毫无意义、代价高昂的政治斗争，正如在过去两年经历的让人厌烦的涉及党派国会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这类灾难。
不像免费乘车那般轻松，化石燃料应该通过从设在国内矿场或进口港的化石燃料公司收取逐渐上涨的碳排放费来承担起它们的公平分摊（fair share）责任。征收的所有资金应通过每月实行“绿色支票”的方式，按照人均基础直接分发给公众。这将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清洁能源的创新。从短期来看，与支付价格上涨的能源相比，美国人口中有超过60%将从他们的“绿色支票”中获益更多。（对于最富裕的美国人来说并非真实情况，因为他们通常要使用更多的能源。）
不断上调的碳排放价格的好处在于它为通过一项国际间气候协议提供了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机会。奥巴马对去年那场192个国家参与，关于“总量管制与交易”的哥本哈根大会不作指望的态度是明智的，但是他不能抛弃世界上两个最大排放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协定。
中国人永远不会同意将他们的碳排放进行管制，但中国似乎愿意就碳排放价格进行谈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中国领导人为国家的环境质量感到担忧，而且中国人也想避免遭遇美国严重依赖化石燃料那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利益为重：北京正在为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的开发投入巨资。如果美国大力激励促进“绿色选择”，中国的工厂就会尽力满足消费者需求。而且，一旦中美两国在碳排放价格方面达成一致，那么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将跟进。
但愿我们不要忘记，使气候变化趋于稳定也是一个道德议题。我们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如果不加控制，将会威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如果奥巴马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那么他需要接受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道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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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主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是《子孙的风暴》（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一书的作者。
8. 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削减军费开支
尽管有大量关于国防部长盖茨和他削减昂贵军事计划费用的宣传，但是五角大楼在来年高达6800亿美元的预算增长确实被列入了计划之中，这在纳税人承受巨大压力和美国政府必须全面缩减支出的背景下是不合情理的。奥巴马可以在不损害美国安全的情况下节省大笔资金，但也只有当他将军事重点放在一些核心任务上面才行。
不幸的是，总统对于削减军费开支或重新修订美军力量目标没有表露出真正的兴趣。为什么没有？虽然奥巴马满口都是“改变”，但他却仍然继续走着他的前任铺设的道路。和他之前的小布什和克林顿一样，奥巴马将美军看作是唯一的世界警察和全副武装的社会工作者。这项包揽一切的任务需要大量兵力和耗费巨资。和冷战的任何时候相比，今日的美国在军队上花费更多，还得去调节通货膨胀的问题，尽管他们面临的威胁并不是太大。
假如奥巴马认真对待减少赤字和让美军避免“愚蠢的战争”，他就应该将钱用在实际的地方。削减国防开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它能让华盛顿抑制住将美国军队送到世界各地去执行欠考虑的任务的冲动。
鹰派们会尖声喊叫，而美国则一切尚好。奥巴马可以利用国家独一无二的优势--东西两边宽阔的海洋，南北两个友好的邻邦，全球范围内缺乏劲敌，以及能随危险增加而调整的财富（采取遏制的重大战略）。当其他国家具备保卫自己的能力后，美国就可以卸下协防的负担，放弃为修理失败国家进行的无效努力，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的安全挑战上面。这样的重要战略转移将不仅能减少冲突，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而且也让奥巴马能重塑军队以符合更加适度的的目标，并且付出的代价也能让纳税人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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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是美国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也是《强权问题：为何美国军事优势让我们更不安全，更不繁荣和更不自由》（The Power Problem: How American Military Dominance Makes Us Less Safe, Less Prosperous, and Less Free）一书作者。
9. 约瑟夫·齐林乔纳：扔掉核武器
奥巴马需要在美国仍然庞大的核武器库存问题上现实点，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财产甚至无法赶上里根和老布什的成绩。
到目前为止，总统已经在缩减库存和防止新兴国家及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这些收获来之不易，而他的整个战略现在都处于危险的境地：和俄罗斯关于《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Treaty）的磋商耗费了太长时间，政治对手们也拖延了参议院的批准。
遭遇耽搁是很危险的，它威胁到其他计划了的努力，包括禁止核试验和在全球封锁一切武器材料，并且会带来外交混乱。其他国家同意付出更大努力防止核扩散是基于奥巴马承诺要说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削减其军械库。如果削减停滞不前，那么合作也会终止。各国会尽力避免自身损失，而核原料和技术就会向外散播。
不过，奥巴马还是可以重获动力来执行削减任务，而且不用依靠俄罗斯或是参议院。老布什在1991年就这样做过一次，单方面减少超过3000件武器，使美国陆军及海军水面力量实现无核化。奥巴马应以采取有限措施作为开始：公布在美国的核武库里究竟拥有多少武器，加快拆除估计拥有的4200枚剩余炸弹的步伐（克林顿时期每年大概拆除1000枚，小布什时期只有300枚，而奥巴马能轻松达到450枚），并立即将部署的战略武器削减至1550件，而不是等到《新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七年之后。
然后，是时候采取大胆的举措：奥巴马应该单方面地将美国的有效军械库减少至1000件武器（这仍然比美国空军专家判断的必需拥有量多出三倍），并移走留在欧洲的200枚核弹。
这样的削减丝毫不会伤及美国或全球的安全，而且奥巴马拥有大量来自两党和专家对于削减规模的支持。他们会支持他去履行他那引人注目的诺言，真正实现一个无核化世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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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齐林乔纳（Joseph Cirincione）是美国“犁头”基金会主席。
10. 阿什利·泰利斯：改变在阿富汗的游戏规则
从伊斯兰堡在2001年不大情愿地加入到美国反恐活动中以来，它就始终如一地奉行两边讨好的策略。直到今天，巴基斯坦的安全机构还在继续支持各类恐怖分子和反叛组织，诸如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以及伊斯兰协会（Hezb-i-Islami），这些个人和组织经常在阿富汗境内袭击美阿两国的军队；即便如此，伊斯兰堡仍旧不断地向华盛顿榨取大量援助。随着2011年7月美军开始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巴基斯坦对于反叛组织的一贯袒护将打乱奥巴马的原定计划，该计划是准备充分提升阿富汗的稳定状况以便能开展有序撤军。
然而，考虑到事关反恐大业，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均对巴基斯坦的表里不一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国家控制了运送美军物资的主动脉，这些物质包括运往阿富汗的食物、饮水、车辆和燃料。由最近巴基斯坦军队对边境的关闭来看，奥巴马政府必须对巴基斯坦实施B计划拒绝它拿双方合作来漫天要价：现在得开始计划将大量补给品通过北方分布网络进行运输，路线是从格鲁吉亚转阿塞拜疆，过哈萨克斯坦，然后经乌兹别克斯坦抵达阿富汗。尽管和以前相比，美军现在通过这一路线获得了更多补给，但是对巴基斯坦的依靠仍然很大，结果就给了伊斯兰堡敲诈勒索的机会。
随着依靠北方路线的运输补给的增加，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自“9·11”以来在平民和军队援助方面投入了总共大约180亿美元）应该不言而喻地以伊斯兰堡是否切实对抗恐怖主义为基准进行调整。首先，将主要军事装备全部输送到伊斯兰堡应该视巴基斯坦是否停止对威胁驻阿联军和阿国民军的武装集团的支持而定。更为极端的选择（希望这是没有必要的）包括在巴基斯坦领空内扩展无人驾驶飞机和空中力量的活动，或者给印度提供更多公开的支持，这对引起伊斯兰堡的注意和促进阿富汗的稳定必然有效。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对巴基斯坦的撒谎癖保持了十年默许之后突然对它进行挑战，无异于突然改变华盛顿和伊斯兰堡之间一贯遵循的游戏规则：这会致使巴基斯坦人更为执拗以及为其圣战代理人给予更多支持。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但更为痛苦的事实是现今的局势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华盛顿无定限地资助伊斯兰堡的生计也等于在资助美国的敌人。奥巴马政府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向伊斯兰堡宣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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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助理。
11. 德米特里·特莱宁：***伊朗领导层
尽管这些日子里，奥巴马不得不全神贯注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但是伊朗很可能在未来数月成为总统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到目前为止，很清楚地显示出伊朗在朝拥有核武器的方向迈进，而且是想大量拥有，而不是区区一件，伊朗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核武器军械库。唯一存在的问题在于核武器将是被用来作为威慑物，还是地区强权政治的象征或是实际使用。这些问题还将取决于伊朗领导层内部的力量对比。
奥巴马实际上已有两个选项：他可以挑衅伊朗领导层，或是寻求途径影响它，通过支持温和派来扭转局势。到目前为止，在政策领域提及的选项包括直接打击伊朗，支持以色列发起的攻击，或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没有一个选项能奏效，而且每一个都弄得事与愿违。比如驱使政权中的最激进元素，给他们提供攻击以色列或西方的借口。总统必须DIZHI住诱惑，避免使用高度醒目但又生硬呆板的权力工具。
奥巴马政府反而必须努力将伊朗革命卫队中的盟友和宗教狂热分子隔离开，赋予温和派权力。这项策略中的要点包括：增加对伊朗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公开性；与从欧洲和土耳其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外国伙伴进行密切协调；使北约导弹防御计划和它昔日的劲敌莫斯科结盟。当然，这些举措尚不能保证策略取得成功。至少，能够确保成功的是，美国只不过抛给伊朗极端狂热分子一些涉及公共利益无关痛痒的问题，并不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伊朗发展核武器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还是可以阻止它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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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特莱宁（Dmitri Trenin）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
12. 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在人权方面采取强硬措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虽然表现得差强人意，但相比其他国家还是在提高责任能力保护面临大规模暴行的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尽管没能让卢旺达避免悲剧的上演，但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这些地方的领导人们都了解到，屠杀他们的人民要冒来自华盛顿强烈反应的风险的。
遗憾的是，小布什总统玷污了这类行动，当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他还力图站在人道主义的层面上证明入侵伊拉克是正当的。也正如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就像在巴尔干地区那样。”
奥巴马需要将这条原则付诸实施，出于人道主义而使用武力，其实没有比迫切需要逮捕约瑟夫·康尼（Joseph Kony）这个冷酷无情的“上帝抵抗军”（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简称LRA）领导人，保护那些成为他猎物的平民更好的实例了。而且完全不必担心未经约定的干涉介入，逮捕康尼将会是有关政府都乐于见到的。
“上帝抵抗军”是利用反叛运动开始在乌干达北部发展壮大的，但它如今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苏丹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境内对平民百姓实施恐怖统治。它的核心骨干通常袭击偏远乡村，屠杀目光所及的每个成年人，然后绑架孩童，一些孩子的年龄都还十分幼小。男孩们会被训练成背负AK-47步枪的战士，女孩们则被迫充当“丛林妻子”（bush wives）。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数千人已经沦为这些四处游荡的大规模谋杀者们的牺牲品。
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康尼和“上帝抵抗军”的其他首领发出了逮捕令，以战争罪和****罪对他们提起指控，但法庭还是得依靠各国政府来实施逮捕。
迄今为止，乌干达方面已经为追捕“上帝抵抗军”做了大量工作，可是效果甚微。其实“上帝抵抗军”的规模并不大，据估计有200至250名经验老道的乌干达好战者，再加上至少数百名被绑架者。但正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最近告诉我的那样，乌干达缺乏所需要的特种部队、专业情报人员和快速部署能力来铲除这个敌人。
今年五月，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使美国致力于帮助抓捕康尼及其同伙，保护遭受影响的人群，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逮捕康尼将重申实施大屠杀不能被免于惩罚，还将显示，即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重重困难，但出于人道理由使用武力依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具有灵活性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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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是“人权观察”组织的执行理事。
13. 南希·索德伯格（Nancy Soderberg）：调转向南
奥巴马必须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而不要只是关注东方和西方。不管喜不喜欢，美国的经济复苏，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都得依靠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成功的伙伴关系，而这样的伙伴关系正是我们还不具有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显著调整我们全球性机构的领导阶层，从世界银行到联合国安理会，以便更好地代表拥有世界上最贫穷的40亿人口的巴西、尼日利亚、印度、南非及其他国家。
就拿气候变化来说，除非发展中国家将我们看作是来帮助其适应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之间才能达成协议。这不光需要善于辞令，而且还需要资金。与其只是发誓要终止化石燃料补贴，奥巴马不如明确更改这些资金的流向以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那份诺言，到2020年时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资金方面倒不成问题，可我们还缺少对付这些挑战的基本工具。在很多年里，美国军方一直作为华盛顿最显眼的代表，延伸至发展中世界。凭借有效的外交技巧，奥巴马需要给国务院再度投入资金。总统提出的适度增加将近40亿美元的建议不会让诺言打折，而国会却甚至对它进行了大幅削减。现在所需的就是一项慷慨大方的计划来培育出国务院雄厚的财力；要不然，口中谈论的21世纪外交手腕也不过尔尔。正是因为美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比如在今年巴基斯坦的洪灾或是在非洲抗击艾滋期间，我们不仅减少了贫困、疾病和冲突，而且还捣毁了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难所。这就是我们从其后所能得到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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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索德伯格（Nancy Soderberg）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现在是“联结美国”基金会总裁。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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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0 20: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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