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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拉克战争之后,有人主张美国只要管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就行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时代还没有结束,但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我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结束伊战,然后重建美国在军事、外交和道德领域的领导地位,抓住新机遇,应对新威胁。要应对新世纪的挑战,美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美国。
巴拉克·奥巴马,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注:现已确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全人类的共同安全
在上个世纪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领袖们,像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都成功保卫了美国人民,并努力开创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实际行动确保了美国领导并改善着这个世界——我们代表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自由并愿意为自由而战。
罗斯福不仅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他提出的四大自由为我们的反法西斯战争赋予了崇高的目的。杜鲁门勇于创制新战略——军事力量与马歇尔计划相结合——以对抗苏联的威胁,捍卫了世界和平与各国利益。当殖民主义瓦解、苏联与我们形成核武器力量对峙的局面时,肯尼迪改革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创建和平队和进步联盟。他们运用我们的力量向世人展示了最强大的美国。
今天,我们需要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本世纪,人类面临的威胁并不比其他时候少,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为复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恐怖主义运用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无赖国家与恐怖分子相勾结,新兴力量挑战****秩序,弱小国家无力保卫国土与国民、全球变暖带来新疾病与自然灾害、诱发冲突。等等。
承认威胁的严峻性并不是要宣传悲观主义。相反,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新世纪呼唤新的领导,我们继承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911事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击,但布什政府观念僵化,依然将其归入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寻求军事解决的途径。正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误导下,我们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本不应该发动的战争。就是在战场战争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中,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原则已经不再相信。
当数以千计的生命牺牲、亿万金钱投入战争而一无所获时,许多人觉得美国应该放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权,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国内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决不能那么做。在当今世界,美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美国。我们不能退却,也不能以力服众。我们要身体力行地领导这个世界。
要领导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那里汲取营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定和福利取决于美国以外世界人民的安定和福利。美国领导世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人民同属于人类大家庭,全人类安危与共。
美国时代还没有结束,但我们必须改弦更张。那些认为美国领导已经终结、美国力量在衰退的人,忽略了美国对于世界的历史使命。如果当选总统,自就职的第一天起,我就会致力于让美国重膺这一历史使命。
跳出伊拉克
要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结束伊战,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更为广大的中东地区。我们的初衷是要打击9月11日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发动伊拉克战争偏离了我们的目标。选择在第一时间发动战争已属重大的战略失误,美国文职领导人们在战争过程中的无能表现加重了这一失误。我们已经牺牲了3300名美国战士的生命,还有更多战士正在遭受各种各样病痛的折磨。
美国战士不畏牺牲的表现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是时候我们的文职领导人承认以下惨痛的事实了:应对伊拉克国内逊尼和什叶两派之间的争斗,我们不能强行使用军事解决的办法。为了更好解决伊拉克问题,我们应该向伊内战各方施加压力,呼吁他们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而要想有效施压,美国必须分阶段撤军,最终的目标是要在2008年3月31日之前从伊拉克撤离所有战斗部队,这个日期与伊拉克两派联合调查组设定的日期一致。如果伊拉克政府达到了它之前承诺的国内安全、政治、经济条件,撤退计划可以暂停。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到最后,真正能带给伊拉克和平与稳定的只有伊拉克自己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发起广泛的地区和国际外交行动,与各国协商帮助伊拉克结束内战、防止其蔓延、减少伊拉克人民的痛苦。为了让国际社会相信我们的动机纯正,我们有必要声明我们无意在伊拉克寻求永久军事基地。我们只需在该地区保留最低水平的超视距军事力量,以保护美国的人员和设施,继续训练伊拉克安全力量,肃清基地组织。
陷于伊拉克的泥潭让我们无力顾及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许多问题还因此变得更加棘手。只有改变对伊策略,我们才能抽出身来着手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这个烂摊子布什政府已经忽略了很久。
三十多年以来,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还有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一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美国,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协同各方,实现这一地区的永久和平。近年来,他们的期待基本上落空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而坚定地申明我们的承诺,即确保以色列——这一地区我们最强大的盟友和唯一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安全。在我们与这一地区不断增强的威胁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这一承诺显得更加重要。这些威胁势力包括日益强大的伊朗、混乱的伊拉克、死灰复燃的基地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今天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我们必须争取彻底解决巴以问题、实现两国的和平与稳定。为此,我们必须协助以色列确定并支持那些真正热爱和平的人、孤立那些只想着挑起冲突、制造混乱的不安定分子。美国领导世界致力于和平与稳定必须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个人必须做出承诺。如果我当选,我会做出这样的承诺。
我们必须重启美国的外交机器。外交先行,政治、经济、军事做后盾,只要我们的外交政策坚定而务实,即便同伊朗、叙利亚这种长期与我们对抗的国家打交道,我们的行动也会有收获。事实证明,我们以军事相威胁、依赖中间调停组织的政策是失败的,没有能制止伊朗实施核计划、支持恐怖组织、进行地区扩张等行径。尽管我们绝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我们也不应拒绝与伊朗直接对话。我们的外交目标是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伊朗继续其核计划的成本,包括对其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透过其主要贸易伙伴向其施加更大压力。国际社会必须合力制止伊朗的铀浓缩计划、防止其拥有核武器。让核武器落入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极端国家,对世界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向伊朗——特别是伊朗人民——展示放弃核计划后的前景:经济不再封锁、安全得以保障、外交得以建立。外交政策辅以一定的压力,同样可以让激进的叙利亚回到更加温和的立场,这样以来就能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变化:稳定伊拉克、孤立伊朗、解除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更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重振美国军事
要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马上着手重振美国的军事。为了维持和平,强大的军事比任何力量都更有必要。遗憾的是,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告诉我们,美国的军队正在遭遇一场危机。五角大楼找不出美国境内有哪一支部队完全做好了应对伊拉克以外的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准备;百分之八十八的国民警卫队无法做到立即向海外部署。
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遇重整我们的军事,以备未来之需。我们必须保有快速打赢一场常规战争的能力,以捍卫我们的国土和重大利益。我们还必须具备快速达到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角落的能力,以打击那些非对称的、高机动性的敌人。
我们应该扩充我们的地面部队,陆军扩充65,000名,海军陆战队扩充27,000名。当然不能只是凑足人数,我们要招募素质最好的人员,训练他们克敌制胜的能力。这要求我们给我们的战士提供一流的装备、鼓动和训练——包括外语和其他关键技能。每一个防卫计划都必须根据现实需要、战地不足、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重新进行评估。我们的军队必须重建某些能力,改造某些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国民警卫队做好随时开往海外的准备。
一味增强军力是不够的。作为三军总司令,我还将合理运用我们的力量。在把我们的战士派往战场之前,我会明确我们行动的任务,听取指挥官们的建议,客观评估情报并保障部队所需物资与其他支持的供给。当美国遭遇攻击或紧迫威胁时,如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哪怕是单边的,以保卫美国人民或我们的重大利益。
除了自身防卫的需要,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安全以巩固全球稳定,我们也必须考虑使用武力。这样的情况包括:支持我们的盟友、参与他国的稳定与重建计划以及对抗大规模的暴行等。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尽可能准确判断他国在此过程中的支持和参与情况,就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做的那样,当时美国联合了多国力量共同把萨达姆从科威特驱除出去,而不是单枪匹马蛮干。遗忘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在伊拉克正经历这惨痛的教训。
阻止核武器扩散
要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应对美国以及世界安全的紧迫威胁——核武器、核原料、核技术的扩散以及核武器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危险。要知道,只需要一件核武器,就可以震撼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那样的灾难远非911事件可比。
舒尔茨、佩里、基辛格、萨姆能警告我们,目前美国的对策并不足以应对核威胁。核不扩散公约正遭遇挑战,许多新的民用核计划可能增加核武器扩散的途径。基地组织已经扬言要用核武器袭击美国。恐怖分子不必关起门来自己研制核武器,他们只需要偷窃或购买核武器,或者想办法弄到核原料自己仿造即可。目前,有大量浓缩铀存于世界上超过40个国家的民用核设施中,其中有些被保护的很不得力。在前苏联地区,尚有约15,000到16,000件核武器,以及可以再制造40,000件核武器的大量库存铀和库存钚,所有这些都散布于广袤的前苏联地区。已经查出有不法之徒走私核原料到黑市上交易的案例。
作为总统,我将与他国一道致力于保障核武器的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挫败不法图谋,以极大减少美国与世界面临的核危险。对于那些处境危险的核武器与核原料,在四年任期内,我会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确保它们的安全,这是阻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最有效的方法。
为此,我们需要俄国的积极配合。当然,我们仍要争取推进俄国的民主和责任感,但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我们也要同其开展合作。美俄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就是确保核武器与核原料的安全。我们还需与俄国一道更新我们的核观念,抛弃冷战时期那一套旧的观念,淡化核武器本身的作用。美国不应急于制造新一代的核弹头,除了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还应利用目前的核技术优势争取与俄国建立共识。所有以上这些策略都可以在确保美国具备强大核威慑力的前提下实施。这些策略最终会增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安全。
在控制现有核武器存量的同时,我会致力于推动各国签署一项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生产核武器原料的条约。我们还必须防止核武器技术的扩散,确保没有国家能够在和平开发核能源的名义下制造或接近制造核武器。基于此,我如果当选,将尽速拿出5千万美元成立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的核燃料库,并修订《核不扩散条约》。我们还必须全力实施参议员理查德·路加和我一道推动通过的法律,以利于我们和我们的盟友调查并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世界的走私行为。
最后,我们必须与国际社会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制止伊朗试图拥有核武器的企图,清除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在中东和东亚地区制造危险的核摩擦。在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我不会放弃使用军事手段,但我们的首选是持续的、直接的、积极进取的外交策略,而这正是布什政府无力或不愿去使用的。
打击全球恐怖主义
要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形成更加有效的恐怖主义全球应对机制,以对付像911这样空前规模的袭击。从巴厘到伦敦,从巴格达到阿尔及尔,从孟买到蒙巴萨岛,到马德里,那些拒绝现代文明、反对美国、歪曲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们,仅在过去十年,就已经伤害了数万人的生命。因为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行动,我们打击恐怖主义也必须是全球性的。
我们必须恢复关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那里是我们打击基地组织的核心前沿,也是恐怖分子扎根最深的地方。如果行动迅速、明智、果断,我们在阿富汗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我们必须制定完备的战略,一方面增加在阿富汗的地面部队力量,同时努力取消有些北约盟国为本国驻军所设的限定。我们的战略还必须包括持续的外交手段以孤立塔利班组织,同时提供更加有效的发展计划以援助遭塔利班袭击的地区。
我将与盟国一道坚持要求(不仅仅是请求)巴基斯坦镇压塔利班、追捕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并断绝与一切恐怖组织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将推动巴基斯坦与印度开展对话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推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展开对话以解决双方的历史争议、开发普什图边界地区。如果巴基斯坦对美国能够更有信心,他们就不会再认为只有与塔利班合作才最有益于他们的利益。
在南亚和中亚地区行动起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努力应该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务求让那些企图谋害美国民众的恐怖分子无处藏身。为了打败基地组织,我将致力于构建21世纪的军事和21世纪的伙伴关系,如同曾经取得冷战胜利的**产主义联盟一样强大,从非洲的吉布提到亚洲的坎大哈,我们的力量会出现在任何恐怖分子可能出现的地方。
在美国国内,我们必须加强国土安全,保护那些全世界都仰赖的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增加国土安全开支,在减少风险方面做好工作,这需要我们在维护公共交通安全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弥补航空安全的不足,客运飞机上的所有货物都须查验,根据检查项目明细,所有乘客都必须一一接受检查;升级港口的安全检查系统,确保货物都经过激光检验。
为了在保障国内安全和反恐行动方面取得成功,我们需要能有效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情报系统。今天,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仍停留在911发生以前的状态,我们要重启情报系统改革,仅仅小修小补是不够的。我们的敌人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为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和实际工作中加以改进,以确保能有效搜集并在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之间共享情报信息。我们必须在人工情报方面多下功夫,在外部署更多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以及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的专业外交人员。我们还应该把关键威胁的竞争性评估工作制度化,改善我们的分析方法。
最后,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战略以打败全球恐怖分子,不只是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依靠美国方方面面的力量。正如一位美军高级指挥官说过的,只要人们还有尊严和机会,“极端主义的市场就会大大削弱,哪怕不能被彻底消灭。”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同我们的盟国一道,帮助增强弱小国家的实力,重建那些失败国家。
在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地方,打击恐怖主义的恐惧预言家们不能仅仅靠口头上的民主。我们需要加深了解产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以及他们的信仰。伊斯兰世界内部现在正进行着一场争论,一派相信和平、宽容、发展与民主化,另一派偏执、暴力,对个人自由以及整个世界都抱持不宽容的态度。美国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增强温和派的力量,包括在教育、医疗、贸易、投资等领域,并且为那里的政治改革家提供稳定的支持,扶持公民社会的成长,这曾为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我们的信念在于希望,而极端主义的信念在于恐惧。因此,我们能够并终将取得打击恐怖主义这场斗争的胜利!
重塑伙伴关系
要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准备重塑美国与他国的联盟、伙伴关系,改革相关机构,以应对共同威胁,保障共同安全。改革的办法不是由美国闭门造车推出一套方案然后逼迫他国在方案上签字,而是通过说服他国政府及其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这些改革也攸关他们的利益。
然而,我们以前的做法却往往给盟国们相反的印象。以欧洲而言,我们对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保留意见不屑一顾;在亚洲,我们无视韩国政府改善同北朝鲜关系的努力;在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我们没有表现出对其移民、平等及经济增长问题的充分关注;在非洲,我们居然坐视达尔富尔大屠杀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对于非洲联盟的呼吁,我们做的也很不够。我将重塑并加强美国与以上地区的盟友及伙伴的关系。
要维持伙伴关系的生命力,需要各盟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合作以及改革。北约转型在过去15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它已从冷战时期的安全机构转变成致力于和平的组织。但今天,在阿富汗问题上北约仍然暴露出了不足,正如参议员路加所言,“北约不断增加的使命与其滞后的执行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弥合这一矛盾,我将号召盟国增加参与集体安全行动的部队数量,提升北约的重建和维持稳定能力。
在加强北约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改善与其他重要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关系。亚洲地区,中国正在崛起,日本、韩国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为此我将致力于打造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局限于现在的双边协议、不定期峰会或者像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样的特别安排。我们需要同东亚国家建立一个内涵丰富的基础制度安排,以促进该地区的安定、繁荣,对抗各种跨国威胁,包括菲律宾的恐怖组织、印度尼西亚的禽流感等。我将敦促中国发挥与其崛起的力量相匹配的负责任的作用,带头关注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这带给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与中国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此外,在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时,我们需要同世界主要国家保持有效的协作,这些国家包括正在崛起的巴西、印度、尼日利亚以及南非。我们需要让所有这些国家都参与进来维护国际秩序。为此,联合国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现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实际行动能力仍然较弱,维和行动过分开展。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通过了八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却没有一项决议谴责达尔富尔大屠杀或津巴布韦的侵犯人权行径。当然,要想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美国必须首先对联合国及其宗旨重新倾注心力。
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改善我们同盟国伙伴的关系,这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带给这个星球的史无前例的威胁时,尤其显得不可或缺。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淹没世界各地的沿海地区,包括美国东海岸地区。温度升高、雨量下降将导致粮食减产、冲突增加、饥荒、疾病与贫困。到2050年,大饥荒将造成世界上2.5亿人背井离乡,这意味着世界上那些最不稳定地区将变得更不稳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制造者,美国有责任带头应对气候变化。要知道,正当其他工业国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我们的排放量却在以每十年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速度稳步增长。作为总统,我准备启用“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以大规模减少我们的碳排放量;我将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更多采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生物能源的潜力等,使美国最终摆脱对海外能源的依赖。
我们自己做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只是第一步。中国将很快超过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在处理与欧洲、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时,必须把发展清洁能源放在核心位置。美国必须研发高效、清洁能源的相关技术,然后利用援助政策和促进出口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跳过碳能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包括兑现减排承诺,尤其是那些排放大国:美国、中国、印度、欧盟和俄国。这一挑战十分严峻,但如果能实现,我们仍能从中获益。到2050年,全球对低碳能源的需求将达到每年五千亿美元,如果能满足这个需求,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将开辟新的市场。
构建正义、安定、民主的社会
最后,为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将把更多精力放在关注共同人性上,以增进共同安全。我们在全球的行动不应以我们反对什么为依归,而是必须向世界清晰地传达我们信仰什么。至关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应该向世人表明,今天生活在恐惧和匮乏之中的人们,明天将能过上有尊严和充满机遇的生活。
近来,全世界的人们听到了太多“自由将至”的宣称,但遗憾的是,他们开始把这种宣称跟战争、苦难以及强迫的制度转型联系起来。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首先我们必须展现出美国人民的正派与抱负,这要求我们停止在深夜将罪犯运到遥远的国家接受折磨,停止不经司法程序的拘留,废除无法无天的秘密监狱网络
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应可以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美国必须承诺巩固正义社会的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建立负责任的机构向民众提供服务和机会,这样的机构包括强大的立法机构、独立的司法机构、诚实的警察力量、自由的媒体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在饱受贫穷和战火折磨的国家,民众渴望免于匮乏的自由。国家贫弱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考虑,我们必须大力减少全球贫困,并同我们的盟国一道,将更多的财富用于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我们必须致力于建立高效、民主的政府,以构建良性而有教养的社区、发展市场、创造财富。这样的政府也具备更加强大的组织能力打击恐怖主义、制止致命武器扩散、建立医疗基础设施以防止、监测、应对致命性疾病包括艾滋病、疟疾、禽流感等。
作为总统,到2012年,我将把我们应对上述挑战的预算增加至目前的两倍——500亿美元,并保证把这些费用运用到有价值的目标上。过去20年中,美国对外援助基金除了帮助平衡美国的通货膨胀,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我们应该做到更好。美国帮助他国建立更加正义和安全的社会,但我们的贸易协定、债务免除以及对外援助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坚持呼吁改革,呼吁打击从内部侵蚀社会与政府的腐败行为。我们不会以资助人的身份对受援国指手画脚,而是以伙伴身份,希望受援国改进其不足。
我们的国际艾滋病项目发展迅速,这说明外援增加确实能带来积极效果。作为我们对外援助的一部分,我将拿出20亿美元建立全球教育基金,让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消除全球教育赤字,就像911调查委员会建议的那样。只有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被教育要建设而不是毁坏时,我们才有希望构建一个机遇胜过危险的世界。
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和安全上的理由来重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以实现所有人的平等与价值。如同肯尼迪总统在其1961年就职演说中提到的,“为了地球上那一半生活在苦难之中并努力奋斗以挣脱悲惨境遇的人们,不管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我们都誓将帮助他们自救。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与共产党人斗争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他们手中的选票,只是为了正义。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穷困的大多数人,它也无法拯救富余的少数人。”我将向世人展示美国仍然忠于其建国之基,重建美国领导,不只是为了美国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重建国民的信任
面对希特勒,罗斯福总统宣称,我们的力量,“用于追求至善,也用于打击罪恶。我们美国人不是破坏者,我们是建设者。”现在的美国需要一位能凝聚国内共识的总统,我们面临的使命同当年一样严峻。
毕竟,只有当美国人民理解并认为攸关其自身利益,并且相信他们的政府肯倾听他们的关切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才能成功。如果我们不能给我们的国民带来安全与机会,我们就无法增加对外援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帮助那些受困于全球经济的美国工人,我们就无从谈判贸易协定来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如果美国国民拒绝开拓创新、节省能源,我们就不能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不能制止全球变暖;如果我们不能证明我们将明智、审慎地使用武力,美国国民不会支持我们出兵危险之地。但是,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能够重建美国国民的信任——如果国民认为他或她审慎、智慧、不事张扬并始终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我相信,到那时美国国民会迫不及待地看到美国重建领导地位。
我相信美国国民也认为今天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述又一个伟大的故事了。如果我们勇敢地向着未来行动起来,我们将有机会跟我们的后代讲述这样的故事:我们曾帮助中东地区实现了和平;我们曾致力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我们确保了核武器安全,避免了人类遭遇毁灭的命运;我们曾打败了全球恐怖分子,给世界各个被遗忘的角落带去机遇;我们曾复兴了美利坚,这个几百年来吸引世界各地疲惫的旅行者们来寻找机遇、自由与希望的国度。
曾几何时,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翘首以待美国医生的到来,他们的卧室中悬挂着肯尼迪总统的肖像,数百万人每天都热切盼望着信箱里美国来的信,盼望着有一天他们可以远赴美国去学习、工作、生活,或者哪怕只是享受那里的自由空气就够了。
美利坚可以再次变成那样的乐土。重建国民的信任和信仰的时候已经到来,重建世界人民信任和信仰的时候已经到来,他们信任和信仰的美利坚是打击罪恶、促进至善、重新领导世界的美利坚。
本文原载《外交事务》,2007年7/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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