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道德底线

影音王

王铭铭抄袭案发已过去几个月，听说他已受到处分，被撤消所有行政职务，停止招收博士生，但北大教授还在当着，只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上课，他如何面对学生的目光。我奇怪的是北大怎么还容许他留在学校，更不能理解的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竟有人放出话来，说北大如果不要王铭铭，我们南大要他。我真为此感到羞耻，我一直是以母校的学风为骄傲的。不过世界上舔疮嗜痔者总不乏其人，刚见报载北大出版社要推出《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王铭铭是《人类学是什么》的作者，策划者声称作者们“都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严谨认真的态度，克服了生活、工作上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去完成写作任务”（《中华读书报》2000.3.27第12版）。有了王铭铭在，众多作者的工作就要打问号了。而策划者竟也不怕读者面对王铭铭的名字产生犹豫，不怕他们心想这回不知抄了多少。

曾和友人谈到对王铭铭的处理，我说如果我是北大许宏智校长，立刻请他走人。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留在学校。友人说你打落水狗，也太不费厄泼赖了。王铭铭毕竟是个不错的学者，应该给他个自新的机会。我说不是我决意想砸他的饭碗，是他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并且把我们大伙儿的饭碗也砸豁了口子。照我看来，人文科学原是很奢侈的物品，只有富裕的社会才供养得起。像中国这么一个穷国，养众多的人文学者是个不小的负担。我们这些人文学者，花纳税人的钱应该心存虔敬，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用知识回报社会。这不仅是知识人的良心所在，也是社会人对契约关系的承担。值人文科学日益边缘化、知识的价值已需要证实的今天，一个丧失职业道德的学者及其丑恶行为只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给学科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不久前我应邀到一家企业作讲演，吃饭时颇关心文化事业的主人问及媒体上有关学术腐败的报道，我当时脸上发热，主人一定以为是酒红。如果社会失去了对学术的信任，我们还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每见学术腐败的报道，就像看到自己的饭碗被砸了一个又一个缺口。以前别人问我什么职业，我可以坦然回答是“学者”。现在我已不能这么坦然地回答。你想，现在一个人自称是足球裁判，别人要用什么眼光看他。麻烦的是我连回答老师也要踌躇了，王铭铭岂不就是老师！别人看着我，心里会说你抄了几万字呀？

时下媒体开始关注社会信誉的问题了，这是个好兆头。对现代商业社会来说，没什么比信誉沦丧更可怕的事了。有人呼唤诚信，有人提出学者的道德底线，这当然都不错，但抄袭和剽窃是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腐败的。抄袭和剽窃就是偷盗，严格地说已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偷窃是犯罪，偷知识难道不是犯罪？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偷知识和偷别的财富有什么不同？侵犯知识产权的罪名岂非为偷知识而设？所以我说，抄袭和剽窃已不是道德底线的问题，而是守不守法的问题。守法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受过高等教育且为人师表的学者更应该身体力行。某些学者若至今还崇尚孔乙己的信条，以为偷书不算偷，偷知识也不算偷，终有一天会沦于对簿公堂、锒铛入狱的境地的。当然，一个大学里出几个小偷教授，做校长的就风光了，起码多许多上镜的机会。中国人在这方面，心理素质可以说是格外的好，君不见，各色行为丑恶的贪官污吏、奸商恶霸，面对“焦点访谈”的镜头，鲜有作惭怍羞赧之色的，仿佛是被采访先进事迹。


顾炎武大师当年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概括圣贤之道，我想学人的品格也不外如是吧？身为学者的王铭铭既冒此大不韪，“行己有耻”肯定是谈不上了，那么“博学于文”是不是有份儿呢？据说文化人类学界颇有为王铭铭抱不平，甚至优评其学术贡献的。我不是圈子里人，不敢说他们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但事实上已有学者站出来澄清，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在王铭铭之前并非不毛之地——我觉得论证这一点都多余，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不是自有定论嘛，又有人揭露王铭铭在留学和做访问学者时期就有种种弄虚作假的欺世行为。这些姑且都不谈，我只想问一句：一个抄袭者能有大出息吗？一位优秀学者又怎么能抄袭别人，抄谁啊？笔者决不敢自居为优秀学者，但也从未萌生过抄别人文字的念头。道理很简单，抄别人只会降低学术水平。

学术研究是个积累知识、追求真理的过程，学术论著的写作肯定是在表述新的研究成果，肯定在前人的水平上有所发展，否则还写什么呢？对那些伟大的学者，我们即便不能在整体上超越他们，但尺短寸长、百虑一得，做些局部的修正和补充总还是可以的，学术也正因此而得以进步。抄袭乃是露怯的表现，首先意味着在前人的业绩面前丧失自信，抄袭者连超越前人的勇气都丧失了，他的作品还能指望有什么创造性呢？所以当有人说王铭铭是位优秀学者，仅凭抄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

近见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排名问题时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他强调创一流大学是个长期的过程，“一所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是要在学科建设领域，有一批出色的教师，能够产生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必须培养一批学生，能够在国内甚至在全球都是一流的，工作出色的，并且对社会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综合这些要求，许校长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有一定距离。这应该说是很清醒的看法。1997年我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赴任前夕曾在书店看到一本美国人编的世界大学排名，京都大学记得是排在第67位。我没看北大，如果有北大的话位置肯定更后一些——京都大学曾出了四位（也许更多）诺贝尔奖得主。许校长将进步的困难锁定在经费上，认为国家的投入对创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远远不够，而我却认为师资才是创建一流大学的根本。王铭铭这样的人竟是名教授，北大还有什么指望跨入世界名校的行列？据说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讲课时介绍一个新观点，正赶上下课铃响，未及说明所据，立即为学生所告，那位教授最后只得辞职。这才是名校的风纪。如今国内大学纷纷打出创建世界名校的口号，制定获取诺贝尔奖的日程，而一边却是剽窃外国同行论著、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丑闻频频曝光；一些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或任何学者都必须遵循的起码道德，竟然成了两院院士的“自律”章程，真让人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我一直感到，当代中国出不了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除了国力的问题外，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家人文素养差，社会科学家精神品格低，他们的言谈举止除了歌功颂德、沾沾自喜外，看不到深邃的哲学思索，看不到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看不到思想的火焰、人格的魅力和道义的担当。是啊，既然彼此的蝇营狗苟都心知肚明，还有什么崇高感可言呢！看看院士们的“自律”规章，王铭铭这等小教授的作为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学术精神的堕落，学术品格的隳颓，学术尊严的沦丧……，这所有的痼症都导源于社会道德的普遍失坠，但这又决不是能由道德本身解决的问题。

关注媒体的人一定会发现，“底线”或者说“道德底线”近来成为一个流行词，政府、学术界、艺术界乃至工商界纷纷都在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所谓“底线”就是最后界限，也就是最低标准。全社会竟然都在为坚守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而呼吁，而努力，这样的形势还不令人绝望？！最近有一部小说《沧浪之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很值得一读。读过你就明白，中国学界、官场的腐败决不是个人道德失范的结果，而是制度性、结构性的无奈结局，用流行的句法来表达就是：你想不腐败都难！所以，虽然我也同意，肃正学风有赖于学者自律，有赖于学界共同捍卫道德底线，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不改革现行学术体制，包括科研项目申请、学位点评审、学术出版、学术评估在内的一整套运作机制，就绝对不可能改善学术生态急剧恶化的趋势，捍卫道德底线最终也只能流于空谈。

1998年我就曾在《社会科学管理》著文，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四个方面来谈中国学术进步之路，后全文用《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的标题刊登在《开放时代》杂志1999年第10期上，引起学界同道普遍的共鸣。当时我提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学术就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的恶劣环境中。撇开政治对学术的拘禁和干预不谈，现行社会分配制度对学术事业造成的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大环境一日不改，学术中的粗制滥造和商业性写作行为就一日不能根除。”如今除了我们社科院系统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高校尤其是名校教师的待遇已有了不少改善，分配制度不再是突出的问题，学术体制的问题浮出水面。学术体制的建立和运转基于一定的学术观念，目前我们的学术体制及其运作看不出它基于正确的学术观念。什么是学术？学术研究的本质、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我看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回答和信守的。现在“原创性”成了时髦的概念，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原创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一部全是原创性命题的著作可能纯粹是胡说，而一部没有原创性命题的著作也可能是深刻而富有价值的成果。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知识。只有知识增长和知识积累才是裁量学术的根本标准。以此衡量，现行学术体制的运作中所体现的学术观念就显得非常可笑。

我们知道，学术活动的正常发展在很大程度是由评估、出版两个环节支持的，评估体系对学术的发展常起着制约和导向作用。学术评估是对成就的评价，职称评定是对水平的确认，两者都应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能举起100公斤10次的人未必能举起200公斤1次。学术的道理也一样，重要的是质而不是量。而如今学术评估突出的却是量化标准，又未没明确量化标准适用的对象范围，即什么是学术研究成果，什么不是？于是述职和晋升职称的成果申报就演变为字数的竞赛，而学者也无不以著述数量来迎合社会期待。这种对数量的盲目追求，必然会影响学者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深化。学者个人执此迷误，不过碌碌终生，糟蹋一些纸张；若一个国家的学术评估机制也基于这种迷误，就会彻底丧失学术评估的严肃性和有效性，造成一种荒谬的导向，鼓励低层次或速成性的写作，导致“成果”的泛滥。眼下我们只要走进书店，就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泛滥声势，大学们正在展开出版资助比赛，看谁推出的“成果”更多。真可怕呀！可怕的不是它们制造出虚假的学术繁荣，而是它们堆积的泡沫会湮没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人们对大量的庸滥印刷物普遍绝望之日，将是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沉湮之时，因为大家不再有阅读的兴趣。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和数码技术时代，知识生产的速度日益加快。传播和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写作、编辑和出版变得更为方便。如何保证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成了学者和出版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很显然，没有严格的发表制度把关，没有良好的评估机制导向，学术成果产出程序中的种种弊端就难以避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识之士普遍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学术队伍的萎缩和学术事业的萧条。研究机构中青年研究人员大量流失，高等学校留不住优秀人材，研究生素质明显下降……学术界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如今大学教师成了抢手的职业，学术的香火似乎不用担心熄灭了。但新的危机仍在孕育，时下的学术事业就像若干年前的泡沫经济一样，在渲染一种虚假的繁荣。这是真正可怕的衰败：叶子虽还显得很茂盛，而根柢却已枯缩——学术的精神萎顿了。追究起来，学术体制的不健全固然是学术萎顿的重要原因，但学者职业道德的普遍沦丧，乃是更为直接的因素。像一切生产活动一样，当外在环境无法控制和约束时，产品质量的保证就只有依赖于生产者的职业道德。若职业道德也沦丧，那就无可救药了。

学术界似乎已充分意识到建立学术规范和培养学术道德的迫切性，这是我们学术的一线生机。但在呼唤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同时，首先应该使学术进步和知识增长成为每个从事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者的基本理念。只有这一理念确立起来，学术体制、学术管理方式的改善和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建树才有可能。同时还应该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对那些玷污学术尊严，败坏学术风气的学术败类严惩不贷，坚决将他们从学术队伍中驱逐出去。非如此无以肃正学风，捍卫学术的尊严，保持学术的纯洁性。就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厚的制度化基础的中国大陆而言，学术体制的改善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对于每位学人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一步步实现修齐治平的目标。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