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余万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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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究王缉思：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意识的回归

11月底，张志洲发来11月1-2日北外组织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国青年学者论坛”上的会议纪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环球时报》王文编辑的发言题目为《30年来美国研究学者旨趣的变迁：以王缉思为例》。他阐述说，王缉思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研究的一个符号，选取他为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三层意义：一是实现研究课题与研究目标的转化，因为以前都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学者，很少有研究中国自己的学者的。二是可以同时梳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因为王缉思现象的产生，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有关系。三是在现实意义上，王缉思的研究思路、学术风格和治学成就可以启示年青一代的学者。

“王文认识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造就王缉思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的原因：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二是研究内容的层面；三是个人的偏好层面。但他的分析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层面。他阐述说，30年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的映像，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1980年，是中美关系最好时期；第二阶段从1990到2001年，是防备性考察时期，中国对美国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到底有什么新变化？二是这种新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该如何回应；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08年，是‘主体性思考阶段’；第四阶段从2008年开始，进行未来式探索。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而通过阅读王缉思的著述将发现，他的研究刚好都是各个时间点上中国对美国研究最需要的，把握得非常准。防备性思考和主体性思考是王缉思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

“王文并总结了王缉思现象对于后学的启示：学术研究抓住整个时代的脉搏；要有很深的国家意识；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方法；要具有社会意识和大众意识。王文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杨学军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要深入揭示王缉思的学术成就、影响和特色，需要将之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其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刘靖华认为，研究王缉思的学术思想，不能仅仅读他的著述，还要与其本人进行深入交流。张志洲则认为，王文开始了这样一项对中国自己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恰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体性回归’。”

张志洲来信说，这段会议纪要会经过删减后只在北外主办的期刊《国际论坛》上刊发两页，我想，这段应该会删去不少，就“抄袭”下来了。其实，这个“主体性回归”的背后还有许多花絮，当时10分钟的宣读论文没有说，现在补上。

3月初，王义桅的告别晚宴上，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拿了一篇回顾王缉思先生思想的文章，让在场的学者们评一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这位学生并没有写好，文章只是介绍了一下缉思先生的履历，然后就引了缉思先生的几篇文章，分别讲了缉思先生的几个主要观点。于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一、有没有看完王老师的所有著述？二、你不放在中美关系30年的大背景下来评王老师，只说他写了什么，是不是太简单了？三、你不横向比较其他美国研究或者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怎么能看清王老师在整个中国国关研究和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有好友曾说过类似“主体性回归”的话，我也是听了这个话之后，才萌生念头，开始“偷学”缉思先生的著述。

那天，在场的《经济观察报》原主笔许知远也非常有兴趣，这位被一些人认为最有希望成为“未来中国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想写一本关于国关界圈子内故事的书。不过，没有国关功底，又不放在大环境下，是很难认清这个圈子的，写出来最多也是一些轶闻趣事而已，估计知远同学是不会动笔的。

后来，不少好友都鼓励我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于是，抱着一些书籍和文章，趁着去美国转一个月、不工作的间歇期，草就了一篇发言提纲。结果会上批评和赞同我的人都非常多。

说这些故事，主要是想说，“研究王缉思”其实只是偶然，这种研究依然工作中、且思想还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学者的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很少发生。一是不太严谨，毕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应该到70岁左右才算真正高潮。亨廷顿不就是在66岁写的《文明的冲突》、77岁写的《我们是谁》吗？二是不合中国常理。毕竟，中国文化一向讲求学无止境、盖棺定论。亨廷顿前几天逝世了，我们该评评亨廷顿了。

但是，之所以把这件事放在“我所亲历”的“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在我做这个发言的前后，不少学者好友都在鼓励我进行或继续进行下去，并提出不少研究的建议，让我隐约感觉到一种中国学者的“压抑”和“冲动”。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美国人压抑的时间太久了。中国IR的学术论文，只要是像样的论文，基本上找不到一篇没有美国人著述引注的，更有意思的，学术界有几位“大牛”的论文，只索引自己的文章和英文引注，一副自悲兼自负的姿态。所以，“王缉思研究”一事，事实折射的是中国学者的“向世界呐喊”和“欲与美国竞争”的欲望。我一直很欣赏“成功与欲望成正比”的谚语，有了欲望，中国国关界就有了与美国国关界竞争的起点，关键在于这个圈子的人到底有多少欲望。

不过，可惜的是，现在中国国关界的这种劲头似乎有点走向“歧途”。歧途一是，从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中找答案，所以，现在研究春秋战国、研究朝贡制度似乎很热门；歧途二是希望通过无数遍叙说“中国学派”的要义，想以“可实现预言”的路径，近似于“意淫”的方式，勾勒出一种“中国强势”。这些都不太可取。

产生这种歧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关界想要超越的参照系找错了。我们要超越的不是温特，也不是基欧汉，甚至不是沃尔兹。因为沃尔兹自己都很遗憾地说，自他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后，IR没有丝毫的进步。用余万里的话说是，“美国国关界的路也错了，所以，90年代以来最出名的亨廷顿和福山都不是严格的国关界人。”

所以，我的主张是，我们要超越的应该是威尔逊、摩根索、李普曼、亨廷顿、基辛格、福山甚至是弗里德曼。因为真正影响社会的思想，才是超越时代、永恒的思想，只在学术圈内存活的思想，注定将只保存在“学术思想史”中。如果找准了参照系，那么，中国国关界要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争夺当代国际事务的解释权、传播权和预测权。那样有朝一日，中国学者提出某个思想或理论，才会让K街和麻省大道的那些“大佬”们争论一番，就像10多年前我们热议“文明冲突论”一样。这才是“赶超美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能想象，DC的那些“大佬”们会对春秋战国史和朝贡制度产生共鸣吗？会热衷于什么“中国学派”吗？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所谓的“英国学派”就知道了。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和平崛起论”在学术思想上倒是一种突破的尝试，只是现在没有人进行下去而已。如果谁能从学理上论证清楚这个，那么，可能将是对整个IR的颠覆。

事实上，正如20年前冷战的结束考验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在考验过去的一切IR理论。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继续发展，至少能够颠覆美国的五大IR理论，即民主和平论、大国兴衰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进攻现实主义论。解释中美关系，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一个新“机遇”。从这层意思上，再回到“王缉思研究”之所以列入“十大事件”，就是为了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努力把欲望转为成功的成果。

8、上海国研所升“院”：中国“纽约派”的萌芽

12月初有幸能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开会，见到了老朋友包道格、史文，还有许多过去通过多次电话却没有见过面的上海“大牛”们。就餐时，上海国研院的同仁们还是常把“我们所如何如何”挂在嘴边。夏天才从“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当然很难改口。毕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一块铁招牌，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之首。但给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上海学者明显区别于北京学者的特色。这种特色差异或许可以与美国智库中的“纽约派”与“华盛顿帮”相比较。

这种比较不一定确切，却有助于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相比之下，上海学者至少有四大特点：一是更年轻。大多数是60后领衔、70后为主力。在北京，则大致是50后领衔，60后为主力，70后紧密跟上。从年龄层上看，两地大致有7-10年的差别。这和纽约也很相似，在纽约，除了少数几位像理查德·哈斯这样的40后、50后以外，像Stephen Yates这样当过副总统助理又作智库CEO的，大多也是70前后的人。

二是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虽然有郭树勇、刘永涛研究建构主义，苏长和研究制度主义，但从本质上看，哲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上海基本上缺乏“壮大和深化”的土壤，所以，只有在外交学院这样的北京院校才会有类似于“外交学院都姓秦吗”这样偏重于某个哲学化理论特色的高校。这点从郭、刘、苏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取向上，更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就算是研究理论，上海学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与现实结合的途径。相比之下，北京有更多人对“为理论而理论”乐此不疲。这并不奇怪，上海人少，如果再那么“理想化”，岂不真被“边缘化”了。

三是更重视特殊的沟通管道。这里不一定只指杨洁勉先生，而还在于其他拥有一定决策影响力的“大牛”学者们。相比于北京，上海学者更不注重于媒体传播，而更重于自己已有的特殊沟通管道。所以，上海有些报纸的评论版编辑都到北京来“抢”作者。这也不奇怪，哈斯也很少在媒体上发文章，而他对国务院的影响力也丝毫没减弱。

关于上海，其实有许多话想说，但基于了解不足，权且不确切地总结那么几点。把上海国研所升“院”归为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根据个人的观察，一种类似于上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特色正在形成，或许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会慢慢形成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的“京沪之争”。这也是IR在中国的“百家争鸣”吧。

9、“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打破IR述说的垄断

这是十大事件里第三件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相关的事件了。我自认为是一种客观陈述，毕竟，我没有任何偏袒和私心的动机和理由。12月13日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会议，可以算是又一典型的“阎氏效应”。

“阎氏效应”有三大特征：一是历史短但名声大。阎学通教授大概是在1999年前后组建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其社会名声、学术地位都已跻身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一世界”；二是人少但办事多。编制内大概只有9人，但是，基本上人人都有能量，能够独挡一面；三是有理想但很务实。科学方法论和重构国关学，应该是他们的两个理想，目标很远，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做着。

看着“共同体”会议来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位国关学者，非常踊跃地各自撑一个panel，各自主讲一个话题，然后就像逛超市一样地逛研讨会，这在中国一定是第一次。主要还有老阎他们还基本没花多少钱，所以，我实在佩服陈琪、孙学峰两人的“来事儿”能力。从效果上看，我又总结了一条规律：学美国，只要是学对了，一定能成功。在娱乐界，效仿American Idol的湖南卫视 “超女快男”算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学术界，效仿美国政治学年会的“共同体”会议也算是一个成功典范。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都愿意免费赶这个“场儿”？还是前文曾总结过的，即“找准市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太缺少述说和交流的平台了。国内的各类研讨会发言人、各种期刊的文章作者，基本都被100人左右的一个核心圈子和200-300人左右的次核心圈子所垄断了，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至少应该有5000-10000左右的研究队伍。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和机会，这些研究队伍的研究能力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做着“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活儿。国关博士毕业后，如果不混进“圈子”，那就意味着没有信息，更意味着没有新观点。这也是直接导致中国的理论研究比政策研究更热门的原因。因为理论研究的成本低，不仅仅在于金钱成本，还在于沟通和交流成本。慢慢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甚至有变成某种“国际关系文献学”的危险。相比之下，据我10月份在美国亲历的现象，得克萨斯、密歇根这些离DC较远的州市的国关研究能力，并不比DC的那些智库差多少。这与美国信息透明度有很大关系。

而“共同体”会议恰恰抓住了这种缺陷，算是打破国内“述说权”垄断的一次尝试。结果，可能连清华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是那么容易。他们只是提供了几个教室，就把200多位人“忽悠”来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大连、上海、广州、天津或美国等地的非北京学者。参加的那些学者里面至少有60%左右，都是平时“圈子”里的陌生面孔和青年学者：他们很少发文章，或者很少有发文章的可能性，很少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这些人的研究能力先不论，至少他们是中国国关界的后继力量和资源库。

从这个角度看，我强烈建议，中国国关界的教授们在完成各研究机构要求的基本指标外，尽量少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尽量多地花心思到国外期刊上发表英文论述；尽量少地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尽量多地推荐自己的门生弟子参加；尽量少地进行一言谈，尽量多地搭建校际交流的平台，让青年学者去说。当然，我自己也要努力，尽量多地刊发青年学者的评论文章。

10、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中美交锋“后对等时代”的来临

正如一开头就写到的，12月16日那天，我是“混”进去的。我没被社科院美国所邀请，幸好有好友学者的“线报”，又有好友学者的“通容”，让我“混”进去听了第二天一整天的会。

因为报道中美关系一向是《环球时报》的重中之重，我几乎每天都在和同事们谈美国，耳濡目染的，周围同事仿佛都是“美国通”似的，就象武侠小说里少林寺的“扫地僧”也是高人一样。所以，单纯从观点看，评论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很难使包括我在内的这些环球时报“老油条们”有“新鲜感”。这次中美关系30周年的会议也是如此。

但是，有两点学术之外的现象却非常有意思。一是中美关系研究能力的代际差。那天去会场，第一场panel的座次就“雷”了我一下。发言席中间坐着吴心伯、孙哲，两位60后，黑发、年轻、有朝气，两边坐着芮效俭和兰普顿，两位40后，白花、老态、没有活力。这让我想起10月中旬在共和党资深政治官僚Dan家里，他和我透露，“麦凯恩基本没戏。”我很吃惊，忙问为什么。他说，你看看总统辩论时CN*各给一半电视画面的那两张脸，老麦多老啊，奥巴马多年轻，是我也会选奥巴马。年轻啊。

的确，那天到场的那些美国人都是40后的老人，像傅立民这样的都是三十年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儿子、女儿都是教授级了。而和他们对话的中国学者的发言人则大多是60后。我当时就想，这不会中美相互凝视的现状吧？美国看中国的心态，就像是六七十岁的人那样，老道、曾经历过旧事、有资历，却保守、沉重、没有活力；而中国看美国的心态，就像是四五十岁的人那样，虽然还有缺少一些资历，但是，思绪、经验和精力正值高峰期，且有强烈的当家作主意识。

形成这种差异，一部分与主办方邀请人有关，另一部分与研究代际的转换有关。1983年，奥克森伯格随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与社科院美国所的学者们讨论他们即将上报里根的对华政策报告《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的最后定稿。当时与之对话的浦山、李慎之等所有前辈，都早已退休或逝去，但是，与奥克森伯格同辈的兰普顿、李侃如、傅立民、芮效俭现在都还活跃在中美交往的舞台上。现在在美国，除了裴敏欣、李成等几位华人学者外，基本上找不到研究中美战略关系的50岁以下的著名学者，而在中国，60后基本上都已成中美战略问题的领军人物了。

当然，中美相互研究的能力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一是在于研究力量的差距，这包括研究经费、研究对方的人数的差距。如果不包括各大咨询公司的人员，粗略估计，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学界的专业人员大约在500-600人左右；而中国对美研究的专业人员大约只有200人左右。这还要包括各省社科院、各地方高校的国关院人员。经费的差距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对美研究至少有40%的经费还来自于美国的基金会。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还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项目申报”、“科学发展观学习”、“组织生活”等精力内耗上。二则在于研究方法的差距。这里包括研究人员的鼓励机制、学术制度、分析方法、研究选题能力等等。研究方法的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就在于，中国对美研究的创新能力重，重复劳动多。

这次30周年研讨会第二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后对等化”的讨论氛围。在北外主办的11月的研讨会上，我发言中说，2001-2008年视为中国对美研究的“主体性的思考”期。因为“911”给了中国巨大的战略期和休憩调整期。所以，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感叹：过去七年，我们在反恐、在战争、在耗能量；而中国人在搞建设、办奥运。在学术上，我们也是这样的。这个七年，中国人不再单纯想美国对华政策到底会怎么影响中国，而是开始思考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江忆恩的担忧：“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2003年)；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对等的实体，与美国相比较了，以对等的方式，思考美国，比较中美，也思考自己。缉思先生《外交》上刊发的“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是一个经典。

那么，2008年后呢？我称之为“未来式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后对等时代”。从官方交往的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年底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王岐山对保尔森说：“请美国保护好中国在美的资产不会缩水”。这样的话，在10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次30周年的研讨会在2008年底开，当然可以纳入“后对等时代”，也有着一些“后对等时代”的特点。比如，美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对中国说话，美国人开始求教中国人，中国人有更多的要求和批判。这些也是30周年研讨会被列为十大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要提醒的是“后对等时代”的陷阱，这里不多说，可以参考《环球时报》国际论坛12月初吴心伯的“影响世界，中国还欠火候”和12月30日隗静的“避免刺激美国的敏感神经”两篇文章。

(三)几点结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是一个大转折点。我在“访美日记”中的一段话这里可以再用，“无论今年奥运及其准备阶段和成功效应是如何地富有争议性或者被某些人称为有‘虚幻性’，但是，这种快感让国民带来的心态转变是明显的。”现在再加一句，如果说2008年是“灾年”，那么，“灾年”培养了13亿中国人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套用古人的话，可能真是“天将降大任”了。而对于中国国关界，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或许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是美国神话的破灭。从潘维文章到王义桅的新著再到年底的30周年讨论，背后处处都有一些“美国神话破灭”的痕迹。对于中国和美国，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于学界来说，如何“脱美国化”继续前行，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学界自信的复苏。这与第一点是一个道理。年中，丹麦的李形教授到北京来和一些学者朋友聚会，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少？当时，饭桌上有些尴尬。我作为半个学界人回答了，这是整个学术机制不鼓励。其实，从学术水平来看，中国学人是不亚于西方的。2008年是学界自信复苏的一年，相信未来在西方一流刊物上发表英文文章的学者会越来越多。

三是媒体和学界互动频繁化。我不是个案，事实上，许多媒体人都在和学界发生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我个人来说，除了感谢，还要说的话依然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这一年，有太多的学界好友、前辈、学长在提携我、帮助我、引领我、教导我了。我只有继续努力学习才能回报学界“大恩”。

四是一种更新换代期的胎动。正如张胜军先生的那篇“像1848年、1968年那样的2008年”一样，余万里在夏季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说过，现在似乎还看不清楚，“再过一两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事实上，不仅仅国际形势，中国学界似乎也在开始重新洗牌，再过几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是期待学界的“区域平等化”。我的“圈子观”是狭隘的，仅仅是一个北京媒体人的视角。我曾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为什么普通美国人不关心国际事务？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美国太大了，老百姓转整个美国都转不过来呢，怎么会想到国际呢？听起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那么，中国也“太大了”，我的视角也会因为以偏概全而陷入“一叶障目”的误区，事实上，我相信，洛阳、昆明、兰州、广州、武汉、成都、沈阳、长春同样有许多精彩的IR故事，只是他们没有发言，或者在所谓的“主流圈”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IR学界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千万不可论资排辈，千万不要形成什么hierarchy。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六是要多记录一些自己的历史。中国IR学界似乎都在研究美国的“理论史”，事实上，中国的世界更精彩。尤其是当前伴着中国崛起、与世界摩擦加剧，中国的对外联系有太多精彩的故事了。过去，我们常讨论“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现在，随着美国神话的破灭，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问题或许要比“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更紧迫。而这正是中国IR界的责任。记录自己的历史，当然也算是责任之一。前几天看到有位历史学家说：“江青真应该写点什么回忆录，哪怕是写得都是谎言。太可惜了。”咱们不是江青，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应该都可以吧。毕竟，记史的兴盛，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柳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Shi，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光屁屁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你们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如果乐观点说，我还想加一句“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都经历了，但我还活着。”

还有20个小时，就到2009年了。2008年马上就要过去，我很怀念。

                        写于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凌晨3点26分

Tiffany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