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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6-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06AZZ001)
[作者简介] 杨光斌(1963-),男,河南南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与问题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仅用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
不能解释的方面,还在思维方式上改变了人们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诺斯的成
就来自在方法论上对统一化社会科学的努力。但是,诺斯基于“本土化”观察而产生的制度变迁
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即使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由于只侧重于连续性变
迁方式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关键时刻,理论的解释力也遇到挑战。由于这种缺失,诺斯必
然忽视了非制度性观念与非正式规则的不同。而在关键时刻的制度变迁中,非制度性观念甚至
引导着正式制度的创新并改变着非正式规则。因此,要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诺斯的理论需要嵌
入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
[关键词] 制度变迁;非连续性变迁;历史关键时刻;观念;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7)03-0030-08
国内政治学、经济学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
绍和研究已经很多了,在此没有一一列举的必
,但是大多数文章集中于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
识形态理论,以及诺斯关于宪法结构与制度安排
命题。我认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不仅在
理论本身,即用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这三位一
的理论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
,更是因为该理论带来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思维方
上的变化,尤其是其在统一社会科学上所做的开
性工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掘诺斯理论的价
。同时,随着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发展,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问题也进一步显现
来。诺斯主要研究的是既定制度结构下的制度
迁,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资本主义革命后,作为
济环境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并固定化了,正如托
斯和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时说,
们并不想解释经济环境的变迁,这类变迁是肯
发生了,对它们能发生的原因的任何解释将是十
有意义的。不过,它们对这一制度创新模型来说
外生的。”[1]271那么诺斯的理论对于政治上正在
成长或建设中的国家的制度变迁是否适用呢?毕
竟,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依然处于社会和政治转
型之中,政治并不是“外生的”,而与制度变迁具有
内在的关联性和与经济变革的同步性,甚至可以说
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政治变迁。与此相
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
而言,能否用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制度创新
活动?带着这些新的认识与问题,本文将对诺斯的
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作为解释项的政治变量
为了便于我们理解该理论对于政治学和经济
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简单地介绍诺斯的国家理论是
需要的。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国家,但
是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已经发生
了。已经产生的国家拥有合法地垄断并使用暴力
的权利,自然要制定有利于国家存续的经济制度和
其他制度安排,因此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2]111
国家或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
键性环境,这是对西方国家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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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英国的成功和西班
与法国的失败主要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
有效地保护产权。[3]13而在以后的争霸战争中,
国所以战胜法国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光
革命”的结果。在“光荣革命”之前,由于斯图亚
王朝信贷不足,债务很少有超过200万英镑的时
。到1790年,在英国与法国为争霸而开战的前
,英国的债务是2.44亿英镑,相当于该年岁入的
倍。[4]253-293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
国的财富是一种“人为财富”。[5]155在我看来,“人
财富”其实就是“制度财富”。与英国相比,法国
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居优势地位。更为重
的是,当时法国实实在在的财富即国民生产总值
英国高一倍多(法国为16 000万英镑,英国为
800万英镑)。[5]440但是,法国实实在在的物质财
却败于英国的“制度财富”,这是因为“光荣革命”
产生的主权在议会的体制,形成了对本国产权、
济活动、信仰自由以及个人自由的政治保护。这
新的政治安排产生了一个强国,使英国以一种前
未有的有效方式获取资源,并且促进了英格兰在
际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产生
及最终形成无人匹敌的格局。
政治制度在一直具有自治传统和商业力量强
的西方国家尚且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权力
制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呢? 1500年是人类文明
分水岭,中国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明清之际的资本
义萌芽的失败。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演变
资本主义组织体系?就是因为政治制度。在专
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里,依靠生产力的自然发
,很难形成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进而演进为新的
会形态。明清之际权力对商业的掠夺以及由此
发的民变,经典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而不
”的过程和根本。[6]
东西方的制度变迁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就是政治的重要性。因此,诺斯的国家理论在一
程度上或许能够改变人们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
一般看法。过去,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制度变迁
政治发展看成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政治总是
当作一种被解释变量。如果说经济学家这样认
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还可以理解,那么政
学家的这种思维就值得反思了,因为从古希腊到
代,政治学的传统一直是国家中心主义,政治学
是关于政体的学说,传统政治学关于国家兴衰的
识大都是从政治制度角度开始的。直接来源于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新强
调政治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之于人的行为
的影响,而制度又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
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
安排。[7]
比较政治研究同样坚持政治的重要性甚至决
定性作用。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有两个主导性变量,即政府能力(或权力)和人民参
政情况(或民主化)。不能维护基本的政府能力,也
就丧失了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8]亨廷顿的政治发
展理论则更加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认为权威
和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9]因
此,有人把亨廷顿视为当代“新国家主义”的奠
基人。[10]
有意思的是,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之作的罗尔
斯的《正义论》的主题就是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基本
结构的主要因素就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
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得
以经典说明。第一个原则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
等自由的政治原则,公民的自由应该是平等的,因
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
第一原则被称为最大均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原
则是适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经济原则与社会原
则,其中(a)部分叫作差异原则,(b)部分则叫作公
平的机会均等原则,一般统称第二原则为差异原
则。两大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罗尔斯提出了
两大原则之间的字典式秩序关系(lexical order),
即第一原则比第二原则具有优先性,当第一个原则
没有被满足之前,我们不能去满足第二原则。[11]由
此可见政治的主导性价值。
为什么那么多学说和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坚信
政治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一个不用过多解释
的基本常识是,如果说国家大系统是一个同心圆,
从核心到外围应该依次是政治圆、经济圆、社会圆
以及历史文化圆。政治圆的运转固然要适应历史
文化等外围圆,但是最核心的层次怎么可能总是一
个被解释的变量呢?虽然政治体系的设置和运转
要与环境即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相适应,但是这
种适应决不是简单的被动关系,在历史的关键时
刻,是政治本身在决定着经济体系的状况和
运转。[12]
我们一直深受进化论的影响,社会进化论研究
国家制度和人类社会如何由低级向高级、由传统向
现代的演变。很多社会科学学说都属于社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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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在社会进化论式的研究框架中,或许是由
对贫穷和灾难的恐惧而生出对社会福利的渴求,
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一直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主
,事实上,西方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将技术
革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正如布莱克所
:“最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方法也许是把经济增长
作社会变迁的主要根源,并将其它任何事物都与
联系起来。”“还有一种抱负更大但也更冒险的方
则试图全面叙述科学和技术革命对人类活动的
切方面产生影响的全过程。”[13]
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认为,从人类历史
长河看,经济发展最终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
样式;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政治的样式总是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对此,
荣渠先生指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
态等的理论分析,都是集中在经济层面研究社会
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看,这是最重
的层面),但即便为了深入地阐述经济层面的发
而不陷入片面性,单靠经济层面的孤立分析也是
够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
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中,
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
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14]在制度变迁
关键时刻,总是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起着决定
的作用。
二、一体化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以对经济学、政治学、
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均有巨大影响,就是因为诺斯
研究是社会科学化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学研
。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学科性质的研究都不会
泛地影响所有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诺斯
论的三大支柱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
论在属性或主题上分别属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
学的研究范畴。诺斯研究的主题是制度变迁,尤
是国家兴衰这样的“重大问题”(Big questions),
他自己的话说,“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
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
的社会是怎样分叉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绩效特
差异甚大的原因?毕竟我们都是从原始采集和
猎阶段发展过来的……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
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曾经存在
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一差距?或者同
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导致差距更加拉大或趋同的
条件是什么?”[2]11为此,诺斯早期关注的是西方世
界兴起中的国家兴衰,[3]8继而研究经济实力并不
如法国的英国何以在争霸战争中打败法国,[4]253-293
最近又特别关注苏联的兴衰。这些问题显然不是
单独的一个学科所能解释的,更不要说经济学的一
个流派了。对于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力,诺斯这样
说,“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
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
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
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变动的动态过程。”[15]63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主题决定了研究路径上
的整合性社会科学方法,这些问题不是任何单一的
学科所能回答的。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诺
斯“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
来,是使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重要一步。”[2]7
诺斯并没有专门论述他对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整
合的,但是其作品的这种同一性特点是很明显的。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中,诺斯特别强
调之于有效产出的影响,并引进意识形态对塑造人
的行为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没
有的。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中,
诺斯又将意识形态和认知限制放在更加突出的地
位,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包括要
素价格变化、信息成本、技术进步等)和自利等基本
假设也得到强调。
诺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毫无疑问,学者
的转型首先是自己学习与认识的产物,但是更重要
的是与智性发展(intelligent development)有关。
20世纪初,一体化的社会科学开始了劳动分工,正
式形成今天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主
要研究和描述正式制度与法律,经济学变成了范围
很狭隘的理性选择,而社会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环
境的学科。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工的界
限开始松动,到70年代开始出现学科融合的趋势。
我认为,这种趋势的标志性成果是罗尔斯的《正义
论》,罗尔斯关于正义的制度性主题的研究为其他
社会科学奠定了共同的对话平台,那就是以“制度”
为纽带的“社会科学脉络”(context of social sci-
ence)现象。罗尔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学领
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史学派的诺斯率先引
进了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
诺斯认为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治学)是经济增
长中最重要的变量,而“文化迟滞”(cultural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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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5 13: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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