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国际关系:有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可能性”的探讨

wuliumu · 发表于 2009-6-1 15:58:34

作者：[韩]崔　志　暎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

【内容提要】　本文将从国际关系学理论整合的角度,探讨女性主义分别与三种批判性理论①(即自由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整合构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自由制度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和建构女性主义)的可能性,主要以女性主义做补充的方向来进行。自由制度女性主义是纠正实证主义的研究态度、扩展概念的内涵,通过制度与机制(ｒｅｇｉｍｅ)来确保女性的合法权利。马克思女性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体制的同时,揭示在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父权制度,更深层次地剖析压迫与剥削问题,并且把女性的剥削问题扩大到第三世界,使理解国家与个人行为更具洞察力。建构女性主义对以男性为主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直接挑战,从根本上探讨国际关系知识主体(即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再建构的可能性。

【关键词】　女性主义;性别;自由制度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建构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　崔志,1971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9级博士生。

　　国际关系的性别角度(ｇｅｎｄ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或者女性主义角度(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是指通过“女性的视角与经验”来重新观察国际关系,把焦点放在国际关系的具体权力关系上呈现的“性别不平等”(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研究在其过程中性别作为主要变数所起的作用。②在过去50多年里,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迅速发展,但对性别问题的关心与研究相对很少。这也许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成立的历史背景所致,③或者受冷战时期美国主流国际政治学理论(主要指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与技术社会的发展,新的世界环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全面调整,同时也给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构造注入了新的活力。④

从事和平研究的ＢｅｒｅｎｉｃｅＣａｒｒｏｌｌ在1972年发表的《和平研究:权力崇拜》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第一篇具有女性主义性质的论文。⑤她在此篇文章中并没有直接采用女性主义立场,但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应该转为以多数弱小的行为者为中心,由它们来改变国际社会,为此首先需要女性的经验与认识。今天看来,她的观点作为女性主义毫不逊色。自1988年《千年间》杂志刊发了“女性与国际关系”专辑以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学开始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1991年ＲｅｂｅｃｃａＧｒａｎｔ等把专辑之后的论文与有关讨论编辑成一本书,①美英国际研究协会(以北大西洋两岸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团体)开设了“性别研究部门”(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有关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著作不断面世,相关的讨论在学者中积极展开。

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学理论整合的角度,探讨构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角度是通过“性别观点”来观察国际关系,揭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概念与认识充满着“性别偏差”(ｇｅｎｄｅｒｂｉａｓ),不可能存在甚至根本不存在女性的视角与经验。用这种方式来批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与概念充满“性别不平等”(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乃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角度的批判性功能。不过,目前国际政治学理论辩论和新的世界环境给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视角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其中,理论辩论的主要议题是知识本身的构造(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与知识体系的建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因此,本文将从“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女性主义分别与三种批判性理论即自由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相整合构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自由制度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和建构女性主义)的可能性,主要以女性主义做补充的方向来进行。因为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具有的独特的见解,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且在国际关系的本质问题(本体论、认识论等)上与这些理论拥有许多共同点,可以作为理论整合的出发点。②

一　国际关系的性别(ｇｅｎｄｅｒ)观点:批判性功能

　　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女性主义观点在国际关系中以“性别不平等”为前提,认为所有政治与社会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的;“不存在单一的社会实体(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只存在多种由社会成员协商、建构并管理着的实体。”③在此前提下,女性主义观点在本体论、认识论上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具有后实证主义的色彩。④如今,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观点在许多方面严厉批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传统理论)。其对现实主义的主要批判集中在以下四个方向:⑤(1)概念: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带着被扭曲的性别本质;(2)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现实主义的理论充满着以男性角色为主(ｍａ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ｒｏｌｅ)的政治身份色彩;(3)假定(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现实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假定有助于遮盖不平等性别关系;(4)本体论、认识论等科学哲学假定:现实主义用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来有意回避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它一开始就刻意回避讲如“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由什么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等根本问题。

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是通过“女性主义阅读”(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ｅａｄｉｎｇ)来进行的,大体分为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

第一,政治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ｎ)

无论是从古代希腊到马基亚维利,还是到现代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依据的都是对人性的假定。摩根索认为,每个人在与他人接触时总会发生权力斗争,而这些倾向在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存在的。⑥摩根索假定的人性即“政治人”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为战争与暴力行为提供合理性基础。然而女性主义认为,“政治人”只不过是从公共领地的男性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以部分人性为前提,不能代表全体人性。现实主义所描述的世界、市民等概念充满着很强的男性形象。这样从性别上被扭曲的男性形象使女性成为他者。女性的性质被规定为“缺乏的男性”、“不足的男性”即是要受保护的、依赖性较强的弱者,以便突出强大而有力的男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扭曲的男性形象还与实际的男性本质确实有一段距离,连普通男性也受到巨大的压力。有关统计表明,大部分的普通男性实际上都不喜欢战争。实际上,以支配性男性形象为前提的政治人和普通男性的特征(或经验)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反映一些偏差的男性形象而已。在这种被扭曲的形象下,普通男性也要尽力证明自己是符合这些形象的一个真正男性,从而在社会上肩负着双重压力。“政治人”概念如此不完善,它只代表着部分人性。当然以政治人为基本假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存有内在缺陷,不能用来全面地分析所有人的行为。

第二,男性化的国家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超时空的、可以用法则来说明其行为的、单一的、抽象的行为体。它还认为,国家是从独立、自主的个体推论出来的,被假定为合理地、自主地行使权力的行为者。但是,女性主义却对此表示疑虑,以谱系调查方式追溯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当时国家对其成员来说真的是最佳选择吗”?正如Ｔｉｌｌｙ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是通过成千上万的战争建构出来的。①通过战争,国家集合了所需的资源与人力。战争还使其成员更团结起来,焕发出团体精神。这样看来,现代国家是在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建构出来的产物,而不是超时空的、普遍抽象的存在。因此,没有谈到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就不能把它这么简单地假定为普遍的行为体。

此外,(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形象是否充分反映其所有成员的身份,也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家主权代表着国家的绝对性,但它却物化了人性中合理的一部分。在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过程当中,它物化为君主主权、市民主权乃至国民、人民主权,但实际上代表主权者身份的却都是男性。甚至在FaGuo大革命时期人民主权概念被普遍接受的时期,女性在投票选举上仍然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女性早就被排除在外。可以说,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国家反映的是男性的观点,其成员“我们”里没有女性。以这些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必然具有内在缺陷。

第三,国际体系:万人对万人的斗争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逻辑上不存在上级主权单位,必然引起“万人对万人斗争”的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假定的国际体系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充满着各种危险。在这种国际体系里,资源很欠缺,也不能相信他人的动机,竞争必然会变本加厉,自我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国际政治由强国来支配,弱小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总是被描述为受管理、受引导的对象。这主要表现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20世纪的管理政治(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②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等方面。在国际关系中第三世界往往被描述为女性。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家透露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强烈不信任那样,“西方世界在战争、和平与议会程序等方面比亚非、中东人更具有丰富的经验。亚非人总是以情绪导向的。”③

这些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视角会使国际政治只关心“若干重要的大事件”,国际政治就成为强权政治的基地,从根本上排除了微观演变会引起和平进步的可能性。比如,这种观点明显显示在新现实主义者华尔兹的主张:“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的历史一样,主要是写一个时代的大国情况……如果国际政治理论是以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为主要研究国家的话,那就像关于寡头竞争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个经济部门的小企业之上,荒谬之至……关心中小国家的命运,需要把大部分注意力倾注于大国之上……有关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以大国为基础的……它们在为自身利益作战时,作为副产品的集体利益也随着产生了。那些不愿意被征服的国家应当感谢大国们这样做……在国际上,大国还是做了相当多的管理工作的……管理者及其工作通常是不受欢迎的……老式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未得到其他多数臣民的热诚感谢,日本人在拼凑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时是如此,德国人在建立希特勒的新秩序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大国管理、影响、控制和指导世界事务或地区事务的例证。”④

如此来看,现实主义关于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假定是分不开、互相紧密联系的,相互加强了自圆其说的逻辑。根据部分男性经验而推论的“政治人”,是体现男性形象的国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战争是避免不了的。战败国、不关心势力扩张的国家必然被淘汰出这样的国际体系,最终会丧失国家的功能与角色。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就在自身逻辑上已经封锁了和平的可能性。和平的国际政治理论在现实主义面前就成为不现实的、空想的看法。现实主义针对国家等级的分析法导致以强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在此过程中,个人或集团的角色被埋没,女性与第三世界等问题就处于边缘。

二　自由制度女性主义

　　这是指通过自由制度主义①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有可能形成的“自由制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通过制度取得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并为此重视超国家单位的关系网、国际制度与机制。的确,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提出挑战,在打破现实主义理论知识体系上起了不少的作用。但是,为了与女性主义相结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

第一,自由制度主义的实证性假定。自由制度主义在客观、中立、科学性的研究背景下,对知识的建构与权力的关系了解相对较少,即自由制度主义的经验性观察缺乏女性的经验。后实证主义(包括女性主义)知识传统认为:所有知识是被建构的,我们对世界或国际关系的知识或认知并不是纯属客观、中立的事实,而是由权力关系调整而建构出来的。但自由制度主义对知识的建构没有必要的关心,难免受到充满性别偏差的指责。比如,自由主义传统把“经济人”(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作为分析单位。这里的“经济人”假定是受自身利益驱使而合理行使决定权的个体主义的行为体。合理的“经济人”不受任何共同体制约,单从经济的角度追求自身的利益,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人型。但是女性主义还可以问:“难道‘经济人’也与‘政治人’一样能代表全体人性吗?”,“经济人也是随近代资本主义而来的部分人性?”实际上,女性的再生产活动、做母亲的女性都远离于这些“经济人”假定的合理的人性。因此,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假设都应该接纳女性或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经验,以作为更完整的人性。除非不接纳极端的个体主义,充满竞争的市场行为就是必然的现象,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则很难期待。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女性主义来说,制度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以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纠正,即使通过制度确保更多的女性权益,反而会加强以男性为主的现实体系。

第二,从实践方面来看,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低位政治(ｌｏ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议题范围应该扩展,客观地进行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所缺乏的是女性的观点与经验。由于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存在女性的视角与经验,必然妨碍有关女性及其利益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因此,促进自由制度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展开女性权益运动,在国际制度与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尽量包含性别问题,通过制度与机制合理地确保女性的权益,实现超国家的女性联合,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从微观层次上提高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可能性。

三　马克思女性主义

　　与其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结合是比较容易的。作为国际政治的一种批判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一向关注弱小国家与少数弱者。女性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的观点即知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的。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集中关心女性和她在再生产与家庭中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女性不是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而是属于阶级的分析范围。恩格斯还认为,只要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性劳动,就能获得经济独立,并在与男性劳动阶级一起的阶级斗争中,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女性解放。然而,这却忽视了女性被双重剥夺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具体表现。女性受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重制度所剥削。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与女性主义相辅。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范畴应扩展到家庭即私有领地。要认清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体制的压迫,还受到父权制这种特殊方式的剥夺。这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在劳动市场上,女性没有得到与男性相等的机会与待遇,而且在家庭里肩负着家事与养育的双重负担。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需要调整,重新建构。经典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女性的再生产活动,认为女性的生育活动纯属女性的劳动。这样女性的再生产活动被排斥在经济领域以外,就成为未支付的劳动。结果,女性为生产与资本积累所做的贡献严重被忽视。女性劳动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没有价值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①

第三,对第三世界结构的分析要扩展并包括第三世界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在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里,前殖民地国家仍然为第一世界效劳,为它们生产商品,而这些商品主要是由低廉价格劳动的女性来生产。第三世界的从属地位越加强,其女性的边缘地位越加深。当然,第三世界男性也在边缘化,但相对来看女性地位更脆弱。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发展计划也偏重于男性占主流的领域,女性在社区与国家的权力结构里实际上被疏远。

目前,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理论结合比其他理论更加活跃。一些学者借鉴“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将其分析范围扩大到性别领域,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分析性别压迫。如Ｍｉｅｓ用世界体系的框架来追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这两个世界体系的轨迹。据Ｍｉｅｓ的说法,没有父权制,资本主义就无法起作用。在这两个世界体系中,父权制有更长的历史。16世纪资本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父权制革命。在此过程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得到加强与巩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不平等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环嵌入(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其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世界等边缘地带的女性自然从事生产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这样不从事家务的女性却把自己规定为生产者或消费者,不是女性。如此一来,女性劳动者就孤立化、碎片化了,容易受到劳动控制。②

马克思女性主义把“劳动的性别分工”(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视为女性从属的症结所在,性别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交叉点上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一旦嵌入在体制中,本身就具有生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当然,女性成为领工资的劳动者,有助于女性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独立地位,从而促进女性解放。但是,最近有关研究却表明,女性在公共领地的劳动、一定收入与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不见得成正比例。即使女性在公共领地得到解放,但在家庭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与机制仍然妨碍着女性劳动得到应有的评价。女性的劳动反而贬低,在资本膨胀时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在经济退缩时容易返回家庭,是一批储备劳动大军(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ｍｙｏｆｌａｂｏｒ)。这种双重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降低了工资,使资本主义维持高度的剥削水平。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主要强调只靠阶级斗争并不能使女性得到解放,除非女性在公私两个领地都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

四　建构女性主义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大挑战的批判性理论。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角度批评主流国际关系学理论尤其新现实主义的个主义、简化主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和物质主义的研究倾。近年来经温特(Ｗｅｎｄｔ)等人的努力,建构主义多少备了国际政治学理论的条件,③还试图与新自由制主义、经典现实主义相结合。

“女性不是生为女性而是养为女性”,ＳｉｍｏｎｅｄｅＢｅａｕｖｏｉｒ的这番话显示女性性别的“建构性”一面。女性缺乏主体性使女性一直从属于男性,而作为他者的女性性别一面越来越被扭曲。因此,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就会加强后实证主义色彩,可以从根本上探讨国际关系知识主体(即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身份再建构的可能性。就是说,不仅扩大女性的参与,揭示性别不平等结构,还可进一步建构作为知识主体的女性。

最近国际关系学对文化、规范、政治性身份所表现出的关心,说明了建构女性主义理论成立的可能性。ＡｎｎＴｉｃｋｎｅｒ从政治身份建构的角度,试图把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④据她的说法,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作为理论建构的起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国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其身份也随着特定时期政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即处于不断地建构、再建构的过程。在近代国家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女性完全被排除在外。当今国际关系学用边界来区别内部与外部,是现代国家身份建构的起点。由边界来区别有序的国内与无序的国外,在无序并充满危险的国外环境中,需要保护属于自己的空间即国内。在此,安全政策占据首要位置。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可以说是连续打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凭借战士身份成为一等公民。至于女性,虽然积极参与了保护共同体的过程,但是战争一结束,女性的贡献就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贬低。这是因为女性的性别价值对维持男性形象国家构成威胁。女性被比喻为受保护的祖国,女性的再生产活动和爱国性贡献(战争时期女性守着家庭与工地)总是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现代国家的身份建构历程是把女性从公共领地(政治、市场等)排除的过程,是贬低或否认女性主体身份的过程。可见,以这样的男性、国家身份为理论起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加强了国际关系的等级关系,为扩张主义、军备竞赛甚至战争提供了合理性基础。

建构女性主义是以女性价值与观点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探讨女性与男性的性别身份重新建构,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新建构国家、国际体系和世界的身份。有的提出“地球村”、“地球公民”概念,有的认为区域和平与环境运动应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加强地区性、单位性合作。还有的在普遍与相对主义的均衡中论及新人类、新共同体身份等。①不过,建构主义本身尚未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建构女性主义也主要探讨与其他理论相结合。最近,“内部导向的女性主义自由国家模式”(ｉｎｗａｒｄ-ｔｕｒｎｉｎｇ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ｏｄｅｌ)把重点放在内部的包容(性、种族、阶级等)而不求外部扩张。还有“社会民主主义模式”(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②

这样,建构女性主义从根本上批评主流国际关系学,把它重新建构成包括女性价值的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客观地证明女性的主观性经验,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比如在重新建构对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到底哪一些女性经验作为建构基础?”,“用什么方法把女性经验扩大到男性经验?”等,都是建构女性主义理论面临的课题。

综上所述,如今世界的所有知识是不完全的,还与知识建构主体的经验密切相关。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知识也主要依靠从男性经验得来的假设。因此,这些知识与实际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脱离了国际关系的现实,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反映更加广泛的人类经验的观点需要克服现实国际关系矛盾,寻求新的思考模式尤其重要。作为新范式的来源,女性主义需要在国际关系上摆脱单纯地注入女性主观经验的束缚,克服学问本身的主要概念与假设的矛盾,进一步构造理论体系。为此,本文粗浅探讨了女性主义分别与自由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理论整合的可能性。自由制度女性主义是纠正实证主义的研究态度、扩展概念的内涵、通过制度与机制(ｒｅｇｉｍｅ)来确保女性的合法权利。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其批判性功能尤其要加强力度。马克思女性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体制的同时,还揭示了在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上扮重要角色的父权制度,更深层次地剖析压迫与剥削问题,并且把对女性的剥削问题扩大到第三世界,使理解国家与个人行为更具洞察力。建构女性主义对以男性为主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直接挑战,从根本上探讨国际关系知识主体(即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身份再建构的可能性。

现存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以强大国家为主的知识体系。在其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女性确实被排除在外,处于边缘地带。女性主义给这些国际政治理论注入了被排除的女性经验,打开了国际政治的新天地。战争爆发时,女性在国内外都不安全,是第一个遭殃的牺牲者。战争难民的80%是女性与孩子。在充满战争与暴力的现实政治中,身为国际关系学学徒时时刻刻感到无能为力。但愿女性的这些经验为解决战争与暴力的国际政治结构提供新的观点,为发展生态政治、劳动政治、和平政治等政治学能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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