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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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滨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考克斯与后现代理论都属于批判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反对其给定的概念,追求人类解放。双方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考克斯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这一基础上寻求世界秩序的重构;而后现代理论的基础是FaGuo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后现代理论反对任何重构的努力,认为任何重构的努力只会带来新专制与新束缚。

【关键词】　考克斯;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批判理论的界定与划分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分为六类:其一是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二是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三是葛兰西主义学派理论(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 ;其四是某些解释性的建构主义, 如克劳托赫威尔( Friedrich Kratochwil)的理论;其五是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理论,如希里戴( Fred Hilliday) 、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urg)的理论;其六是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林克耐特(Andrew L ink2later)为代表的、并受哈贝马斯沟通理论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1]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另一类是受葛兰西思想影响的批判理论。前者是以林克耐特为代表,后者是以考克斯(RobertW. Cox)为代表。[2]在本文中,笔者采用的是后一种批判理论的分类,但不论是何种分类,批判理论内部各种理论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些差异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批判理论是大有益处的。笔者主要就葛兰西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行比较,试图澄清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它们的一些混淆认识。在国内外一些介绍评述批判理论的著述中,对后现代理论与受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影响的理论进行比较与分析较多,而对后现代理论与葛兰西主义学派的比较与分析则较少,或者不太深入。从过去《千年》(M illennium )期刊登载的有关评述批判的论文中[3]以及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关于批判理论主要论文集[4]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与分析有利于澄清一些关于批判理论的混淆与误解。


一　考克斯理论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特征

　　考克斯一般被公认为是广义批判理论的先驱,其直接的思想基础是葛兰西具有历史主义特点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一些强调科学客观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它更多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葛兰西认为,“客观物质性”是由人类历史具体的实践创造的,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是一种“外在给定的客观”。葛兰西所理解的“物质客观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塑造社会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即人对社会矛盾的反思产生主观反应,而这种主观反应可以指导人的实践。如果这种反应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一种社会物质客观性,它可以规定人的行为,确定社会制度。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做同‘历史的主观’恰好相同,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5]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突破了社会现实的主客观分离。他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招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辩证过程的一部分。[6]因而,在这种“实践本体”观中,葛兰西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一些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强调了社会本体实践的“客观性”。

考克斯不仅在理论上引用了葛兰西的思想,而且直接引用了葛兰西的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考克斯用“历史结构”的概念(葛兰西用的是“历史集团”)来分析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看来,历史结构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决定了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考克斯认为这个历史结构是由物质、意识和制度三个要素构成的,并且这三个要素都最终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对这种历史结构,考克斯特别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主义方法中,人类制度是由人创造的———不是‘行为者’个人的表现创造的,而是集体的人对集体感知的矛盾的反应所创造的,这种反应产生了某些实践。制度和实践因此要通过这种创造者不断变化的心理过程来理解。这种观点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7]葛兰西认为:“结构与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历史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矛盾和不协调的上层建筑总和反映着社会关系总和。”[8]而考克斯对此的解释是:“历史集团”既指主客观的统一,又指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在形态上,它是指由物质能力和意识相统一并通过制度来表达的一种霸权现实;在社会力量上,它是指霸权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妥协。在一个“历史集团”中,霸权阶级用一种表达普遍利益(实质上是最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的意识形态制度来获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从属阶级的利益,从而有效地保证对从属阶级的领导权。[9]历史集团与霸权的关系是:历史集团是霸权的物质、意识基础,霸权通过历史集团中的物质条件、制度、共同的利益和意识来表现。霸权的衰落和替代表现为“历史集团”的主客观***以及霸权阶级损害从属阶级的利益而导致的社会***。这种历史主义观的运用使得考克斯理论中的各个范畴如国家利益、国家、国家间的交往模式、世界秩序都不是给定的,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是统治阶级历史的霸权塑造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的世界秩序、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可以通过人的批判性反思来重新塑造,不存在永恒的“客观”现实。据此,考克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种种不公正,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有试图“物化”当今世界秩序的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是为现存世界秩序中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维护的是不公正的世界秩序。

二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础与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后实证主义或解构主义)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出现的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否为实证主义的辩论中产生的。其主要源头在FaGuo,后来影响到美国一些与FaGuo文化联系较紧的大学,并逐步影响了英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不仅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而且批判波普尔的现代新实证主义,要求放弃体现现代性的理性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社会像文本一样能够被多元理解;二是对行为的解构包括了从强调结构向强调文化的转变,或者说,后现代强调的是文化的作用而不是外在客观的结构;三是它存在着用一种相对主义和多元性来反对基础主义的倾向。[10]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满的反应,希望通过批判、否定来颠覆现代社会客观结构的形式以及反映这种现代性的文化,反抗主流秩序以及体现这种秩序的基础文化对人的压抑,它强调怀疑论和不确定性,主张相对主义和多元基础主义。它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 德里达( JacquesDerrida) 、福柯(Michel Foulcault) 、巴迪斯(Roland Bar2thes)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等人。起源于FaGuo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众多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国际关系界也受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借助后现代主义提供的方法和思想对反映实证主义并维护现存秩序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一支重要的理论流派,如理查德·阿施莱(Richard Ashley) 、德·代元(James derDerian) 、R. B. J. 沃尔克(R. B. J. Walker)和简斯·巴特森(Jens Bartelson)等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11]这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及其范畴进行了批判与颠覆。

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对国际关系用结构主义方式进行解读,认为国际关系本身具有历史性,对它的解读必须结合历史的变化性。比如阿施莱对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这一结构理论是没有主观建构的结构理论,即缺乏人的主观创造、思辨、思维演化性的结构理论,只有“客观”关系结构,因为结构内在的主观联系性(即工具理性)也是一种社会客观结构。它们认为,结构主义结构优先于实践、整体绝对支配组成部分为前提;以共时性(静止)和历时性(动态)绝对区分为前提,强调单方面的历时性(动态性)依赖于共时性(静止性) 。[12]因此,阿施莱反对用这种结构主义对国际关系进行解读,认为这种结构主义不是依赖于不断实践的主体而确定的结构,而是一个给定的结构,外在的结构决定理性个体的行为,主体无法改造结构只能消极地适应结构。同样,德·代元提出,外交的起源和变革可以运用以下几种相互渗透的范式分析,即神话外交(mytho- dip lomacy) 、原外交(p roto - dip lomacy) 、反外交( anti- dip lomacy) 、新外交( neo - dip lomacy) 、技术外交( techno - dip lomacy) ,以此反对新现实主义对外交单一的结构主义解释。[13]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作家通过对国际关系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谱系学( genealogy)研究来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给定的概念(如主权、外交等) 。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历史解构,后现代主义学者揭示这些国际关系的概念范畴都是历史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存在跨历史的永恒意义。上面提到德·代元对外交起源和变革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德·代元认为,外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不同的异化( alienation)和疏远( estrangement)的状态下,“外交”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巴特森对主权的谱系学分析同样也是强调对主权概念的多元解读,他认为,主权是历史随机的产物,其含义是由历史特定的知识( knowledge)现实决定的,历史的变化必然导致主权含义的变化。[14]从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第二个特点,即它们对国家行为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强调的是文化而不是客观的结构。这种文化也是一种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结构或语境,而不是新现实主义的那种“外在客观”的结构主义。德·代元在《论外交》中强调,在国际关系中,由于“缺乏中心权威”,“文化成为构成和制约外交权力”的决定因素,权力是包含在文化之中的。[15]巴特森明确强调,“如果知识作为一个有效陈述的体系来理解,所有知识都是通过差异性而存在的,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知识通过差异性提供了区分什么是有效和无效的标准。主权话题总在卷入在这种过程中,这是通过主权在其形成阶段与知识形成的补充、完善( articulation)和重复关系造成的”。不同时代的知识决定了主权内涵的不同,知识体系的变化导致了主权含义的变化。[16]总之,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理解为文化或知识的产物,国际关系中的范畴概念都是与特定历史文化与知识联系起来的,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内容。

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强调用多元和相对主义来反对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单一基础性解释或研究范式。德·代元提出,“与库恩原创计划不同的是,库恩原创计划中的两种范式不能同时共存,我建议在承认外交研究的多元话语下用多种范式方法”。[17]巴特森与德·代元一样,也借助于尼采和福柯的谱系学,强调在不同知识背景下主权语义的不同,主张回到“经典文本”中去发现其中多重的意义与真理。巴特森就说,谱系学是一种有效的、片断式的、样例式的历史研究,好的样例就具有多元性,传统的经典文本是一种“意义与真理的容器”,随时代的变化不断被解读,不断变化。[18]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要用这种多元和相对主义的东西来揭示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和概念范畴的变化性与历史性,其实质就是颠覆任何绝对化的研究范式和概念范畴对人的控制与束缚,特别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主张的“自然化”或“物化”的东西对人的控制与束缚。

总之,后现代主义强调对国际关系(进一步发挥就是对文化与社会)的多种解读(多视角的解读或者是多方法论的解读) ,反对唯一的中心性理解。这种“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反对任何一种文本的绝对性,或者说对社会解释和理解的绝对性,反对话语的专制和现代极权结构。它们主张,任何一个确定性的观念都有一个“他者”的观念与之对应,即认同中存在着不认同,自我需要另一个自我,用反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来质疑、否定和颠覆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通过强调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文化建构的多重性。后现代主义通过分析或解构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断裂关系,强调国家文化是决定其行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理论仅在于否定与颠覆,而没有做任何的重构与再造的努力。

三　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

　　根据以上对考克斯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特征的分析,笔者认为,考克斯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进行了挑战,这是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的共同点。考克斯是从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实践本体论”上来否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外在客观”本体论,强调人的认识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这从他的物质、意识和制度组成的“历史结构”中就可以体现出来。考克斯认为,构成“历史结构”的物质与意识是相互影响,但不是还原, [19]意识形态的独立能动作用决定了人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从而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对国家的思维“工具理性”化,并主张变革强调人的主体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样也挑战了主流理论“外在客观”的本体论,强调文化是决定行为的基础,并从谱系学中列举出变化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以及国际关系概念范畴的不同含义,这同样也是把人作为历史变化的主体,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也是一种强调变革的理论。从这一点看,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都属于较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建构论,都是反对实证主义,都对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持批判态度,都对作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范畴的普遍主义进行解构。两者都是强调非实证主义的理论,反对主客观的两分法和把一些概念范畴给固定化的倾向,强调要建立主体的理论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对变革起重要作用。因此,考克斯的理论与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较小意义上都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论”。[20]因此,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其理论目的都是强调人类的解放意义。尽管考克斯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自不同的理论基础,但都挑战了新现实主义的“外在客观”本体论,批判实证主义认识论,都强调社会本体(结构)的变化性以及人的主体作用。实际上,他们的理论都是在寻求“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思考可能性的条件”,两者都存在着这种假设:“没有什么条件是给定的,都是(人)塑造和建构的”。[21]所以,后现代理论与考克斯的理论从批判主流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出发,都在阐述这样一种思想: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加的国际关系“客观制约”(不论是概念还是结构)并不是绝对的、跨历史的、它们本身也呈现出历史性。两者进而主张任何源自于国际关系“客观现实”的、压抑人类的不公正、异化都不是“客观必然导致的”,都是人类自身行为塑造的结果,就像社会结构和现实历史经历的变化一样,这些“客观的东西”都是可能被重新塑造的,人类不必成为这种“客观”的奴隶,人类自身可以从自己塑造的现实压抑中解放出来。可以说,考克斯和批判理论中的“解放性”突出地表现在破除主流理论对国际关系现实所赋予的“外在客观”的迷信上,用历史主义的认识方法来认识世界,认识国际关系的内在本质,从而使人类能从旧的精神枷锁和压抑中解脱出来,成为世界的主人。对维护现实的理论及其理论基础进行的批判反映了批判理论的动机及希望从现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意愿。这不仅是考克斯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共同之处,也是所有批判理论的共同之处。

四　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

　　考克斯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以下方面存在着共同之处:两者都强调建构主义,批判国际关系现实和现存的世界秩序,追求人类解放的意义。所以,也有人把考克斯的理论归入后现代主义理论之列,但实际上,考克斯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是有较大区别的。从理论基础和替代性重构框架上都存在着区别。

就理论的基础而言,考克斯的理论基础与一些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相比,显然没有那么“现代”。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比较“不现代”的历史哲学,分析的方法也是一种“不那么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或者说,考克斯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考克斯理论中仍具有基础规范作用。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考克斯的理论及其概念范畴如阶级、国家都与“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些“陈词滥调”。[22]这说明,考克斯的理论仍然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克斯强调国际关系一些概念的历史建构性,认为是历史的具体性构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某些范畴的不同历史意义,或者说具体的生产模式形成了具体的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特点(市民社会与国家或国际政体的关系) ,从而去否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跨历史的“永恒”主义倾向。[23]考克斯的理论不仅仅是要否定与颠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现存的世界秩序,而且还要重构,希望能建立一种能整合已经碎片化的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个新的市民社会,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这样,考克斯的理论不仅是批判的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理论,他为此提出了改造世界秩序的“阵地战”战略,这种战略所依赖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也是“非后现代的”,即依靠传统的工人阶级,反对仅以否定与颠覆作为变革的基础与战略。[24]所以,考克斯至少在否定、批判和颠覆的过程中提出了重构的方向,并做出了一定的再建尝试。考克斯以历史辩证法为根据,强调现实是矛盾的,现实都含有否定性的一面,因此任何现状都包含了变化的潜在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体现了考克斯的理论具有重构现实的意义。事实上,考克斯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经验研究,他用历史结构对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分析就是一种实证分析,但他坚持把这种经验研究放在批判的框架下,从中发现其中的矛盾与危机,进而去发现变革的规律与可能性,故考克斯的理论框架可以在历史的实证研究中进行评估。所以,考克斯的理论不但在基础上、而且在重塑现实的规范上都没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仍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重塑世界秩序。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则更“时髦”、“多元”。从FaGuo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可以发现它们的理论基础相当多元,既有语言哲学(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学,但后现代主义与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学的用法是不同的) ,又有发展人类学,也有法兰克福学派一些学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拉康( JacquesLacan)的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尽管在方法论上呈现出多元化,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从总体来说已经从意识哲学转向了语言哲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哲学中体现与发展辩证法。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与考克斯的理论完全不同。考克斯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市场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结构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的社会物质基础;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追究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考克斯所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注重经济对社会的建构,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否认经济对这种建构提供了物质基础。[25]

更不同的是,在重塑世界秩序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与考克斯的理论有着重大的差别。在用什么作为其替代性理论框架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反对任何理论规范在重构中发挥作用。后现代主义强调对文本的多种解读,反对唯一的中心性理解。这种“去中心主义”就是反对任何一种文本的绝对性,或者说对社会解释和理解的绝对性,反对任何的话语专制和现代极权结构。用反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来质疑、否定和颠覆任何理论的话语霸权,因而就没有了任何的重构与再造。在国际关系领域也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质疑各种国际关系范畴(如国家、主权)和结构(如无政府结构)的“客观”绝对性,强调这些以实证主义方法产生的范畴与理论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成了一种压抑人的话语垄断,旨在服务于既得利益者与集团,这与考克斯的理论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替代性理论框架,这样就没有了重构的基础。人们可以从这些理论中发现它们对西方主流理论的淋漓畅快的批判,发现它们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弱点与缺陷的揭示,发现它们对西方主流理论在标榜自己“价值中立”背后的“价值倾向”的揭露,但是人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用什么来重构现实,或者无法确切地评估它们替代性理论的“潜框架”,因为它们彻底地反实证却没有历史经验的任何支撑。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其学者们因为反对现状和那些维护现状的理论,进而利用种种方法和思想来批判这种体现话语霸权的主流理论,指出它们的理论和逻辑漏洞、荒唐以及虚伪,强调多元性和相对性,以此来反对现代性对人的压迫,寻求从现代性中得到解放。但是,在这些质疑、否定和颠覆之后,他们仍不希望有任何的规范和共识,认为这会形成新的专制基础,束缚人的解放。他们甚至指责像考克斯和林克耐特这样的理论批判家所做的重构努力都是“建立在一种判断标准的非批判的假设上,使批判理论坠落倒退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用批判的概念作为批判理论与现实现状的基础本身就是权威和排他的”,认为只要存在权威就没有自由。[26]这种思想直接来自于福柯的“文化即权威”。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要求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地突破一切给定的束缚,反对现存的任何意识形态对未来的规范作用。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对后现代主义通俗的批评:“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其实,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方面是根本不同的。考克斯的理论不仅是批判,也有一定的重构,并且在批判和重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作用(尽管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其他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他的改造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注重历史的经验,或者说可以发现一些历史的实例。[27]考克斯本人不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示异议,而且也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否定任何文化的重构意义。考克斯也谈相对主义,但考克斯的相对主义是一种历史、具体地(或者说根据其时代背景)而不是用一种绝对普遍道义原则来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态度,这种相对主义强调的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而不是绝对价值。考克斯自己就直接表示过他的这种相对主义与我们今天看到后现代主义主张的相对主义是不同的。考克斯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是抛弃责任,轻视所有的价值,并“把这些价值作为可以被一个管理实践所取代的过时之物”;而考克斯自己信仰的相对主义是“要求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相互承认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28]

五　结语

　　在批判理论中,虽然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一道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今世界秩序进行了批判,但考克斯的理论是以葛兰西所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且在重构秩序上也坚持这一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基础更多的是FaGuo后现代主义的基础,并且反对任何重塑世界秩序文化建构,强调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认为任何文化所确立的规范作用只会导致新的专制和束缚。就这两种理论的目的而言,虽然两者都批判现实及其维护现实的理论,使人从现有的秩序压迫中获得解放,但考克斯是要以另一种以他认为是公平的、服务于整个世界弱势社会力量的世界秩序来代替目前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他的根基没有离开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他倡导的是一种具有社会连带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后现代主义理论虽然不满目前的世界秩序及其理论,但它们反对在任何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重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这使其成为一种只要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因而只能是一种“只破不立”的理论。

* 此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新的世界秩序而探索”(立项批准号04BGJ023)资助。

1. 这一说法引自N. J Rigger, “Negative Dialectic? The Two Modes of Critical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 ”in Richard Wyn Jones , ed. , Critical Theory and W orld Politics, Boulder, C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1, p. 93。

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中许多人的相互差异很大,即使是这一学派某些作者的思想,其前后也有差异。国际关系理论中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主要是受哈贝马斯后期的沟通理论以及阿多诺的思想影响,所以有人干脆把这一批判理论称之为“哈贝马斯主义批判理论(Habermasian critical theory) ”,它以林克耐特为主要代表;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基本上没有引用法兰克福学派后期学者的思想,尽管葛兰西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中(如早期人物霍克海默)的思想有些相近。

3. Mark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 - Paradigm Debate, ”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6, No. 2, 1987, pp. 231 - 250; Mark Hoffman,“Conversations o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7, No. 1, 1988, pp. 91 - 96; N, J. Rengger,“Going Critical? A Response to Hoffman,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17, No. 1, 1988, pp. 81 - 90.《千年》期刊在1987年第2期和1988年第1期中有不少评述批判理论的文章,但都没有关于后批判理论与考克斯理论的详细分析与比较。

4. Richard Wyn Jones, ed. ,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1.

5.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519页。

6. 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 The N 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1, p. 59.

7. Robert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Keohane, ed. ,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 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42.

8.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80页。

9. Robert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 Approaches toWorld O 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1 - 133.

10. [英]吉尔德·德兰逖著,张茂元译:《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10页。

11. 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主要有: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Keohane, ed. ,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Richard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Men, Poststructuralism andWar, ”In J. DerDerian andM. Shap iro eds. , International / Intertextual Relation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8 pp. 259 - 322; Richard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 illennium, No. 17, June 2, 1988, pp. 227 - 262; derDerian, On D iplom acy: A Genealogy ofWestern Estrangem ent, Oxford: Blackwell, 1987; Richard Ashley and M. Shap iro,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 odern Reading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R. B. J. Walker, Inside /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 B. J. Walker and Richard Ashley,“Reading Dissidence / Writing the Discip line: Crisis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No. 34, Sep tember 3, pp. 367 - 416;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pp. 264 - 265.

13. James Der Darian, On D iplom acy: 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 ent,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5.

14.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pp. 237 - 248.

15. 德·代元的这种观点直接受福柯的影响,有关德·代元的这些观点见: James der Darian, On D iplom acy: 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 ent, p. 4, pp. 35 - 42。

16.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240 - 241.

17. James Der Darian, On D iplom acy: 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 ent, p. 5.

18.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7 - 9.

19. Ro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Gill ed. , Am erican Hegem 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 i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6.

20. RichardWyn Jones, “Introduction: Locatio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p. 4.

21. Kimberly Hutchings, “ The Nature of Critique i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p. 89.

22. John Adams, “Review of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World Order, ”Annals of the Am erican Academ y, vol. 501, January 1989, pp. 224 - 225.

23. Robert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Keohane, ed. ,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204 - 205.

24. 考克斯曾经谈到,“仅仅通过共同地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和通过把所有在现存世界秩序中感到疏远并拒绝把工作的理念作为个人成就(的人)组织起来,并以积极的团结( cohesion)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变革战略具有产生短命政治的主观性”。见Robert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 rder, pp. 352 - 353。

25. MatthewWatson,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N. Y. : PalgraveMacmillan, 2005, pp. 24 - 25.

26. Kimberly Hutchings, “The Nature of Critique i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83.

27. 考克斯对变革与变革战略的设想,可以参见Robert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Keohane, ed. ,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236 - 237. 在考克斯的其他一些论文中也可以发现对当今世界秩序变革可能性、内在危机的分析和变革战略的思考,参见: RobertW. Cox, “Global Perestroika, ”“Stru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 lications for Europe, 1991,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Future World Order, 1991, ”in RobertW.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 Approaches toWorld O rder,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 Robert W. Cox, “ Influences and Commitments, ”in R.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 , Approaches toWorld O rder,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