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达沃斯论坛参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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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达沃斯经历初始并不顺利。经过了一个星期在新加坡的研究旅行，我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孩子打招呼就动身到“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主办城市大连了。我坐的是商务舱，但是葡萄酒已经没有，只好喝点燕京啤酒凑合了。飞机落地已是半夜，我们被招呼上了机场大巴，并被告知要等待其他旅客。同行的几个美国人---用汉语说---他们宁愿下车，去打出租车。我也跟着一起抱怨，最后巴士送我们到宾馆。睡了几个小时后，5点半钟我被外面的电钻声惊醒了。我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时候宾馆停电了。两眼盯着天花板，用五星级宾馆的枕头捂住耳朵了一个小时后，终于来电了。
    在用早餐时，我遇见了友好的天津市政府的官员，他非常自信明年的达沃斯会议将在他的城市举行，那里去年曾举办了这种会议。后来，我遇见了大连的官员，他同样自信他的城市将被选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永久举办地。显然，两个城市的政治领袖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政党的党员。
    来到会议现场。我们的电动车走在特别通道上，每个街区都有男女警察。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贵宾待遇。达沃斯群体应该是聚集了世界上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从会议日程表上看，我是唯一的“哲学家”身份的参会者，很自然地我纳闷我怎么得到了邀请。
    第一场讨论会是牛津大学主持的“创想研究室”。来自肝细胞研究、纳米科学的专家讨论他们的研究如何能解决老年痴呆症等问题。我夫人和我已经制订了详细的五年计划，旨在保持我的思维活跃，以便推迟这种疾病的到来（50岁学习意大利语，55岁学打桥牌等），不过将来的科学或许会来挽救我们吧。
    接下来是我参加的讨论会“中华文明：变革的历史”。夏季达沃斯已经开始主办关于文化的讨论会，房间里挤满了人。我谈论了儒家复兴的根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很可能采取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相结合的某种方式，中国媒体可能开放，但同时保持儒家风格的某些家长制特征。其他参加者都是中国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参与这个问题的辩论。在这个讨论会上，某个政府高级官员引用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他还补充说人们倾向于自己的食品和文化，我们不应该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东西。我用中文回答说实际上我更喜欢中餐而不是加拿大食物，中国的软实力已经在以食物和文化的方式影响世界了，但是国家需要言行一致才能使自己的软实力产生政治影响力。在我发言后，本来要会见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但他一直没有出现，或许是因为我不那么全心全意支持民主和自由，会见被取消了。几个中国记者给了名片。
    简单吃了中餐后，我参加了关于未来城市的另一个“创想研究室”。具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和科学家讨论了改善城市生活的发明，比如生物降解跟踪器，它能让人们知道垃圾发生了什么变化，因而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认识。这时候我非常疲劳，决定回到宾馆去。是的，我错过了温Jiabao总理的大会发言，但是我觉得可以第二天再了解有关内容。上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达沃斯会议召开期间全城实行单双号规定，这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有一半的汽车在路上。难怪交通这么顺畅。他还告诉我大连以娱乐业闻名，但这个城市的‘小姐’（卡拉OK酒吧里既唱歌又提供性服务的年轻女性）在会议召开期间都被送出去度假了。司机还谈论了一些政治问题，我们离市委越近，看到的女警察越多，似乎个子也更高、更优雅。我心里想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我听政府高官讲话收获更多。
    回到宾馆，我调换到不吵杂的那一边的房间，然后去游泳。但是，半个小时后，我被赶了出来，因为游泳区已经被达沃斯组织挑选的作为未来领导人的一帮35岁以下的“全球青年领袖”预订了。前些界的“青年领袖”中就包括年轻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安吉拉·默克尔、比尔·盖茨。回到宾馆房间，想起儒家朋友蒋庆曾告诉我的话，他只参加肯定能碰见老朋友的会议。或许我应该采取类似的原则。我想改签机票，比原计划提前离开这里。
    几天来，我终于睡了一个好觉。那天早上，我径直来到会议中心接待部要求改签机票。我能看出，刚开始人家觉得为难，但是当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她的客户（指我）是政府高官后，事情就变得很顺利了。接着我加入了参观大连港口设施的组织活动。在乘船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受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训练的英国企业家。我问他这种训练是否对他的工作有帮助，他说拉丁语的复杂语法结构提高了他的分析能力。他还补充说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帮助他提高了写作水平。如果他看了接受过经典训练的作者写的东西，就能马上认出来，即使作者不用拉丁或希腊语词汇。我让他举个例子，他提到了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写的书。这时候我坦承我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许我直接学习中国典籍是个错误。我也在想学习拉丁语是否会改善我的写作风格呢。
    后来，一个友好的年轻参会者问我关于港口设施的问题，我用刚了解的一些知识回答了他，告诉他我“只是”哲学家。我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为辛德勒电梯公司工作。我似乎记得（错误地）该公司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创办的，他说不是，辛德勒这个名字是德国常见的名字，就像英语中的“Smith”。我又问他参加哪个讨论会，他说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亲戚。我的脸上肯定显出了困惑，因为他接着补充说他是创办这个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的儿子。我说“啊，祝贺你。”很快我又后悔我的愚蠢的反应。我们继续聊天，发现两人都娶了中国太太。
    回去吃中餐的时候，我碰见了同事和朋友阎学通，他或许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政策学者。我和一个获奖的社会企业家聊天，此人帮助新加坡外国保姆改善家庭经济管理。后来我还遇见了老朋友帕拉格·卡纳，了解到他已经当选为“全球青年领袖”。我们第一次认识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正为《第二世界》一书做准备性的研究。他的风度和智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当时我感到担心，这样一个年轻的学者是否真的能成功。结果，他的书成为国际畅销书，他本人也成为全球政治家的地缘战略顾问。他的下一本书是《如何管理世界》，我想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帕拉格或许已经是国务卿了。我们的话题转向私人问题。我们聊得很开心，我开始后悔改签机票了。
    午饭后，我参加了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吸引人的讨论会。接下来是我参加的另一场活动，作为“中国经典”的讨论组成员之一。两个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谈论了影响他们世界观的书，我谈论了一些儒家经典，强调不同的书是服务于不同的目的的。听众中有人问于丹的《论语心得》，一讨论者说于丹是他的好朋友，然后讲了一些客气的话。我用中文说她不是我的朋友，可以随便谈，然后批评了她对《论语》的去政治化的解释。谈话结束后，我接受了大连电视台的采访。记者问到我的个人生活以及为什么对儒家感兴趣等问题。因为没有声音，我们只好重新做一次采访。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二次的采访中，我变得更有活力也更真诚。接着是大连市政府主办的非常热闹的“文艺联欢”。我和帕拉格一起喝了几杯葡萄酒，回到宾馆时心情好多了。在回宾馆的车上我碰见了友好的加拿大电脑技师，他曾经创立了阅读器制造公司“ThingMagic”。在宾馆，我本来要参加另一个达沃斯晚会，但是错误地闯入一个公司聚会，碰上了在北京一起打冰球的伙伴，又喝了一杯葡萄酒，就睡觉了。

    第二天（会议的第三天）早上，我直接找到旅行接待处工作人员，要求把机票再改签回原来的样子。他们面对这样不理性的要求非常客气，令人吃惊。我参加了关于特大城市发展的上午第一阶段会议，了解到中国不同城市进行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实验。他们竞相显示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的本领，希望吸引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后来，我认识了美国一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表达了对国会中“疯狂的”的共和党人和出于煤炭利益和组织起来的工会对中国有敌意的民主党人的沮丧，这些人阻碍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事业的进步。我跟他谈了自己的研究，开玩笑地把我写一本关于贤能政治的历史和哲学的书的打算称为“五年计划”，他说他开始看到在非民主背景下这种五年计划的优势了。
    最后一场讨论会是“社会变革的创新观点”。我们先交流关于社会变革的众多观点，然后分成一些小组，由知名“社会企业家”担任小组长。一参会者提到富裕国家的人在过一种不道德的生活，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过类似浪费严重的生活的话，我们都将“下地狱”，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改变生活方式。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组长是硅谷一家技术公司的总裁安德烈·纳波勾（Andrej Nabergoj），他委托我负责想出一些点子，鼓励人们过有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经过了40分钟的头脑风暴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游戏点子，那就是奖励那些在生活中成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人，为相对成功者减免税，为最好者授予“环保先生”“环保女士”荣誉称号。人们不再热衷于物质商品的满足，而是竞相参加我们“为了更少付出更多” 的游戏。人人都可以成为该游戏的成员，那些担心隐私问题的人可以选择离开。安德烈·纳波勾在向大家汇报我们小组的主意时讲得很精彩，他说话信心十足，就好像这建议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现在不过是修改细节而已。我建议这种竞争应该先在像中国这种国家的城市里进行，因为一来他们集体观念更强，二来测量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测量个人的更容易一些。我离开会议的时候又感到乐观起来。
    我匆匆赶到机场，登上了飞机。这次商务舱有葡萄酒供应。我有时间在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前再喝一杯了。
    译自：“Davos in Dalian by Daniel A. Bell”
作者简介：贝淡宁，清华大学（北京）伦理学和政治理论教授。新著《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