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微观视角分析：心理与国际关系

dorm99

作者:尹继武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 http://www.ccrs.org.cn/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个体、单位以及体系的心理微观视角分析国际关系是我们理论思考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分析学派着重于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运用，兼顾强调行为体、心理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进程；在坚持传统物质主义后，又重点分析了心理因素的作用。本文在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简要地纵向历史和横向结构界定了理论本身，进而总括了学派预设的基本理论假设和三个层次上的理论分析，最后，简单理论评析了这一学派。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

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之一来源于对相关学科方法的借鉴。由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因而，在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国际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分析。相对于传统的从权力、制度和新近的文化等宏观视角来进行国际关系分析而言，从心理学角度去解析国际关系是属于微观层次上的考究。

综观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理论界偏重于宏观现实政治探讨，重视宏观理论的建构，其笔墨主要涉及对国际体系和国家单位层次的分析，而对于个体层次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个体层次的心理探究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中心理分析的主流，单位和体系层面的心理分析却重视不够。而在我国，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几乎为一片空白[1]。国际关系理论增长和创新的机制要求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鉴于此，本文主要论述政治和社会心理学家所探究的人类个性和心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理论[2]，着重于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思想历史和理论体系的分析，试图为微观理论的建造提供一个粗略的纲要。

一、理论的回顾与界定

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对心理作为一个自变量探讨对人和国家行为的影响不是近世之事。自战争产生以来，探究战争的根源问题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题域，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国际关系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中开始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在书中，修昔底德以其自身的参战经历去解释战争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尽管科西拉（科弗）城邦国家内部的叛乱是这场冲突的导火索，但是雅典权力的崛起和雅典统治人物潜在的勃勃野心是战争更深刻的原因”[3]。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孙子在兵法名著《孙子兵法》中，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思想，这充分表明了对于心理因素的重视和运用。 在西方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关于抽象人性的探讨一直构成了政治理论的哲学基底[4]。

对于“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古老命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政治科学中一系列立论假设价值取向的确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之前，它是属于哲学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就将其基本的哲学价值规定为“性恶论”，认为支配政治客观规律的根源存在于人性之中。国家同人一样，其本性就是在世界上争夺强权。这是支配国家和个人政治行为的永恒的客观法则。心理学式的现实主义是其三种科学形式之一，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以人类行为都起源于感觉的经验主义假设为基础，创立了感觉心理学，由此得出人趋利避害、争夺强权的逻辑；而弗罗伊德认为人的心理上的毁灭本能和破坏冲动是国际战争以至人类一切冲突的根源[5]。究其思想渊源，现实主义的人性观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人性恶”论断是一脉相传的，马基雅维利著作《君主论》一书中充满着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主张政治学同伦理学相互独立，认为好的君主应集人性与兽性于一身[6]。

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产生于一战后不久。而此后不久，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就实现了结合。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所作的努力。[7]但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现象，这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经典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拒绝对政治家的感知和动机进行研究，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肯尼思•沃尔兹为他忽视单位层次上的分析作辩护，他认为对于国家和政治家的行为的忽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他们被排除在系统结构之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实际研究中却运用了单位层次变化的分析[8]。

在对理论的发展渊源做简要的回顾之后，接下来本文将对心理学派的概念与学科研究对象以及几个主要的变量及变量关系作一分析。总体上概括，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中心命题为国际政治行为的心理学问题，指运用心理学的内容、方法和范式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其中包括国家行为及国际层面的心理分析，以及个体层次的心理与病理学的解释。心理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反映的过程，不仅仅包括心理特质或特征，如个性、角色和代沟，而且包括心理过程以及心理机能、心理状态等[9]。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且与层次分析法相一致，心理分析学派的主要变量为三个：个体、单位和国际体系。在确定这三个基本变量后，心理学派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或分析变量——心理。由心理在三个体系层次上的应用，这样就产生了三个相对应的子变量——个体心理、国家与民族心理和国际心理。因此，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核心要素是把心理作为一个中间变量融入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中。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即变量关系中的因变量。这种国家行为实际上是由三个分析变量所构成：个体行为、个体国家行为以及群体国家行为。其中个人行为只是中间变量，其目的仍然是指向国家行为；总体国家行为尽管不能化约为个体国家行为，但却附着于个体国家行为。

总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个体国家行为。因此，于此变量关系中为三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在这种因果变量关系分析中，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模式如刺激反映说、强化说、社会学习论等得到了广泛的领会和运用。另一方面，这种基本的变量关系和逻辑分析路径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预设之上。在个体层次，个体与国家结构的因果性致使个体心理层次分析运用的适用性；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是国家层次变量关系成立的关键；而在国际层次，国际心理是一种个体和单位心理的社会化结果是在国际层次建立心理分析的观念前导。综上，这些基本的变量及变量关系的阐述可以用下表（表1）概括。

表1：基本变量及变量关系（略）

二、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分析

我们遵守两条路径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派进行理论体系分析，即理论内在本质属性的分析和外延类别的整理。对一理论的内在属性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透过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和外在现象而逐步揭示其本质的、共同的和抽象的理论前提假设和属性的过程。从这一抽象逻辑过程的实质来看，应包括上文所作的变量和变量关系分析。

（一）理论内在本质属性探究：理论假设的考证。

一定的理论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相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10]。而且，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的基础为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科学的理论在于它的可证伪性。下文对心理理论的假设的阐述过程的同时，包含了对其进行逻辑和经验层面的验证。这表明心理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同理，这些假设也是可以证伪的。知识的增长来源于证伪和批判。

假设一：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1]。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 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等集中对人的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动机力量的分析，于此我们假定这些理论的有效和实用性（这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通过个体层次的心理分析意在揭示个体行为以及与个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国家行为。

假设二：心理分析模式“刺激（S）—行为体（O）—反映（R）”对于国际关系中国际行为主体分析的有效性。这一模式涉及个体心理分析是如何具体运作，推及国际层面，此分析模式同样具有它的实效。不同国家之间观念之间的互动，即相互解读对方的观念（这是一个接受刺激和形成反映，多次的重复形成强化的过程），从而完成国家之间的一种心理互动。国家行为尤其是国家决策行为——在我们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行为者的前提下——是一种“刺激反映式”模型，即外在的刺激（有形和无形）通过一定的机制传导至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通过对这些刺激的认识和解读形成一定的观念，即完成反映，而观念的产生必然会指导实践。如果这种刺激反映经多次实践后，则产生了一种心理定势。这是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基本模式在国家行为中的应用。

依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映说，一种无条件的刺激会引起特定的无条件反映，而一种中性刺激与无条件刺激建立联系之后，也能达到引起反映的特征。现实中的事例是许多民族的、种族的和团体的歧视情况就可能是这种导致的。[12]敌视的态度更多是一种条件反射，而非故意的教习。而在操作性的反射学习中，作为有机体行为的外在干预变得甚为关键。之所以认为其为假设之一，是因为在此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体行为体，而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因此，从心理学角度运用这一模式将个人与国家的行为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使得心理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可能。“心理分析理论认为追求各种需要是国家的本能，国家对外行为是本能刺激的后果。”[13]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具有五种基本需求[14]，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国家不同的需要决定了不同层次的对外行为。在决策机制的心理学派中，决策集体中个人与小集团与整个社会和阶层的心理文化要求在对外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假设三：国际冲突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在国际冲突理论的心理分析学派中，心理学家主要集中于对人和动物以及群体心理的分析研究。柏拉图曾把国家当成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在对人的行为要素和国家的行为要素进行心理分析时，虽然把国家人格化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国家也是意图行为体，具有自我意识：“国家也是人”，国家可以被建构为“单一行为体”。[15]事实上，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家个人心理因素和整个民族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国家是由集体的个人所组成，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独立的单一行为体的行动，因此要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的人类的集体行动。”[16]

冲突理论中心理学分析的切入点为个体的认知心理因素，采用的是一种由下至上的个体主义方法，即心理学家往往认为人的问题产生于人的内部心理结构，他们假定人的变态心理、紧张状态和其他紊乱从这里投射到外界的社会环境中去。对于人际冲突与国际冲突这一相关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过去，大多心理学家分析冲突问题时，一般轻易地假定整个国际冲突只不过是个人攻击侵犯性的一种简单、直接的派生，而如今这种直接的理念已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是相关性的看法，这是国际关系中宏观分析理论与微观分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渐趋交融的表现。另一层次，国家、种族之间敌意与冲突与各国民众自小形成的一种心理认同以及相应的敌对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之间关系紧张与冲突缘于一种习得：土耳其族的历史纪念碑是本族儿童成长的很好的榜样，而附近的一个希腊天主教教堂则在他们看来是邪恶的[17]。这种从小在心理上所印记的种族不认同感及其内化是两族之间冲突最本质的根源。


笔者粗略地概括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心理分析学派所预设的三个基本的假设，理论假定的预设是国际关系心理分析的基本逻辑起点。尽管我们称其为心理学派或心理理论，但现实中微观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的局面，更多的是较为零散的分析。因而，在笔者对其理论预设进行抽象时，基本上是以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心理分析实践和对心理学学科的精神理念所进行的概化。

（二）外在类型学划分：理论流派的梳理。

同一理论中，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形成不同的流派，因而，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不同层次领域形成了不同的分支学派。国际关系心理学具有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个体心理层次、国家心理层次、以及国际心理层次的分域。

1．个体层次上的心理分析。战争与冲突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的中心议题，对战争的原因及根源的解析，心理学家的视角是强调个体的心理特征，认为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侵略性是战争的根源[18]。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还包括外交决策分析中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心理学的研究。美国学者简尼斯(I. Janis)通过对美国入侵古巴猪湾事件的分析，提出“小集体思维”的概念，用以描述决策群体的心理因素对对外决策产生的影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心理分析理论主要集中于分析国家具体领导人的个体心理和整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的心理要素对整个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因为国家上层领导集团或领导者直接决定一国的对外决策。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人的心理机能实际上是由人、行为和环境三种因素之间连续不断地交互作用所决定[19]。因而，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因素（个性、学识、信仰、习惯、动机等）对整个外交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J.•B•杜罗勒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决策者个性分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心理分析理论主张将决策者决策时的各种心理倾向作为变量设计某种模式，以显示变量间的内在联系”[20]。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较多、较为经典的史例是古巴导弹危机[21]。

2．国家层次上的心理分析。美国学者文米克•沃尔卡（Vamik D. Volkan）指出，人和人类的心理在确立社会或政治敌人概念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相互视为敌人之间的竞争，试图超越对方的心理就可能导致冲突及战争。他论述道： 种族或民族群体不断地与他们的敌对群体竞争：永久性的问题是谁更强大，谁更聪明，谁更文明……每个群体为比较而竭尽全力，在竞争所产生的范围内的一个结果就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的局面，在里面种族是开放和基本上没有险恶的。然而另一方面，竞争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努力，在活动中秘密或公开争取摧毁敌人的机会，在里面追求的是最大优势的地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和美国人在太空技术上保持排他性的努力。[22] 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双方在观念、心理上存在偏见，“按照总统的观念，所有邪恶的根源都在莫斯科。而根据苏联的看法，邪恶的根源肯定都在华盛顿。”[23] 整个国家和国家各个阶层的心理因素对对外决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多伊奇提出了“梯形模式”，即五个层次组成：社会经济与权贵，政治与政府系统，大众传播媒介，民间舆论传播和民众[24]。而在学习理论中，不仅存在个人的学习，还包括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5]

3．国际层次上的心理分析。国际层次的心理分析主要涉及国际心理对国际政治进程和国家行为的影响。之所以认为国家行为受国际心理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国际心理的存在和整体主义结构影响的认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对其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同理，国际社会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因果作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非理性心理，如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殖民征服、国家间战争直至世界大战[26]。在特定时期，国际社会所形成的普遍、共同的心理因素对国家的行为的影响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除个体和国家层次的学习外，在国际政治层面也存在学习行为。莫德尔斯基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27]

三、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评析

综上，我们已经分析了个体、单位和体系三个层次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应指出的是，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整个心理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层次建构而成。于此，笔者从宏观认为应对这三层次进行一种合成，即在进行心理理论和实践分析时，应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同时，这种合成并不是把三个层次化约为一个层次，此举也是不科学的。因此，与传统上只着重于对个体层次的个性心理特征分析不同，笔者强调是个体、单位与体系层面的心理分析应齐头并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心理横向不仅指个性心理，还包括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纵向不仅探讨个体层次的心理因素，而且注意与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层次的平衡。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系统化和发展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学理大论战——20世纪50、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挑战传统主义——以来的事情。这次论战主要是方法论之争。心理理论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28]，之所以说是部分地继承，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是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乎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终究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

同时必须看到，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要素虽然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具有一定的新意和说服力，但我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时不能单独只从微观因素出发。因而，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得以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如对于冲突理论，国际冲突与战争复杂多变，单纯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难以完全说明战争的根源，正如美国学者沃纳•利瓦伊(Werner Levi)教授深刻地指出：“在这些关于战争的心理根源的生动猜测中，总是缺少一种把人的根本天性同战争的爆发联系起来的环节。……正确的作法往往是把人的心理因素和人类本性归纳为战争的条件，而不是战争的根源。”[29]但心理分析是进行理论思考的有效尝试，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心理分析理论并不是属于发展史中的一门“显学”，其效益并没有宏观理论那么吸引人，而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几乎是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国际关系的分析应有三种意象，对于这三个层次方面的研究是缺一不可的。在心理分析内部，我们也认为可以细化为三个层次上的心理因素，这三个层次同样是缺一不可的。另一方面，个体、单位与体系心理分析必须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的分析变量紧密相结合，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行为的科学性会更高。

最后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其增长点在于证伪，即必须运用“证伪主义”方法对原有的各种理论进行分析、综合以及批判，这样理论的生命就会长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批判的历史。因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起到了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增长点的作用。

注 释：
[1] 据笔者所知，我国鲜有涉及“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题域的分析。王逸舟先生对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这一论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很好的整理，进而从个体层次以及宏观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分析对国际政治的作用，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5、6期关于“人性和国际关系”的系列论文；王逸舟：《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http://www.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wangyizhou/wenzhang/gx,xlyugjzz.htm。但笔者认为，其仅仅涉及到对个体的心理倾向和特征（个性、角色、代际差别、不确定性等）对行为的影响和制约，而对于微观的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机能等方面却没有涉及，而且层次划分上没有很好处理，主要集中于个体层次分析、社会学习理论等。
[2] 必须指出，本文运用基本的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将国际关系分析概化为三层次：人、国家和国际系统。因此，就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而言，我们同样可以细化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心理、国家民族心理以及国际心理。这样有助于我们理清心理理论的逻辑结构，更好把握理论体系的层次脉络。
[3] Theodre A. Couloumbis,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Secon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2, p. 167.
[4] 客观而言，人性涉及对人的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分析，有学者主要从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方面来分析其对政治行为和国际政治行为的影响，见[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朱曾汶译：《政治中的人性》，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版。
[5]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第6-7页。
[6]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尤见第18章。
[7]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对于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vism)，诚如大多数学者所言，其是采用一种文化的路径，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但笔者认为在建构主义（主要以温特为代表）的方法论范畴中，除运用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路径外，还有哲理或哲学思考与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方法的综合等不可忽视。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世纪集团集团，2000年。
[8]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92, p.252-253.
[9] [苏] A·B·彼得罗夫斯基主编，龚浩然等译：《普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0]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11] 近期在分析个人（不仅仅指领袖、首脑等重要人物）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本重要的著作为：[法] 米歇尔·吉拉尔主编，郗润昌等译：《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2] [美] 伦纳德·伯克威茨著，张霁明译：《社会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3页。将某些团体、种族与一些不愉快的话语、刺激联系起来，这些话语和刺激会导致不愉快的感情。因而，提及这些团体、种族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情体验。如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邪恶轴心国家”论等。
[13]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289页。
[14] 马斯洛的五种需求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请参阅：[美] 弗兰克·戈布尔著，吕明、陈红雯译：《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7页。
[15]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 pp.215-224.
[16] 张清敏：《外交决策分析中的三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8-19页。
[17] Vamik D. Volkan, Demetrios A. Julius, Joseph V. Montville eds: The Psychol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umeⅠ.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90, p34.
[18] Theodre A. Couloumbis,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pp.167-169.
[19] [美] 班图拉著，陈欣银等译：《社会学习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译序，第16页。
[20]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290页。
[21] Granb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22] Vamik D. Volkan, Demetrios A. Julius, Joseph V. Montville eds, The Psychol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p37-38.
[23] [澳] 约翰·W·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1年版，第95页。
[24]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291页。
[25]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461页。社会学习理论的学习选择上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美国人对越战记忆的单项性和自我情结，即没有真正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别国人民的灾难。[26] [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朱曾汶译：《政治中的人性》，第172-189页。 [27] 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1, winter 1994, pp.1-24; George Modelski,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1996, pp.321-342.[28] 关于当代国际关系思想史的“本体论”革命问题，请参阅：[美] 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第9-37页。[29] Werner Levi, “On the causes of war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Ⅳ December, 1960. 转引自[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