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锡良《古代汉语》抄袭了王力《古代汉语》”说

影音王

看了这个标题中“郭锡良《古代汉语》抄袭了王力《古代汉语》”的说法，人们一定会感到意外，甚至吃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郭锡良等人编写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作为一部通行全国、深得好评的高校教材，曾于1986年和1987年先后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怎么忽然被此“抄袭”的恶名呢？  

事情的原委是：2001年8月，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荆贵生出版了《荆贵生语言文字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简称“荆集”），其中有一篇《又一篇侮辱诽谤性书评——驳吕友仁、王永安<略谈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的抄袭方式与无知妄改>》，在这篇文章中，荆贵生为了为其抄袭行为作辩护，这样写道：
“吕、王在一篇被某刊物退了稿的评荆文中说：‘据我们所知，王力《古代汉语》和郭锡良《古代汉语》即令在科学性上有这种不足或那种欠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着重号是荆贵生所加，下同），大节无亏，断无抄袭他人之弊。至少在这一点上荆书就无法与之相比。’真是这样吗？就说郭书，在对唐王勃《滕王阁序》的注释中，和王书完全相同的有五十多处；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注释中，和王书完全相同的有一百五十多处；在对‘骈体文的构成’的讲述中，和王书字句、段落完全相同的有五十多处。吕、王的‘肯定’、‘断无’，能骗得了谁呢？”（荆集317页）

首先必须指出，荆贵生所谓“吕、王在一篇被某刊物退了稿的评荆文中说”的说法不合乎事实。事实是我们曾经写过一篇稿件，题目是《一部有严重抄袭行为和常识错误的<古代汉语>——读荆贵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98年6月24日挂号投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编辑部没有给我们打招呼就将我们的稿件转寄给荆贵生。试问，如果是“退稿”，怎么会退到荆贵生手里呢？

我认为，荆贵生断言郭锡良《古代汉语》抄袭了王力《古代汉语》的上述说法，是无稽之谈。但不明了真相者或许误以为真，故不可不辨。

荆贵生之所以要这样立论，本意是要为他自己的抄袭行为做辩解。他大概以为，既然你们根据荆书（按：指荆贵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黄河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1997年修订版）中有许多内容与王力《古代汉语》完全相同、与郭锡良《古代汉语》等书完全相同，因而认为荆书是抄袭，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就应该认为郭锡良《古代汉语》也抄袭了王力《古代汉语》。反过来说，如果你们认为郭锡良《古代汉语》不是抄袭，那么，荆书自然也不是抄袭。遗憾的是，荆贵生不知是忘记了呢还是压根儿就不知道，王书与郭书的关系非同一般，二者的作者有交叉。


众所周知，在王力《古代汉语》中，郭锡良是编写人之一，是王书通论部分的主要执笔者，这些，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序》中都有明确交代。而在郭锡良《古代汉语》中，王力先生不仅是郭书的校订者，而且还撰写了部分章节，这些在郭锡良的《古代汉语·序》中也有明确交代。在这种作者交叉的情况下，郭书中出现一些与王书完全相同的地方，不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吗？这与抄袭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试问，荆书与王书有这种关系吗？荆书与郭书有这种关系吗？如果有，说荆书抄袭自是“侮辱诽谤”；如果没有，说荆书抄袭便是名副其实。

为了避免产生对郭书的误解，还有两点要说清楚。第一，荆贵生所谓“郭书，在对唐王勃《滕王阁序》的注释中，和王书完全相同的有五十多处；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注释中，和王书完全相同的有一百五十多处；在对‘骈体文的构成’的讲述中，和王书字句、段落完全相同的有五十多处”云云，其中的数字都是极大地夸大了，是不实之辞。根据我的核计，在《滕王阁序》的注释中，如果以条为单位，郭书与王书完全相同者，一条也没有。如果以处为单位（一条注释中可能含有若干处注释），郭书与王书完全相同者，只有24处，而不是“有五十多处”。这完全相同的24处，还包括这样的两处，即与其说郭书与王书完全相同，毋宁说郭书与《说文》、《尔雅》完全相同。例如“霁（jì）：雨止”和“迥（jiǒng）：远”两处，即其例。在《报任安书》的注释中，如果以条为单位，郭书与王书完全相同者，也是一条没有。如果以处为单位，郭书与王书完全相同者，只有37处，而不是“有一百五十多处”。至于王书中的“骈体文的构成”，作为“通论”，本来就是郭锡良执笔写的，到了郭书中，不要说“和王书字句、段落完全相同的有五十多处”，就是统篇的字句、段落完全相同，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其作者都是郭锡良，他人无权说三道四。第二，细读可知，凡是郭书与王书中相同的篇目，核其内容，郭书的整体质量要高于王书，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拿《滕王阁序》的注释来说，其“童子何知”一句，王书仅仅注云：“童子，王勃自称。”并没有指出这是用典。而郭书则注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国主将范文子的儿子士匄（gài）对军事有所建议，范文子骂他说：‘童子何知焉！’王勃在这里用这句话是表示谦虚。”这就把此句所含的典故注了出来。再如，“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这个脍炙人口的典故，王书说是出自《晋书·陆云传》，而郭书则说出自更早的《世说新语·排调》，自然以郭书为优。此类例子甚多，限于篇幅，不便多举。试想，如此高质量的郭书，竟然背上抄袭的黑锅，岂不冤枉？

（作者电子信箱：lvyourenwly@163.net）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