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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用的“程序民主”为什么受到最热烈的追捧（讨论提纲）
作者：老田
完整的政治或者经济制度要求对应的强制调节和救济制度作为后盾，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只不过是一组政治协商程序，甚至称不上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毕竟民主协商内容和程序的进行和落实，都是主要依赖于参与各方的实力对比和讨价还价能力，并没有局外的救世主进行保证和保险。
法律划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实体法规定的是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而程序法只是规定这种保护如何实现，不涉及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背后的利益分界线。民主一样可以划分为实质内容和实现程序，实质民主意味着要切实保证多数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并为此要寻求适当的保障多数人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合理实现方式，显然一种特定的程序民主方式并不能够总是满足这一要求的，相应的实现方式要由特定国家特定的阶层力量对比来决定。换言之，实质民主只有一种，而民主的实现程序却不是唯一的，许多人把普选权或者代议制这样一种程序作为民主本身，这是明显的别有用心。
在中国特定的阶层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毛**只有强行赋予多数人以政治上的发言权和组织不受当权派节制的政治组织的权利，并在文化或者舆论上竭力支持他们起来表述自己的意愿和诉求，这一段历史却被中国精英主义者抨击为“多数人的暴政”。中国精英主义者最喜欢的却是不能真正落实多数人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程序民主”，这样的民主最后被简化为代议制民主，或者投票权，结果当然是在已经实现了高度整体化的精英阶层内部去选择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执政，最后参与投票的多数人除了印证了“官官相护”的经验事实之外，只可能是一无所获，这样的无用东西却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一种信仰和教条，这个背后的原因尤其值得深入去追问。
一、 实质民主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实现集权的一种方式（看一看历史与现实）
欧洲13世纪以来的民主，不仅不是用来限制政治权力的，恰恰相反是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设过程，欧洲国家的民主进程实际上是一个本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本国的精英阶层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统治阶级，对内更加难以遭遇有组织的反抗，对外加强了竞争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对政治权力的分享，甚至仅仅是对普选权的要求都恰恰是被西方国家所严厉禁止的，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曾经镇压过工人要求进行普选的“宪章运动”，1848年FaGuo和德国都曾经解散过民选的议会。倒是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相对宽容，还能够容许直接选举，虽然这样的选举结果最终不可能对多数人有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选政府，开罪于本国的精英阶层，曾经采取过有利于本国多数人的政治经济政策。
以下三个段落，节选自拙文《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
所谓的民主是为限制权力而诞生的，乃是中国知识精英编造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恰恰相反，民主是西方国家在一盘散沙的封建主中间，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建设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许多人都把它上推到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和FaGuo的三级会议，一些中国的白痴学者如秦晖，说这是国王主动招集纳税人会议，与他们进行协商，这是极端无耻的捏造。实际上情况是，西方的国王本来一个挂名的职位，本质上不过是众多封建主中比较有名望的一个，本来是没有权力对封建主进行摊派或者收税的。这两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历史背景是当时因为在进行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英国和FaGuo的王权得到加强，国王慢慢地想要把这个地位长期化，因此就想要通过建立常设的政治协商机构，来寻求压倒一切封建主的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进展并不大，直到海盗行为兴起之后，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和爵位等方式，实现了与资本家阶级的勾结，慢慢地才强化了自身的力量，后来又和资本家合伙，利用强大的力量，通过取消封建土围子的税卡等，先是在经济上后在政治上逐步削弱了封建土围子的势力，逐步地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西方国家由一盘散沙的封建庄园，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和程度也一直是在逐步加深之中，国家财政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零开始直线上升，直到今天已经达到1/3左右。西方几百年的民主进程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强化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地位的过程，根本不是什么用来限制权力的。
欧洲的所谓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什么统一的政治实体。英国的统一实际上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FaGuo实际上是在拿破仑手上完成国家统一的，FaGuo人至今给予拿破仑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因为拿破仑就是FaGuo的秦始皇。而德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实际上是在俾斯麦手上通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来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国实际上不过是象“一口袋马铃薯”那样互不相关的封建土围子，各自占据的一块互相接壤的地盘而已。西班牙的女王在内部政变中被推翻后逃到FaGuo寻求支持，而西班牙的封建主为了对抗FaGuo的入侵，就特意推举要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担任西班牙国王，以争取德国的支持，而这个事件就是俾斯麦发动普法战争的借口。欧洲的许多国王在19世纪末期，仍然只是一个外交上的象征地位，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力，所以王位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用来做交易。实际上欧洲“封建制”的尾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割得比较干净，虽然至今还留下许多遗迹。在这个真实的社会场景上，再回头去看待卢梭、洛克和霍布斯鼓吹的“社会契约论”，这就显然不是针对具有无上权力的国王（欧洲当时没有这样的国王和中央权力存在），而发出的有利于底层百姓的呼声；而是针对“一口袋马铃薯”那样的欧洲封建主，希望在他们之间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寻求建设中央集权制的道路。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当时西方的商业和国家海盗政策（最典型的如英国的航海法）兴起之后，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有力量的对外竞争实体。民主和社会契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背景里，是为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集权，主张在内部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这样才能够团结足够的力量一致对外。
五四之后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群体，把欧洲所谓的启蒙学说解说为纯粹的为老百姓作想的“民权”理论，是属于典型的“郢书燕说”。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科举，知识精英群体失去了曾经非常通达的进入政权体系的坦途，出现了普遍的怨妇心态，要借此来破口大骂政府独*、说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来出一口鸟气。后来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他们也借用这样的舆论资源和民主旗帜，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多数人利益进行言说和动员。结果两方面共同造就了这一历史性曲解---在道义上和事实上都过分美化了西方的所谓启蒙历史，高估了番邦蛮夷那些意识形态学术的价值。以至于后来中国在对于“民主”的理解上，长期存在两种主要的分歧：一方是要求通过广泛的政治协商实现精英阶层整体化，另一方则要真的把民主认真地落实为多数人的利益，前者注重形式追求少数人力量的凝聚和利益最大化，后者注重内容。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呼吁民主，还是为了象西方历史过程那样，要在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精英阶层整体化，这样才有更大的力量与合法性资源，在中国对多数人的利益份额继续进行蚕食，把精英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到极致；而毛**向来把民主分为多数人的民主和少数人的民主，主张多数人的民主，反对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去共同压迫老百姓，真的要把民主在政治上经济上落实为真正的“民权”，结果当然就妨碍了少数人短期利益最大化，就被中国精英主义者抨击为“多数人的暴政”。
二、 资本对人的改造力量
1、 两个故事：
一位珠海商人曾经在地产大潮中发迹，最后拥有数亿个人身家。后来他投资兴办一家工厂，这家工厂花费了他接近10时间，期间他90%以上的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这个项目上，最后这个工厂跨了。从此这个人就整天萎靡不振，好象是失去了灵魂的空躯壳，对自己美丽的妻子和小儿子都已经失去了关注的兴趣，整天陷入赌博和暴饮暴食。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看来确实如此，因为资本破产了化身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同事的故事：1990年我在深圳打工的时候，有一个宁波籍同事。这个人是高中毕业，因为学历不高，所以工作极度勤奋，每天16个小时守着操作工的车台，使用秒表对员工的加工过程进行监测，以便确定合理的工时定额和工序价格。他所从事的职位，在港台小企业主那里叫“工业效率工程师”，这是著名的“泰罗制”的改进版本。再后来他就受到台湾老板的器重，深圳的合资工厂在开工3个月的时候，单位个人的生产定额就已经超过台湾本部老厂，当然主要是工人素质不一样，这边的员工都是聪明伶俐的年轻小姑娘，而台湾无法回避雇佣许多老大姐。后来这个同事跳槽去另外的工厂，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也是一个竞争领域的规律：为自己服务机构的竞争者服务总是要超过原来价值，个人当然也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在他跳槽高就之后，有一个江西的女孩对他表示好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由于他受到新老板的格外器重，结果导致他开始过多地干预了工厂的决策权问题，后来就被新老板炒了鱿鱼。即使一个人不是处在老板的位置上，他的薪水所得和他受人（包括女人）重视的程度，实际上是由他个人对资本增殖贡献来决定的。实际上资本的专制程度是超过一切的，绝对不容许分享和削弱，他违犯了这一规则最后遭到了失败，爱情和事业都没有了，最后连生存权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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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对资本的强大改造作用的概括
从法律意义上讲，债权只是一种请求权，只对特定的人生效；而财产的所有权是“对世权”，要求世界上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体遵循，不得侵害。因此基于私有制的资本，才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力量，而且资本对人的腐蚀和改造才是最彻底的，特别是如果依托资本积累过程作为整合社会人力物力的手段，那么整个社会的一切关系都要去适应资本增殖要求而得到最无情的改造。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非常经典的表述，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精确表述也是难以超越的。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3、 资本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受到清算
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人们彼此之间的分化和利益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超越的，这要求要有特定整合与规范力量存在，或者说要求有权力在社会上起作用，以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三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政治权力依托于国家机器而存在，而经济权力在今天的世界上主要是资本的权力，而文化权力就是基于话语权的垄断和接受。没有一种权力是发散的，都是只能在垄断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垄断程度越高其消除混乱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垄断失败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整合的失败和社会秩序的丧失，这是最糟糕的情况，是切实需要避免的后果。其中政治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手段，是各种权力中最为强大的，国内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实际的阶层力量对比，本质上是有政权的服务对象决定的；在全球竞争的现实里，一个国家的政权又意味着唯一有效的国内人力物力整合力量，一个国家能否形成一个真实的对外竞争实体，有待于国家对国内力量的整合过程，或者反过来意味着国家政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抑制国内的分化与对立；而话语权本质上是跟随政治权力要求的。这个政治权力的设计意味着非经济利益的管制力量，唯一意味着要求超脱个人或者局部利益短期化的视野，所有的西方与东方历史与学术的经典阐述，都曾经赋予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角色。这个方面大量的论述，在今天中国的学界这些忽然一下子消失了，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何种目标下主导并完成了这一切？这是需要去深入追问的。
权力对人的改造，远远不能与资本相比，然而权力却蒙受了更多的污泥浊水，需要问一问为什么？国家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却不是，为什么邪恶的资本改造过程在中国却得不到应有追问？
三、 在国家行政权力蒙受最大攻击的背后
每一种强势话语背后，都是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的结果。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恶性发作，也是知识精英自我膨胀的结果。对程序民主的追捧和对国家行政权力的非难，首先是因为：
1、 是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恶性发作
中国思想界的边缘化，正是经济边缘化的后果，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的盛行，只不过是思想边缘化的一种必然表现。话语霸权背后存在的话题选择机制和阐释机制，都是西方主导的，中国知识界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也是因为人生需要追求存在的意义，因此高高地举起了“普世价值”的大旗。
2、 国际垄断资本为竞争优势不受挑战要求消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权力
在第三世界国家，规模分散的企业不可能成为垄断公司的合格对手，因此能够对这些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构成真实威胁的，只能是国家政权的力量。消解国家政权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抵消作用，需要把政权的合法性予以最高程度的瓦解。这样的舆论必然要受到西方垄断财团基金会的支持，西方的一些基金会确实在中国学界寻找他们的代言人。
3、 话语权要求不受限制的寻租欲望
胡风所说的五把刀子，实际上是要求解除自身的意识形态义务，把学术或者话语权变成纯粹的个人物品，方便地按照自身的意志和愿望来运用，从而实现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在1990年代文学完全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角色，逐步退出了这一领域，转而由政治学、经济学起作用。文学退出意识形态角色的条件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相应社会科学的兴起。今天的工人农民已经被取消了合格国民的资格，否则文学还是不能退出的。
知识精英需要在政治权力的无处不在的态势下，追求话语权寻租机会，要求解脱话语权为强势群体服务的惯例，这样才能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个目标，仅仅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强烈要求底层民众与之同利去冲锋陷阵，然后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的达不到，就常常破口大骂劣等民族和劣等民众。实际上这是一张无法摆脱的罗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知识精英永远是第三等的精英，无法成为第一或者第二等，除了为五张皮服务之外，是永远没有机会凌驾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上的。越是社会分配规则不正义，批判的力量越是大，知识精英要求上升的根据似乎越是足，然而话语权与权贵合谋而且只能是为之服务这是一个定律，知识精英永远没有足够的力量作为依托，甚至没有足够的意志去推翻这样一个事实上的精英分等格局，无论他们叫声是多么嘹亮。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受中间阶层批判，但是却受到社会底层的认真同意。单一权力中心的存在妨碍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进程，不利于尽可能地压榨底层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因此所谓的中间阶层反对和抨击这样一种制度。今天农民基于“官官相护”和“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事实，仍然指望“好官好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在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实现了整体化的情况下，最少机会出现，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整个的精英阶层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统治阶级，这个时候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话语权偏向的整合过程已经完成，越发难以受到纠正和制约，这个时候统治阶级具有最高程度的力量实现对底层社会的最大剥夺。当然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知识精英阶层才能够受到权贵阶层最大的重视，得以参与这样一个剥夺过程并在其中占据一个适当的分配份额。越是剥夺的程度高，越是这样的剥夺为下层难以忍受，就越发需要知识精英出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不平等是必要的成本和代价，是永远都无法避免的，反抗是不必要的和无意义的。换言之这个时候，话语权的安抚和瓦解作用最大，也因此边际报酬相对上升，知识精英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处境会相对满意。
四、 行政权力如何才能实现“用其利、去其弊”
权力非资本化的实现方式与程序，海选只能追认权力的固有分配结构和利用乃至服务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对权力的利用方式实现监督和制约。在各个层次和环节上，都要增强底层民众的力量和发言权，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都要采取有利于社会力量对比实现均衡的建设和分配过程，只有真正的力量对比向着均衡方向发展，民主这样的协商制度才能在相互制约过程中得到落实，精英阶层才会最后失去走极端的机会。一切专制都是精英阶层依托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走极端的结果，优势地位的存在实际上不过是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去均衡的表现形式，并非一种制度的安排，而是一种制度的呈现，是力量对比不均衡的后果而非原因。
增强人民力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精英阶层失去优势的过程，必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有利于下层社会的分配模式，这是受到精英阶层极力反对的，一切专制实际上不过是要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行有利于少数人的分配模式的结果，专制的起因和依托都是一种政治、经济和话语权等重大利益分配的结果。
钱抢权，民主化；权抢钱，市场化。这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真实主张。目的不是民主而是要极大地增加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均衡程度，最后在完全失去社会认同的情况下，把个人的生存机会作为管理手段来使用，从而在实质上回归工业化时代的奴隶制。中国的一些精英主义者就是这样要求农民进城去与工人平等就业，通过加强就业竞争的方式逼迫城市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准向农民工靠拢，从而把所有的蓝领工人一举赶进贫民窟，这个时候个人的就业与否，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一个人能否找到起码的生存机会了。换言之，就是要在中国把劳动者的生存权作为企业的管理手段来使用，把生存权作为对劳动者的管理手段，乃是奴隶制最本质的属性。
美国的奴隶主组织的政党叫做民主党，中国那些要求实质上回归奴隶制的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这说明越是当*子，越是有立牌坊的必要，立完牌坊是为了更好地当*子，毕竟按照行业惯例处女和贞洁女人可以要求嫖客出高价。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注重援引好听词汇的人，恰恰是需要用这些表面上好得不得了的东西去掩盖不好的真实内涵。追求民主和自由，结果却在这样的名义下去要求强化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状态，使得民主和自由越发失去保障力量，使得政治专制和经济掠夺更加易于进行---这都要依托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来实现，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社会这些无疑都要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欧美日的制衡力量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力量的增长，而不是程序合法。所以迄今为止，一切在中国知识精英中流传的民主言说，都是反民主的；一切要求自由的言说，不过是要求做奴隶主的自由，或者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要求给他们以自由地选择或者等到做奴隶的自由。
正如市场能够“合乎规则”地排斥掉没有实际购买力的需求一样，程序民主也能够“合乎规则”地排斥掉多数人的政治地位，这种系统的排斥方式所引发的反抗和风险是最小的。在中国和第三世界这种精英阶层整体化的社会现实中，不仅选举不可能选出真实代表底层社会利益和意愿的代表，而且这样的人即使产生也是极其个别的，不可能在政治体系内部发挥作用；同时周期性的选举和票决，却可以在表面上追认这一并不代表多数人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分配构架，为少数人压迫和剥夺多数人提供表面上的政权合法性。
二○○三年八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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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2 1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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