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前的学术浮躁风与学术量化风

岸上的猪

80年代“浮躁”二字在学术界尚不盛行，而时下说学术浮躁蔚然成风恐怕并不为过，它已经影响到了学术界的各个领域。这固然和不少学者的学术道德意识淡化、缺乏严谨学风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近些年来教育和学校主管部门刮起的学术量化风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在学术界并无学术“量化”这一说，当时还只在个别高校基础课教学中实行引发争议的“量化”评估。90年代中期以来，“量化”已经扩及学术界，在科学管理的旗号下，通过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张旗鼓地推行于各个学术评估领域，从而使学术“量化”之风愈演愈烈，“量化”管理成了教育和学术主管部门进行人才评价的愈来愈重要的方法，以及评估指标体系的愈来愈重要的部分。全国极大多数高校的学术奖项评定、学术成果评审、学术考核评价、学术职务评聘、科研项目立项与评审、学位论文资格审定、学术知名度排列、学术奖励津贴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学术成果的量化作为重要依据。而这种量化又是按照教育和高校管理部门下达的所谓“科学”评估指标“科学化”程序来进行的。

笔者以为要克服学术浮躁风必须尽快刹住学术“量化”风，切实反对学术管理上的形式主义，切实纠正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上的不正之风。而在这类问题上，显然需要从领导自身做起，从管理改革做起。

教育部2002年2月27日《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成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指出“提高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学术行为，促进和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主张“针对学术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行为，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形成有效的学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端正学术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把学术价值和创新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不得虚报教育教学和科研成果，反对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盲目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浮躁作风和行为。” “反对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并且主张 “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学术发展与评价机制，鼓励学术创新。”“遵循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创新，多出精品成果。在学位论文答辩、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著作出版、科研项目立项与评审、学术奖项评定等方面要体现正确的政策导向，防止重数量轻质量、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制度。” 这些思路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笔者看来，现在是到了清理“量化”治校、“量化”管理学术的时候了。

过度的学术“量化”助长了“量化”后学术领域的“重数量轻质量、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这种“盲目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浮躁作风和行为”是与“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格格不入的。过度“量化”将使学术变味，而“量化”成果一旦和权、钱、名紧密挂钩，则极易助长不正之风盛行，导致各种学术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泛滥，污染学术环境，损害学术道德，影响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关行政部门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遏制愈演愈烈的学术“量化”风。笔者以为目前的“量化”管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存在不少问题，择其要者如下：

第一，将理工科和自然科学的“量化”管理方法不加区分地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

对于学术成果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必要的，但是科学管理并不等于“量化”管理，更不是现行的“量化”管理。我国需要科学精神同时也需要人文精神，不同用科学精神取代人文精神，而且精神本身是难以“量化”的。“量化”管理只是科学管理的方法之一，并非唯一方法。科学管理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人文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并非“量化”所能概括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文社会科学需不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而在于按照遵循人文科学学科自身的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在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人文社会科学时，我们更加需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及各个学科的内在特殊性、多样性。如果我们的管理忽略了这种特殊性、多样性，那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是学术繁荣，而却有可能在科学化、规范化的口号下，妨碍了学术繁荣。”（黄安年：《再论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过度“量化”的弊端——兼与蔡曙山先生商榷》， 2001年12月2日《学术批评网》首发）

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学术浮躁风和不合理的科研评估方法成为委员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段镇基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委员等人认为：“部分不合理的科研评估方法诱发和助长了科技界的浮躁风气。”马颂德认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由于性质不同，评估方法应该有所区别。在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内部，由于学科不同，性质也不同，评估工作也应有所区分。比如评估周期，对属于应用科学领域的科研进行评估，周期应该要短一些；而对基础科学的科研评估，周期则要长一些等等。对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进行考核，我们特别需要重视对其成果质量的评估，不仅要重视发表的论文数量，更要重视论文的质量。” （记者王光荣、陈建栋：《改改不合理的科研评估》2002年3月8日《学术批评网》）

第二，强调学术文章数量，忽视学术文章的质量，甚至只顾数量不顾质量

谈到学术成果，我们不能只顾数量不讲质量，而质量怎能“量化”呢？现行的“量化”指标体系难道真的体现了精益求精、质量至上的学术追求了吗？那种过度“量化”管理方法的弊端恰恰助长了“那些只讲高新技术、不讲人文精神，只讲一朝成名、不讲苦练内功，只讲大干快上、不讲十载寒窗，只讲物质拥有、不讲境界升华，只讲个人自我实现、不讲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想法和做法”的不良倾向。（《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作出新贡献——我们的呼吁与倡议》， 2002年3月15日，首都女教授联谊会）
  
第三，学术成果的认定仅限于期刊出版物，将报纸等出版物排外在外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的认定，绝不能仅仅限于期刊出版物上的学术文章，而把报纸等载体上的学术成果排除在外，然而目前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认期刊不认报纸等出版物的。笔者在《兼与蔡曙山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到“现代史上的文化巨匠鲁迅先生有不少名篇就是发表在报纸上（如《申报·自由谈》）的。难道可以忽视和低估其学术价值吗？今天我们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成果，同样可以发现有些很有学术水平的文章是刊登在报纸上的，当时并无期刊和报纸是否计算在‘科研业绩’之内的争议。”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文选中发现，大量有理论价值的文章是在报纸上首发的，难道这些也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而那些发表在大量的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刊物中的铨释性文章现在却成了优秀学术成果，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呢？

再说，近些年来，随着一些报纸改版和扩版，大大充实了一些报纸版面的学术性。其单篇文章的容量足以和期刊上发表的字数不长的一些学术文章不相上下。笔者曾花费大半年的时间，逐一收录了2000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类报刊上发表的美国问题文章，在已经收录的4594条中，就有一定数量的学术性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难道这些都不算学术成果么？显然把报纸上的学术文章排除在学术成果之外，是不公正的。

此外，作为学术成果的认定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本身。报纸上发表的某些有学术见解的短文，不乏思想创新的闪光亮点。那些报纸上的“闪光亮点”不被看成学术成果，而对这些“闪光亮点”进行条理化的说明性期刊文章却被认定为学术成果，这能算公平合理吗？

第四，在期刊出版成果中只认“核心”期刊，不认其他期刊

“核心”期刊于学术的利弊已经引发学术界的一场争议，对于要不要确定“核心”期刊、如何确定“核心”期刊见仁见智，将争议继续进行下去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和纯洁学术道德及学术风气。刊登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不一定都有相当学术水平，刊登在一般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也不见得就没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杨生茂、刘绪贻、黄安年三位《美国历史杂志》的特邀中国编辑，自1992年以来连续十年向《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按照一致意见原则推荐了我国许多优秀的美国历史论文，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非“核心”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文章。期刊的知名度固然重要，但是期刊知名度和文章本身的质量不能混为一谈。只认“核心”的做法违背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并且开创了将学术文章分成“三六九等”的不良先例。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自2000年以来施行鼓励全校文科师生（含退休教师）发表学术论文的科研津贴办法，并且列出了《北京师范大学文科科研津贴期刊目录》，凡师大社会科学处认定的学术文章符合473种期刊之一的均享有不同金额的科研津贴。奖励学术研究本身是件好事，但是排斥报纸学术文章之举和对期刊不一视同仁、排斥学术书评的做法，同样是不公正的。（见黄安年：《学术性书评不算学术成果吗？----兼谈学术论文认定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学术批评网》2001年12月29日首发；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文科科研津贴期刊目录》合理吗？——兼谈科研津贴中的非学术因素），2002年1月5日《学术批评网》首发）  

第五，在学术文章中重字数，不重实际水平

学术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内容而不在于文章的字数，有的学校规定“每篇论文字数应不低于2500字”，这等于宣布不够“2500字”的不算学术文章，按照这种规定，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些国学大师（如王国维）的学术经典文章肯定过不了“2500字”这一学术认定关的。

第六，将学术队伍和学术研究项目和学术经费等学术条件等同于学术成果

学术声誉（例如学术荣誉称号、学术职称、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科研立项（例如国家、部委、北京市和学校等各类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学术条件为学术成果的产出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本身绝不等于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产生实际的学术成果，那么这些条件对于学术成果来说等于零，不起任何作用。把“学术声誉”和“科研业绩”考核挂钩的做法显然值得商榷。（黄安年：《再论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过度“量化”的弊端——兼与蔡曙山先生商榷》， 2001年12月2日《学术批评网》首发）

学术“量化”风是某些大学“发明”、有关部门自上而下通过行政主管渠道刮起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主管”不是“统管”，现在是需要“松绑”的时候了，千万不要让教师活得太累，成了数字“量化”的奴隶。殷切期望教育主管部门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刹住学术“量化”风，改变“量化”和各种利益紧密挂钩的利益驱动做法，从领导做起、从主管部门做起，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写于2002年3月17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