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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再出发——寻找大国崛起的坐标
文/孙宇晨
【引言】
    包括《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内，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全球文明史的重要分水岭，由充满探险精神的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波澜壮阔地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的崭新时代也从此向人类走来。而作为其中主题的大国崛起，其历史进程也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拥有了全球的坐标。
    斗转星移五百年，风云激荡五大洲。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葡西荷英法德日以及俄罗斯、美国等九个世界性大国。可以说，在一部庞杂浩瀚的世界近现代史中，王朝的更替流转，大国的兴衰成败，使得历史不再是昙花一现的故事，也不是虚无飘渺的传说，它们环环相扣，有始无终，给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将影响着未来。
    穿梭历史，跨越时空，人们发会现，在今天这个不稳定的“一超多强”格局中，上述九国大半以上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会注意到，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曾经创造了“汉唐盛世”、文明之光辐射四邻的国家，一个曾经饱受西方欺凌、惨遭列强侵略的国家，同样也是一个充满韧性、五千年文明唯一没有被中断的国家，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列，并且正在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复兴之路。它的文明进程成了世界舆论的中心，它的发展模式成了国际瞩目的焦点，随着“北京共识”的推出，人们不由惊呼：第十个成功迈向崛起之路的大国会不会是中国？
    的确，经过了近170年的上下求索、旧邦新造，近60年的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尤其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励精图治，长途跋涉之后，中国又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千万架摄像机的聚焦之下，人们都在思索：国际霸权体系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同时具备头号外汇储备国和“世界工厂”身份的中国将何去何从？一个摩天大厦平地起的大国在精神层面上遗忘了什么？一个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大国能否跳出侵略扩张盛极而衰的宿命，不再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
    古语云：三十而立。一个真正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中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应该对自己的路线方针有所回顾和反思了。我想，回顾成就是必要的，而且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三十年所发生的“中国奇迹”。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和崛起难度同样是空前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在反思中汲取经验教训、确立目标，以更加从容的步伐迈向下一个三十年，无疑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工作。一个大国，只有在各个战略层次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崛起。作为本年度《东财大学生》最长的一篇时政评论，笔者在参照各个大国崛起历史的同时，谨将自己近两年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思考分作四大篇目呈献给诸位读者。既表示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也表达对未来中国发展壮大的祝福：

背景篇：帝国兴衰几更替，美元体系立潮头
——史上的霸权势力与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尽管它发端于500年前，但这个进程至今仍在继续，而且一直与中国有关。特别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后，中国的曲折前进多了西方世界以及国际霸权体系的背景。本文要探讨“中国崛起”这个兼具多维度与大跨度的历史性课题，自然要围绕历史上霸权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变，对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作出解读。
    历史上的霸权形式，首当其冲就是陆上霸权。它主要依托于以农耕和游牧为生产方式的“物产经济”，其霸权通常依靠扩张地盘来实现，因为只有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但受到生产力和地理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往往只是区域性的，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也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的某个局部，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而随着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海洋霸权开始取代陆地霸权登上历史舞台。它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最终推动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商品和资本的不断流动。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大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在于控制物流通道，尤其是马汉《海权论》出现之后，以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进而控制物流的“节点模式”正式确立起来。在这数百年间，西葡两国最先抢到“第一桶金”，却因封建国家转型不力，由盛而衰。其后的大英帝国则以《航海条例》向荷兰启衅，三战过后大败“海上马车夫”，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宏基大业。而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羽翼渐丰的美国以“海权思想”为指导，一举拿下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等地，与俄日等亚洲国家、英法等欧洲国家成鼎足之势。
    这一时期，广大亚非拉美地区作为物产经济向物流经济过渡不充分的产物，演变为海洋霸权的附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亦属此列。晚清70年，没有完整的主权，缺乏真正强大的海上力量，加上由自然经济根深蒂固、思想文化保守陈旧带来的裹足不前，本来能够创造世界上最多财富的大国竟险些被“瓜分”殆尽，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华帝国衰落了。在我们一次次地错过了与西方深入交流的机会后，历史老人不得不把时间和运气赋予了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充满活力却又贪婪狂傲的年轻民族。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元气大伤，而一枝独秀的美利坚民族不仅仗着美洲大陆的独特地缘优势筋骨未动，还借贩卖军火之际大发横财。作为潜在的“世界老大”，美国对自己所得并不满意，它时刻在警惕着北极熊苏联的东山再起，于是意识形态成为它联合西方诸国孤立、遏制北极熊的最佳理由，冷战由此而发动。在此背景下，先有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得到了名义上的确立。而3年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则加大了西欧国家对美元贷款的依赖性，使得“美元霸权”在“反苏**”的旗帜下终于名至实归，正式形成。至此，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则开始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而作为其中主导的美国也完全走上了“货币霸权”与“军事霸权”合二为一的扩张道路。并且这一道路在经历六场经典战争的烽火洗礼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这一道路的第一站。美国通过不断印制钞票，向欧洲日本订购武器装备，以美元霸权向他国进行战争融资，让盟友为自己的战争买单。但战争本身的结果并不好，因为它的对手是出乎意料的中国。想当年八国联军区区三千人兵演Tiananmen，慈禧举朝西迁，惶惶不可终日，然我共和国成立刚刚一年，尽管十六国联军五十一万铺天盖地席卷朝鲜半岛，但最终仍然被牢牢地钉在了“三八线”以南。这种血染三千里江山的壮烈震撼与后来的“两弹一星”一道，真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国地位，使得此后的任何西方国家不敢再小看中国人！而当朝鲜战场上如同噩梦般的记忆被历史带到东南半岛的时候，中国再一次成为化解美国国运的“黑洞”。第二站越南战争中美国重施故技，狂印钞票，但由于国力透支，负债庞大，不仅战争未能告捷，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无法维持，于70年代中期正式解体。在此期间，美国不得不把救命稻草放在了中东产油国身上。它有计划地迫使欧佩克组织同意用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以投资的形式再次流回美国。经过一系列折腾，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又与石油挂上了，“石油美元”成了“美元霸权”的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显然侵害了美元在中东的利益，于是轰轰烈烈的“沙漠风暴”作为美国控制中东石油流向的武力行动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第三站的海湾战争不仅让世人看到了美军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巨大威力，更使得“石油美元”在导弹后盾的保护下挺直了腰杆。直至今天，国际贸易中的70%都要以美元结算，中东的石油与美国的货币牢牢绑定，“美元霸权”的旗杆依然矗立在世界经济的中心上。而任何胆敢动摇这一关系的举动都是“世界警察”所不允许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这三场战争就是典范！它们表面上是美国在“挽救”当地人民、与“邪恶国家”斗争到底，但实际上却是美欧争夺货币霸权的必然表现。科索沃战争不紧不慢地打了78天，最大的作用就是长时间的轰炸瓦解了投资者对欧元区的信心，也就炸没了新生的欧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铸币权。而为了压制中东反美情绪，迫使欧佩克维持美元对石油的结算，美国又仗着“9.11”这个史上最“正当”的理由兵推阿富汗，随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萨达姆政权兴师问罪。六战下来，美国这种以“地缘战争”为表、“币缘战争”为里的斗争策略经过曲折打磨后彻底形成。当前金融危机之下，谁知道美军战机上的导弹又盯上了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美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世界最深的国家。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当然有助于预测中国的未来。放眼世界，今天的美国是货币霸权国，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持有国。中美关系既有客观的结构性矛盾，又有不得已的结构性共生。通过上文美国的霸权史我们已经发现，是导弹在给美元保驾护航，不可撼动的军事霸权维持了美元霸权的持续存在，而托起整个美元体系的则是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这种出口并非平等，它更大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甚至可以说是对美国的“输血”“进贡”。为了购买如石油等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各出口国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贸易的盈余无法用于其他用途，只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维持其价值，这就极大限制了作为出口国用来发展民族经济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出口国却以贬低劳动力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拉动GDP增长。甚至可以说，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已经绑在了美元霸权的战车上。尽管中国即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一不具备全球市场话语权，二不具备石油等关键商品定价权，甚至连焦炭等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源也无定价权。而作为制造飞机导弹复合材料必需品的稀土，其出口价竟“不如猪肉”。在上述情况下，外贸依存度达到70%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近来欧盟因“西藏问题”向中国螺钉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就会导致中国80万人下岗！外贸主动权不在我手，政治主动权备受高压，这就是目前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
    按照各类教材的表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资本在世界的新一轮扩张，此乃一针见血之论。在西方“货币与导弹”的双重霸权之下，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依附性不断增大。通过本篇的叙述我们看到，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它甚至充满了霸道与血腥，那种把欧美当作“富裕天堂”的想法是无视其实质的片面判断。全球化大潮，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要想发展壮大，就得在突破西方经济霸权和军事封锁上苦下功夫。尽管实力和舆论上“西强我弱”，也一直有在人鼓吹“市场万能论”“中国私有化不彻底”，甚至一度出现西方经济学统摄中国学术，但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面对西方的技术垄断、政经高压不能被动迎战，更不能无所作为！

生存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心”向最高层
——冲破“全球化”的迷雾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通过上一篇目的阐述，我们发现，经济全球化这一过程对多数国家来说并不好受，它伴随着军事上的压迫与资本上的强制。美元独霸带来的经济捆绑，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鉴于上文所讲中美经济结构的共生性，两万亿美元外储是中国人辛勤劳动十余年带来的财富，美元体系不稳，我们外汇储备就得以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规模蒸发掉，所以目前形势下不能把精力放在所谓抛售美元、炒作虚拟经济上。争取时间和力量来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改变过分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才是当务之急。如今，陷入经济危机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其外交和军事重心不得不停在海湾。这就降低了其干预亚洲事务的能力，为我们赢得了内部经济转型、发展国防、整合东亚经济圈的宝贵时间。这一点，当我们对比国内外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对这种机遇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自古以来，“内忧重于外患”一直是我国历史变化发展的重大特征，而它在今天也同样适用。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以高消耗促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成功推进了“与西方效能相似而时间只相当于其1/10”的现代化进程，但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有鉴于此，中央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作为其两大分支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前者着眼于国家经济转型期间妥善处理社会各种矛盾，后者着眼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抢占尖端科技制高点，两者抓住了本世纪头20年中国发展的要害之处。对我们来说，“和谐社会”并不陌生。面对经济危机，中央4万亿投资，覆盖了文教生态、住房医疗、农村基建，这些都体现了“和谐社会”中“五大统筹”的战略思想。但从长期来看，“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更加具备国际战略意义。就全球产业体系而言，它是我们把握经济主动权的根本所在，也是今后中国能否根治“外贸依赖症”的关键，其意义之重大，直接涉及到我国未来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和国家战略安全。尤其在欧美将低端产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把关键领域、重要行业、高端产业紧紧握在手里、毫不放松之后更为如此。我们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美的制造业就足以窥其一斑：   
    在廉价制造业诸如芭比娃娃、mp3一类产品的制造链条上，中国劳动大军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拿走，往往是中国人得到5%的加工费，外国人就得到95%的专利费。在这里，郎咸平的产业链“6+1”理论道出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加工制造之外，鲜有国内企业能完全掌握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大主要获利环节，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舍本逐末”的“打工”阶段。他能认识到产品竞争的最终实质是产业链的竞争，也就看到了中国经济中的真正危险所在。在他看来，我们正是产业链“6+1”中的“1”。形象地说，我们是一线工人，连个印度那样的“办公室主任”都不是，更诳论与美欧争总经理的位置了。如此下去，国内的劳动大军只能充当外国人的低价雇佣，还随时要承担着上万人失业解雇的风险，因为欧美一旦与我国产生政治经济摩擦，往往会祭起“反倾销”的大旗，导致我国外贸受损。而且，由这种低端制造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乃至其参与“创造”的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更严重地说会葬送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改变这种趋势的根本方法只能是以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社会结构，而其中的基础就是自主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民族品牌、升级产业结构，才能转变经济过分依赖外贸的局面。“世界工厂”这一称号，过去看或许还算荣誉，现在却成了鸡肋。
    而在高端战略产业，二者的对比性更强。制造业有句行话，叫做“标准为王”。即“一流公司卖标准，二流公司卖技术，三流公司卖产品”，只要有了通用标准，任何与国际市场相关的技术和生产都得围它转。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时就知道标准化零件大生产，而这一意识演变到今天就是波音空客拿着标准数据单向世界各地摊派任务，不是让巴西造个轮胎，就是让印度造个拉杆，能让中国生产机翼机尾已经高看我们一眼了。今年11月份珠海航展透露出“中国下一代战斗机将采用自己的航空标准”这一消息，表面不打眼，实则有玄机。中国战斗机中，歼六歼七清一色苏式风格，后来的歼十是美军标准，我们下一代战斗机有了自己的制造标准才算是矫然自立于世界航空工业之林。要知道，航空航天工业体现着一个大国的真正工业实力，现在全球范围内能独立制造飞机、导弹、发动机的只有四家，我们算是其中之一。尤其在号称“机械工业王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领域，西方经过数十年积累方始收放自如、得心应手，而我国能在技术薄弱、储备不足的情况下用18年时间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太行”发动机已经十分不易了。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的“大飞机”项目酝酿已久，但其发动机的研制依然跟不上进度，能否得到适航证还得看中国客机是否符合欧美制定的“国际航空器适航标准”，得不到就不能出口，就得拿“八亿条裤子”的钱去买人家的飞机。在中国，除了航天、电子、船舶等寥寥工业之外，几乎所有高端产业都存在类似航空工业的尴尬情况：基础扎实，观念陈旧；规模庞大，技术落后。在今天的全球产业格局之下，凭着“标准第一、技术先行”这八个字，老牌大国就能“卡”住中国。中国的高端产业要想发展壮大，铸就辉煌，就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杀出条血路来。不明就里的总说中国这不行那不好，但战略产业的发展壮大就这么难！
    过去常说，贸易全球化，花钱买技术。但绝对不是什么技术都能买来的。布什想把铁路的加速度测试仪卖给中国还得经过国会批准，因为军方认为它可以提高中国在铁道上发射导弹的能力。技术制约的后果最显而易见，往大了说，欧盟至今还没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往小了说，微软一“黑屏”，我们就没办法。最近中国之所以要斥资千亿扩建“3G”手机通信网，就是因为“3G”是中国的标准体系，不再受美国国防部卫星制约，也不必向外国公司支付高达十几亿美元的巨额版税。由此可见，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高端产业、战略装备上，如果再寄望于合作、引进，过分计较所谓的短期利益、集团利益、市场利益，就有可能处处被动、失去战略制高点，进而耽误大国崛起的进程，这才是最大的短视！关键时刻，国家利益才是最大的经济。回想“一穷二白”条件下的“两弹一星”和“运十”，在毛**、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能从无到有，震撼世界，今天的我们要想堂堂正正地生存发展下去，相信“全球化”的鬼话是不行的，必须要珍惜、完善老一辈历尽艰辛节约下的战略工业体系，拿出当年科学家的钻研精神，造出真东西，推出新品牌，再次把中国的市场主动权抢回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我们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坐标。欧美国家的富裕是“剪刀差”差出来的，其强大是垄断出来的，但全球化没把这些东西赋予我们。局势逼人之下，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体系，就等于没有主动权，就会导致被动受制、问题丛生，大国崛起的难度就会翻倍！历史上，第一、二次科技革命时中国失去了机遇，出现了近现代史落后挨打的一幕幕，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由底子薄弱、内外交困带来的发展滞后也让我们力不从心。如今，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起步不晚，成果丰硕，历史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追赶先进国家的窗口。国家资金的大力注入、法律法规的有力保障、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三者合力，正逢其时。抓住这次机遇，中国就有能力继宋元时期之后再次重现作为知识生产大国的强盛。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高端汽车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的“龙芯”“北斗”能赢来庞大的国外客户、我们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能装配到欧美的大飞机上，我们才算抓住了产业链中的“6”，“中国制造”才算扬眉吐气，才算走上了快车道，中国才有了冲破西方经济霸权的资本！
                                                         
发展篇：大国崛起需要大国特色，民族复兴呼唤民族品格
——重塑人文精神的中国气派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而所谓对其本国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所发现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待其国民具备上列条件者渐多，其国家乃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并无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国史大纲》序言
    宾四先生这段鞭辟入里的文字让笔者想起了06年《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丁刚先生曾说过的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中国崛起，不缺资金和人才，只缺文化和信仰。”在上一篇目对全球化的论述中，笔者得出了大国崛起务必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前提的结论，但它只能使中国具备成为强国的硬件资格，而真正的强国是需要输出其精神文明的。但现在我们能在物质层面理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坐标，却无法理清中国人心灵的文化坐标，因为它是混沌的。当我们把视野放得深远一些就会发现，在乱象与浮华的背后，是精神的空虚，人文的匮乏。对这一物欲横流的年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有着精辟而不无讽刺的概括：“歌星、影星、主持人，三‘星’高照；读书人、思想家、真学者，何处人文。”技不如人可以奋起直追，但信仰缺失却非短时间内所能弥补。

江南小愚

怎么也学温Jiabao一样要仰望星星呢呵呵。
作者变用了未望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要知道王安石退下来的时候可是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啊。愿望有时并不能导致理想的结果，优秀领导者必须要有应
对变化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当然至少您让我看到了一颗有抱负的心，希望这样
的人越多越好。有的时候明白道理和去做好事是有差别的，因为做事本来就会
改变原来的环境，你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认识互动的变化做出调整。纸上得到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愿于仁兄共勉。

jy67686063

顶~~~

游离者

分析较有独到之处，事例太少证明不足，必须要有很强的客观实际的说服力。

张小妮

在下觉得略微有些文学了，内容很好，如果再纵深一些就更好了，加油噢

liushuiqing

gk611

多谢指教 7# jinlong404

ruixuelizi

我发表论文的时候，有可能参考哦！

gk611

感谢指点。阁下是西北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本人东财新闻系大二学生，此文原是上级要求供稿于学生刊物的，所以只得牺牲点学理色彩了，不过您的建议真的很好，谢谢。

在下功力不足，诸位见谅。 4# 西北大学学子

西北大学学子

个人认为确实是文学性过强了，不过从行文来看，我觉得笔者还是有很大潜力，赤城的爱国心渴求国家进步，民族富强的，所以个人更倾向于作者从事历史和政治学（发展政治学）之类的研究，国际政治说到底来说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主义的研究还是不多，但是相反，政治学中类似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历史学中的很多领域到也有不少很有作为的领域。这三门中，历史学的确是最好学但是持续最长的学科，政治学适中，但是要捏着鼻子学下去，国际政治嘛，的确不好怎么说，不过实事求是的讲，要求也是最高的一科。
文章还是可以大刀阔斧的改一下的，从那个方面突出的话，要看作者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想重点谈中国崛起就应该侧重历史和政治的观点，重点谈中国国内的制约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政治学的范畴了，国外的制约和有利因素时，应该重点用国际政治学的一些知识，实际上文字的优美和学术性并不分离，比如人大版的国际关系史，时殷宏教授的那笔中西结合，可以用汉语写出从句，倒装句的本事就很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