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查看: 784|回复: 5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复制链接]
跳转到指定楼层
#
发表于 2006-10-29 22:12: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strong><font size="4"><span class="smalltxt"><span class="bold">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span></span><br /><br /></font></strong><font size="4"><span style="FONT-SIZE: 14px">序言<br /><br />? ? 在1956年6月,我在约翰·范·西克尔和本杰明·罗格主持并由沃尔格基金会发起的<br />在瓦巴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系列演讲。本书就是这些讲稿经过长期拖延后的产物。<br />在其后的各年里,我在不同的沃尔格会议上作了同样的演讲,包括阿瑟·肯普在克拉蒙<br />特学院、克拉伦斯·菲尔布鲁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理查德·莱夫特威奇在俄克拉荷马<br />州立大学主持的会议。每次演讲的内容包括本书阐述原理的第一和第二两章,然后把原<br />理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特殊问题上去。<br /><br />? ? 我感谢这些会议的主持人,原因不仅在于他们邀请我作了演讲,而更为重要的原因<br />是:他们对演讲的评论和把演讲以暂时性的方式写下来的友好压力。同时,我感谢负责<br />安排这些会议的沃尔卡基金会的理查德·考纽理、肯尼思·坦普尔顿和伊凡·比尔利。<br />我还感谢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由于他们对这些问题深刻的探索和浓厚的兴趣以及难于满<br />足的求智欲迫使我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并改正了很多错误。这一系列的会议成为我一生<br />中最有启发性的求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用说,很可能是没有一个会议主持人或参加者<br />同意这本书的一切。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不愿意承担为了促成这本书而作出的某些贡<br />献。<br /><br />? ? 我把这本书里的哲学观点以及其很多的细节归功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们,最主<br />要的是归功于我能荣幸地与之交往的芝加哥大学的杰出的一群人物:弗兰克·H.奈特、<br />亨利·C.西蒙斯、劳埃德·W.明茨、艾伦·德赖克特,弗里德里克·A.海克和乔治·<br />J.施蒂格勒。我请求他们原谅,他们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论述中的很多没有被我具体地指<br />出是他们的观点。我曾向他们学习的如此之多,而我所学到的东西又巳经在如此大的程<br />度上成为我自己思想中的一部分,以致于我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出应该指出的属于他们的<br />观点。<br /><br />? ? 我不敢试图列出我要感谢的许多其他人的名单,免得在无意中疏忽了应该列出的名<br />字,从而造成对他们的不公正。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孩子,珍妮特和戴维。他们<br />不愿意接受不加论证的事物的态度,迫使我以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技术性的事物;从而,<br />一方面改善了我对各个论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有可能改善我的表达方法。我必须<br />指出,他们也只能承担本书的任务,而不是本书的观点。<br /><br />? ? 我在本书中随意地使用我过去出版的著作中的材料。第一章是费利克斯·莫利编的<br />《个人主义论文集》(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的同名文章的改写本,也是<br />以不同形式发表于《新个人主义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61年4月)的同名文章的改写<br />本。第六章是首先发表于罗伯特·A.索洛编的《经济学和公众利益》(洛特格斯大学出<br />版社,1955年)的一篇同名文章的改写本。其他章节的零星部分系取自我写的其他文章<br />和书籍。<br /><br />? ?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这本书肯定是写不成的”这种说法已成为学术著作序言中的<br />常见的话。对这本书而言,这句话完全是合平事实的。她把不同讲稿中的片断综合在一<br />起,根据不同的版本,把讲稿改变成比较接近于书面英语,她始终是难动本书完成的动<br />力。在内封页上所作的说明低于她的真正的作用。<br /><br />? ? 我的秘书穆里尔·A.波特工作很有效率,在需要时又是一个可靠的力量;她给了我<br />很大的帮助。本书的底稿以及前几稿的一部分的字是她打的。</span> </font>
分享到:  QQ好友和群QQ好友和群 QQ空间QQ空间 腾讯微博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腾讯朋友 微信微信
收藏收藏 转播转播 分享分享 分享淘帖
5#
发表于 2006-11-21 20:23:55 | 只看该作者
<p><font color="#0000cd" size="4">在这位经济学宗师去世后的今天再次重温他的经典,学到的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或许,我们需要的就是思考的精神!——有想法就好……</font></p><p><font color="#0000cd" size="4"><font color="#000000"><font color="#0000cd">记得弗里德曼说过</font></font><font color="#0000cd">:“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font></font></p>
4#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9 22:34:22 | 只看该作者
?<span style="FONT-SIZE: 14px">第二章 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br /><br />? ? 对集权社会普遍的不满意见是他们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从字面上看,这种不满显<br />然是不合逻辑的。假使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那什么能为手段辩护呢?但这个简单的回<br />答并没有解决这个不满的问题,而只是说明:这个不满表达得不够完善。否定目前为手<br />段辩护是间接地主张所谈论的目的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最后的目的本身是使用适当的<br />手段。不管是否为一个理想的目的,任何仅仅通过环的手段而能达到的目的,必须让位<br />于使用合适的手段而达到的较基本的目的。<br /><br />? ?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就意味着:任何<br />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br />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前一章所强调的自由目的的另一个表示方法。<br /><br />? ? 从这个观点来看,正象早已说过的那样,市场的作用在于在没有顺从的情况下可以<br />取得一致的意见。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比例代表制。另一方面,直接通过政治渠道的<br />行动特征是:它趋于需要或强制执行相当大的程度的顺从。典型的争论问题必须决定<br />“是”还是“否”,最多也不过能提供非常有限的不同选择。甚至使用比例代表制这一<br />直接政治形式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事实上,能够代表的各个不同集体的个数是非常有<br />限的,而和市场所能代表的不同集体的个数相比,则有限的程度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br />事实是:最后的结果一般会是制定对所有的集体都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对每一个代表的<br />“党”制定一个特殊的法律。这事实意味着:比例代表制的政治形式,远不能实现在没<br />有顺从的条件下的意见一致;它具有无效和片面的趋向。因此,它的作用是破坏没有顺<br />从的条件下的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br /><br />? ? 显然存在着某些使有效的比例代表制成为不可能的事项。我不能获得我愿意要的国<br />防费用数量,而你也不能获得你要的不同的数量。关于这种不可分割的事项,我们可以<br />讨论、争论和进行投票。但一经决定,我们必须顺从。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分割的事项的<br />存在——保护个人和国家免于受到强制住的行动显然是最基本的问题——才使我们不全<br />然依靠通过市场的个人的行动。假使我们为这些不可分割的项目而使用我们的一些资源,<br />我们必须使用政治渠道来调和我们之间的差距。<br /><br />? ? 虽然使用政治渠道是不可避免的,它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需有的社会结<br />合在一起的力量。假使共同行动的协议只限于有限范围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会同意的问题,<br />那末,削弱的程度会是最少的。对取得协议的问题范围的每一次扩展会进一步绷紧把社<br />会连在一起的脆弱的线。假使事情发展到触及到人们感情深处而又有不同意见的问题,<br />那很可能要瓦解这个社会。有关基本价值的根本性的差异如果不是永远不可能,那也很<br />少能用投票的方法得以解决。它们在最后只能通过斗争而得以决定,并不是得以解决。<br />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和内战是这种判断的流血的证明。<br /><br />? ? 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它使它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br />没有顺从的必要。市场所涉及的范围愈广,纯然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愈少,从而需要达<br />成协议的问题愈少。反过来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少,在维持一个自由社会的条件<br />下取得协议的可能性愈大。<br /><br />? ? 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在每一问题上<br />达到完全的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我们因之而以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br />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计。我们愿意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多数达到何<br />种程度,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性质。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少数服从多数的办<br />法是个权宜之计,而本身不是一个基本原则。假使事情很少有重要性,而少数人遭受否<br />决又不会引起强烈反应,那末,仅过半数就可以通过。另一方面,假使少数人对牵涉到<br />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感觉,那末,甚至明确的多数票也无济于事。在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愿<br />意,譬如说,把言论自由问题按照明确的多数票来决定。我们的法律制度中充满了不同<br />问题要求不同程度的多数的事例。那些包含在宪法里的问题是极端的情况。这些是重要<br />的原则问题,以致我们仅愿意对权宜之计作出最小的让步。在最初接受这些原则时,我<br />们要求类似基本上一致通过的办法,而对这些原则的改变,我们也同样要求类似基本上<br />一致通过的办法。<br /><br /><br /><br />? ? 包含在我们宪法中的和包含在其他相类似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中的某些问题不采用<br />多数裁决的原则的自我克制条例,以及在这些宪法或相应的文件中的禁止对个人施行强<br />制办法的特殊条款,它们本身可以波看作为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的东西,以及能反映对<br />手段的基本一致意见的东西。<br /><br />? ? 尽管我们的论述仍然是概略性的,我现在更详细地考察哪些范围完全不能通过市场<br />来加以处理,或者哪些能够加以处理,但其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我们宁可采用政治渠<br />道的解决办法。<br /><br />? ?? ?? ?? ?? ?? ?? ?? ? 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政府<br /><br />? ? 对人们日常的活动和活动在其中进行的一般习惯和法律体制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事<br />情。日常的活动犹如游戏的参加者在游戏中的活动,而体制则犹如他们的游戏的规则。<br />正如一场好的游戏要求双方成员遵守游戏规则和接受裁判员对规则的解释和执行那样,<br />一个良好的社会也要求它的成员同意于支配他们之间关系的一般条件,同意于对这些条<br />件的不同解释的一些裁决的方法,以及同意于强制执行普遍接受的规则的某些方法。在<br />一个社会中,正和在一个游戏中一样,极大部分的一般条件是意识之外的不加思索使接<br />受的习惯的后果。对习惯的轻微的改变最多也不过使我们对它加以具体地考虑,虽然一<br />系列轻微的变化的累积的影响在一场比赛或一个社会的性质上可以构成游戏或社会性质<br />的剧烈的改变。还有,在一场游戏和一个社会中,除非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大多数的参<br />加者在没有外界制裁的情况下遵守这些规则,除非整个社会具有基本相同的意见,任何<br />形式的规则都无法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习惯成这种一致性来解释和实施这些<br />规则;我们需要一个裁判员。因此,这些就是一个自由社会政府的基本作用:提供我们<br />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和迫使否则就不会参加游<br />戏的少数几个人遵守这些规则。<br /><br />? ? 在这些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需要,因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不论无政府主义作<br />为一种哲学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在不完善人们的世界里,它是行不通的。各个人的自<br />由可能相互冲突。当冲突存在时,必须限制一个人的自由以便保存另一人的自由——正<br />象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说过的那样:“我移动我的拳头的自由必须受到你的下巴的接近<br />程度的限制。”<br /><br />? ? 决定政府采取适当行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不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这些冲突。在<br />某些情况下,回答是容易的。对于一个人谋杀他邻居的自由必须由于保存其他人生存的<br />自由而被牺牲掉这一命题,要想取得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在别的情况下,<br />回答是困难的。在经济领域内,关于联合自由和竞争自由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br />问题。把“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br />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这就是说:现有的企业不能自由地排除竞争者,除非是以<br />相等的价格出售较好的产品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同等产品。另一方面,按照欧洲大陆的<br />传统解释,它的意义一般是:企业有自由来做它所要做的事情,包括决定价格,划分市<br />场以及采用别的技术以便排除潜在的竞争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最困难的具体问题来自关<br />于劳动者的联合。在这里,联合自由和竞争自由的问题特别尖锐。<br /><br />? ? 在给财产权下定义这个更为基本的经济领域中,回答是既困难又重要。正象几世纪<br />以来的发展和体现在我们立法里那样,财产的概念已成为我们之中如此大的一个部分,<br />以致我们趋向于把它认为是当然的,而不去辨认财产的内容和财产所有者的那些权利是<br />复杂的社会产物而不是自行证明的命题。我的土地有所有权,以及我能任意使用我财产<br />的自由是否能准许我拒绝另外的人乘飞机飞越我的田地呢?或者他是否有权优先使用他<br />的飞机呢?或者这是否取决于他飞得多高呢?或者是否取决于飞机的噪音有多响呢?自<br />愿交换是否要求他为了飞越我的田地而付款给我呢?或者我是否必须付款给他,以禁止<br />他飞越我的田地呢?仅仅提到使用资、版权、专利权;公司的股票,河岸权,以及其他<br />类似的东西,也许可以突出地表现出在财产定义中的一般被接受了的社会规则。它也可<br />以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具体地加以规定的以及普遍被接受了的财产定义的存在,<br />要比定义的内容远为重要。<br /><br />? ? 出现特别困难问题的另一个经济领域是货币制度。政府对货币制度的责任很早已经<br />被认识到。宪法明确规定议会有权“铸造货币,调整其价值和外币的价值”。或许没有<br />其他经济活动的领域,在其中,政府的行动是如此一致地被接受。这种习惯性的和迄今<br />已经几乎不加思索地承认政府的责任使我们彻底地理解这种责任具有更多的必要性,因<br />为它增加了政府从适合于自由社会的活动扩展到不适合自由社会的那些活动的危险性,<br />增加了从提供货币机构到决定个人之间资源的分配的危险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br />三章里详细地加以讨论。<br /><br />? ? 总之,通过自愿交换而组织的经济活动系以下列假设条件为前提:通过政府我们提<br />供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以使防止一人受到另一人的强制行为,提供了自愿参与的合同<br />的强制执行,提供了财产权的意义的定义,提供了对这种权利解释和强制执行的办法以<br />及提供了货币机构。<br /><br />? ?? ?? ?? ?? ?? ? 政府由于技术垄断和邻近影响而采取的行动<br /><br />? ? 上面论述的政府作用是从事于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决定、调解和<br />强制执行游戏的规则。我们也可能要通过政府做一些市场在想象上是可能做到的,而由<br />于技术和类似的原因使这样做具有困难的那些事项。所有这一切事项可以被归结成严格<br />地自愿交换是非常昂贵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总的类别:垄<br />断和类似的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邻近影响。<br /><br />? ? 只有在几乎是相等的其他.的选择存在时,交换才真正是自愿的。垄断意味着没有<br />其他的选择,从而妨碍实际的交换自由。在实践上,垄断如果不是一般地那也是经常地<br />起源于政府的支持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关于这些,问题是避免政府对垄断的扶植,<br />或是鼓励有效地强制执行条文规定,如包含在反托拉斯法内的那些条文。然而,垄断也<br />可能由于在技术上单一的制造商或企业效率最高而产生。我敢于指出:这些情况要比所<br />设想的为少,但是它们无疑地会出现。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是在一个城市里的电话业务。<br />我将把这些情况称为“技术的”垄断。<br /><br />? ? 当技术条件使垄断成为市场竞争的力量的自然结果时,似乎存在着三种情Q
3#
发表于 2006-10-29 22:27:09 | 只看该作者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2#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9 22:14:38 | 只看该作者
?<span style="FONT-SIZE: 14px">第一章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br /><br />? ?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br />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br />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br />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br />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够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这一<br />章的论点是: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br />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意<br />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br /><br />? ?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br />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br />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br /><br />? ? 在经济自由的上述两种作用中,需要特别强调第一种作用,因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br />于把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们倾向于蔑视那些被他们看作<br />为生活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并且倾向于把他们自己追求的被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东西看<br />得不可比拟的重要,从而值得特别加以重视。然而,对我们国家的极大多数公民来说,<br />如果不是对知识分子来说的话,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br />义至少可以和经济自由的间接重要性相提并论。<br /><br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中,<br />英国公民所被剥夺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政治观点而不准去苏联度假一样。在<br />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的经济限制,而另一个是对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之间没有<br />实质性的区别。<br /><br />? ? 法律迫使美国公民使用大约其收入的10%来购买政府经营的某种特殊退休合同,在<br />其中,美国公民被剥夺掉其个人自由的相应部分。这种剥夺的被感觉到的程度究竟有多<br />大以及它和被大家认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宗教自由有多么密<br />切的相似之处可以在有关亚米西教派的一群农民的一个事件里找到戏剧性的表现。根据<br />信仰的原则,这群人认为强制性的联邦的老年退休方案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从而拒<br />绝付税或享受其利益.结果,为了满足社会保险的要求,他们的一些牲畜被拍卖掉。确<br />实,把强制性的老年的退休保险看作为剥夺自由的公民们可能不多,但对信仰自由的人<br />是从来不计算人数多寡的。<br /><br />? ? 在不同州的法律规定下,一个美国公民没有自由来选择自己的职业,除非他获得从<br />事该职业的执照.这样的一个公民同样地是在被剥夺排个人自由的实质的一部分。同样<br />情况也存在于那些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货物向瑞士人,譬如说,去换取一只表但却由于外<br />贸限额而不能这样做的人。同样情况也适用于那些为了以低于制造商所订立的价格来出<br />售阿尔加矿泉水,并且按照所谓“公平交易”法而被投入监狱的加里福尼亚州的人。同<br />样情况也适用于那些不能生产他自己所愿意生产的数量的小麦的农民,如此等等。显然,<br />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br /><br />? ? 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力的集中和分散权力所具有的影响,作为获得政沽自由的一个手<br />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br />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br />种。<br /><br />? ? <br /><br />? ? 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历史的例证是和上述一致的。我找不到任何<br />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br />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br /><br />? ? 团为我们生活于一个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倾向于忘掉象政治自由这样的东<br />西在世界上的存在,从时间和地区来看都是很有限的。人类典型的情况是:专制、奴役<br />和痛苦。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是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突出的例外。以这个<br />事例而论,政治自由显然是随着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到来的。希腊的黄金<br />时代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政治自由也是如此。<br /><br />? ?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法<br />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过去七十年间不同时期的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br />大战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的沙皇俄国——这些都不可能被称为是政<br />治上自由的社会。然而,在以上各个社会中,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因此,<br />明显地存在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而同时又没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br /><br />? ? 甚至在那些社会中,一般公民要比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如经济极权和政治极权结合<br />在一起的苏联或纳粹德国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甚至于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某些<br />公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政治领导当局的批准来调换工作,因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br />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br /><br />? ?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决不是一个方面导致另一方面。十九<br />世纪初期,边沁和哲学的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为经济自由的一种手段。他<br />们相信:群众受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的束缚,并且相信:假使政治改革给与大<br />部分人民以选举权,他们会做对他们有益的事,即选择自由放任。回想起来,我们不能<br />说他们是错误的。很大程度的政治改良和趋向大量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伴随在一起。<br />随着这种经济安排的变化,群众的福利大幅度增加。<br /><br />? ? 在边沁自由放任主义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取得胜利以后,接着到来的反作用即是对经<br />济事务日益增长地进行干预。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br />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国家的决定性的主张。由于认识到对个<br />人主义的内在的威胁,哲学的激进主义者的思想上的继承人——这里随意提到几个,如<br />迪赛、米塞斯、哈耶克和西蒙斯——他们担心:继续集中控制经济活动会造成《通向奴<br />役的道路》,正如哈耶克对这个过程所作的透彻分析的名称所示。他们所强调的是把经<br />济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手段。<br /><br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事实显示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另一种不同的关系。<br />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国家中,结果并不是压制了自由,<br />而是把经济政策倒转了过来。英国再一次提供了最显著的例子。或许转折点是“协议控<br />制”法令。尽管存在着疑虑,工党认为:该法是为了执行它的经济政策所必要的。如果<br />彻底地强制执行,这个法令肯定会引起对个人职业的集中安排。这和个人自由相冲突到<br />如此的程度,以致于只能在很少量的事例中加以实施,随后在很短时期中将该法撤消。<br />该法规的撤消促使了经济政策决定性的改变,其特点为:对集中“计划”和“方案”依<br />靠的减少,对种种控制的取消,和对私营市场的日益重视。在大多数其他民主国家中也<br />发生了类似的政策的改变。<br /><br />? ? 这些政策变更的大致原因是中央计划的成就不大,或完全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然<br />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失败本身应归因于中央计划牵涉到的政治问题,和归因于<br />不愿意把政策执行到应有的程度。因为,这样做需要残暴地践踏宝贵的个人权利。这种<br />改变很可能仅仅代表对这个世纪集体主义倾向的一个暂时的间歇。即使如此,它说明了<br />政治自由和经济安排之间的密切关系。<br /><br />? ? 仅凭历史的例证本身从来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许自由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市<br />场机制发展同时发生仅仅是一种巧合。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联系呢?经济自由和政治自<br />由之间的逻辑上的联系是什么呢?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将首先把市场看作为自由的<br />直接的组成部分,然后考察市场安排和政治自由之间的间接联系。这个讨论的副产品将<br />是为自由社会的理想的经济安排提供一个轮廓。<br /><br />? ?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br />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生活目标的自由牵涉到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br />对住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不算进他的仆人礼拜五)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住在荒岛上的<br />鲁滨逊是受到“约束”的。他具有有限的“权力”,他只有少量的选择的余地。但是,<br />在与我们的论述有关的意义上,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同样,在一个社会中自由是与个人<br />如何使用他们的自由是无关的。它不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伦理问题。确实,自由主义者的<br />主要目的是把伦理问题让每个人自己来加以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自由社<br />会中的个人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即他应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者将强<br />调两种意义的自由——一种是和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它是自由主义者把自<br />由当作为第一个考虑因素的出发点;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先系到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br />它属于个人伦理和哲学的范畴。<br /><br />? ? 自由主义者把人当作为不完善的实体。他把社会组织问题看作为消极地防止“坏人”<br />做坏事的程度等于他把同一问题看作为能使“好人”做好事的程度。当然“坏人”和<br />“好人”可能是同一的一个人,取决于谁来鉴定他们。<br /><br />? ? 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协调许多人的经济活动。甚至在相当落后的社会中,广<br />泛的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都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而必需具备的条件。在先进的<br />社会中,为了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机会,需要进行协调的规模更加巨大。<br />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卷入于彼此供应日常的面包的活动,更不用说供应每年的汽<br />车了。信仰自由的人的战斗任务是要把这个普遍的相互依存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br /><br />? ? 从基本上说,仅有两种方法来协调千百万人的经济活动。一个方法是包括使用强制<br />手段的中央指挥——军队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另一个是个人自愿的结合——市<br />场的方法。<br /><br />? ? 通过自愿的结合进行协调的可能性来自一个基本的——然而经常被否定的——命题,<br />即: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br /><br />? ? 因此,交换可以不用强制手段而带来协调。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的一个发生<br />作用的模型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br /><br />? ? 以它的最简单形式而论,这种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家庭——好象是许多不同的鲁滨<br />逊。每一个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用以和其他家庭生产的物品和劳务<br />进行交换,并按照双方相互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因此,它可以间接地通过为别人生产<br />物品和劳务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地生产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当然,采用这<br />种间接方式的动机是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而成为可能的产品增加。由于每个家庭<br />总是可以选择直接为自己生产的办法,它就不需要进行交换,除非能有利可图。如果从<br />交换中得不到好处,它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双方均能得到好处,交换才会发生。这样,<br />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br /><br />? ? 假使最终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会有很大效果。在现代社会里,<br />我们已经把事态推到很远的程度。我们采用了企业的形式;它是个人作为劳务供应者和<br />物品购买者之间的媒介。同样,职能专业化和分工不可能具有很大效果,假使我们不得<br />不继续依赖于物物交换的话。结果,我们采用了货币作为方便交换的手段和作为使买和<br />卖的行动成为两部分的手段。<br /><br />? ? 尽管在我们实际的经济中企业和货币有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们会引出大量而复杂<br />的问题,达成协调的市场方法的主要特征已经在既没有企业又没有货币的简单交换经济<br />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在简单模型的经济中,和在复杂的具有企业和货币交换的经济中一<br />样,合作完全是个人的和自愿的,其前提条件为:(a)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br />双方最终还是个人;(b)个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br />完全是自愿的。<br /><br />? ? 一般地来说这些前提条件要比详细地把它们说出来,或者准确地说明最有利于维持<br />这些条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要容易得多。的确,极大部分技术性的经济文献恰恰是论述<br />这些问题的。基本要求之点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以便使一人在体力上不受另一个人的强制,<br />以便强制执行自愿缔结的契约,从而使“私人”这一名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除此以外,<br />或许最棘手的问题会来自垄断——它在具体的交换中,不让个人进行选择,因而阻碍了<br />有效的自由——以及来自“邻近的影响”——即:对不可能向之索价和赔偿的第三方的<br />影响。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加以讨论。<br /><br />? ? 只要能维持有效的交换自由,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数的活动<br />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消费者可以免于受到销售者的强制性的压迫,因为<br />有其他的销售者,他可以与其他的销售者进行交易。销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费者的强制性<br />的压迫,因为他能出售给其他的消费者。雇员可以免受雇主的强制性的
1#
 楼主| 发表于 2006-10-29 22:13:41 | 只看该作者
?<span style="FONT-SIZE: 14px">绪论<br /><br />? ?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br />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关于这句话的论争集中于它的起源而不是它的<br />内容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br />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br />“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br />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br />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br />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他对共同继承下来的事物感到自豪并且对共同<br />的传统表示忠顺。但他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br />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br />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br />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br /><br />? ?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br />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br />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br />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br />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br />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br />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br />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br />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br /><br />? ?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br />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虽然这些原则被宣称为根本的<br />方针而在实际上它们屡次受到破坏。<br /><br />? ? 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br />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br />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br />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br />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br />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br />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br />宗教和思想的自由。<br /><br />? ? 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br />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假使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br />的事情,哪伯是污水处理,或区域划分,或学校设施,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br />虽然很少人会实际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力的作用。假使我<br />不喜欢我居住的那个州所做的事情,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州。假使我不喜欢华盛顿<br />实施的事项,那末,在这个各国严格执行自主权的世界里,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br /><br />? ? 当然,成立联邦政府的不利之处对许多主张成立的人来说恰恰是权力集中具有很大<br />的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会使他们更有效地——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以公众的<br />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br />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但这个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br />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br />为是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正象进行鼓动来一般扩大政府范围的悲<br />剧一样,鼓动权力集中的最大悲剧是它主要是由那些首先会对其后果懊悔的有善良意愿<br />的人所领导。<br /><br /><br /><br />? ? 保存自由是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的保护性原因。但还有一个建设性的原因。不管是<br /><br />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br />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br />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br />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br />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br />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br />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br />的产物。<br /><br />? ? 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通过对房屋<br />或营养或衣着的统一的标准,政府无疑地可以改进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而通过对学校教<br />育、公路建筑式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br />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br />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br /><br />? ? 这本书讨论了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br />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br />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耍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br />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br /><br />? ? 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题。后面几章则<br />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br /><br />? ? 一个抽象的论述可以被设想为是完整和彻底的,虽然这种设想在头两章中肯定是远<br />未实现。这些原则的应用甚至在设想中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每天都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br />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作用的具体形式永远不能在一次中加以彻底说明而无需再加<br />以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结合当前的问题再次审查被我们遵崇为不变的原<br />则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是对这些原则的再次考验以及加深我们对原则<br />的理解。<br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Archiver|小黑屋|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网|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 京ICP备12023743号  

GMT+8, 2025-7-20 15:00 , Processed in 0.093750 second(s), 30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