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制滥造的“教程”——评《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金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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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最近，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尽管我们未必可以彻底根除腐败，但是，令人鼓舞的是，总的说来，现在言论自由比以前确实增加了——而这恰恰是中国学术界（以及商界、政界、文艺界、法律界等等）惩治腐败、保持良知的必要条件。

看到了有关反对学术腐败的评论后，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心酸”的往事：三年前，我也曾经发现过一件令人惊诧的抄袭事件，并且满腔热情地将评论寄给了某读书报的编辑。但是，却被立即“枪毙”——连“死缓”的机会都不给。

因此，现在我希望这篇旧作重见天日，并有助于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中国学术界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学术界的腐败问题似乎是一个特殊现象，是个别学者、出版社、学术机构的“偶然”失误，但是在本质上，它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新旧体制交替、新旧道德冲突的一个必然结果。市场的作用是强大的坚韧的，它的目标是要把整个社会——即所有部门和全体公民——都笼罩在它的光环或阴影之下，否则，它绝不会“善罢甘休”。说的更明白一点：在金钱的面前，一切人和事，一切精神、道德、良心都必须接受考验和裁决。一些人没有经受住考验：假冒伪劣、贪污腐败（包括学术腐败）等等就是例子。

我们不可能彻底根除腐败，因为那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至少我们应当给反腐败的文章更大一点的自由，以便使腐败现象一出现，就受到批评，就无处藏身。因此，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应当是反腐败能否见效的一个关键。我希望下面这篇3年前的旧作，对于今天的反对学术腐败有所助益。

  

1999年2月1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倪乐雄的“孟子变成‘门修斯’”一文，举例批评了三联书店1998年5月出版的、由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翻译校对的一本欧洲名著中的错误，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中青年学者匆忙拼凑学术专著，急于充当书籍主编，加上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已经出现了不少“文字垃圾”。无独有偶的是，最近我从红旗出版社1998年10月推出的“哈佛行政教程”之一的《金融管理》中，发现了许多更加荒唐和令人震惊的错误。

封皮——庄严深沉

首先，如果仅看外表的话，读者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坦率地说，该书的封皮设计不仅别具一格、“洋”味十足，而且透出了一种庄严、深沉、精美和洁净的感觉。三条黑线把封皮分由上到下分为4个部分：

最上段赫然印着“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和“行政教程系列”，接下来是“专业核心课程”和一个老鹰徽章，中间部分是白底蓝字的大字书名：《金融管理》，再下面是一面飞舞的彩色美国国旗、以及“曾繁正等编译”、“红旗出版社”的字样。除了“红旗出版社”外，每一行中文的下面都配有英文。此外，整本书籍纸张高级、印刷精美。因此，不要说一般学生或普通读者，即使我这个大学专业教师，也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哈佛原版教材中译本”的错觉。

掀开封皮，扉页上清楚地印着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出版社地址和邮编、书号、以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和“印装有误负责调换”的提示。在该书的最后两页是“红旗出版社深圳办事处”的地址电话与“精品图书”的邮购目录。

总的来说，该书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是赏心悦目、高雅美好。

  
前言——激动人心

这套教程的“前言”也很有声势：首先是两行黑体字——“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说明了哈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下面注明“摘自江**主席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紧接着就开始大“侃”：“哈佛大学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60年来，她为美国、为世界培育了数不清的杰出人士，其中包括6位美国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及众多成功的管理者。这些杰出人士的杰出成就被哈佛引为骄傲，造就这些杰出人士的哈佛亦令世人瞩目。”

读了这段开场白，恐怕许多读者都会热血沸腾吧。编译者似乎早已料到此事，于是笔锋一转，由远及近：“在中国，许多学子向往哈佛，希望去哈佛深造，希望认识和了解哈佛。为此，编译者继推出《哈佛商学院MBA教程系列》（全套共八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及《哈佛MBA经理手册》（全套共四卷，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之后，又集全力编译了这套《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

由于这套“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共12册，因此，读者可以看出：在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的短短一年时间里，编译者竟然“马不停蹄”地编译出版了24册（卷）“哈佛”书籍。即使按每册（卷）300页20万字的保守数字计算，其总数也有7200页480万字！如果不是想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而都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程”的话，那么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国家教委倒是应该首先给这些编译者颁发“奖状”、以兹鼓励了。

不过，还是让我们先不要轻易怀疑，继续读下去吧：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按照哈佛行政管理学院的授课教程，共分为三大类计十一册：一、必修核心课程：《西方政治学》、《行政组织管理学》、《人事行政管理学》、《财政管理学》；二、专业核心课程：《经济管理学》、《金融管理学》、《税收管理学》、《对外经贸管理》；三、重要核心课程：《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美国行政法》。”此外还有一本学生报考哈佛的指南。


姑且不论11本教材是否都可以称作“核心”，也不论在这些“核心”之间有什么不同，单从书名上看，这套教程就给人一种“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万金油”式的感觉。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少见多怪，也许“哈佛”的教程就是这样与众不同吧。

最后，编译者也没有忘记如何吸引那些普通读者的注意：“该套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如火如荼，干部分流势成必然，它的面世，相信会对处于机遇与挑战中的中国广大行政干部开拓新的天地、从事跨世纪的行政事业有所借鉴，会对一切渴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子们有所帮助，会对每一位即将从事行政事业的专业人士，有所裨益。”

顺便说一句，该套书的价格是237.6元，每册19.8元。尽管价格不菲，但是如果真是“有所裨益”的话，倒也是物有所值。

  
内容——粗制滥造

《金融管理》共11章，分别为：1金融市场、2商业银行、3美国的商业银行、4中央银行、5美国的联邦准备制度、6国际货币制度与汇率制度、7国际货币市场、8国际外汇市场、9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其机构、10国际借贷的法律问题，11主要国际货币简介。

从目录来看，确实象一本教程，但是，与其说是象“哈佛教程”，不如说更象是一本大学的“普通教材”。不过，如果真是一本普通教材倒也罢了，读者最多说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包了一张“哈佛教程”的封皮。遗憾的是，说它是“普通教材”都抬举了它。因为读后可知，它实际上是对若干港台教材的胡乱“抄袭”、加上几个大陆人士的匆忙“编译”、拼凑而成的陈旧“杂拌”。  

下面举例说明：

1，半通不通的文法：

第1页的第一句话：“所谓‘金融’就是指货币的转移、资金的融通而为一种借贷关系。”这里的“而为”就有些别扭。也可能是编译者的笔误吧？但下面句子怎么读都不通，恐怕用笔误也无法解释：
“如此商业银行经常保以一部分资产保持其流动性并无损于其收益，构成其所谓第二准备，既不若保持先进之损失收益，亦不若一般放款，投资之缺乏流动性。”（5页）——我估计抄袭都抄窜了行。

又如，“纽约之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原设在华府……无形中形成国际金融市场的王座，复以美元价值稳定，银行体系健全，故其信誉声腾国际……”（17页）我们都知道，在大陆普通话中——而不是“台式国语”中——“华府”叫做“华盛顿”，“王座”叫做“霸主地位”，此外，“之为”、“复以”、“故其”等半文半白的词汇也不少见。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2，东拼西凑的内容：

有些读者可能对上述例子不以为然：因为有意识地在歌曲、小品、文章中加入一些“港台”味，不是一种“时髦”吗？另外，你怎么知道那些编译者就“不系（是）广东人啦”？为了回答这些疑问，请看下面的例子：
“本岛银行及外商银行……互拆以1个营业日为原则，100万元新台币为单位，……此外，美国尚有地方债券，但台湾为集中支付，政府举债亦采取集中制。……本节所介绍的台湾货币市场则以狭义的货币为主。”（3页）请问，这究竟是台湾的教材，还是“哈佛的教程”？

又如，“我国台湾银行法第15条IV谓银行对远期汇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预收利息而购入。对于企业可于货物出售后应收客帐先予以资金之融通，甚或将届还本付息之公债及库券本息票等，贴息取现。”（33页）读着这段文理不通的句子，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抄袭”又抄窜了行？

再如，“目前在台湾流行的有美国运通银公司运通卡、花旗银行所发行的VISA卡为最多，愈700万家特约商店，且可以新台币结帐，省却携带旅行支票、外币的不便与额外手续费支出。”（42页）

根据这些例子基本可以判断：这本书与其说是“哈佛教程”的精心“编译”，不如说是对“台湾课本”的拙劣抄袭。

  
3，陈旧过时的数据：

其实，退一步说，即便有一些抄袭，如果真能抄来一点新东西的话，倒也罢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读者的这一点“奢望”都没有得到满足。下面举几个例子：

在说明国际贸易逆差时，引用的数据是18年前的：“1974-1981年，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总额高达8100亿美元”。（197页）

在说明亚洲货币市场时，引用的数据是19年前的：“在1980年的存款总额中，银行同业存款为408.8亿美元”。（200页）

在介绍美国商业银行“基本业务”时，引用的数据是27年前的：“依美国财政部及联邦准备理事会之统计，1972年12月底，全体商业银行财务结构为存款6198亿美元”。（69页）

甚至30年前的“老货色”也来充数：“截止1967年度，开发协会共对38个国家或地区贷放开发资金16亿余美元……”（265页）

当然，偶尔也能见到“最新”数据：“依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年报》……1988年香港地区与新加坡每人国民生产毛额在9000美元”。（252页）

在这里，姑且不论抄袭的对错（比如，“年报”和“每人国民生产毛额”应当改写为“报告”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关键是数据过于陈旧，因为根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分别达到了22990美元和26730美元。

此外，这本“教程”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肤浅。其全部内容决不会比一本国际金融“常识手册”所介绍的东西更多和更深。如果把该书的上述内容与“前言”中的动人许诺进行比较的话，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顺便说一句，在这套“哈佛教程”中，除了《金融管理》，我还购买了《对外经贸管理》。不过刚读到第1页的正文第2行就看到两个错误：“重商主义时代是指大约1500年至1778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止这段时期。”其实，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第一，《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第二，通常认为，重商主义时代大约是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晚期为止的这段期间，其时间跨度只有100多年。

  
后记——真实的谎言

那么，这套糟糕的“哈佛教程”是怎么“编译”出来的呢？该书的“后记”提供了一些答案：

它首先列举了21个编译人员的姓名，然后说明：“最后由曾繁正、赵向标统稿，全书得到了中山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夏书章老师的指导，并得到国务院综合研究开发院（深圳）CDI出版策划中心以及……（各人名从略）的大力支持”。既然如此，如果这些编译人员稍微认真一点、学术权威稍微负责一点、出版策划稍微严格一点，那么这套书的质量何至于此呢？

大概编译者已经料到了读者的不满，因此在最后表白说：“编译者虽历经数载，殚精竭虑，力求全面、实用、科学，但学识水平和精力有限，疏漏和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及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我想指出：如果确实“历经数载、殚精竭虑”的话，怎么会制造出这样的“文字垃圾”呢？如果确实“学识水平和精力有限”的话，为什么还要力不从心地编译这套教程呢？另外，如果确实想听取“意见”的话，那么恳请千万不要“再版”了，除非推倒重来；对已经出版发行的这些教程，最好重新审查，凡不合格者全部收回、重新造纸，然后印一些——苦于经费和纸张不足而无法出版的——好书。

最后，请恕我直言，这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教程砸了好几块响铛铛的金字招牌——它砸了“哈佛大学”的牌子、砸了“中山大学”的牌子、砸了“国务院综合研究开发院”的牌子、砸了“红旗出版社”的牌子——虽然砸了还可以修好，但那是另一回事。另外，更为严重和令人不安的是，由于该套教程发行量为1万套，即12万册，因此很可能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这是中国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个耻辱。这也是我不得不对此给予公开批评的原因。

（1999/2/15）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