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保增长”和“调结构”两张皮？

岸上的猪

2008年，我国经济形势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
    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对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今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始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陈文通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采访，就读者关心的有关问题给予了回答。
    一
    半月谈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为什么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保增长”同时为什么一定要“调结构”？
    陈文通：正确判断当前形势，必须充分估计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困难。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我国面临历史罕见的挑战和风险的直接原因。而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经济生活中存在“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则是我国面临困境的内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已经存在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在于，宏观调控和应对危机叠加在一起，使问题复杂化。比如，保护耕地和治理污染的努力同保增长的目标存在事实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只能首先抓主要矛盾，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半月谈记者：那么，能否具体谈谈，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
    张晓晶：现在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投资、消费比例结构的问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现在扩大内需，主要还是靠投资，而对于刺激消费，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措施，这样是否会加剧投资、消费的失衡。
    我个人的观点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消费是相对稳定的因素，而投资的下滑要远大于消费的下滑，这时候政府扩大投资，可能只是弥补社会投资下降的部分，甚至还弥补不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是努力加大投资，但当时投资上得仍然不是很快，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并未出现剧烈的变动，甚至失衡状况有所缓解。当然，这不是说投资、消费结构问题不去关注，因为投资占比过高一直就是一个问题，我只是认为，这次加大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可能并没有普遍担心的那么严重。
    另外，还有内需外需的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问题等。
    二
    半月谈记者：保增长、调结构是两个不同的目标，能否有机结合？
    张晓晶：这两个目标之间，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一致的地方在哪里呢？一方面，经济结构合理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有余地解决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问题。
    矛盾的地方在哪里呢？保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那么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即使不会出现进一步失衡，但至少不会改善；还有内需和外需的结构问题，我们出口比例一向很高，贸易顺差过大，以前都是调低出口退税，逐步减少对出口的支持，但现在为了保增长，政策都反过来了。在出口急剧下滑的形势下，这些政策不至于进一步加剧内外需结构的失衡，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调整。
    保增长、调结构这两个目标，都需要重视，但我认为还是有一个轻重缓急，保增长无疑更加紧迫。这就好像一个得急症的病人，先下猛药保命要紧，之后缓过来再慢慢调理。我们现在的经济就像这种情况，投资、工业产出，尤其是出口，下得很猛，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把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当然，保增长、调结构不应是两张皮。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比如鼓励兼并重组，鼓励企业技术改造，鼓励设备更新，这些政策，既在短期内有利于保增长，又在中长期有利于结构调整，政府应该多出这样的招。
    陈文通：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不能孤立和割裂开来。保增长是目标要求。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需求，有一个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问题。扩内需必须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把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保增长、调结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历史经验，在保增长的硬任务面前，人们最关注的是，通过扩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速度，最容易忽视的是质量、效益、代价和负效应。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是，切不可把增长速度和发展画等号，切不可忘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发展的内涵和目的，即为什么发展和为谁发展。
    当前，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就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不能搞片面性、顾此失彼和短期行为；尽力做到各方面建设全面推进，做到产业结构合理、比例关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稀缺资源，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因此，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控制生产能力过剩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哄而起，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三
    半月谈记者：请问张主任，您一直有一种担心，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习惯用老办法去解决问题，您称之为体制复归。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否存在体制复归？会不会对以后的结构调整带来新的障碍？
    张晓晶：所谓体制复归，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采取政府动员资源的方式，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保证财政收入。
    但是现在不能苛求太多，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百年罕见，它给我国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势之下，政府应该出手。这不仅是中国，连一向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对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国有化。
    所以，存不存在体制复归，关键不是看是否存在政府干预，而是要看政府能否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如果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市场活力增加，政府就不应该再大范围地干预经济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更有效率。以技术改造为例，这次政府掏很多钱来做，无疑是既保增长又调结构的好办法，企业的积极性也很高，但企业花政府的钱，效率上难免会打折扣。
    而最关键的，防止体制复归要靠改革。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确实如此。而且改革的作用不仅仅在保增长，对于调结构意义更为深远。比如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将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更加庞大的服务业，以吸纳更多的就业，进而增加普通群众的消费能力。
    陈文通：在保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制度条件。我也非常认同这种说法。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成为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今后，解决各种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关键也要靠改革。但是，与以前的改革不同的是，当前已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重点是：按照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变革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金融体系和价格体系，把统筹城乡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记者 高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