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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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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8 23:34:2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hr /><span class="tpc_content"><font size="2">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部门曾经在1973年发生过一起所谓“雅典事件”。周恩来当时在国务院办公会上极其恼火地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被周恩来称为“特大丑闻”的“雅典事件”指的是**大使在一系列阴差阳错之下进入了不但和**没有外交关系、更被**敌视的以色列大使馆。那么,这起误入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它和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又有什么关联呢?这是我们这次节目要介绍的。 <br /><br />1972年6月,**和希腊王国建交,首任大使周伯萍于1973年3月到任。5月7日中午,周大使外出归来,在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后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现衹剩下10多分钟。周伯萍一听,未及细问,就赶快扔下饭碗乘车出门。<br />这就铸下了第一错。因为翻译匆忙中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刚学英文,看到有一张捷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也没有看日期是次日,就告诉翻译说是当天在科威特大使馆。 <br /><br />第二错是周伯萍自己没有按照常规亲自将请帖过目,并问司机和翻译是否认识路,而实际上谁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何处。当他们出了**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就这样进了以色列大使馆。 <br /><br />第三错是周大使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祝贺国庆,还为迟到抱歉,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br /><br />第四错是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非常意外,便问这是否意味着**对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变,他问的是“这里”,而翻译翻成“雅典”,周大使一听就觉得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吃了一记闷棍,满脸不知所措,周大使抛下他扬长而去。事后周大使想起那一幕还后悔不已,因为如果他细心一点,再和那个记者交谈几句就有可能发现错误,当场解释这是误入,抽身退出,这样还有可能对错误作些补救。但一错再错之后的周大使却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将要离去的大使寒喧,临走时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表示祝贺。 <br /><br />周大使对自己的荒唐大错毫无知觉,他并不知道纽约时报当天已经就**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导,而除了对国际舆论反应迟钝的**外交官之外人人都已经知道。第二天,他前往捷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在会上衹觉得外交官们看着他的神态都有些古怪。和**友好的罗马尼亚大使把他的翻译拉过去很神秘地说话,翻译听后如雷轰耳,当周大使询问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下大错了!” <br /><br />得知自己犯下如此大错,周大使自然如热锅上的蚂蚁,尤其是当他知道国际上所谓“反华势力”已经就此事大做文章,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盟友巴解组织和很多中东反以色列国家将会对**产生疑惑时。他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因此事直接间接牵涉很多人,**大使馆人心惶惶,翻译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写血书检查,馆内派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 <br /><br />周大使几天后就回国,在机场上外交部迎接人员告诉他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他要倒大霉。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恼怒,是因为**外交在受到**破坏多年后,刚在他主持下有所起色,却来了这么一个荒唐透顶的大笑话。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br /><br />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大使并没有倒大霉。在关键时刻,毛**的批示救了他。毛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大使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毛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周马上态度大变,立即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的批示重新估计这次错误的性质,对周大使要鼓励,对外通报中的原来严厉的措辞也要改正。周恩来后来还特意当面对周伯萍说这件事是主席亲自处理的,能这样结束他很高兴云云。周大使此后不但没有倒大霉,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br /><br />毛**或许认为国务院和外交部小题大做,或许他对某个官僚的前程和命运特别关切。但更有可能的是,毛此时正对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对**的灾难性后果作一些补救不满,正准备发动批周运动,所以他强力介入“雅典事件”的善后,否定周的处理。“雅典事件”后衹过了一个多月,毛就对由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作出严厉批评,说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一时外交部成为众矢之的,周恩来和手下的外交官僚们忙于检查,和“出修正主义”相比,误入以色列大使馆的“雅典事件”当然就算不了什么了。</font></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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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6-12-29 11:03:27 | 只看该作者
注意:周恩来(恩字辈)是周伯萍堂叔。<br /><br />周恩来比周伯萍父亲小五岁,从1957年开始,老毛急求成,对周态度不满意,多次严厉批评周“右倾”。如暴露总理与周伯萍的亲属关系,例如“雅典事件”周伯萍工作上出了差错,必将给总理增加大麻烦。<br />周伯萍与少数几名亲友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如有人问及,则坚决否认与总理有亲属关系。<br /><br />可见,总理对亲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br />他对亲属尤其是晚辈,有一条很严的规定,就是不许他们在任何场合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以此获得任何特殊照顾。<br /> “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br />严管自己的配偶、亲属和子女。他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据统计,周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br /><br />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br /><br />部分资料来源:<br />《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br />周总理深夜同我谈家事.................周伯萍<br /><br />《检察日报》<br />周总理的家规会让多少官员汗颜 作者: 刘效仁<br /><br />
6#
发表于 2006-12-29 10:34:51 | 只看该作者
[quote=sanilee,2006-12-19 11:12]<br />天啊,哪里出来的翻译啊。。。千万不要是我们学校啊。。。<br />[/quote]<br />外交学院的可能性较大,周伯萍外交学院的啊,64年入外交学院学习。<br />后任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驻希腊、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大使。<br /><br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br />【作 者】周伯萍        书摘  图书目录<br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br />【相关的分类】政治 军事  政治  外交、国际关系  外交/两岸  涉外交际 <br /> ISBN书号】750122224X<br />【出版时间】2004-01-01<br />【页数】328   【定价】¥25.00  开本】210×144×15毫米<br /><br />1964年9月,本书作者周伯萍刚提升为粮食部副部长,就选调到外交部当大使,开始了18年“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br /><br />“**”初期,他临危受命,被派往我驻坦桑使馆主持工作,经过连续50个月的艰苦奋斗,排除****派干扰,顺利完成我国最大援外项目坦赞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受到周总理称赞。接着出使文明古国希腊,旋即发生了他误入以色列使馆的“雅典事件”,轰动一时。多亏毛主席的指示最终相救,作者的外交生涯得以继续。<br /><br />作者着重记载我国与坦桑、希腊、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四国的官方往来,以及他与驻在国当权派的接触。通过近距离观察,他对尼雷尔、布迈丁和蒙博托三位总统都有其独到的评价。作者还真实记录了非常时期我驻外人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为祖国荣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书中不时插有作者参观名胜古迹,浏览自然风光,介绍风俗人情,讲述趣闻轶事等情节,读来饶有兴趣。<br /><br />作者简介<br /><br />  周伯萍<br /><br />1920年3月15日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参加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长期负责粮食工作。参加了涟水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曾任皖东北进出口货物检查处处长,淮海行署财粮处副处长,苏皖边区六专署财粮处处长,华中行政办事处粮食局、苏南行署粮食局局长。建国后,历任华东粮食局局长,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粮食部副部长(1964年6月)。1964年9月入外交学院英语调研班学习(二年)。后任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驻希腊(1973.03—1975.06)、阿尔及利亚(1975.08-1978.05)、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1978.09—1982.01)大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2-1985.8)。退居二线后,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常务副主任、七届政协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著有《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我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1200天》(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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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6-12-29 10:23:30 | 只看该作者
《党史纵横》第7期<br />作者??周伯萍(驻希腊首任大使) <br />1973年3月28日,我正式向希腊王国递交国书,开始了我的希腊大使生涯。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我问翻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匆匆看一眼请帖,时间是12点到13点半,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找我,说是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我参加,他忘记登记,出了岔子,时间只剩10分钟,科威特大使馆就在附近,问我怎么办。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br />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需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情况,未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去探明道路。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他叫过我的翻译,神秘地说了些什么。我见翻译神色不对,便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再三催问,他才冒了一句:“大使,我犯大错误了!”我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匆匆忙忙地在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br />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br />    外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复电同意补救措施,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随后又打电话告诉我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要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我于14日下午乘法航班机回国。17日一早,西欧司司长王栋到我家中,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总理办公室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我当即将连夜写出的检讨报告交给他。与此同时,驻希腊使馆也主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我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我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我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我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br />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当乔冠华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实在大感意外,感动万分,心头一块巨石落地。总理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通报。<br />    5月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我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我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br /><br />
4#
发表于 2006-12-29 09:02:48 | 只看该作者
谢谢,不说我还真不只有这样一段故事呢
3#
发表于 2006-12-19 13:46:34 | 只看该作者
教训深刻,处理得当。斑竹的手套挺酷!
2#
发表于 2006-12-19 11:12:47 | 只看该作者
天啊,哪里出来的翻译啊。。。千万不要是我们学校啊。。。
lesleymon 该用户已被删除
1#
发表于 2006-12-18 11:33:1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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