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拉动“中国式”内需

清水煮音

城乡二元结构下刺激消费需走四着“急棋”
　　● 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 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 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 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
    在外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内部经济下滑几成定局的态势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适时从“一保一控”转向“保增长”，并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以达到扩大内需、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出台的政策措施中，无论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是央行放宽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大幅降息以及多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述保增长的举措大多着眼于市场供给，对终端的消费需求重视不够。刺激内需如果过多地依赖供给管理，而不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那么缺乏消费支撑的投资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然而，现实中，由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消费长期以来很难真正启动，特别是农村消费。这就成为制约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隐忧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区间波动。从2001年至今，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

    投资率与消费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比经济增长速度低2.7个百分点。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但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如2002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2.66%，到2004年和2005年变为10.57%和10.76%，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两年却有20%的增长，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3.5%增加到2005年的17%。这说明工资总额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加，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人们可支配的收入明显削弱，这也导致了中国消费率不断下降。　
    单纯依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消费不振的另一原因源于我国极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消费结构不协调、消费水平不均衡、消费倾向偏低等特点。这不仅导致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乏力，市场容量不断相对萎缩，农村消费需求对扩张整个消费市场的作用大大削弱，从而也使得农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贡献份额下降，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出现的持续性有效需求不足，关键是农民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也成为经济增长减缓的重要诱因。近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20%，城乡人均存款之比为7：1，这也导致近年城乡消费距离变大，整个农村消费水准大大落后于城市。
    长期以来，农民预期收入过低和预期支出的刚性增长及不可预测性，抑制了他们对消费信贷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农业总体发展水平低，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相当有限，难以使农民将远期消费转化为近期消费。另一方面，农民的预期支出仍不容乐观。据调查，子女教育费用支出仍是目前农民最大的支出负担。在收入预期不确定、而支出却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农民难以有勇气举债消费。此外，受传统消费观念和现实收入情况的制约，农民缺少举债消费的心理支撑。
    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预期未来经济形势恶化引致失业率提高与预期收入下降是其调整消费行为的主要动因。而降低个人信贷利率仅仅是降低消费成本，很难与潜在失业和收入降低相比。当收入下降、股Shi财富缩水同时家庭财产缩水时，居民在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欲望将受到压抑，消费将会延期，反过来强化了通货紧缩，从而导致居民对消费信心更加不足。
    消费信心不足、预期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倾向。如果继续走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势必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逐渐加大，为保持政府财政的投资功能，政府必须要继续保持高税负，高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必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
　　扩大消费需求是当务之急
    从当前经济形势和长期经济稳定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应把促进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新一轮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
    首先，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扩大消费需求。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这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的现实，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其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合理把握政府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投资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第三，在居民消费方面，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四，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在城市消费市场逐渐饱和的今天，农村消费市场正日益成为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消费结构向提高质量转变，特别是在住房、汽车等新大件上的消费量高速增长，消费层次出现升级趋势。这不仅带动了农民消费支出的相应增加，也推动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要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当作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来对待。结合农民的消费习惯，完善消费信贷品种，满足不同层次农户的消费需求，与时俱进地推出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现代农业机械、建房及住房装修等适销对路的特色消费信贷新品种。　（韩复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