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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伊始，湖北省爆出了“政府奖”的丑闻，我与赵林、彭富春三人在《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撰文，揭露这次评奖的主持者、身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副召集人、湖北省社联主席和武汉大学前校长的陶德麟教授，利用手中的职权，违规操作，控制评奖程序，最终把自己评为一等奖，其余“有功之臣”亦各有所获，言之凿凿，铁证如山。日前，拖延半年多之久的发奖仪式不顾学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在武汉市洪山礼堂按原定奖项照常颁发，清楚地说明了当今学术尊严扫地的可悲事实。在我们这个一切“官本位”的国度，官场有它自己的操作规律，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几句“闲话”而改弦易辙；不过，现在也不再是那种因说“闲话”而掉脑袋的时代了，虽然知道“说了也白说”，但说出来叫大家瞧瞧总是可以的，“不说白不说”。可以预料，由这种“厚黑”原则所评出的奖项是根本不能指望学术上的公平竞争的，其中假冒伪劣猖獗的程度，比之社会上日用商品的状况有过之无不及。这真是学术的空前堕落。
就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自己所获得的哲学一等奖来说吧，这篇发表在1994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上的7000字的文章《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就是一篇冒充优秀的劣质作品。据说文章是作者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次讲演的讲稿。由于文章内容的空洞、平庸和毫无创见，就连作者本人也一开篇就承认：“我试图按我个人的理解，对中国大陆哲学的现状作一极粗略的介绍，并对它的前景谈一些看法。”但把这样一篇介绍性和漫谈性的文章放到中国、特别是放到产生过熊十力、汤用彤、徐复观、黄侃等国学大师并且目前仍人才济济的湖北省，居然被评上了代表全省最高学术水平的一等奖，岂不是十分滑稽么?这些且放下不表，我们来看看文章中的“硬伤”。
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说：“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古希腊罗马的学术繁荣的盛况东西辉映。”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的古希腊也正是学术发展的颠峰时期，但罗马的学术繁荣时代却还远未到来。例如罗马史学的奠基者、最早值得一提的史学家为老卡图(公元前234—前149年)；哲学最早有公元前2世纪中叶传入罗马的斯多葛派；罗马文学、艺术和建筑的“黄金时代”则已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公元前1世纪以后)。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中国的汉代。如果不是“关公战秦琼”的话，罗马的这些“盛况”如何能与我们的“百家争鸣”相“辉映”?
在同一部分，作者讨论到儒、道、释这三个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流派时说：“中国哲学的共同精神，用最简要的话来概括，我以为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作者大段引证了朱熹的“八条目”之后，认为不仅儒家，而且连道家如老子哲学的精神实质也是“内圣外王”，证据是老子讲过“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此外，不仅老子，而且“其他各派，也可以作如是观”，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佛家哲学。然而，说佛、道哲学的精神就是“内圣外王”的精神，这种断言不是过于“戏说”了吗?人们立刻会想起少林寺和尚救唐王的故事，可那毕竟是电影，作为一种“精神”，它决不是佛家的。从老子五千言中按照自己的需要拈出几句话来，加以附会，就说这是老子和道家甚至佛家的“精神”，这算哪门子“学问”?
还是这一部分，作者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是“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联系上把握事物，而极少用‘原子论’分析方法。这自然使中国哲学在细节上远不如西方近代哲学精密，但是在总体的把握上它却避免了‘原子论’方法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的弊病。”奇怪的是，作者提到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却不知道理性主义哲学的典型代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是反对“原子论”的思维方式的，另一位理性派代表莱布尼茨虽然提出了一种精神性的“单子论”，但和他的理性主义前辈一样，他大力主张“从整体上、宏观上、联系上把握事物”(如“连续律”和“前定和谐论”)，将综合看得比分析更重要，以至于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视为近代辩证法的先驱。作者把“重综合”当作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其实也只是拾国内某些人的牙慧而已，但将这种关起门来讲的话说给西方人听，就不怕人家笑话么?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断言：“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结论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推出的结论截然不同”，那么我请问，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在印度和中国，……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里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论有什么“截然不同”?有兴趣者还可以随手找出一大堆反例来。
还是第二部分，作者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反对者因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和具体的哲学命题而全盘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护者则全盘摒弃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全是糟粕。反对者是一直坚持反对态度的。”如此泾渭分明的界线，令人大感怀疑。本人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知道例如孙中山虽然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和具体的哲学命题”，却并没有“全盘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得社会主义的真髓”、“使研究社会主义咸知其本”，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更不用说晚年的“联俄联共”了，怎么能说“反对者是一直坚持反对态度的”?至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开始就“全盘摒弃中国传统哲学”的例子，我看充其量也就能举出一个陈独秀，其他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虽然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多少有些保留。何况并非所有“全盘摒弃中国传统哲学”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如吴虞和被认为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这两者毫无必然的联系。以上两条，可见作者在文章中所下判断之轻率和浅薄。
这部分的结尾，作者又有这样的断言：“在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一种有浓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范畴或命题已经成了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看来作者对60—70年代的“工农兵学哲学”情有独钟，不能忘怀。但首先，当年流行的许多这类命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身上的“中国传统色彩”，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油彩”，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其次，就算是前者(如作者所认为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命题从“大众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淡出，难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脱除了“中国传统色彩”，或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不再“占主导地位”了?况且，能用大众日常生活语言的流行与否来衡量一个哲学是否具有民族特色或占“主导地位”吗?就如在英语世界，具有英美特色的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能操作那一套“人工语言”的又有几人?
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批评**中“盲目反传统的倾向又出现了(‘批孔’是达到了高峰的表现)”。作者似乎忘了，**中用来批孔的工具是“法家”(“评法反儒”)，即从秦始皇以来的另一个中国传统，怎么能说是“盲目反传统”?恰好是有区别地反传统。海外学者这样说说，可以恕他无知，作者却是过来人，不应该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统共一篇七千字的文章，随便就被揪出知识性的错误和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达七条之多，要是写出一本专著，还不知要给人留下多少把柄和笑料。幸好作者这点自知之明还有，一直甘当“没有专著的著名哲学家”。至于文章里语言表达上的毛病，什么文风枯燥、重复、错别字(也可能是排印错误)之类就不说了，这里只举几个文理不通的例子：
1.“比如讲认识论，就没有象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那样专门著作中那样细密的论证。”
2.“但这种重视个人，是为了把个人修养成为服从群体目的力量”。
3.“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把某种血型的血液输进具有不相容的人体的结果。”
4.“没有把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从中吸取智慧”。
这些句子的语病，请任何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来都不难纠正。当然，也可以把这都怪到排印错误上。但即使这样，一篇印得如此一塌糊涂的文章，怎么好意思拿出去评奖，又怎么会竟然评上了省政府的一等奖?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1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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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9: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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