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许智宏、温儒敏：让大学成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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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直通两会

两会上，有委员批评了当下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倾向。而几天前，本报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与一位学院领导“冲突”而可能被迫离开学校的新闻，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大学管理行政化问题的关注。本期“直通两会”栏目连线代表和学者，以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大学行政管理受制于大的体制

新京报：你怎么看中国大学管理行政化问题？

许智宏：大学的核心是教授、教师，应该扩大院系的自主权给教师参与，这个各个大学都在做，不同的大学可能情况不太一样，有很多既有学校本身的原因，也有国家体制的问题。现在很多大学编自己的法，中国科学院有《中国科学院法》，有不少大学在做，这样可以使大学的管理脱离行政，但这个有个过程。

新京报：对于教授自治你怎么看？

许智宏：教授自治是相对而言，在学术上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包括在重大问题的参与上要发挥作用，每个学校都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他们提了一个什么事情，我校长不能否定。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委托某个组织来审查他们，但是我不能自己提一个人、提一个教授，学术委员会坚决反对，北大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你在北大的权力大吗？

许智宏：这个权力都是相对的，不能无限，任何权力都需要一个制约，大学也有制约，工会、职代会都是制约校长的。制约是应该的，可以让一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合理，可能决策会慢一点，但是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有好处。

新京报：北大的行政化在你看来是个什么程度？

许智宏：还是有，我觉得要不断的改吧，但是很多改变制约于整个国家体制。

新京报：有些教授觉得他们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受到行政部门的压力？

许智宏：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学校会有，但是不至于严重到校长去压制某个人。

行政人员占高校人数比例过大

新京报：作为学者，你如何看待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问题？

许章润：行政首长、学术领袖不是经过大学共同体自发产生的，而是经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出现的。从教授是大学主体角度讲，成为完全被动的被管理者，实际就是大学的客体了。这与现代大学精神，所谓的教授治校、教授通过选择学校的管理者来治校是背道而驰的。
     科研经费的申请、划拨方式完全是行政主导。科研跟着问题走，行政性科研支配申请划拨方式则使得行政官员定科研题目，教授不得不投其所好；而行政主导的科研题目往往不是真问题，而是假问题。
　　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科体制的确定，教学体例的设定，甚至于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的确定，大学教授是没有发言权的，甚至大学本身也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一切都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说了算。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教委统一规定，凡是获得法学一级学科招生的大学，其法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要考八门功课，使得研究生入学考试完全违背教学和思想规律。

新京报：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许章润：还有职称评定、教学科研单位设定的行政化。
　　职称评定是上面下发多少名额，而不是根据教学需求；科研单位的设定，比如中心是正处级，而且与待遇挂钩。
　　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行政人员占高校人数比例过大，行政人员远远多于教学科研人员，他们所占有的资源远远高于教师。清华法学院教师还有个办公室，那其他学校呢？

管理行政化削弱学术创发能力

新京报：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许章润：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首先抹杀了大学教授的主体性和大学本身的主体性。在现行体制下，成了一级行政机构，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局级，等等。大学本来是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学术公民安居乐业的居所。
　　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说话空间的大小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成正比，课题确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创发能力和热情苍白化。
　　现代社会的支柱有三：精神信仰（在西方表现为教堂）、公民社会（强调公民自律的精神）、大学。在非宗教国家，大学实际是精神堡垒，它彰显着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精神威力。一旦把它纳入行政体制，精神的力量无从谈起。

大学应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新京报：改革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大学自身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温儒敏：有两点是可以较快实施改革的：一是取消校内的行政套级。学校和院系不要再去套什么级，从外边派来学校的官员，一般也不要再套外边的行政级别。在学校起码要逐步淡化“官本位”。现在有些老师教授可以不当，非得去竞争一个“处长”，这实在有点可笑。其二，职能部门改变机关化，确实往服务教学方面转。不应当处处想着“管理”，不断给下面“找事”。

  　当然，学校许多不好的风气都是外边刮进来的。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能带个头，想办法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而不是给它火上加油；如果上级不是给学校那么多的行政干预，不再把学校当作一般的“下级单位”来围绕自己转，那学校的改革就比较好办，管理行政化过分的现象也就会逐步改变。

许章润：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发挥私营、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实现所有者的多元化，引爆其创发能力。
　　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应该借鉴，小型、地方性、工科技术型院校也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造成学校在董事会引导之下的资本配置，这是增强中国高校活力的釜底抽薪的做法。
　　国外的情况不一样，但在指导思想上是共同的：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国立的，一旦钱给了学校之后，除了跟审计、税务发生关系，这笔钱的使用政府无权干涉。国外的高校大多是自治的。大学校长，是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成立的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遴选委员会成员是在全球招聘产生的。这样的举措，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是可以采纳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这么招聘的。
　　还有，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完善高等教育法，硬性规定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和教师的比例。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许章润：总的一句话，让大学成为大学：知识创造的中心，思想激荡的圣地，自由精神的堡垒。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