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剔时常挑剔的孙绍振

阿让

孙绍振先生在学界也算是一个奇人，表现之一是敢于质疑成见，因为他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及理论能力都相当不错，故而往往质之有理，让人茅塞顿开。为朦胧诗鸣不平的“崛起”之文众所周知，可以不提。还曾听他质疑北大袁行霈先生的诗歌赏析，他的重新解读的确令人折服。大概正因为如此，孙先生愈发自恃，时常挑剔文坛，轻易放言，结果使自己的挑剔中也出现了可挑剔之处。近来读到孙绍振的《挑剔文坛》一书，其中颇多机智，却也不乏可议之处。鉴于已有多篇文章“吹捧”（见书的“附录”），我在这里不再“全面”分析，而径直挑剔毛病。

首先要说的是作者已经意识到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如《〈围城〉为何未列入经典？》一文从多方面论证了这一结论：“《围城》固有其独创性，但它绝不可能列入现代文学史上经典著作之列”，还连及到了张爱玲，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一样不可能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之列”，这一武断的说法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作者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文下加注，声称由于此文写作时间较早，结论未必恰当。此类错误和注解非止一处，如在《关于夏志清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价》一文中作者就加了两个注，声明自己的不妥。不必要求作者一贯正确，也可以不在意论述的武断，我惟一的疑问是，既然作者已经知道是错误的东西，为何还在今天公然发表出来？

这些作者自己已经知道的毛病，自不必多说。有些毛病，却是作者没有意识到的，甚至还是作者十分得意的。在美国的讲坛上，孙绍振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戴望舒为什么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象征主义者”的问题，使得美国学生“面面相觑”。在我看来，他的讲法也会令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面面相觑”。试举一段：
我举他的成名作《雨巷》为例，连戴望舒的第一个发现者叶圣陶都只说到他的这首诗开始了新诗节奏的新纪元。这话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引用，当作权威的评定。其实叶圣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戴望舒是不主张诗的音乐性的，他在《论诗札零》中明白宣称“诗应该去掉音乐的成分”。

孙绍振显然没有弄清戴望舒创作还有前后期的不同。《论诗札零》（《现代》，1932年）中反叛音乐性的话，代表的是戴望舒向散文体转向之后的追求，这一转向自《我的记忆》开始，此前戴望舒却毫无疑义是追求诗歌的音乐性的，《雨巷》即前期的颠峰之作。叶圣陶对于《雨巷》在节奏经营上的成功予以肯定，没有任何错误，倒是孙绍振以戴望舒后期思想概括他前期的创作，才真正是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孙绍振以《雨巷》为例说明戴望舒是一个象征主义者的命题本身也有问题。我们通常将戴望舒称为“现代派”诗人，而非象征派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与“象征派”是两码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中，戴望舒与卞之琳、金克木等人同被置于蓝棣之编选的《现代派诗选》中，而孙玉石编选的《象征派诗选》则另有其人，如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等。在西方，狭意的现代派诗主要指艾略特以来提倡主知精神的20世纪英语系的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根本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而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起源于30年代《现代》杂志的中国现代派，其独特之处正在于突破了前期的象征派，而杂取了西方现代派、象征派、意象派以至中国古典诗的种种，自成一体，造就了中国的现代派诗歌。以戴望舒而言，如将他定于象征主义，则他对于中国诗歌可以说没有多少贡献。象征派诗是李金发等人开创的，《雨巷》再精致，也不过是对于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还有徐志摩派的浪漫主义）的一种发挥。戴望舒的主要贡献其实正在于他背叛了《雨巷》的象征主义而开创了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这一现代派诗歌直到40年代仍在发展，出现了如冯至、穆旦等人更为成熟的现代派佳作。戴望舒本人的诗歌除了吸取西方前后象征派诗歌，还借鉴了西班牙现代派（如洛尔迦）的诗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现代风格。象征主义并不能涵盖戴望舒的诗歌，故将他称为一个象征主义者并不合适，事实上是贬低了他。

在同一篇文章中，孙绍振在推崇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同时，也挑出了这首诗的一个“毛病”，即诗的题目标明手掌是“残损的”，但摸索的手却没有痛的感觉。这一挑剔不免滑稽，但它让我们感觉到了作者对于“生活真实”的忠诚，不幸的是，在读了随后的一篇评论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文章后，我们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欺骗。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鼻子被人打歪了，书中也没有写出“我”的疼痛的感觉。孙绍振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作者对于肉体是否疼痛有着特殊的敏感，但可能因为前后文章写作时间隔得较远，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对于戴望舒的批评），但随后的评论却让我们目瞪口呆：“在写着这样的事情时，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涉及。如果用纯写实的价值去衡量或者用传统的‘细节的真实性’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判决的。然而文章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从读者自己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者的创造。一旦在你面前出现了与你原有尺度不合，或者与你的心理预期有冲突的作品时，这时你最好别忙着去作什么匆匆忙忙的判断，还不如先审视一下：作家为什么不走那条驾轻就熟的老路？”作者审视的结果是，小说中主人公的痛苦已经深到感觉不到肉体痛苦的地步，所谓“无痛之痛是为至痛”，这种不痛表现出了小说“超现实”性，“它与现实主义情节的理性逻辑不同”。我所纳闷的是，这种论述哪一点不能运用到对于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的评价之中。诗人是在牢狱之中怀想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血泊中的祖国，如此深沉的心灵痛苦为什么就不能盖过手掌之痛呢？《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恰非现实主义诗作，而是现代主义的，也曾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为什么这首诗没有写出肉体之痛就是毛病，而不能以“无痛之痛是为至痛”来评价呢？孙绍振对于作品的评判，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兴之所至，随意而就，致使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不知道为什么，孙绍振对陈忠实恨之入骨，《挑剔文坛》一书中接连出现了三篇文章批评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白鹿原》的艺术破产”、“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再评《白鹿原》”、“评改一段《白鹿原》——三评《白鹿原》”。说实话，评论界对于《白鹿原》的吹捧我是不以为然的，但孙绍振的过于肆意贬损却更不能让人接受。这种贬损放大了孙绍振在批评上意气用事，粗暴武断的缺点，相信任何读了孙绍振下述批评的读者，都会有此同感。孙绍振在文章中说：《白鹿原》是一次“艺术破产”，作家陈忠实“对于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微妙区别缺乏起码的体验”，“陈忠实的艺术修养在这里只能说是等于零”，而评论界称赞这部小说，则显示了评论家们“艺术悟性不足、鉴赏力弱”，“和他们争辩，简直是和聋子对话”，这件事“实在是评论界在艺术鉴赏方面的一次大出丑。”孙绍振在这里既贬损了作家、作品，又贬损了批评家，口气之轻蔑，近于谩骂，已经不像是正常的文学批评。陈忠实和《白鹿原》固不高明，但决不至于像孙绍振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中国当代批评家们（正如孙文所说，《白鹿原》在评论界受到了广泛称赞）的水平可能全部低于孙绍振，但也决不至于到“艺术悟性不足、鉴赏力弱”到孙绍振对牛弹琴的程度。审判鉴赏、文学批评取向上的不一致，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以通过“交往理性”来解决。孙绍振轻易地全盘否定在文坛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又全面排斥与他观点不同的其他批评家，不能不说过于专断。中国目前不再伸张自由主义精神吗？自由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维护他人说话的权利，在文学批评上就是要允许不同批评的存在，而不是动辄指手画脚，指责别人。孙绍振的批评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了从前的“左”派批评，事实上孙先生本身也是这种批评的受害者，80年代初为朦胧诗辩护的“三崛起”在反自由化中均受到此类粗暴攻击，徐敬亚为此曾在《文艺报》上发表检讨，孙先生当时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好过，未曾想他今天如此健忘。

再回到《白鹿原》本身。孙绍振认为在观念上与别的批评家只能是“聋子对话”，故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小说语言，他认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啰唆和拖沓”，“笨重得叫人喘不出气来”，足以证明这部小说的不堪卒读。孙绍振列举了《白鹿原》中的几段语言，并亲自予以了修改，他认为这些语言缺陷是“稍有一点文学修养的读者都不难看出的”。很不幸，我真的看不出文中所举的小说例句有多么严重的缺陷，也没看出孙绍振的改动有多么高明。这里姑且随意列举几句孙绍振认为有问题的原句，再附上孙绍振的改动，请读者们判断（请注意，这关系你是否“稍有文学修养”的问题）：


原句：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
改动句：白嘉轩谁也不瞅，走到槐树下。

原句：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
改动句：孝文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

原句：孝武归来及时替代了不争气的孝文的位置，也及时填充了他心中的虚空。
改动句：孝武归来填充了他心中的空虚。

实不必多举，从上面几个例句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孙绍振的修改原则，即简练实用。不知道孙绍振先生有没有当过中学教师，说实话，我以为这是用中学的文法来修改作家的创作。这样修改的结果的确是简练了，但有时却使文章丧失了文气和个性。第一句孙绍振删去了“端直”一词，这一删除我以为使得句子大为逊色；第二句删去了“接一声惨叫”，我以为改变了原来的意思，表现的情景也不如原句生动；第三句原句的确不太顺畅，但修改后流利的句子却并不足以代替原句的功能。以孙绍振的标准衡量，鲁迅先生《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绝对要被判为啰唆。而志在打破叙述规范的先锋派作家如马原、洪峰、残雪的小说将肯定要被孙绍振重新写过。

对于《挑剔文坛》，还有些可说的地方，比如孙绍振对于“鲁迅不理解《三国》”的说法也不能让我心服。篇幅所限，不再多说。孙绍振先生功成名就，俯察文坛，随意挑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等挑剔孙绍振则是胆大包天之举，不免有战战兢兢之感，只希望孙绍振在反批评的时候就事论事，而不要将“全无艺术修养”等罪名加于我。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