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需要诚实的态度──试析《中国选本批评》中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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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笔者在图书馆的新书架上看到一本谈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书，名为《中国选本批评》，邹云湖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三联文博论丛”中的一部。该书原为上海一所著名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汉魏六朝一直谈到清代，颇为系统。由于笔者一直对选本的问题比较感兴趣，看到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便怀着愉悦的心情将其借出，带回去细读。

但是笔者在研读该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看到第四章〈明代的文学思潮与选本〉的第一节〈《唐诗品汇》与明代诗学主潮〉和第二节〈“前后七子”与李攀龙选唐诗〉的部分时却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笔者感到似乎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有相似观点的论文。恰巧手头有曾经读过的陈国球先生约十年前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的〈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一文， 考虑到它与《中国选本批评》这两节所讨论的问题比较接近，便将它与该书对照阅读，以图通过二位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或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到进一步研究的启发。然而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笔者的心情由原来的愉悦、兴奋逐渐变得沉重起来。因为笔者在经过仔细地对照阅读之后，发现《中国选本批评》中这两节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来自陈文，而且不少是原文照搬。该书作者在以上提到的这两节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陈文进行剪裁、拼贴。我们举该书第一节〈《唐诗品汇》与明代诗学主潮〉为例。这一部分对应于陈国球先生的〈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的第三节〈《唐诗品汇》的意义〉。 陈文中的这一节在具体谈《唐诗品汇》的意义之前，讨论了高棅《唐诗品汇》受林鸿和严羽诗论的影响，以及对杨士弘《唐音》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一部分内容，《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只是将其略加剪贴，改动个别字句后，放入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前代诗学对《唐诗品汇》的影响”中。 在〈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中，陈国球先生从五个方面深入探讨《唐诗品汇》的意义，即“一. 力求全面地反映唐诗风貌”、“二. 落实辨体意识”、“三. 划分唐代诗史的段落”、“四. 定品目别高下正变”和“五. 作为文学的模板”。 在《中国选本批评》中对应于这一部分内容的是第一节〈《唐诗品汇》与明代诗学主潮〉的第二部分“《唐诗品汇》的批评及其意义”。在这一部分中，陈文从五个方面来谈，结构清晰，写得相当有条理，《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大概是意识到如果照搬这五点，风险太大了，容易被人识破，于是在书中“巧妙”地将陈文中的五点重组为三点，而实际内容却几乎完全一样，显示出了“高超”的剪贴和拼凑技巧。 具体来说，该书作者将陈文的第一点放入〈《唐诗品汇》的批评及其意义〉的概论部分， 把陈文第五点归入该书第三点。 该书的三点分别为“一是以大量的作品，直观地展示出了唐代诗歌的演变过程，完善并确定唐诗的分期”，由陈文的第三点和第四点内容组成； “二是阐明了各个诗体在唐代的发展状况。”由陈文的第二点构成； “三是揭示了大量唐代诗人的风格特征和主要成就，标示出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陈文的第四点和第五点组成。 将陈文第五点中对《唐诗品汇》选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放置在“《唐诗品汇》的批评及其意义”这一部分的开头。 然而该书作者似乎仍然意尤未尽，于是又将陈文第二节〈高棅选本的编集、刊刻及流通〉加以摘录放入该节的结论部分。 同时，该书对陈文的价值进行了可谓全面、彻底地发掘。这表现在他对陈文的注解也不放过，在这一节中就有两处将陈文的注解放入该书正文。 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表示对陈文注解的“欣赏”之外，可能也是要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吧。于是经过该书作者的一番“剪贴”之后，陈国球先生的论文已是面目全非了，如果不是比较熟悉陈先生原文的读者恐怕也难看出其中的奥妙。而该书作者如此娴熟的剪贴功夫大概也非一日之功吧。在对陈文的“处理”过程中，《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在将陈文的顺序打乱的同时，在具体内容上则只是改动、调整个别字句，甚至有不少内容可谓一字不易，连标点符号也未改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段文字的对比中有清楚的了解。关于高棅《唐诗品汇》的“四唐说”，陈国球先生在〈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原文为：
《唐诗品汇》于“四唐说”就有进一步的说明，其中最明确具体的分划见于《诗人爵里详节》一卷。高棅在此将全书入选的六百多人，除“帝王”及“有姓氏无字里世次”、“无姓氏”、“道士”、“衲子”、“女冠”、“宫闺”、“外夷”等另列之外，其余分别按时序将武德至开元初（618-713）共125人划作“初唐”，开元大历初（713-766）共86人入“盛唐”，大历至元和末（766-820）共154人入“中唐”，开成至五季（836-907或960）共81人入“晚唐”。只是其中“中唐”到“晚唐”间有十多年的空隙，所以未能说尽善。然而高棅之说对明代中后期诗论的影响非常大，例如与王世贞约略

同时的徐师曾（1517-1580）在《文体明辨》论“近体律诗”时说：
尝试论之：梁陈至隋是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
正是直接套用高棅的分期。另外许学夷在《诗源辨体》的《世次》卷内，亦详细开列四唐分期的具体情况，基本上仍是高棅分期的修订而已。由是可知道这种四唐分期已成为大部分诗论家的共识了。  

下面是《中国选本批评》中相对应的内容：
在《诗人爵里详节》一卷中高棅作了一次最为明确具体的划分：将全书入选的六百多人，除“帝王”及“有姓氏无字里世次”、“无姓氏”、“道士”、“衲子”、“女冠”、“宫闱”、“外夷”等另列之外，其余分别按时序将武德至开元初（618-713）共125人划作“初唐”，开元至大历初（713-766）共86人入“盛唐”，大历至元和末（766-820）共154人入“中唐”，开成至五季（836-907或960）共81人入“晚唐”。尽管高棅的四分法在“中唐”和“晚唐”之间还留下了十多年的空隙，还不能够说是很完善，但它对明代中后期诗论却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后明人论唐诗几乎都采纳这一说法，例如与王世贞约略同时的徐师曾（1517-1580）在其《文体明辨》论“近律诗”中就直接套用了高棅的分期：“尝试论之：梁陈至隋是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际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许学夷在《诗源辨体》的《世次》卷内亦详细开列出了四唐分期的具体情况，基本上也是沿用高棅分期，不过稍事修订而已。高棅的唐诗四分法实际上已成了大部分诗论家的共识。  

通过这两段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选本批评》基本上是原文照抄，其余的也只是改动个别字句、调整一下顺序而已。如此大段的抄袭，真可谓是触目惊心。而这样的情况，在该书中却比比皆是。例如在第二节〈“前后七子”与李攀龙选唐诗〉中谈到高棅《唐诗品汇》和李攀龙《古今诗删》在对唐代五言古诗不同的选取理念时，陈国球先生在〈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原文为：
反观高棅的选本，如《唐诗品汇》选录了一千五百零八首唐代五古，从《叙目》中可见高棅很重视唐代五古与汉魏五古的关系，其中提到“通远调”、“变雅正”，就是说唐代五古超越了六朝绮靡之风，上接汉魏的古诗；陈子昂的五古也有五十五首入选（仅少于李白的一百九十八首、韦应物的九十三首、杜甫的八十六首），其中包括了《感遇》诗三十六首，都派入“正宗”一目之下。李白五古也选了三十二首《古风》。《唐诗正声》在《品汇》当中“拔其尤”，也选了陈子昂五古十首，其中包括《感遇》七首；选李白三十五首，包括《古风》七首，可见高棅以《感遇》诗为陈子昂的代表作，视为“正宗”的五言古诗；李攀龙的《古今诗删》虽然以《品汇》为据，但因为他有力求纯粹“唐体”古诗的想法，去取方向就有所不同了。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选本批评》中相对应的内容：
以此反观高棅的《唐诗品汇》，这一点就更加清楚。《唐诗品汇》选入了一千五百零八首唐代五古，并且从《叙目》中即可看出高棅对唐代五古与汉魏五古的关系非常重视，他认为唐代五古“通远调”、“变雅正”，超越了六朝的绮靡之风而上接汉魏古诗；陈子昂的五古有五十五首入选，仅少于李白的一百九十八首、韦应物的九十三首、杜甫的八十六首，其中包括了《感遇》诗三十六首，都入选到“正宗”门下。李白的三十二首《古风》也入选其中。后来高棅选《唐诗正声》，“撮《品汇》之精粹”（《唐诗正声．凡例》），也选了陈子昂五古十首，其中包括《感遇》七首；选李白五古三十五首，包括《古风》七首，可见高棅以《感遇》诗为陈子昂的代表作，视为“正宗”的五言古诗。李攀龙的《古今诗删》虽然以《品汇》为依据，但因为他抱有力求纯粹的“唐诗（体）”的想法，故去取方向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绝大部分包括所有的统计数字在内也是一字不易，顶多是改换个别字句。或者是把陈文中放在括号内作为补充的内容放入正文。同时在〈“前后七子”与李攀龙选唐诗〉这一节中，第一节所展现出的抄袭手法如剪贴、改换个别字句以及象上面所引的基本上一字不易的照抄等都再次得到运用。 把一篇完整的论文剪裁、拼凑，而又不能显得过于生硬，该书作者也真是“煞费苦心”了。

该书在最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顾名思义，应当是对该书的研究最为主要的参考文献，然而其中却不见陈先生的这篇论文。如果说这还不算“主要”的话，在该书第二节〈“前后七子”与李攀龙选唐诗〉的部分主要谈的就是李攀龙《古今诗删》中选取唐诗的情况，而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古今诗删》也不见于〈主要参考文献〉。然而更另人奇怪的是《李攀龙集》被列入〈主要参考文献〉。 实际上《中国选本批评》根本就没有提到或是引用过《李攀龙集》，而只是引用过《沧溟先生集》卷十八的〈选唐诗序〉（这一部分内容也是一字不易地抄自陈文）。 如果非要放入〈主要参考文献〉的话，也应当放入曾“引用”过的《沧溟先生集》，而不是《李攀龙集》。 对李攀龙稍有了解的学者也应该知道《沧溟先生集》或是《李攀龙集》只是李攀龙的诗、文、序、跋等的结集，对于这本专门研究选本的著作来说，重要性远不及《古今诗删》， 作者的这一取舍，真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正读过《古今诗删》和《沧溟先生集》，是否真正了解《李攀龙集》的内容。另外，《唐诗正声》是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拔其尤”编成，将其与李攀龙《古今诗删》中所选唐诗部分对比，可以很好地展现出高棅和李攀龙不同的诗论思想和对唐诗的选取理念。陈文第四节〈《唐诗正声》与李攀龙选唐诗〉便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而《中国选本批评》则是将陈文第四节的相关内容“摘录”到“李攀龙选唐诗”的部分中。 然而与《古今诗删》的遭遇一样，《唐诗正声》也同样不见于的〈主要参考文献〉。看来该书作者真正读过《唐诗正声》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即便是抄袭，《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也表现得不够细心，以致于将陈文中所有的唐代诗人“李颀”的名字抄成“李欣”，陈文中明明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明代版本却抄成“明代葛思德藏本”， 真不知道美国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什么时候跑到中国的明代来了。如果真的是将“李颀”错抄“李欣”，那是抄袭中的“失误”，如果将“李颀”真的认为就是“李欣”，这类的“失误”似乎也不应当出现在抄袭的“博士论文”之中。

陈国球先生的〈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是一篇长达五十四页的论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源自他于八十年代末所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章。该博士论文于1990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名为《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实际上已经是十五年前的研究成果了。在这篇论文中，陈先生通过对著名的唐诗选本《唐音》、《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和《古今诗删》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从唐诗选本的角度对明代复古诗论的发展演化作了相当精辟的阐述。如不经长期、刻苦的资料积累和思辨过程是难以取得这样的成果的。然而在该书中，如此之多地“引用”陈文，却从不加以说明，陈文的篇名从未出现在正文、注解和〈主要参考文献〉中，对陈先生来说这真是极大的不公。《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是不是一时粗心，忘记了注明出处呢？其实不然。在该书第156页在对陈文中关于李攀龙“唐诗尽于此”的内容几近一字不易的抄袭后加上了如下一段：  
按今人陈国球先生的说法，李攀龙是要用这个选本来体现他心目中的“唐诗”特色（见《唐代文学研究》陈文）。


这也是书中唯一一次提到陈国球先生和他的论文之处。在这里，该书作者既未注明陈文的篇名，也没有说是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哪一期，更不用说他所提到的观点具体出自哪一页了。 在这里，该书作者大概是想通过这个不清不楚的注解掩人耳目，然而这一段更加说明该书作者是有意对书中的陈文内容不加出处的。因为全篇只有在这里所说的一点是“按今人陈国球先生的说法”，也就暗示了其它内容都不是陈先生的说法，那么是谁的说法呢？显然是该书作者自己的了。该书作者就以这种方式将陈先生的成果窃为己有了。

其实，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除了陈国球先生的〈唐诗选本和明代复古诗论〉之外，尚有不少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就陈先生本人的成果来说，除了《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一书外，还有1998年发表于《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的〈试论李攀龙之选唐诗及“唐无五言古诗”说的意义及其影响〉一文， 朱易安先生1990年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的〈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 杨松年先生的〈李攀龙及其《古今诗删》研究〉和〈诗选的诗论价值─文学评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以及日本学者平野彦次郎的《唐诗选研究》、前野直彬注解李攀龙《唐诗选》和斋藤晌注解《唐诗选》等等都极具参考价值。 同时，因为选本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应当对这些选本的不同的版本及流通情况有一个扎实的梳理。这是一个最为基础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在讨论选本的真伪和选本的影响等问题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部分所下的功夫。除了陈先生的论文外，还可以参考一下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目提要》， 以及各主要图书馆的古籍书目，去古籍阅览室亲自研究、对照一下不同版本的古籍，然而《中国选本批评》中，难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扎扎实实的功夫。对一部博士论文来说，对重要的原始材料不加深研，甚至根本就没有看过，不去广泛地搜集参考资料，以图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而只是将一篇符合自己论文架构的别人的论文“选”入书中，做足剪刀加浆糊的工作，而又不加说明，这样的学风实在令人担忧。

以上笔者所谈的，主要是《中国选本批评》第四章的一、二两节中所出现的问题。当然，其中也不是没有陈文之外的内容，但实在太少了。至于该书其它章节的情况怎样，笔者没有深入地研究，不好下评断。希望出现的问题也只局限于这两节，不然该书更为确切的书名可能应当是《中国选本批评选》了。然而即便是仅就这两节的抄袭行为来看，也已是相当严重了。但它竟然能够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并且很快便为知名出版社出版，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实在发人深思。这不禁使笔者想到当下某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学风，严重一点，有人称之为“学术腐败”。 近来，甚至听说有人为了赶在评职称前出版“专着”而拿来别人的著作扫描后在计算机中稍加编排，换上一个封面，加上书号，几天之内便出“专着”的奇闻。相比之下，《中国选本批评》的作者已是“斯文”得多了。

钱谷融先生在“三联文博丛书”的〈总序〉中指出：
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堆柴垛，后来者不一定就能居上，一切有赖于自己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努力。  

的确是这样。学术研究不同于“堆柴垛”，与“剪刀加浆糊”更是有天壤之别。对年青学者来说，在治学上首先应当抱有诚实、认真的态度，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争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即便是无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得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看法，也只有这样才不枉“学者”的称号。钱先生的话当为所有的青年学者共勉之。

注释：
  参阅陈国球：〈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载《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753-807。
  参阅《中国选本批评》，页132-148；〈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4-785。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33-135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4-776。
  参阅〈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6-785。
  参阅《中国选本批评》，页140-145。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39-140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6。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4-145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4。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0-141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9-781。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1-142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7-778。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2-145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1-784。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39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5。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6-147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69、773。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40-141和〈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0注1；《中国选本批评》，页142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77注2和注3。
  〈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0-781。
  《中国选本批评》，页141。
  〈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2。
  《中国选本批评》，页157。
  在具体内容上，《中国选本批评》，页154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8-789；《中国选本批评》，页155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89-791；《中国选本批评》，页156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1-792；《中国选本批评》，页157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2；《中国选本批评》，页158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2-793；《中国选本批评》，页159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69、785；《中国选本批评》，页160对应〈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801-802。
  在〈主要参考文献〉中所收入的《李攀龙集》是李攀龙着、李伯奇校点，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这部书原名为《沧溟先生集》，李伯奇先生的校点本改称《李攀龙集》。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55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0。
  上海古籍出版1992年出版过包敬第标校本《沧溟先生集》，对于在上海读博士的该书作者来说，这部书应当比在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李攀龙集》更易查阅。
  即便是〈选唐诗序〉，最早也是见于《古今诗删》的唐诗部分。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57-158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2-793。
  请对照〈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69、785和《中国选本批评》，页159-160。
  请对照《中国选本批评》，页155-156与〈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页790-791。
  在该书中所有的注解都是只有作者和书名、篇名，甚至有的连篇名也没有，象陈国球先生的〈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一文就仅以“陈文”代替，更不用说详细的出处和页码了。这似乎也不是“三联文博丛书”因篇幅的问题而作了统一要求。因为就笔者所看到的同收入这一套丛书的袁勇麟《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黄健《京派文学批评研究》、苏桂宁《宗法伦理精神》和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都有比较完整、规范的注解，这恐怕只能归因于作者本人对学术规范的忽视了。
  参阅陈国球：〈试论李攀龙之选唐诗及“唐无五言古诗”说的意义及其影响〉，载《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873-888。此外，陈国球先生近来还发表有〈试论《唐诗归》的编集、版行及其诗学意义〉一文，在这篇长达六十余页的论文中，陈先生对钟惺、谭元春合编《诗归》的成书经过、版本刊刻情况，《唐诗归》的诗学意义，以及就选诗问题上钟、谭二人的理论思考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极见功力。《中国选本批评》中有〈“竟陵派”与《诗归》〉一节，这篇论文是不可不参考的。参阅陈国球：〈试论《唐诗归》的编集、版行及其诗学意义〉，载胡晓真主编：《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页17-78。当然只应“参考”而不是“照抄”，否则就会再现《唐诗品汇》和《古今诗删》中的情况了。
  参阅朱易安：〈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页77-84。
  参阅杨松年：〈李攀龙及其《古今诗删》研究〉，《中外文学》，第9卷第9期（1981年2月），页38-53；〈诗选的诗论价值─文学评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中外文学》，第10卷第5期（1981年10月），页36-67。
  参阅平野彦次郎：《唐诗选研究》（东京：明德出版社，1974）；前野直彬注解：《唐诗选》（东京：岩波书店，1963）和斋藤晌译着：《唐诗选》（东京：集英社，1964-1965）。平野彦次郎在《唐诗选研究》中收入发表于1932年的〈唐诗选?果??伪书???〉（〈唐诗选果真是伪书吗？〉）一文中对《古今诗删》和《唐诗选》的真伪问题做了颇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很具参考价值，对于一部专门研究选本的专着来说似乎不应当忽视这部著作。前野直彬和斋藤晌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响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这部分资料也是应予以关注的。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参阅方舟子：《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见钱谷融《三联文博论丛》〈总序〉。

(本文已发表在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九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220－226页，责任编辑：葛云波)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