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查组仔细对照了黄宗英的《艾略特——不灭的诗魂》（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黄著”或“《艾略特》”）和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艾略特传》中译本（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版，以下简称“中译本”）。在对照过程中，也参考了阿克罗伊德的英文原书T. S. Eliot: A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经过对照，我们认为“学术批评网”上署名“钟山虎”的文章虽局部言词激烈，但并未偏离事实。黄宗英的这部艾略特传记的确是“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仅凭这本书的剽窃行为，就足以认定黄宗英极其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
黄宗英在《自查报告》中原则上承认《艾略特》一书“有严重的抄袭行为”（3），但在“结果”部分（3）以及逐章的检查（1－3）中却回避了学界公认的关于“抄袭”或“剽窃”的概念，不断偷换概念，大量使用“参考译作”、“同时参考英文原作和中文译作”、“有参考译文的痕迹”、“缩写于译作”、“改写于译作”、“改译于英文原作”、“改译”、“改写”、“逐句改写”等说法，尽量否认或缩小其严重抄袭的基本事实。这样的自辩是站不住脚的。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学术上的“剽窃”或者“抄袭”究竟指何种行为。
按照国外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规范指导书之一《美国语文学会研究论文写作指南》（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5th edition）的定义，
“剽窃”（plagiarism）指的是一种欺骗形式，它被界定为“虚假声称拥有著作权（authorship）：即取用他人思想之产品（taking the product of another person’s mind），将其作为自己的产品拿出来的错误行为。”……在你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他人的思想见解或语言表述（another person’s ideas or expressions），而没有申明其来源的，就是剽窃。（第30页）
（二）黄著的整个立意与阿克罗伊德的著作完全相同。阿在“前言”中说，他主要关注艾略特自称其一生拥有的两段幸福时光（童年和第二次婚姻）之间的岁月，这正是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岁月。阿的书就是试图解释诗人的人生阅历与其作品之间联系的奥秘（参见Peter Ackroyd, T. S. Eliot, p. 13）。这个时段以及诗歌与生平的关系也正是黄著的重点。
黄宗英的所作所为属于擅自“取用他人思想产品”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认定为“双重剽窃”：第一剽窃了英国学者阿克罗伊德的研究、立意、构思和资料，第二剽窃了《艾略特传》两位中译者的劳动果实，后者同样也是“他人的思想产品”，或按英文直译应为“头脑的产品”（product of the mind）。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黄著采取的是很粗糙的抄袭手法。
黄注：23. Red as a rose is she：她如同鲜红的玫瑰一样漂亮。诗人Robert Burns也写过O my love’s like a red, red rose的著名诗句，可见用玫瑰象征美丽的女性在民谣中也是常用的喻式。诗人在此将欢乐的婚礼场面钳入了老水手讲的充满悲剧性的故事之中，用反衬法，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
张注：17. Red as a rose is she：这是民歌中常用的句子。参见Robert Burns著名的诗句：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诗人在这里插入婚礼欢乐场面的一节描写，与老水手讲的充满悲剧性的故事形成相互反衬的对照。
根据黄宗英《自查报告》及其专著《抒情史诗论》（第271、298、318页）所提供的信息，他于2000年10月、2001 年3月和200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分别以惠特曼、艾略特和威廉斯为题宣读了三篇英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都有中文本，2001年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并经稍加改造（例如添加诗人生平、分段、加小标题，并配上照片等），收入《抒情史诗论》（第一、二、三章）。与该专著中讨论其他诗人的章节稍有不同的是，这三篇文章的英文本，亦即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的文稿，作为英文附录（1）（2）（3），也在《抒情史诗论》中发表。也就是说，有三章在同一书中重复发表了两次，其中论威廉斯一文的英文本还收入黄宗英本人编辑的国际会议论文集Read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2003），累计共发表四次。该文的论题为威廉斯的长诗《帕特森》（Paterson），为叙述方便，以下无论中英文本，一律简称《帕特森》。四篇文章的具体标题见（二）。
核查组根据黄宗英的自查所提供的书，以及他文中注释所提到的部分书，对他的两部近著进行查对，其中最先查到部分剽窃证据的，是黄宗英在北大与纽约州立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宣读并收入上述论文集的英文论文 “ ‘A Man in Himself is a City’—W. C. Williams’s Lyric Epic Paterson”。先查到的剽窃文字约占该文一半篇幅，都直接抄自美国学者劳埃德（Margaret Glynne Lloyd）专论长诗《帕特森》的著作：《威廉·卡勒斯·威廉斯的〈帕特森〉：批评与再审视》（Margaret Glynne Lloy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s
Paterso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A Man in Himself is a City’—W. C. Williams’s
Lyric Epic Paterson”, Read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Selected Essays from PKU-SUNY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03) , pp. 333-353.
（1）Margaret Glynne Lloyd（劳埃德）, William Carlos Williams’s Paterson: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ranbury, New Jerse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0), pp. 52-105.
（2）Margaret Dickie（迪基）, On the Modernist Long Poem (Iowa: U of
Iowa P, 1986), pp. 77-105.
（3）James E. Miller, Jr.（米勒）,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Supreme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9), pp. 126-161.
迪基则主要关注作为长诗的《帕特森》的结构、形式问题，讨论威廉斯如何应对漫长创作过程中的困惑，其论著中充满关于“开始∕结尾”、“断裂∕包容”、诗行与各类散文段落杂合等既有主题意义又是形式难题的讨论。黄宗英对迪基的剽窃较奇特，他在大段抄袭迪基文字表述的同时，把她的关键词——想象（imagination）、结构（structure）、构思（composition）、形式（form）等基本上都换成了“自我”（self）或探索∕表达自我。例如，迪基第94页第2段：“The change in Williams’ habits
of composition will be evident in his return to an
earlier interest in embodiment. Instead of the
epigrammatic. . . .” 黄宗英不顾原意，生硬地用“自我”替换：“Williams seems to have changed his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through his return to an
earlier interest in embodiment. Instead of the
epigrammatic. . . ” （第350页）。第352页的文字基本来自迪基第100－101页，其中有四处直接用“自我”置换原文的“形式”、“第二形体”等词；第346页引自迪基第88－89页的几行中，也有三处换为“自我”。事实上，《帕特森》一文因行文取自各有不同构思的三位学者，故文气断裂，不但体现不出自己的明确思路，而且那些体现原作者批评功力的辨析也都杳无踪影了。
收入黄宗英编辑的Read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国际会议论文集中的、由他本人为唯一作者的《帕特森》一文还有另外三种出版形式[见（二）开头提到的（1）、（3）、（4）条]，于是，查实该文基本为抄袭之作，即意味着其他三文同为抄袭之作，四篇的抄袭源相同。核查报告不再专门涉及对《抒情史诗论》中威廉斯的《帕特森》中、英文文字的核查。此外，该文的剽窃手法也出现在该书其他章节中。
绪论中有关惠特曼的部分曾作为论文以《抒情史诗艺术管窥》为题发表于《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第41-47页。第一章《“我踏上的是一次永恒的旅行”：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曾以《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43-150页。第一章最初的形式是一篇英文的国际会议论文，题为“Whitman’s Dilating Self in His Lyric Epic
‘Song of Myself’”，曾在2000年10月北京大学“Whitman 2000”国际学术研讨论上宣读（见《抒情史诗论》英文附录（1）），文中部分内容未在中文文本中出现。黄宗英在《自查报告》中只承认绪论和第一章有“不妥”之处，并说明其自查适用于不同文本（9），故核查组对这两个章节剽窃行为的认定也涵盖以上各文本。
核查组迄今仅对照了以下源文本：
James E. Miller, Jr.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Supreme
Fiction: Whitman’s Legacy in the Personal Ep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以下简称米勒1979).
James E. Miller, Jr. Walt Whitman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0 (以下简称米勒1990).
James E. Miller, Jr. Leaves of Grass –American’s
Lyric-Epic of Self and Democracy. New York: Twaine
Publishers，1992 (以下简称米勒1992).
David S. Reynolds, Walt Whitman’s America: A Cultural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抒情诗史论》第28页上有一句话：“[惠特曼的]创作灵感是抒情式的，但是他的创作抱负却是史诗般的，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这句话是所有相关论述的支撑点，黄宗英在其书中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使用这句话，并将其作为绪论第四节的标题，但却无一处明确注明真正出处，反倒是在第一章第51页上有一处注释，说明这句话出自他本人在《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发表的《抒情史诗艺术管窥》。然而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抒情史诗论》的绪论部分，作者舍近求远，似忘记自己刚刚在绪论中就同一句话所做的注释。在第28页上，他避实就虚，仅说米勒也谈论过相关的话题。无论如何，米勒原文没有被标明，其最简洁的表述见米勒1992第25页：“His inspiration is lyric, his ambition epic,
the one to be fitted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other.”
1. Form. The traditional epic was written to a
fixed measure, with a closed structure (a completed
action), in a style that was awesome, elevated, elegant.
The new epic is written in a “free” form, with a
loose or an open structure, in a style that is familiar,
colloquial, common, or earthly. （James E. Miller, Jr.,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Supreme Fiction, pp.34-35）
绪论中抄自米勒1992和米勒1979的部分（第28页，第32-33页）被重复用在第一章中（第51页，第56页）。此外，与第一章相对应的英文附录（1）第282-283页以只注释局部语句的方式抄袭David S. Reynolds著Walt Whitman’s America第343页、258页和第82页。
六 《抒情史诗论》第二章：又一篇国际会议论文（附件六）
《抒情史诗论》第二章题为“‘我个人的满腹牢骚’：艾略特的《荒原》”，其主体部分系根据作者于2001年3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英文论文编译、改写和增删而成（见《抒情史诗论》附录），原题为“The Self De-personalized in the Discourse of
Animality: T.S. Eliot’s Lyric Epic The Waste Land”。据黄宗英《自查报告》所列举的2001年科研成果清单，该文的一个中译本曾以《艾略特〈荒原〉中的动物话语》为题发表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黄本人在《自查报告》中说，“这篇文章曾于2001年在广外‘当代英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宣读，后翻译成中文发表于《论丛》上。” 核查组据此推断，这个文本与《抒情史诗论》第二章应为同一内容。有鉴于此，以下涉及《抒情史诗论》第二章的核查结果大体上也适用于《艾略特〈荒原〉中的动物话语》；反过来说，黄本人在《自查报告》中对该文所作的自我鉴定亦可视为对《抒情史诗论》第二章所作的自我鉴定。
但是，核查组在仔细比较了《抒情史诗论》所载的中英两个文本后发现，作者在许多地方并不理解自己所写的英文。中文本的若干偏离并不是出于中文表达的需要而进行的适当调整或改写，也不是为了思路的清晰或融贯而作出的必要解释或申述。相反，这些偏离经常包含着对相关的英文段落或语句的严重误释，例如将“[Unlike] his contemporary poets who justified
their poetic language by its referential content”译作“[与]艾略特同时代的一些诗人常常通过相关的内容来证实自己的诗歌言语”，将“For Eliot, there seems to be no such
access to non-verbal reality”译作“对艾略特来说，没有不可言传的现实”（两处译文均见《抒情史诗论》第83页）。很显然，这些偏离已经超出了合理改写或释义的限度，纯属作者对“自己所写的”英文缺乏适当理解而导致的误译或误释。除此而外，与附录其他两篇英文论文的情形相同，就大多数单句而言，作者的英文表达十分准确、到位，但令人不解的是，不少句子却出现了与如此娴熟地使用书面英语的能力极不相称的初级语法错误（例如As we know that…）。不仅如此，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转换还常有断裂的痕迹，从而导致文意、思路和逻辑条贯的阻塞。因此，核查组认为，这篇英文论文可能有一个或几个英文底本。
基于这一判断，核查组遂依据所掌握的两本书对《抒情史诗论》第二章及相应的英文本进行了查证：
1. Marianne Thorm?hlen, Eliot’s Animals (Lund: CWK
Gleerup, 1984)；
2. Jewel Sperks Brooker and Joseph Bentley, Reading
the Waste Land: Modernism and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黄宗英对米勒和迪基的依赖性很高。以上提到的他们的两部著作（James E. Miller, Jr.,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Supreme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9；Margaret Dickie, On the Modernist Long
Poetry. Iowa: U of Iowa P, 1986）为总论美国长诗的批评论著，《抒情诗史论》各章所评论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基本上都在这两本书中依次谈及，内容和框架都现成可用。因此，核查组在查证前面章节抄袭米勒和迪基的情况时，顺便查实了第四章至第七章剽窃米勒和迪基著作的证据，并决定暂且不再查找这几章所讨论的诗人和诗歌的专论。
黄著第154页有一处甚至连抄都抄错了。米勒自己观点的陈述“这种由物质向精神的升华显然是受到惠特曼的《向着印度行进》一诗的影响”，被当成了米勒对克兰的引用。黄著第157页的注释4也是错的：此处引文应出自克兰的Letters of Hart Crane 第267页，而非黄著所注的惠特曼的Leaves of Grass 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