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多重意义———兼论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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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树勇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第2期

[内容提要]研究文化对于国家利益的意义有两种视角,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工具理性视角。从工具理性角度讲,(相对于国际政治文化的)单位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分布在三个层面:文化是反抗文化霸权战略的重要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要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克服民族虚无主义陷阱,亦即必须直面文化现代化这个紧迫的课题。

[关键词]全球化　国家利益　文化现代化　文化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既给予中国崛起以多方位的战略机遇,也对中国发展构成了多重挑战。中国为了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和根本的国家利益,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采取应对方略。本文重点从文化角度研究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和应注意的问题。

一、全球化、国家利益与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

　　国家利益是指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国家时代每一个主权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动因与最高原则。①当代中国最根本和最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有两大背景,一是世界的全球化,二是本国的现代化。

全球化就实质而言,既有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②、各民族国家全面开放趋于大同的含义,也有“文明社会”的“先行者”利用比较成本优势向全世界进行资本扩展推进本国国家利益的一面。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全球化的本质是权力之争、制度较量和认同变迁的三位一体。全球化是权力全球化,主要指霸权国家把全球化作为旗帜,综合利用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和战争的手段,使国际体系单极化,霸权国的权力全球化和意志全球化。以此观之,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曾有三波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是18世纪英国开始登上世界霸权国时期;第二波是19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再次成为世界霸主;第三波自20世纪40年代始末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③冷战结束后美国真正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权力全球化得以全面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三波全球化浪潮推进的过程,同时又是制度全球化的过程,第一波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制度体系和海外殖民制度体系,第二波确立了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第三波则建立了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核心的全球性制度体系。全球化又是认同体系或国际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时代各大国普遍把“国家独立”、“主权平等”、“条约必须遵守”④和“均势”⑤当成公认的外交原则。第二波全球化时代大国间的核心认同是维也纳体系所规定的各种原则如“正统原则”(反革命原则)、“现状原则”、“补偿原则”、“废除奴隶贸易”等。①第三波全球化时代大国间的主要认同体现在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决、民主化、市场经济以及反对环境污染、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观念和原则上。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崛起也是一个权力、制度和认同的三维进程。中国崛起的基础是权力崛起,即中国必须增强综合国力,成为强盛的一极,逐渐提高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中国崛起也是制度进步的过程,中国要全面地融入现存合理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并积极参与设计新型国际制度,利用权力资源反对不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生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制度扩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如2000年正式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社会两个主要的“人权公约”之一,另一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已于1997年签署,待人大批准);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至2003年初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俄罗斯等就反对国际恐布主义、伊拉克武器核查和朝鲜核危机等重大国际安全问题,成功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安理会文件和安排(《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第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领导人反恐声明》、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等)。中国崛起还有着深刻的大国认同内容,中国不但在认同体系上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继续认同文明社会所普遍拥有的认知符号、价值标准和观念形态,同时在认同生成方面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产生了有影响力的文化感召模式,超越旧的大国认同模式,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俄新型伙伴关系是中国朝着建立大国新认同模式方向迈出的一步。因而,中国实现根本性国家利益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中国的权力崛起、制度进步和认同扩展。

文化在冷战结束后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制约功能似乎日益凸现,表面上很大程度上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引起的对文化与国际政治相关性的学术思考热有关,②实质上反映了文化这一潜伏于海面下的冰山在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后发挥愈来愈重要角色的现实与趋势。文化有国际文化与单位(即主权民族国家)文化两种。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主要指国际政治文化,包括各种国际机制、规范和大国间认同等,单位文化则是一国内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和观念意识形态。

文化对于国家利益的意义,有两种研究视角。从本体论角度讲,文化本身建构国家利益。一方面,单位文化是国家利益的基本组成,单位文化中的民族集体自尊和精神利益对于它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个体存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存在,个体(包括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求社会或国际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规范和国际非物质性结构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则规定了国际社会认同对于单个国家之利益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是从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规定了任何国家都在不断产生与封闭时代或前全球化时代大不一样的国家利益。③

从工具理性角度讲,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起长远作用、发挥潜在深远影响的战略资源,它无论对中国的权力崛起、制度崛起,还是认同崛起,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正确地研究文化因素之于根本性国家利益的作用,分析当代条件下国家利益对于文化现代化的要求,对中国这样一个以文化为中轴的超大社会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从工具理性角度研究文化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也是本文研究的侧重点所在。

二、政治文化与国家利益建构

国家利益根本上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性却包含了意识建构的成份。④国家利益的意识建构过程,既有国际政治文化的建构活动,也有单位文化的建构活动,前者强调了国际社会观念和认同符号对于单个国家利益的作用,反映了国际社会政治社会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后者则重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部门利益互动和社会运动的结果,反映了国内认同整合上升为国家利益的主观性和偶然性。


国内认同整合上升为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治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某种根本性质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或政治思想,由民族历史经验和价值体系两大基本源泉,主要通过潜移默化地向决策者有效地提供一个行动的观念框架和思维方向来影响国家利益的判断。从决策理论上讲,国家利益的判定与实现受到国际系统结构、国际系统过程、国内系统结构和国内系统进程等四个客观层面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客观因素的加工和形成产品则是决策者主观努力的结果,其中决策者的文化框架往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认识到的利益。”而“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①

约翰·路克(ＪｏｈｎＴ.Ｒｏｕｒｋｅ)认为,透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之于国家利益判断的作用,可以具体到从分析这个社会对于维护国家的民族内核(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ｅ)、缔造与维持世界秩序、以及推广价值体系三方面的观念做起。②我们可以依据路克的分析框架以中国作为个案加以展开:正是由于中国长期统一和近代受到殖民统治的历史经验,中国非常重视将维护政治独立和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正是认识到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道理,中国才将发展经济列为主要的国家利益;正是对于“大一统”、“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以及近代受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制度所宰割、目前仍饱经旧世界秩序之苦的事实,才推动了中国将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作为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儒家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与和平主义理念,使得中国倾向于反对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做法和推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比较而言,不同的政治文化导致对国家利益的不同判断,如在人权利益的判定上,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强调集体人权和民族自决权,而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则强调个人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当然,政治文化,如同所有意义上的文化一样,并非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政治文化的发展性质不但反映了外在世界经济政治的竞争、冲突和合作,以及世界文化多样发展和全球文化日渐生成的趋势,而且也为文化本身的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基础和可能性。

三、文化共同体、软权力与全球性大国的前景

　　全球化与地区化是对立的统一,全球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全球化,但这却要依靠权力的地区化来实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权力崛起,也不能忽视权力地区化这个中间环节。中国要增强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文化共同体,以此作为国家崛起的重要集团依托。所谓文化共同体,是指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组成一个同心圆似的共同体,其中有一个大国作为这个共同体中的核心国,既为其文化的核心亦为其实力的核心。亨廷顿将这种文化共同体称之为“文明”或“文明集团”。他的研究表明,“国家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DIZHI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文化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不但可以给共同体内部带来秩序和稳定,在地区范围发挥公认的大国影响,而且可以利用共同体这个集团作为依托同世界其他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文化共同体竞争合作。大西洋文明的美国,东正教文明中的俄罗斯和儒家文明中的中国都在借助这种文化共同体发挥大国影响。③也许亨廷顿无意间给了中国一个有意义的启示,即中国作为一个兴起中的大国,在成为具有世界贡献的全球性大国之前,似应渡过一个以某种区域性经济集团为战略依托的必经阶段。这个集团很可能采取“文化中国”或“大中华经济圈”的形式。我们不妨借用“扇形模式”作为描述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性战略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亚洲—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就象是摇动这把扇子的手。”①显然,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人实体都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之扇的关键性扇柄。这种文化共同体既是经济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安全共同体,不论是北约,还是南美共同体,无论是东盟还是美加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共同体成员国之间拥有共同的认同体系。②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共同体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权力依托资源。

中国崛起除了依托文化共同体外,在权力维度上还要加强文化“软权力”的聚积。布热津斯基曾说过,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维持必须有四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即军事上的超强优势、经济的火车头作用、科技的领先地位和巨大的文化感召力。约瑟夫·奈也提出,冷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的“硬权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以文化、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权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③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可以遥遥居先,科技水平可以迅速提高,军事能力可以急剧膨胀,但其文化感召力则是难以短期取得的,它不但需要丰富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思想底蕴,同时也需要文化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说服力。因此,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既定的条件下,文化权力对于一个地区性大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以其高速发展的经济、雄厚的军事实力、举世闻名的智力资源和科技潜力,以及由包括“四小龙”在内的华人社会组成的儒家文化共同体的强有力支持(如华人经济圈的客观形成),加之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基本上具备了下一个世纪成为全球性国家的必备条件和有利前景。文化软权力理论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战略启发和乐观前景,但似乎保持头脑清醒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市场经济转型面临种种险滩、科技现状十分落后、政治改革进入高度风险期诸种因素暂不讨论,中华文化是否果真具备与下个世纪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强大感召力倒是个值得思索的课题。杜维明先生曾说,儒家文化正处在从东亚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来日能否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世界文化并驾齐驱,关键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轨,以及与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有效对话。④换言之,文化现代化的成败是中国能否在下世纪发挥全球性大国影响的重要变量。

四、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特性自卫诉求

　　中国已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要切实达到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种种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法制体系的漏洞、信用体系的缺位以及民主环境的差距,已经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支撑问题。入世只能是整体性入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全景转换。一个国家倘若要维持持久和健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必须强化其社会道德与思想信仰体系的政治功能,必须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中的合理和精华成分,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现代化提供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持,这已为中外学者所认同。马克斯·韦伯认为,英美国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性格和现代化之间存在一种“神秘关系”,这种关系支持着西方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成功。托克维尔说得更加明白,宗教伦理经过了现代价值转换的洗礼,它不仅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亦能为美国社会的继续现代化提供价值源泉。⑤而布热津斯基则对美国社会日益漫延的道德混乱、自由放纵和宗教式微提出了美国必须进行严肃的文化反省的警告,“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民主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了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⑥。

总体上讲,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提供精神源泉、智力支持和思想指导,但也许更为紧迫的问题是,道德体系与信仰体系的失落危及政权的合法性、民族的凝聚力、社会稳定和对外的政治独立。既然从长远看,一个庞大的以文化为中轴的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支持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性需要何种文化支持?西方文化的全盘移植和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均为历史多次证明为不足取,也许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国内兴起的“国学热”以及海外时兴的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应该说从不小的程度上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对此杜维明先生说得明白:“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现代化与传统分开,而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和传统都可或多或少地塑造其现代形式的话,那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儒家传统能否面对西方人权学说提出的尖锐问题而做出创造性的回忆,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以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化将来能否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课题。事实上,现在好像已经出现了具有东亚特色的现代性。”①

当然,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只与西方的人权观念进行对话,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东亚现代性特色的现实与趋势,广泛地汲收自身文化母体的精华及其他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加以整合,而由于目前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多层次的对话自然非常必要。有学者认为东亚现代化进程已经融生出新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新文化既区别于韦伯所说的以对世界作理性的宰制为其基本特征的基督教理性主义,也区别于以对世界作理性的适应为其基本特征的儒家理性主义,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砺相长、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的竞进精神和与自然谐适的保守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的产物与结晶。②可见,文化现代化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谈论,它不但有着强烈的内部需求,也有着良好的外在参照。立足于国家利益考虑,有关学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须特别注重的课题,即提高民族认同感强化中国意识以防止民族分离主义,包括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发展中国意识的普世性和开放性;增强社会道德观念开发儒学的人文精神和仁道原则以抑制非道德主义的滋长和功能主义的过度膨胀;恢复尊重知识的传统为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以及通过民族文化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持。③显而易见,文化现代化适应了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在与世界文化交融的同时,其文化主权也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大国文化霸权发生矛盾。全球化具有弱化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效应。认同全球化(或称文化全球化)容易把西方主导的文化认同理念生硬嵌入发展中国家,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综合民族经验、政治经济演变、地理环境诸因素而在民族心理和民族思想中积累沉淀的产物,是民族最核心最牢固的特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主权从长远看对于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说具有根本意义,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文化为中轴的超大社会而言更是如此。据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国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起义与其说是维护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的政治斗争,毋宁是维护文化主权保存本族文化免于灭亡的人民反抗。④当然,这种对西方的殊死搏斗既有着合理的、正义的一面,也存在着强烈的民族狭隘主义和文化落后意识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给中国的近代化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维护文化主权斗争的现象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几乎任何一个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只不过这种斗争因其文化特性的不显著往往被其同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因素所遮掩罢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演进,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同轨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使得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将政治制度纳入于西方****制的轨道。双重转型已压迫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西方国家又推行文化霸权战略,有意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来整合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建立“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文化西方化”的世界单一模式,这不啻为压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它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文化主权。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文化所附着的经济与政治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劣势,世界科技文化和全球文明的巨大冲击,以及文化主权本身也仍受到种种限制的特点,维护文化主权的途径,除却加速发展经济实力以外,文化现代化成为必要的现实选择。只有如此,才能使民族文化主动地、兼容并蓄地从日渐兴起的全球文化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免疫力,通过创新更好地维护文化主权。①

五、余论: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现代化

中国崛起这个根本性国家利益的实现,必须正视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文化能够为中国崛起提供必要的资源,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本身也面临两方面的发展陷阱。第一种文化陷阱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即民族虚无主义。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转型社会中的民众可能会持中华文化己不如人的观点,导致彻底否定文化传统,经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西方经济文化、消费文化乃至政治文化的全面介入,造成中国社会的无根状态和无序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国家利益。

第二种是强势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固然可以作为凝聚民族、整合国家、推动经济起飞的强大资源,汪荣祖先生也说,“为了政治统一,文化凝聚力,正常的民族主义仍是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立国支柱”②。但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前提之一是本国文化最优,在实践中处理不当往往会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形成大文化民族主义,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其例。梁启超是近代推行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列文森曾指出他的一个深刻矛盾:中国的强大要依靠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但民族主义又要求他对民族文化的忠诚。③许纪霖先生通过研究梁漱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也揭示出文化民族主义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反现代化之路。④就当代国际环境而言,提倡文化民族主义容易给国际上别有用心的势力以宣扬中国威胁的借口,⑤“文明冲突论”也许是个警示。历史上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已经使中华民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它如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复活,会损害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益。

克服上述文化陷阱的可行方法也许是文化现代化。唯其文化现代化,才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内王外圣”的经世原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礼之用,和为贵”的和平观念,进而克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促进民族凝聚力、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的人文支持。唯其进行文化现代化,才能彻底清理民族文化中因长期封建封闭落后而产生的虽已基本消失但至今仍以各种新的形式偶有出现的各种糟粕,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礼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家天下”的国家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观念、“华正夷非”的排外心理、“世界中心”的盲目自尊等等,若不被进一步清除它们不但会与外来的腐朽思想结合在一起滋生腐败、阻碍改革,排斥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而且会以不适当的民族主义的形式建构国家利益。目前知识界应该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建构新型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思维体系为宗旨,直面国内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发展的强烈文化需求,应对国外信息社会、全球文化和国际制度的文化挑战,以渐进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立合理的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正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