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困境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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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宗山 熊兴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8个方面的逻辑缺陷，最终导致理论陷入困境，既不能从前提有效地推导出结论，也不能充分解释和说明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出现逻辑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确立了过高的理论目标，过分追求理论的简约性，企图同时成为普遍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最终不得不以牺牲逻辑一致和解释效力为代价。　

关键词：进攻性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方法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后冷战时代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理论[1]，其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被介绍到中国后，引起较大反响[2]。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该书逻辑缜密，文笔清晰，论述有力，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3]。但细读全书就不难发现，该著貌似严谨、清晰的理论体系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明显的、致命的逻辑缺陷，最终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陷入理论困境，以失败告终。本文就主要以该书为对象，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进行逻辑上的解析。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中央政府为各国提供不受侵犯的公共安全；大国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但又都具有使自身安全最大化的本能，为保证自身安全，理性的国家必须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成为霸主。在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因此，大国的历史首要地包括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冲突，追求地区霸权是大国行为的经常性选择。国际体系是由修正主义国家组成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不满足于现状，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彼此有进犯的倾向和侵略的意图，奉行进攻性的扩张政策[4]。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考察了1792年以来FaGuo、德国、日本、英国、美国、苏联等主要大国的行为。他认为，拿破仑FaGuo、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苏联的对外行为证明了自己的理论，但是英国和美国则没有。美英案例的异常是因为，美国已经在西半球实现了地区霸权，成为了现状国家，无须扩张，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行为是为了履行“离岸平衡手”的职责，遏制其他大国的扩张；同时，水域阻遏使美国从未考虑过征服欧洲或东北亚，也使得英国无法越过大西洋去征服欧洲大陆[5]。　

最后，作者对当今世界的欧洲和东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建议美国继续扮演欧洲和东北亚平衡者的角色，防止出现与之匹敌的竞争者。未来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将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因此，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而不是接触[6]。

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困境

1、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指认为部分符合逻辑，则整体也必符合逻辑的错误。作者的合成谬误体现两个地方：

第一，对5个现实主义前提的合成谬误。全书的理论前提是5个现实主义命题 ，但作者并未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澄清，只是简单地说，当5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7]。但5个命题合成以后，可能推导出多种结果，既有可能是进攻行为，也有可能是防御行为，甚至既非进攻，亦非防御。因为所有的命题都是需要通过具体国家来体现的，动机、意图总是与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更重要的是，5个命题合成以后，就可以推断出米氏逻辑中具有关于国家战略眼光问题的内在悖论。本来，国家可以通过自助实现生存，无政府并不意味着危险，但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危险丛生，国家不得不时刻考虑应对眼前的威胁，不可能具有长远的眼光。但另一方面，根据畏惧催生进攻的米氏逻辑，无论是衰落的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还是新兴大国寻求霸权，都是为了防止未来的安全竞争，那么国家的眼光就不是短浅，而是极其长远的。这就存在悖论。例如，在较长时段衰落的霸权国可能会考虑发动预防性战争来反对崛起国而不是与之妥协。相反，在同样的权力转换背景中，目光短浅的国家会竭力购买与崛起国的和平。也就是说，即使面临着同样的权力分配格局，国家也可以选择两种相反的行为方式中的一种，因而米氏的论断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也就是无法证伪的。悖论的存在说明进攻、扩张和侵略根本不可能从安全的关注中推出[8]。

第二，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成谬误。米氏对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合成，分别借鉴了国家的权力欲望和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结构。姑且不论他对人性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否正确[9]，单从逻辑上来看，由于缺乏严格的理论清理，这一合成显然是错误的。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分别将人性和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但人性、无政府状态都是常量。古今中外，人性是恒定的这一趋势没有改变，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既有好人，也有恶人。同样，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国际社会都是无政府的。从逻辑角度而言，常量无法解释变量，这说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只能作为假设起点，要真正形成因果关系，还要依赖其他变量，即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体现为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即国家的理性；后者体现为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即对安全、生存、威胁的度量。由于国家有别、时代不同，这种认知和度量是可变的，但又在客观力量，即人性或无政府制约的范围之内。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各有其逻辑体系，米氏只是将两个理论的常量结合起来，却忽略了此后的变量，打乱了原有的逻辑结构。而且，人性现实主义属于国家层次理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国家权力欲望的第一性，将国际因素放在第二位；结构现实主义却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它们遵循完全不同的分析和研究视角。二者的简单结合，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同时构建一般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国家层次的理论也不等于外交政策理论[10]，在分析具体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政策变量无法回避。权力欲望只是国家的原始动机，要转化为实际行动还要取决于国家的认知，即理性，政策是国家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理性。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具有权力欲望，但理性会驱使它执行合适的外交政策，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行为并不完全一样。米氏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套用了能力决定意图的人性现实主义教义，却将它对国家的理性分析抛在脑后[11]；同样，他只套用了沃尔兹理论中畏惧对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却忽略其结果是自助和维持权力，而不是进攻性行为。事实证明，国家实力不强并不代表安守本分，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就会进攻和侵略。1868－1945年的日本、拿破仑FaGuo、希特勒德国的财富并非出类拔萃，但却举全国之力，执行军国主义政策，这才使得它们有能力去寻求霸权[12]。政策的偏好可以使军力在短期内跃升，但经济发展却需循序渐进。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即使在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后，也没有建立强大的武装，发动大规模战争。而越南虽小，却极具攻击性[13]。同样，下文也证明了畏惧并不必然导致进攻。

2、偷换、混淆概念。统一的概念，明确的定义，清晰的内涵是逻辑演绎的必备前提，因为它可以防止推理中出现张冠李戴，保证论证过程的一致和严谨。但在本书中，作者存在大量的偷换、混淆概念现象，严重损害了论证的严密性。

首先，作者将安全偷换为生存，从而得出安全等于生存，对安全的担忧和对威胁的畏惧导致国家进攻，安全最大化等同于权力最大化等论断。在第44页，作者陈述道，“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但在该段最后一行，却变成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在第20页，作者也将生存和安全等同起来，将最大安全与最大的生存机会等同起来。在第58页，作者再次提到，“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也追求非安全目标”。

但将安全和生存等同起来并不严密。国际政治中的生存一般指国家保有领土不被占领、人民不被奴役和制度不被外力强行改变。而安全概念的内涵则极具伸缩性，外延很广，国家对安全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对有些国家来说，生存最难实现，是最小机会的安全；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却最容易实现，是最大机会的安全。在当今的主权国家体系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生存基本上是充足的，可以得到保证的。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只是相对安全，国家既不可能轻易地被侵略和占领，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恐吓、讹诈甚至零星攻击以及卷入武装冲突。但在米氏那里，安全最大化就是绝对安全，即不受到任何攻击，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极端状态。

其次，作者对潜在权力、有效权力、权力和能力之间没有进行统一的清晰定义和关系明确。权力一般具有相对和绝对两个向度。在作者的定义中，他将权力主要定义为绝对权力，即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并分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前者指财富即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尤其体现为工业能力；后者主要指三军力量，特别是地面军事力量。军事权力是有效权力[14]。然而作者在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上一直裹挟不清，既认为财富虽然和军事权力紧密相联，却并不等同，又认为人口和财富是军事能力的必要成分；一方面认为人口与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原动力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认为财富不能被用来作为军事实力的测度标准[15]。这样，人们就无法弄清楚财富、军力和国家能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以财富还是以军力来衡量国家能力。

3、推不出。推不出是指缺乏必要的足够的前提条件，导致结论不能有效地推出。在将安全偷换为生存后，作者强调安全最大化等于权力最大化（即霸权），也就是说，国家寻求霸权是出于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只要建立了霸权，就可以实现安全最大化。那么，其一，安全的考虑是不是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的原因呢？实际上，历史上的大国称霸、侵略并不是基于生存、安全受到威胁，而是被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欲望所驱动的。日本攻击朝鲜、清朝和俄国是为了本土的生存吗？一战后和二战中在东亚的大肆扩张是受到安全威胁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16]。德国发动二战是为自身安全吗？当然也不是，希特勒很清楚，在英法不断绥靖、苏联推卸责任的欧洲大国政治中，德国根本就没有安全和生存的担忧，各大国畏之如虎，避之惟恐不及，怎敢主动挑起战端呢？作者也不打自招地承认，单纯对安全的担心不可能引起大国采取侵略行为，“日本和德国打仗是为了在其地区获得主导地位”[17]，这更清晰地表明了寻求霸权才是侵略、扩张和进攻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安全的考虑或畏惧并不必然是国家寻求霸权的必要条件。其二，权力最大化就能实现安全最大化吗？显然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所有旨在寻求霸权的国家，如16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拿破仑FaGuo、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二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后的苏联其最终命运都是在激烈的权力竞争中败于他国的联盟之下，不是领土被占领、制度被改变，就是国家四分五裂，不但实现不了安全，连最低限度的生存也保障不了。霸权并不能保证安全，反而有可能招致竞争对手的联合进攻，权力最大化不是安全最大化的充分条件。总之，由于存在其他可能性，所以安全和权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无法建立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难以彼此有效充分地推出对方。


4、双重标准。双重标准是指作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和分析时，遵循不同的标准，却企图得出同一标准下的结论，这一逻辑缺陷违背了同一律要求，其结论有失公正、严谨，难以令人信服。作者的双重标准体现在两处：

一是如前所述，由于对权力定义的混淆不清，导致作者在书中的处理方式是不断地执行双重标准，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有利时用军事力量，不利时用经济实力。例如，当作者分析20世纪初的英美结束敌对状态时用的是潜在军事实力，即人口和工业实力，而非有效权力；当作者承认美国在1900年时不是一般的大国时[18]，我们只看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无军事实力。实际上，全书中都没有一战前美国的军事力量资料，只有财富数据。这是因为，作者很清楚，19世纪末期美国的军力极弱，根本无法与欧洲大国相比。1890年时，美国财富已近世界第一，但其现役部队只有2.5万人，居世界第十四，海军在强国中居最末[19]。原因在于美国当时奉行孤立主义，而这正是作者极力回避的政策变量。如果引用将无法符合自己的标准，会适得其反。但众所周知，由于政策取向不同，在作者所要描述的几个大国中，财富与军力之间并不成比例。对于拿破仑FaGuo和日本来说，其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应有的财富实力比例；而对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和19世纪中叶的英国来说，它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有着不成比例的军事实力，尤其是作者极力推崇的陆军力量。

二是在对中国和其他大国采取双重评价标准。米氏的“中国威胁论”建立在欧洲和东北亚的大国政治分析上[20]，按其逻辑，德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潜在霸权国，最后却只得出中国具有威胁的结论。作者对德、日、俄的未来前景都进行了多种可能分析，对中国却是最大可能分析，并在结论中强化。而且，对构成中国威胁的主要依据“能力”是以财富而非军事力量为标准的。但当作者要强调德国和日本不具威胁时，就以军事权力为依据，强调俄罗斯不具威胁时，又搬出了财富指标。尽管作者承认德国有成为潜在霸权国的可能，但却没有得出“德国威胁论”，原因在于他认为有其他欧洲大国遏制它，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德国当前的财富和军事水平度量的基础上的。但对中国的分析却建立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假设上的，这明显不是同一标准，难道未来德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吗？事实上，就2000年的数据而言，中国在军事上显然比不上俄罗斯，在经济上完全敌不上日本（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在人口上也不比印度有多少优势，总体实力更是无法与三者之和相比，从均势角度看，中国受到的牵制程度远远高于欧洲。何况，任何国家经济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发展，作者不会不明白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却以这种最大不可能来为“中国威胁论”寻找依据[21]。

5、前后矛盾。前后矛盾是指陈述或推理过程中出现前后不一致，且互相矛盾的现象。作者在书中多处出现前后矛盾，有的是正文前后矛盾，有的是正文和注释前后矛盾。

例如，作者认为，历史上的日本之所以未受到水体的阻遏，原因在于它的大陆对手是弱国。但随即又承认，至少在1900－1910年间，俄国是东北亚地区最富有的国家，其占世界的工业份额与日本之比是6：1。后来又认为，日本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并非强大到能够在东北亚寻求霸权地位[22 ]。

再次，作者关于“中国威胁”的结论建立在地区大国政治的分析上，其基础是：欧洲是两极结构（美俄）、东北亚是多极结构（中美俄），这种结构划分的依据显然是军事权力，但作者随后陷入前后矛盾，又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太软弱，不会在其国土之外引起大的麻烦[23]。权力不能达致国土之外，那还能算是一极吗？

此外，如上所述，作者在第68页的注释8中承认安全不是大国侵略的原因，与此前的论述有矛盾；在第384页的注87中对英国维持大陆均势的动机的解释也与水域阻遏力量有矛盾。

6、悖论。悖论是潜在的前后矛盾，即通过对作者的结论进行合理的推理，得出与其结论或前提明显矛盾的结论。悖论的存在说明结论或推理中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逻辑悖论。

悖论1：关于水域的阻遏作用[24]。作者认为，水域的阻遏是美英没有扩张，寻求霸权的重要原因。如果水域真的能够阻遏军事进攻的话，为什么地区霸主要担心远处大国威胁自己在本地区的霸权呢？水域难道不会同样阻遏其他地区的霸主成为世界霸主吗？对此，作者给出的回答是美国担心后院起火[25]，这种反事实推理的解释极为牵强附会，如果真是如此考虑，美国何必费那么大的劲远涉重洋去打一场不知道输赢的战争，为什么不马上用自己的绝对优势军力占领墨西哥和加拿大，消除隐患呢？因为按照米氏的进攻性逻辑，牺牲对手是国家获取权力最大化的最佳方法。但事实是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进攻性意图。英国并没有与之相邻的陆地邻国（早期爱尔兰尚未独立），它也不用惧怕后院会起火，为何也要充当平衡者呢？实际上，作者的解释已经否定了自己，即水域是无法阻遏敌人的进攻的，英国同样担心敌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军事入侵[26]。从技术上讲，英美既然能够派兵进入大陆履行平衡手的职责，遏制对手，那它应该同样能够进行征服活动。换言之，如果水体真能阻遏大批陆军进入大陆，那么平衡手还能发挥其作用吗？入侵国难道不可以通过与其他大陆国家结盟来运送兵力，从而排除水体的阻遏影响吗？要知道，大西洋这一巨大水体的存在是常量，对1900年的美国和1918年、1943年的美国同样产生阻遏，但美国却在这三个时期有不同的选择。用常量来解释国家的不同行为选择这一变量在根本上是违背逻辑规则的。

悖论2：关于日本为何能够克服水域的阻遏，入侵亚洲大陆。作者的辩解是大陆对手的弱小[27]。除了前面我们证明并非如此外，这一辩解也与美国未在东北亚占据领土的行为相矛盾[28]。既然美国比日本强大得多，而东亚大陆的对手又如此弱小，为什么美国不去征服这些地区呢？日本可以打败俄国和中国，比其强大得多的美国难道不行吗？此外，作者将英国定义为离岸平衡手，否认它的霸主地位也与自己的逻辑有矛盾，既然英国不是一个地区霸主[29]，那它就不是现状国家，就应该寻求权力最大化，但英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悖论3：作者在论述欧洲和东北亚的权力结构时，依据对德、俄、中的双重标准逻辑[30]，最终会推出与其观点相悖的结论，即要么承认俄罗斯有威胁，要么承认美国不是平衡手。如果俄罗斯真的不具威胁，美国为什么要东扩北约，为什么要寻求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如果承认俄罗斯有威胁，就否定了作者对潜在权力的论证；反过来，如果美国是平衡手，那就得承认俄罗斯有威胁，如果美国是霸权国，那么纵然俄罗斯不具威胁，北约也会东扩。

7、似是而非。所谓似是而非，是指表面看起来合理、正确的结论，其实经不住理论和事实的推敲而最终无法成立，原因在于作者将某一变量误认为另一变量，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水体是否真能阻遏大国的征服野心呢？显然不能，首先，正如作者自己所展示的那样，跨洋征服手段多种多样，即可以直接进行两栖进攻，也可以在大陆盟国境内完成力量投送后再发动进攻，如伊拉克战争。其次，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海洋为海上强国的征服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例如，因为二战后美国已经在多个海岛和大陆国家设有军事基地，水域对美国已不构成阻遏，而且核潜艇、航空母舰的隐蔽性、机动性使跨海作战与陆地作战相比而言更为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只有陆军优势的国家来说。可见，水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作者曾经提到，如果美国不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话，大英帝国可能已经屈服于德国的潜艇战[31]。据此我们就可以推论，只拥有海军优势的英国完全有可能在海军战败后被德国占领本土。实际上，无论是在拿破仑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使英国本土免遭被征服灭顶之灾的不是英吉利海峡，而是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对法德海军的阻遏作用。作者把海军的作用误认为是水体的作用，最终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8、以偏概全。指从部分个体的属性归纳出整体亦具有同样的属性这一逻辑谬误。进攻性现实主义企图用军国主义国家的极端侵略行为来归纳出所有国家都具有侵略、进攻性行为，但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侵略者，就是同一国家，也不是所有时期都是侵略者，如二战前后的德国。作者的以偏概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将所有国家的行为简化为大国的行为，排除了对次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分析，企图以大国等同于全体国家；其次，以侵略性大国的军国主义行为来概括所有大国。应该承认，米氏的分析是适用于如纳粹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但就是在其分析的6个大国中，它只能解释3个，解释力只有50%。但作者却企图得出所有的大国都是进攻、侵略国家。第三，将国家的所有行为都概括为侵略行为，否认国家防御行为的存在，因而既没有解释同一国家为什么相对权力未变，却执行不同的政策，例如美国为什么主动参加一战，却又在战后退回到美洲，继续维持现状；也无法解释国家在相对权力发生巨大变化后却执行相同的政策。例如，米氏认为，在两极格局下美国执行的是遏制苏联的离岸平衡手政策，但在苏联解体后，世界已变成一极，至少是一超多强，美国为什么还在执行同样的政策呢？显然，对少数国家极端行为的无限放大，不分时间、不分对象，无区别地将它扩充到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对外行为中，这正是以偏概全谬误的集中体现。

三、结论与启示

以上各种逻辑缺陷的存在说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在每一逻辑链中都具有多种分野和可能性，但作者只按照自己的理解，承认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那种可能性。但由于其他可能性的存在，现有结论就不具全集合意义，只能部分有效，其理论也显得极富刚性且过于脆弱。8个方面的逻辑缺陷说明，按照约定主义的原则，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无法被证伪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将这种非科学的、无法周延的理论强行演绎下去，最终只能得出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具有绝对主义错误的结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米氏的理论目标过高，作者标榜自己的理论综合了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所以既可作为预测国际政治结果的普遍理论，亦能用以指导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32]。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矛盾使他左右为难、捉襟见肘，不但未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反而在每一目标上都未能达到预期的解释效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理论各有其层次、研究对象和解释范围，很难互相替代和简单归并。沃尔兹告诫道，不能期望万有引力定律去预测一片落叶的轨迹[33]，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偏偏想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其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

注释：

[1]：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重要学者及作品有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艾瑞克?莱布斯的论文《超越胜利：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战争目标的扩张》等，米尔斯海默的作品还有论文《回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不稳定》等，参见Glenn H.Snyder, “Mearshemi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Summer 2002),p149. 注3。

[2]：该书英文版为The Tragedy of Great Politics, by John J. Mearsheimer ,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2001；中文版为[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2003年版。 本文的分析和引用以中文版为对象，并假设中文版全面完整地反映了英文版的所有内容。

[3]：参见中文版封底。

[4]：参见中文版第2、3、43-47、244、245、255页，下同。

[5]：见第四章和第七章。

[6]：见第十章。

[7]：参见第43－44页。

[8]：s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12,No.2(winter 2002/3), pp.196-217.

[9]：例如，米氏认为虽然摩根索区分了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但又说他是自相矛盾的，并以这种自相矛盾，将追求权力最大化和霸权作为国家目标扣到人性现实主义头上，见第21页正文及第34－35页的注35。

[10] [19]：分别参见[美]法利德?扎卡利亚著，门洪华等译：《从财富到权力》，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4页，第67－68页。

[11]：与摩根索不同，米氏的理性只承认国家何时进攻，而不是是否进攻，摩根索则包括了是否进攻。

[12]：关于希特勒德国是如何执行这一政策的，可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381页。

[13]：参见Richard N.Rosecrance,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Vol.55. No.1, October 2002，p.143 .

[14]：参见第79－119页。

[15]：见第80、81、84、85页。

[16]：米氏为日本扩张找了很多安全上的借口，见第248－249页，但仔细阅读，都和安全无关。最可笑的是，他拿了日本战犯的辩护词来作证据。实际上，作者对日本这一时期扩张的叙述已经雄辩地表明，日本扩张的实质原因在于利益和权力驱动，因为在当时的东亚体系中，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对它构成威胁，而且按照米氏的水域阻遏理论，日本作为岛国不应该有安全上的担忧。

[17]：见第68页注8和第306页。

[18]：见第351页和第341页。

[20]：参见第517－565页。

[21]：见第527页、第537页、第540－541页。

[22]：见第361页。

[23]：参见第507页和第525页。

[24]：见第149－162页。

[25]：见第206页。

[26]：参见第384页的注87。

[27]：见第367页。

[28]：见第342页和第369页的注6。

[29]：见第53页。

[30]：参见第517－545页。

[31]：参见第379页的注60。

[32]：作者的理论目标是既可以解释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可解释国际政治结果，参见 “War and Peace” , p138,注4。

[33]：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