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没有机会看到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以及 William Haviland 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原书，但是相信这件事既然给披露出来，一定有实足的证据，毕竟，从北京的晓声同学开始，到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和复旦的曹树基教授，已经有不少人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既如此，抄袭这件事，应该是确凿的了。笔者先要表明三点看法，立场这个好东东，毛爷爷早说过，首先可是要站稳站牢的。
笔者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王铭铭的人类学作品。在他的英文作品中，笔者读到的头一篇文章，是他和 Stephan Feuchtwang 合作的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or Contest of Historians: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发表于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991 第3－4期，Feuchtwang，汉译王斯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在英美汉学人类学界的地位各位学友应该很熟悉）。该文以文化反思的眼光，分析“民间宗教”，“通俗文化”及“迷信”在当代中国官方及非官方话语中的转变历程，进而讨论了文化与国家，社会史与国家史，历史知识的表述，知识反思与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中已经隐含了王铭铭以后学术著述的基本线索。王的 Quanzhou: The Chinese City as Cosmogram 一文（载于 Cosmos 1994年第2期），利用泉州地方史的资料，讨论中国城市格局的象征观念和社会空间建构的变迁，在手笔上，颇有 G. William Skinner 和 Arthur Wright 的风格 （见 Skinner 所编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 Stanford 版，此书为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史的经典参考书）。还有一篇份量不轻的文章，题目叫 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王铭铭利用明清闽南地方史的材料，扩展了汉学人类学界 G. William Skinner, Maurice Freedman, Arthur Wolf, Stephan Feuchtwang, Steve Sangren 诸学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地域政治、民间宗教、及国家组织的一系列重要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官方和民间的社会空间观念的相互关联和矛盾冲突，以及这种互动在民间礼仪和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无论从文献资料上还是从理论观点上来说，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王与 Feuchtwang 合著的新作 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0），笔者尚未拜读，但相信会是一本内容翔实的好书。顺便提一下，芝加哥大学 Marshall Sahlins 在读了王铭铭关于泉州地方史的几篇文章以后，闲谈时曾有如下评论：“This guy is a real historian. He has very good sense.”
说明一下，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外国学者的名字（对王铭铭的学术颇有好评的，随便再列几个，还有芝加哥大学的 Presanjit Duara, 哈佛大学的 James Watson，加州大学的 Mayfair Yang 等人，在欧美汉学人类学历史学界都很有名望），目的并非是拉虎皮做大旗，也不是说只要是外国人放的屁就一定是香的。我的意思无非是，对于学术质量的评判，在行内是有一定的通用标准的，别人的意见也应该加以参考。所以网上有些说法，如“象王铭铭这种人竟然混进北大，而且还得到连连晋升”，“北大的羞耻，中国的羞耻”之类，如果暂且撇开王铭铭所犯的错误不谈，这些说法，无论是对于王铭铭本人，还是对于同行学者的学术判断力，应该说都是不很公平的。
当然，Marshall Sahlins 本人并非历史学家，也非中国研究专家。他对王铭铭文中引用的有关史实并不熟悉。但是，a good historical sense 的涵义， 笔者以为，除了对史料的把握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资料的驾驭能力，是从琐碎的史料中发现宏观联系和概念的线索的眼光。简单的说，也就是从对于“特殊个案”的分析中阐释有关社会文化历史的一般性论题和意义，借用一句 Clifford Geertz 的话，“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ribes, towns, neighbourhoods ); they study in villag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一个优秀的社会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就是从某个具体的个案、村落、社区的材料中发掘、归纳、和抽象一般性论题的能力。这种眼光和能力，管叫它 historical sense 也好，或者叫做 anthropological 或 sociological sense 也好，并非只是某一行的专家才垄断的。我们判断王铭铭的研究是否具备这种眼光也好，公平而论，不能只用对一些史料的把握或者有无常识性错误的单一标准。扯开一句，Marshall Sahlins 本人，比如他的关于夏威夷文化变迁的两本很有影响力的专著 （Islands of History 和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就曾在某些史实上受到过夏威夷史专家的批评。但是，这些争论并不能抹杀 Sahlins 对用结构主义观点阐述历史文化变迁的贡献。
无需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曹教授和王铭铭所用的“国家”概念并不相同。曹教授的“国家”是狭义的行政概念，指的是“政府”以及具体的机构；王铭铭说的“国家”是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国家”作为一个泛义的政治文化空间，包括各种与行使“国家”权利有关的机构，组织，政策，思想，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仅生产队大队公社里弄居委会构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就连媒体，思想，学术争论都摆脱不了与国家权利空间的干系。曹教授使用的行政性国家概念，作为“国家”观念的一部分，亦属于作为强势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的自我意识，不妨归入官方意识形态范畴。此类缺乏自我反思的概念，恰恰是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批判对象。有关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浏览一下近数十年来批判政治理论的文献，便可有一个大致明白的了解。顺便再提一下，曹教授提到的那个“似乎叫 OiJ 的美国学者”，原名叫 Jean C. Oi，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她的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1989) 一书是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很基础性的专著。作为“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的王铭铭来说，参考和援引 Jean Oi 的观点，就笔者看来，似乎也不能算是太丢脸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