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扒手”的新伎俩

阿让

大约十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谨防“学术扒手”》，主要是揭露一些在大学讲堂上听教师讲课，当教师还未及把讲稿整理成论文时，听课者便剽窃了教师的学术成果，抢先写成文章发表。拙文见报后，一时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控诉别人侵吞其科研成果的，有希望我帮他伸雪冤屈，不但自己学术研究的成就被人占有，反使自己“背上黑锅”的，还有因别人巧取豪夺了自己付出心血所完成的科研项目，向我抒泄愤懑的......不一而足。而我本人则一无权势，二无靠山，三无财富，四无渠道，只能对这些读者写几句深表同情的回信而已。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写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有些是批评、指责乃至揭露有的作家或学者的缺点、硬伤以及不正文风或学风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纠正当前文化学术界各式各样的弊端，使我们的文化学术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结果却招来怨谤，甚至受到谩骂式的人身攻击与空穴来风的诬陷，有一次居然有人匿名打电报给发表我文章的报社，间接对我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自问年逾七十，近又多病，来日无多，死且不畏，何况无耻谰言！于是再次甘冒不韪，撰此小文；知我罪我，惟希来哲！  


事情是我1992年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发现的。我读到1990年《杭州大学学报》上一篇署名文章，题为《论〈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认为此文第一大段很有见地，但又似曾相识。经过回忆和思考，才辨识出此文的材料和观点都是窃自周一良先生的。材料出于史书，固然人人可用；而因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则是个人创见，绝对不允许掠美。这篇文章对材料和观点的来源只字不提，俨然是由他本人发现并加以评断的，这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原来远在1981年，我曾通读并审订过周一良先生的大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原稿，因此颇有印象。《札记》中周先生曾提到他写过一篇题为《〈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的论文，发表在1981年《中国哲学研究》第一期上，其中一段重要文字被编者删去，于是周先生把删去的部分写入《札记》（这篇论文已收入199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续编》，读者不难找到）。而抄袭者的“巧妙”处，乃在于他把周先生所写的这两部分材料（主题原是一个）拼凑到一起，然后据为己有。同时抄袭者也为自己留下一条“此地无印三百两”的小小退路，在他的文章的脚注中竟引述了周文的题目并表示不同意周先生的看法。如果不是我通读了周一良先生的著作，几乎真地被这位“文抄公”骗过了。  

1993年返京后，我就把我的这一发现告诉了现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何芳川教授。何君对我说，已故的吴于廑先生在生前曾编选了一部关于世界史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收入了两篇“新人”之作，吴先生还给他们加了按语，认为颇有创见新解。及细读原文，原来都是芳川本人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经过改头换面，然后以“新面貌”问世的。  

芳川为此大为脑火。我虽未知其详，但相信这位剽窃者的手段也是“不同反响”的。  

1992年冬天，台湾出版了一部影印本明人话本集《型世言》，是由法籍华裔教授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发现的。影印本的末尾附有陈庆浩先生编写的一份《〈型世言〉与〈别刻〉、〈三刻〉各回关系对照表》。到1993年夏天，国内一家出版社抢先出版了《型世言》的排印本，后面也附有一《表》，竟全部抄袭陈《表》，仅把《别刻》与《三刻》两项的先后次序颠倒了一下（这一颠倒是不合理的）并把《表》中文字更易了处，如此而已。然而陈先生的署名却不见了，这个“新”《表》俨然成于排印本整理者之手。这简直是有鼠窃狗偷变为明火执仗了。  

谨向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呼吁：不但要谨防各种类型的“文章扒手”，而且必须揭穿此辈人物的可耻伎俩！  

1993年作  

[本文原载《今昔文存》第155-15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