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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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胜　湘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二○○五年第三期

　　提　要　20 世纪90 年代,从批判理论分离出来的建构主义安全理论脱颖而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称为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三大主流学派。三大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安全问题进行了诠释,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各自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趋势,但国家安全始终是西方国际安全理论分析国际安全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安全研究所涉及的安全内涵及安全主体等等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综合安全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　国际问题　安全　流派　西方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国际安全研究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道漩涡,并开始风行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大有被国际安全研究取代之势。笔者力图对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即自由主义安全论、现实主义安全论和建构主义安全论作初步的介绍、分析和评价,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希望借此对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有所裨益。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者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该理论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愿意看到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以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方法,倡导世界民主和庆祝国际相互依赖。[1]反映自由贸易思想的经济依存安全论源于亚当•斯密,他发现了存在于利己的竞争性经济行为背后的一种根本的利益和谐。

当代经济依存安全论产生于19 世纪50 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 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将会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建立国家间永久和谐的惟一条件是消除贸易障碍。美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通过战争成本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贸易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战争过时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 [2]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3]20 世纪70 年代初,基欧汉和奈在《国际组织》杂志刊登专辑文章,指出了多国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恐怖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意义。[4]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70 年代之后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复合性的相互依赖状态,因而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因素。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有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联系是多渠道的,有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这类联系的紧密化和多层次化使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不相干的或无足轻重的政策工具。[5]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减弱。[6] 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7]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依存安全论”也得到相应发展。有些学者认为,贸易是实现全球相互依赖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可能是整体加强全球家庭相互信任和利益的粘合之路。[8]美国著名学者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两类。他认为,经济依存越来越深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使贸易的价值上升,战争的可能性变小,因为战争的成本太高了。

国际制度安全论主张通过建立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来确保国际安全。国际机制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者的角色,限定行为者的活动,并影响行为者期望的形成,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9]在新自由派学者的眼中,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 。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合作促进了解、增进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产生了对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这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安全关系。国际制度安全论的先驱威尔逊在其著名的14 点和平方案中就提出,必须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不论强弱都能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 ,否则国际法的整个体系与效力将永远受损。[10]制度理论与现实主义一样,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11]

理性的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制度合作,以获取绝对收益。国际制度安全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提出,有关国家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而这一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获得,为合作提供信息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的最佳途径。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制度取代霸权。基欧汉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12]他认为,尽管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有互补利益,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并且其他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13]

二、国际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

　　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 [14]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有追求权力的本性。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争夺中,如何摆脱国家争夺权力的困境以维持国际安全? 现实主义提出的设想之一是权力均势。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均势结构其实是国家间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 。在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中,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社会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各个国家的权力斗争,即权力均衡。[15]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持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权力均衡和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中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情形。[16]沃尔兹认为,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必然会出现。均势理论把国际政治描述成一个竞争性的领域,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 [17]建立均势截断了进攻的后路。[18]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以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至是和平。[19]而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 [20]制度由权力现象造就,因权力而存在,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方式。[21]

霸权安全论亦称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最早是由基欧汉创造的。 [22] “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先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以后于20 世纪80 年代初被罗伯特•吉尔平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 流动。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23]吉尔平等学者指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该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 [24]霸权国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密切相关,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和平与安全就越有可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使体系内所有国家受益,因为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霸权国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了好处。[25] 因此,只有建立霸权体系,世界才是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关系领域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追求权力的国家外表是追求均势,实际上是追求权力的优势(superiority of power) ,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通过回击霸权稳定论的批评者进一步论述了霸权安全思想。吉尔平认为,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26]霸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的必要条件,主导或霸权有助于国际合作。[27]如果没有霸权,就没有一个主导国来履行世界经济顺利运转所必需的几项任务。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安全不仅指霸权国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盟国的安全。他认为,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主导国”来说明主导国,经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利益。我们认为,在霸主的安全利益中可能包括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28]

三、国际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

　　建构主义是20 世纪90 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学派。建构主义的思想源于社会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社会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是建构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20 世纪80 年代,建构主义在吸取了批评理论,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安全,注重国际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传统主流学派的物质能力结构。奥勒夫首先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1989年,他提出国际关系的第一个建构主义理论。[29]1999 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确立了建构主义在国际安全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或身份界定的。[30]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的分配有关,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 [31]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32]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33]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现象,即所谓“观念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idea)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具有三个要素:共有知识、物质资源与实践。共有知识涉及该体系中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国家间关系是“敌对模式”还是“友善模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不同的身份认同。当国家相互敌对时,它们习惯于猜测对方,当彼此友善时,它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作为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就是美国认为拥有核武器的英国对其不构成威胁,而拥有核技术的朝鲜是美国的敌人的主要原因所在。国家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还可以通过改变观念变敌对关系为友善关系。这一切则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能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分配。建构主义虽然认同国际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物质因素是有限的。温特认为,建构利益的物质力量就是人的本性,但物质建构只占很小的部分,即所谓“弱式”(rump) 的物质主义。

四、对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点评价

　　1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

现实主义理论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力与安全的关系。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越大,其国家就越安全。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国家间军事对抗作出了较好的解释。安全困境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现实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该理论把安全同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安全概念局限于军事层面,使其难以解释因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均势安全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安全的影响。[34]自由主义安全论弥补了现实主义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的缺陷,更为关注经济,尤其是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互依存安全论,进而提出了国际制度安全论。自由主义安全论较好地揭示了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和国际制度的现象。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均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观念因素。

建构主义则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国际安全作了新的解释,建构主义超越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安全理论的模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安全状态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建构主义虽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对战争的制约作用,但认为对国际关系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观念、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因素。建构主义者认为,把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忽视了处于国家威胁之下的人所处的不安全状态。一方面,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个人的安全又可能受到国家的威胁。建构主义描绘的“安全共同体”的蓝图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走出“安全困境”的理想途径,然而建构并非易事,为何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都几乎建构出同一结果———均势、霸权与对抗? [35]

2 国家安全是西方国际安全理论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西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在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相互依存安全观和制度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依存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制度安全观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予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基欧汉认为,制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一是,国家是世界政治的首要角色。[36]建构主义理论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37]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采取行动的原因。[38]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有些学者指出,尽管温特认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物质利益分配对这些认同和利益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他的出发点还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国家主义。和沃尔兹一样,温特提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心结构理论。[39]米尔斯海默说,虽然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认为主权国的时代已经过时是缺乏依据的。[40]因为如果国家消失了,可以预测某种新的政治实体来取代它,但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出怎样替代。[41]


3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新动向

20 世纪90 年代起,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出现了两大变化,即安全内涵从军事安全转向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安全研究主体从国家单一主体转向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20 世纪90 年代,西方的安全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界普遍承认军事力量不是安全的惟一潜在威胁,恐怖主义、移民、污染、贫困及文化等非军事议题已成为西方安全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因素,而综合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全面性、交织性和社会性,安全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和国家层面。当今西方安全研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突破了传统的安全概念,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的传统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正让位于综合安全观。

[1]Krauthammer , Charles , 2002 , The Unipolar MomentRevisi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No. 3 ,p. 12.

[2]Keohane , Robert O. & Nye ,Joseph S. ,2004 , Power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 ,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 215.

[3]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2003 , 《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集团,第15 页。

[4]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2002 ,《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页。

[5]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S. ,2004 , Power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 ,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9～32.

[6]同上,p. 6。

[7]同上,p. 86。

[8]Dr. Ambassador ,Louise Diamond &Mc Donald ,John ,1996 ,Multi- Track Diplomacy ,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3rded. ) ,Kumarian Press ,Inc ,p. 52.

[9]Keohane , Robert O. , 1989 , International and StatePower ,Boolder :Westview Press ,pp. 3～4.

[10]《美国历史文献选集》,1985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第133 页。

[11]Keohane , Robert O. & Martin ,Lisa L. , 1988 , The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 1 ,p. 39.

[12]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2001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79 页。

[13]同上,第60～291 页。

[14]彼得•J . 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2002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第25 页。

[15]Morgenthau , Hans J . ,1961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p. 23.
[16]Morgenthau , Hans J . ,1961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p. 167.

[17]Waltz ,Kenneth ,1979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pp. 90～150.

[18]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2001 ,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 页。

[19]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1997 , 《大外交》,海南出版社,第5 页。

[20]Mearsheimer ,John , 1994P1995 , The False Promise of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p. 7.

[21]Strange , Susan ,1982 ,Cave ! Hic Dragones :a Critiqueof Regime Analysis ,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 p.345.

[22]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1989 ,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第103 页。

[23]Gilpin , Robert , 1981 , War and Change in World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9.

[24]同上,第87～91 页。

[25]同上,p. 145。

[26]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2003 , 《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100 页。

[27]同上,第109 页。

[28]同上,第104～105 页。
[29]Zehfuss , Maja , 2002 ,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11.

[30]郭树勇,2001 ,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第17 页。

[31]约瑟夫•拉彼德主编,金烨译,2003 ,《文化与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27 页。

[32]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25.

[33]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2003 , 《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第6 页。

[34] Keohane , Robert O. ,1988 ,Alliance , Threats and theUses of Neo- realism ,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Summer ,No. 1 ,pp. 174～175.
[35]刘胜湘,2004 ,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载《欧洲研究》,第1 期,第11 页。

[36]Brecher , Michael & Harvey ,Frank P. ,2002 ,Realism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chigan UniversityPress ,p. 155.

[37]袁正清,2001 ,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载《欧洲研究》,第4 期,第45 页。

[38]Finnemore , Martha , 1996 , National interests in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42.

[39]Zehfuss , Maja , 2002 ,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

[40]约翰•米尔斯海默,2003 ,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12 页。

[41] 同上,第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