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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改革:
1)首先要有系统性、整体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和实施计划。
2)不能太复杂,要清晰、易于理解。要抓大放小,注重制度建设。
3)要有前瞻性,要看到北大小环境的变化,也要看到大政治环境的变化,要在现有政治、学术环境中把自由度应用到最大——这是小平同志的精神:“不要怕、胆子要大”
4)要有可操作性,不是口号,而能直接地回答:改什么?怎么改?要能捋起裤腿就下田。
人事改革,是放了一声炮。这一炮打实了,对北大有极大的影响。但哪怕这一炮只听了个响,改革也同样是箭在弦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炮声既响,北大改革的大幕一旦拉开,就很难再合上。
北大、北大,不改不行了。我有如下建议:
(一)改革的大局——基本制度——《北大宪章》
改革的大局,是“基本制度”,最基本的制度,是决策制度。
过去的基本制度,是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体现。但是现在不行了,不能几个领导说了算,要听大家意见。
比如这次人事改革,是学校一级领导定内容,然后听意见。意见怎么听?最终板怎么拍?实际上不清楚。现在不得已,把东西都放到网络上,于是七嘴八舌。这个过程,意见纷纭、效率又低,不是决策的好方法。整个来说,充分暴露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
现在开始,建设新大学的“基本制度”,适逢其时。再敞开来说,北大要有一个自己的“宪章”,这其中可以包括北大精神是什么精神、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诸如此类宏大的问题。它更要规定最基本的制度原则:
——什么是北大最终的决策机构?
(国家和各级地方有人大作为权力机构,北大呢?也可以有一个相应机构,这个和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完全一致,不会犯政治错误……但是,这个机构应当是什么?校务委员会?教师大会?教授会?……)
——重大的事件如何决策?
(校务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提案?教师大会审批?教授会一票否决?……)
——这些决策机构的人员应当如何构成?
(除了教师,管理人员应当有多大比例?学生代表应当多少?校友的参与度应当怎样?……)
——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副校长的职责是什么?
(对外,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职能负责。对内,他们对什么机构负责? 向什么机构报告工作?如何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估,如果不满意,相应的意见以什么样的名义回馈给教育部?……)
——学校和学院、系一级的关系是什么?
(学校管什么?学院管什么?责、权、利各在何处?是凭惯例继续运转下去,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界定?……)
——学校一级预算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分配?
(每年那么多钱,十年二十年下来上百亿的资金,花出去,怎么花的,教育部要问,学校老师要问、学生要问,社会群众也要问。这笔帐不能是糊涂帐,要清清楚楚。他们的使用和分配,应当真正有利于北大的教、学、研,有利于北大的长远。
……
这些东西,国外的名校多可参照,国内北大早期、西南联大时期的各种相关规章制度也可参照。目前的政治环境也完全可以允许,在政治上应无问题。制订出来,哪怕不能全须全尾地落实,但能够为国人、教育界所众知众议,其影响无疑将极其深远。愿北大敢为天下先,从基本制度开始,为中国的新大学,再开先河。
(二)从学院自治,到有系统地进行分权
学校不要一手抓,不要搞集权,要把许多东西放权。
学校一级,主要管三件事情:
1)“基本制度”,监督其执行。这也是“以制度治校”
2)财务。把从各方面筹集来的资源统筹规划、分好、用好。(西方高校校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筹款。)
3)学校的全局性问题(这个实际上要极大简化)
在基本制度下,尽可能实现“学院自治”(这也是许多西方名校的传统)。把更多权力下放到学院一级。北大的学科跨度广、不同的学科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许多制度的细节,应当下放到学院一级。比如教师的聘任,学校可以制订一些基本原则。具体的一些细节,应当允许学院一级有自由。简单的一刀切,并不见得好。但是院系一级制订的各种规章、办法,要由校方审查,符合基本制度,才可以执行。
分权,还包括,让学术的归于学术。让管理归于管理。
学术方面的问题,以及教学、课程设置之类,都可以交给教授们去决定。
而管理方面,把绝大多数管理职能下放到院系。尤其是行政人员的关系、聘任,也都可以下放到院系。让学校一级的领导从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矛盾中摆脱出来。管他聘多少人、聘谁谁,用预算去约束它。用“行政人员基本管理办法”(比方说)去约束人员(学校一级可设立行政监察机构)。……
设立一套内部指标体系,对每个院系,每隔两年进行一次评估。研究水平、教学水平、行政管理水平……根据评估作出相应的反应。
分权,还意味着,把制度创新的权力下放下去,激发出院系制度创新的活力来,激发出院系之间的制度竞争来。从竞争中发现好的制度。不要仅仅停留在“领导设计”的集中式管理的老路上。
这些都首先依赖于“基本制度”的建设,把“权力分立”的思想贯穿于其中。这样能更好地管好大局,举重若轻。校长、书记也不用成天头那么大了。
(三)改革第一刀,可从“财务公开、预算公开和审批”始
未来的改革,要有一个好的入口。这个入口,要好操作,要有说服力、公信力,要能对外说,也能对内说。而且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
我建议:这最关键的第一步,从财务公开、预算审批开始,即:财务、预算公开——财务、预算分析——用预算分布来决定变革之措施。
我承认,教师素质的提高,确实是高校改革之重中之重,是中心之任务,但这并不等同于它一定要首先做。读中国近代以来之变革史,看《走向走和》,当知改革之成败,不在“情”、“理”,而在“势”、“力”。目前人事改革之难行,因“势”、“力”之不足故。
北大改革最本质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学校老师的职称如何聘任。而是“学校资源如何分配?”——目前大部分对改革方案的反对意见,最终都可归结于这一点。
“财务、预算公开——财务、预算分析”,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行,它可以回答如下诘问:
1)回答教育部,每年给那么多钱,是怎么用的?
2)回答学校内部,每年那么多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3)回答“占用学校最大资源,却没有有效产出的是些什么?”
4)由3),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至少,我们的第一刀可以砍向哪里?
5)可以回答“我们的第一刀要切到什么样的程度”(预算是可以量化的)
……
张维迎老师是经济学家,从这个地方入手,才真正显示专业水准。
当这些数字,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那些不应该拥有那么多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势自成,改革就自然顺水行舟了。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腾挪出大量的富余资源,再把它们投向教、学、研,相关矛盾可以大大缓解,再来改革也就更容易。(几乎所有矛盾,实际上都是源于资源分配——或绝对不足、或相对不公)。
如果财务公开+预算审批和使用,能够成为北大的一个制度,其示范影响,将极其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在高校,也将扩展到诸多公共服务性事业部门。(——顺便说一句,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从公共预算审批和使用开始,应当是一个可行而快捷地建设清廉政府的途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校方有没有勇气(敢不敢)公开每年的“财务和预算方案”?如果学校领导真的有胆识、魄力,有理想,就从公布每年的学校财务及预算并征求教授们的意见开始吧。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7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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