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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解共处、和平共享、和谐共建、融和共赢——新共和理念构建新共和政体。
回顾20世纪,从清政府的临时立宪,到孙中山发起革命,到蒋统一中国,抵抗日本,收复东北台湾,合创联合国,到新中国成立和挫难,到改革开放和台湾终结戡乱,走进民主,概括来说,是个民族觉醒、民族奋斗、民族崛起的世纪,也是个充满理想、充满战斗、充满磨难的世纪。
我们回顾这个世纪,我们有太多的思想和主义,从康有为主张立宪保皇,到孙中山主张建立共和,三民主义,到“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到联俄联共,到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太多的派系太多的路线太多的恩怨太多的理想纠结在一起,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永远无法平息纷争的历史。
这个世纪的磨难,主要还是人为的战斗,战斗又是因为理想的路线。为什么推翻了帝制开放了言论和权利,从一开始就瓦解成这么多势力这么多党派呢?我们一直在到答案,在寻找答案中战斗,战斗制造磨难……一直没有平息。
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些党派的合理性和爱国动机,我们也无权苛求历史,重书历史。但我觉得这个世纪是个东西文明碰撞产生各式各样的分化,不同的理想叠加,抛弃了帝制和旧式文化思维,但并没有真正走进共和。
帝制下也有党同伐异,大家说旧式党争完全是为谋求私利而没有共同理想,我觉得是错的。任何党争,无论现代政党或者旧时结党营私都有共同点,有党必有私,都为实现某理想或利益而聚集一起,他或者是群体性利益或者是国家大同思想,无疑现代政党都有崇高的理想,但旧式党阀也有人文治国思想,遇见具体问题因为牵涉群体性或者阶级立场也必然有分歧。
传统的文化,确立和传承了三纲五常道德思想体系,一个世纪中,我们就是试图彻底推翻这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治国人文,其实任何思想人文,能够生存必然获得认同。在20世纪纷乱中,一方面,各方推翻,另一方面,得胜者最终还试图恢复。北洋政府时期,这些共和制下政党独立,比较后来,治理国家也算仁和有道,可是被批判为旧式官僚。孙中山对之歧视而反复另起革命另立政权,依靠孙中山再革命成功的蒋介石,一方面推行新生活,一方面又鼓吹“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建立政权后长期治理无序,最终改革开放把“**”思想彻底粉碎,一方面高举新“四则”维国,一方面又大力恢复传统文化“旧国统”,到了今天,我们则重树荣耻观和建立和谐社会思想。
我概括20世纪对待旧国统还是“有用”而“有所用”,但新的体制却因为不同新思想而“破而不立”。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或者什么“理论”“思想”都是概念性的东西,都是一种理想,治理国家应该允许不同理想不同思潮共同存在。共和体制精神就是主权在民,权力来自人民,公共国家,在共和之下,保障不同群体利益和不同思想主张,通过法治保障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事实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体制,而未懂得和执行法治与权利这个共和精神和核心价值。
从孙中山重新革命开始,就在不尊重法治和权利,因宋教仁案而推翻共和,建立新共和,这种行为完全是一党之私的行为。我可以说广州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争议是必然的,他性质和CCP重新建国一样,都是20世纪以“思想破坏共和”的产物,都是在“以伪共和破坏共和”。导致“帝制已死,共和未立”“以独*伪装成一种共和”。。
我们不反对这有其合理性,但两岸两党都在包装一个理论,就是以“合理性伪装成合法性”、“以合理性替代合法性”,如果放置在帝制朝代更迭中,没有争议,但是共和的精神是法治,以法治结束皇权,以法治规范政权更迭。也就是说,两岸两党成立的政权,都是在破坏共和基础上建立的“有原罪政权”,算起旧帐,大家都“根不正苗不红”。
当然,我们讨论的目的是基于现实,面向未来,清算历史不是我本人的兴趣,也不想掉进诸多民阵的思想怪圈。
新共和的理想,我希望是有大中华胸襟、有大民族主义、以和谐理念允许不同政党社团、不同阶级职业、不同民族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就是共存共和的意思。无论体制和社会,都把共和贯彻落实下去,形成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生态。
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必再继续“主义之争”,因为两主义,都是以民为本的思想,而且与我国2000年前孔孟之道的思想诉求也没有根本冲突,孔孟之道的“民为贵”“仁义道德”只是适应于帝制,但不能以一种错误或者落后的思想去看待。
所以,我们未来中国,不怕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融合起来。我做了个表述,我们的新共和国家是“以‘民族崛起、促进民权、效命民生’为治国之本,以‘和谐’为社会发展之道,追求和实现以‘人权平等、民智独立、民生共富,社会自由、崇德尚义、互助仁爱,政治民主、法治公正、有序开放’为价值的‘和谐大同社会’型国家。
对于未来两岸“联治”的中程阶段来说,这个共和思想体现在“两岸共生、两制共存、多党共处、主权共享、外权共渡”这五大方面。实现的价值目标是“和解共处、和平共享、和谐共建、融和共赢”——我们要以此共和理念构建新的共和政体,结束对立。
傅先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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