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障碍与希望

岸上的猪

[内容提要] 东北亚各国经济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东北亚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经济互补性不会自动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东北亚合作面临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六大障碍。其中，排除来自美国的障碍也与日本有关。本文最后分析了东北亚合作的希望在于解决五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复兴；要合作共赢，不要危险的博弈；日本在中美间的作用，韩国在中日间的作用；正常国家要有健康的政治和正常的思维；中日关系的一项过渡性的选择：政经适度分离，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

[关 键 词] 东北亚合作；中日关系；东亚合作；经济一体化

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北亚合作

冷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了三个经济圈；欧洲联盟（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东盟，即10+3）。这三个经济圈的GDP 占世界GDP 总量的3/4左右，对世界经济、政治的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三个经济圈中，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圈的实力最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亚地区没有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这个地区的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然而，东亚13 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要高于欧盟和北美，东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如果东亚能够积极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优化本地区的资源配置，实现13 国经济的互补性，必然能大大提高东亚地区的经济效率，加快经济的发展，迅速赶上欧盟和北美。

近几年来，东亚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对繁荣本地区经济的重要意义，加快了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努力。2002 年11 月4 日，中国总理与东盟10 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一天之后，2002 年11 月5 日，日本首相与东盟10 国领导人签署了《广泛经济伙伴联合声明》，双方将以十年时间建立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包括自由贸易和投资，以及实施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措施。不过，这协议没有包括农业在内。22003 年10 月7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宣言》声称，三国领导人一致认识到，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确信拓展和深化三方合作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三国间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实现整个东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三国领导人同意，三国将通过10＋3 等多种区域合作形式，继续加强协调并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三国将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和平对话，促进该地区稳定和繁荣。关于三国间的紧密经济合作，《宣言》表示：三国研究机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安排的经济影响”的联合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在此基础上，三国将适时以建立未来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为方向进行研究。关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宣言》表示：三国将共同推动亚洲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三国将抓紧落实《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推动10＋3 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中加强合作。三国领导人在《宣言》中还表示：三国将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国防或军事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3《宣言》表明，中日韩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

以上进展表明，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来势很猛，热情很高。甚至，有人提出要建立亚洲货币的建议。但是，越是热情高，就越需要冷静思考。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经济一体化合作是一项艰难的社会工程，需要对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进行协调。这就需要所有成员国之间要建立起平等、互信的关系，学会在统一的经济空间中开展公平的竞争，进行互谅、互让、互利的合作，以实现资源在共同经济空间中的优化配置，达到所有成员国共同繁荣的目的。

东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只是刚刚开始。东亚繁荣的真正希望是把目前的三个合作框架（中国-东盟、日本-东盟、中日韩）合并成一个框架。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就包含了这个意向。应该看到，实现整个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关键是要搞好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合作，特别是中日合作。原因是：中日韩的经济总量目前大约是东盟的10倍。中国和日本的经济高度互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20 年，中日经济总量将达到或超过约9 万亿美元，与现在的欧盟相当。显然，中日如果不能很好地合作，整个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前景虽好，但是应该指出，经济的互补性并不能自动导致经济一体化合作。东北亚合作，特别是中日合作，面临许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二、 东北亚合作的障碍

经济互补性不是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惟一条件。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密切的经济合作，就越需要高度的政治互信保证。应该坦率地承认，东北亚合作存在不少现实的和潜在的障碍。2004 年6 月1 日在东京召开的由中国《人民日报》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举办的“第十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张蕴岭就指出了目前东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存在的政治障碍。4应该说，清醒地认识东北亚和东亚经济合作的障碍并找到排除这些障碍的途径，是成功地开展东北亚和东亚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当前，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面临来自日本的三个障碍和来自美国的三个障碍。

1、来自日本的障碍

首先，日本能否以一个平等的正常的伙伴参与东北亚合作是一个问题。近年来，日本执政党提出，为了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日本要修改宪法第9 条，使日本能够派兵出国，行使“集体自卫”的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日本领导人还多次表示，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04 年4 月19 日，日本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确定了宪法第9 条的修改案。修改案明文规定了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保有军队，并提出为做“国际贡献”可以灵活运用军队。尽管修改案保留了第9 条第1 款放弃战争的条文，但又注明“行使自卫权的场合除外”。修改案对宪法9 条的第2 款进行了全面改正，原条款不承认日本可以拥有军事力量及交战权，修改案则明确承认日本可以保持“陆海空军队”，而且这些军队除了行使第1 款规定的行使权外，还可灵活运用于旨在实现“国际贡献”的行动。修改案还在第9条里增设了第3 款，允许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经联合国决议通过的其他活动，从而为现行宪法禁止的“在海外行使武力”留有了余地。5尽管自民党还没有向国会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但是，2003 年5 月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有事三法案”强化了首相的权限，规定日本首相在认为需要时就可自行决定派兵赴海外活动应对所谓“周边事态”，这无疑是对日本战后一直奉行的和平宪法的严重突破。6显然“有事三法案”已经架空了日本的和平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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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防务的“ 正常国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的实际行动表明，日本自民党政府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地位。日本还没有正式修改宪法，但日本已经派兵去伊拉克了。这是否是执行一项正常的“国际贡献”？不是。联合国没有授权任何国家出兵伊拉克。日本只是受美国之邀这样做的。近几个月来，美国和英国的权威机构所发表的调查报告的结论表明，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没有关系，与9.11 恐怖袭击没有关系。这两个结论表明，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虚构的。日本政府如此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能算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的“正常国家”吗？出兵伊拉克的行动表明，日本现政府外交政策所追求的并不是“正常国家”地位，而是要通过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分享美国的霸权，充当世界的“第二霸主”，或者说，要充当亚洲的霸主。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需要的是平等的协商和互利的合作，而不需要霸主。日本政府的外交追求显然是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的一大障碍。

其次，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难以被周边国家接受，是东北亚合作的第二个大障碍。小泉首相不顾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抗议，已经连续四次参拜了供奉着二次大战日本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每年，许多日本阁员、议员也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小泉首相在2004年2月11日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回答了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的提问，请看小泉首相是如何回答共同社记者提问的：

记者问：在参拜靖国神社时，其中供奉的甲级战犯会不会造成麻烦？
小泉答：“我完全不在乎这一点。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阵亡者，我将一如既往地表示哀悼、敬意和感谢，因为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建立在他们宝贵的牺牲之上的，并且我们决不能再次发动战争，这种心情是不会改变的。作为后人我们也时刻不能忘却。这是对全体阵亡者而言的。”
记者问：中国和韩国能否理解？
小泉答：“必须让他们理解。因为这是日本的文化和传统。至于中国、韩国的人们，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我也绝不会对他们向自己国家的阵亡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加以指责。”记者问：甲级战犯同普通的阵亡者有什么区别？
小泉答：“我不在乎有何区别。因为我并不感到众多战争阵亡者中有特定的人存在。无论是怎样的战争，对于所有不得不为国捐躯的阵亡者，我都会表示敬意和感谢。”记者问：其中是否也包括甲级战犯？
小泉答：“是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拘泥。”7

小泉首相的历史观根本否定了日本的战争罪行、战争责任。对持有这样认识的小泉首相所说的“我们决不能再次发动战争”的表态，人们自然要怀疑他的诚意。小泉首相公然否认甲级战犯与普通阵亡者的区别，而且认为，他的看法是“日本的文化和传统”，必须让中国和韩国理解。小泉首相的这种对亡者不分是非功过统统要表示“敬意和感谢”立场是否是“日本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小泉首相的观点和逻辑，有悖常理，是不可能被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周边国家人民理解和接受的，也是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的。2004 年8 月15 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小泉首相又有一番讲话，他说，日本在二战中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他代表日本国民表示“深刻反省”，同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他还说，他要“谦虚地回顾过去，不忘悲惨战争的教训，坚守永不再战的誓言”。他还表示，日本要进一步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8对照他在2 月11 日的讲话，人们只能说他的“深刻反省”是缺乏诚意的。对于小泉首相荒唐的历史观和混乱的逻辑，中国的一篇评论文章在小泉首相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时就作出了一个判断：无信、无省、无理9。

如果今天的德国总理采取与小泉一样的历史观，那么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欧盟立刻解体。欧洲的联合是建立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的。而法德之所以能够和解，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够与德国和解并信任德国，首先是因为德国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主动地、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年人讲解历史的教训，通过立法和严格的执法杜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领土上复活的一切可能。德国政府官员和新闻、舆论界都非常注意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德国政府和企业界还主动付清了国家赔款和受害者赔款，一再向被侵略国家道歉，表示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样，德国与欧洲各国人民实现了心灵上的和解，重新取得了欧洲各国的谅解和信任，与FaGuo一起成为欧洲一体化合作的轴心和火车头。不幸的是，日本的表现与德国完全不同，因此，日本至今没有与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实现心灵上的和解。这是实现东北亚合作乃至整个东亚合作难以克服的障碍。

邓小平先生关于日本历史问题的几段讲话精神，一直是中国外交处理日本历史问题的指导性立场，今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也不会偏离这些立场。不妨看一看邓小平先生是怎么说的：1986 年8 月5 日，邓小平对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先生说：“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中国人民的感情。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101987 年6 月4 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说：“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战后一部分人一直存在着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111987 年6 月28 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有些不愉快的事情，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人民。”“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12最近几年中国有些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13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主张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不要纠缠过去。但是，他们忽视了，纠缠过去的恰恰是一些日本政治家——他们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把中国人民对这种行为的抗议也理解为纠缠过去，其客观效果等于要中国人民忘记过去，不分是非（尽管这并不是这些学者的本意），这就偏离了邓小平先生在日本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因此，这些学者的中日“新思维”没有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热烈欢迎，似乎目前中日关系的冷淡，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14。据新加坡报纸报道：有日本保守派背景的富士电视台，8 月8 日请来川口顺子(日本外相)和防厅厅长石破茂两名官员，对中国历史教育作出严厉的批判。节目分析称：“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情绪，必须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15可见，出于好意的中日关系“新思维”由于偏离了邓小平的立场，反而起了阻碍日本政治界、舆论界认真反思历史问题的负面效应。2004 年4 月3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社论说得好：“追根究底，日本和中韩等亚洲邻国缺乏互信，问题出在历史宿怨。要解开心结，先决条件是日本政治领袖要能对国内的反对声音（指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观和反对日中友好——引者注）产生足够的抗压决心，学习德国处理战争问题的坦白态度，以大智慧和大包容心放下历史包袱，战后遗留问题才可能获得诚实处理，而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才能真正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16应该说，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开展东北亚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

第三，东北亚合作的理念：单赢还是共赢？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在一个由参与合作成员国构成的共同的经济空间中，创造公平竞争和互利合作的经济环境，通过部分生产要素（如商品，在自由贸易区）或全部生产要素（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在共同市场）的自由流通，实现本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即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共同繁荣的目标。因此，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理念是共赢而不是单赢，合作的决策机制是民主决策而不是“主导国”决策。为了实现共赢，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应该以平等、互利、互谅、互助的精神，处理相互的关系。特别应该提倡富帮穷、大帮小的互助精神。欧盟就是这样做的。欧盟通过向经济落后的新成员国提供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EAGGF）和各种结构性基金(Structual Fund)如地区发展基金(Regional Fund)、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社会基金（Social Fund）等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并为新成员国提供很长的过渡期，使之能逐步适应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标准。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和加拿大对墨西哥都采取了一些照顾性的政策。例如，对于农产品、畜产品、纺织品、汽车零件等制造业产品、金融服务业，美国和加拿大先开发自己的市场，允许墨西哥有较长的过渡期，使墨西哥有足够的时间提高自己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墨西哥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中，日本能否采取帮助经济落后国家的政策，还是一个疑问。目前日本的做法表明，日本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考虑自己的利益（单赢）比较多，考虑共赢比较少。例如，在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上，日本几乎是不择手段地把中俄已经谈好的合同抢走了。又如，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合作中，日本没有同意把农产品包括进去，东盟很难从这种自由贸易中得到好处。如果今后日本在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中还是采取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东北亚合作还是东亚合作都很难顺利地发展。

2、来自美国的障碍

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东亚事务有着很深的影响力。东北亚和东亚的经济合作，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三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美国与朝鲜的危险博弈。众所周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已进行了三轮。尽管朝美双方都同意半岛实现无核化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序上，双方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只有朝鲜实现了“彻底、可核查、不可逆转地弃核”，美国才能考虑给予朝鲜安全保证和经济补偿。尽管美国做了一些分阶段的弹性修改，但是弃核在前，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在后的基本原则没有变。朝鲜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如果在获得安全保障以前就弃核，无疑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因此，美国的方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朝鲜方面也做了一些弹性修改，提出了分阶段弃核的方案，但每一阶段都要以同步进行并逐步提高的对朝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前提没有改变。造成美国和朝鲜严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的敌意和由此而来的缺乏起码的相互信任。美国和朝鲜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展开了危险的博弈：时而以武力相威胁，进行军事演习、发表最后通牒式的强硬表态，时而作出一些缓和、让步姿态。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对方施加最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迫使对方作出让步。然而这样的博弈是非常危险的：当任何一方误读了对方的出牌从而采取了极端的应对手段时，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一旦美国和朝鲜因为核问题而交战，那么韩国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也将受到严重打击，战争的影响甚至会波及东盟和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各国的贸易。整个地区的产业协作链将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合作将被迫中断多年。

第二个障碍，是美国对中国两岸事务的干预。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一直在介入中国的两岸事务，阻止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府尽管一再声称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一再表示要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美国又炮制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不断增加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不断提高出售武器的技术水平，这就严重违反了中美《8.17 联合公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美国在两岸问题上也进行了危险的博弈：采用了“模糊政策”威慑中国，阻止中国使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默认和纵容台湾当局一步一步地走向台独。美国通过加强太平洋海空力量，加强美军在日本和关岛、夏威夷的军事基地建设和增派军力，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要以武力介入台海事务的意向。日本政府把台湾纳入安全识别圈、通过“有事三法案”、修改宪法第九条、加强军备、参加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等举措表明，一旦美国决定武力介入台海事务，日本也准备跟进。

中国最高当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2004 年5 月17 日授权就当前两岸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图谋。”17遗憾的是，多年来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总是误判形势、误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发出的信息。他们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多年来“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的种种举措误判为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而缺乏使用断然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耐心和宽容，误读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软弱可欺，可以容忍台独势力一步一步地把台湾从祖国***出去。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忽视了声明中的另一句话：“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图谋。”这里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意味着什么，为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19 世纪的历史表明，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伟大的美国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实现国家的发展。21 世纪的历史将同样证明，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美国政府无视历史的潮流，一意孤行地试图用武力介入来阻止中国的统一，如果日本当局不自量力地甘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那么可以预言，美国和日本将失去他们在中国的一切利益。东北亚合作将被无限期地推迟。

第三个障碍，是美国可能向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施加强大压力，阻止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20 世纪90 年代初，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建议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由于美国的反对，日本没有积极响应，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实施。近两年来，东亚、东北亚各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情很高。但是美国已经对这种合作表示怀疑和警惕。据报道，2004 年7月14 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10+3）向日本媒体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主权国家的人民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应破坏美国同亚洲朋友之间非常好而且牢固的关系。”他说，亚洲已经有不少多边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以东盟为基础加上美俄中日和其他一系列国家成立的地区安全问题会议。谈到东亚共同体时，鲍威尔说，“我们至今不相信有必要达成新的协议。”18如果美国政府把鲍威尔的意见付诸行动，对日本、韩国、东盟施压，那么，拟议中的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可能都要夭折。这是东北亚合作面临的第三个障碍。

此外，东北亚经济合作还有一些潜在的障碍。俄罗斯也是东北亚经济合作不可缺少的伙伴。小泉首相的对俄政策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例如，2004 年9 月1 日，小泉首相不顾俄罗斯方面的反对，首次从海上视察了“北方四岛”。这种强硬态度显然给日俄关系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当然，也会对东北亚合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 东北亚合作的希望

要使东北亚合作走上健康的道路，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应该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复兴

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总是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恶魔，视为“另类”国家，视为是威胁美国生存的异己力量，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遏制战略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也影响了美国的盟国日本。共产主义离中国还遥远得很。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100 年。按照**第15 次代表大会的说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9可见，共产主义恐怕是500 年、1000 年以后的事情，它只能比现在的制度好，不能比现在的制度坏。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基本的运行机制是从西方学来的。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制度更高级的经济制度以前，中国将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美国要在全世界遏制社会主义，使人想起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全力发展经济，短短20 多年，中国使几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人民因此由衷地支持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正在虚心地学习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好经验，继承人类文明遗产，并且真诚地与世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因此，中国是高度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但使中国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好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因此，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合作的行动表明，中国尊重并遵守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同时积极推动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中不合理的成分，以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这种负责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所有国家，应该受到发达国家的欢迎而不是遏制。

由于中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经济保持了20 年的高速发展（年均9%），同时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尊重，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应该根据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认真权衡，与中国共处合作可以得到的利益和与中国对抗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告别冷战思维，告别遏制中国的政策，是美国和日本领导人惟一明智的选择。这样，影响美中、日中关系的最大障碍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中美日将迎来一个全面合作的新局面，东北亚合作将拥有一个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2、 要合作共赢，不要危险的博弈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贸易、资源上与工业化国家日本、美国等发生一些矛盾、摩擦是很难避免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发展会妨碍、威胁其他国家。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化解这些矛盾、摩擦。以石油问题为例，中国已经认识到依靠传统的矿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除了采取节能措施、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建立节能型的经济结构以外，正在采取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发展替代能源。据报道，在未来15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将投资5000 亿元人民币（实际投入将远不止此数——引者注）发展替代能源，除了发展核能，还要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预计到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将达1.2 亿千瓦，将占全国发电装机总量的12%。中国还在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如燃料酒精和从煤炭中提炼石油的技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处处长史立山估计，到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每年将替代煤炭、石油等常规能源3.4 亿吨标准煤。206 月30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Jiabao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 年)》(草案)。相信随着这个草案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中国将不断加强可再生替代能源的生产，从而逐渐减少对石油、煤炭等矿石能源的依赖，从根本上缓解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压力。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别的国家。日本采取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因为争夺只能导致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日本如果能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例如通过共同在第三国开发石油资源、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共同修建泰国克拉克地峡运河或输油管的合作来维护石油运输安全、降低运输成本，在节能、环保和建立石油储备方面进行合作，中日两国在能源问题上就不会发生冲突，并能实现共赢。最近，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先生对中国记者表示：“日中两国都比较依赖中东的石油。有依赖，就会有风险。因此，需要增加石油的供应量，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中跳出来，需要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从这个方面来讲，日中双方的关系就不应当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双赢的关系，”他主张日中双方在石油储备、石油来源多元化、节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石油运输安全和环保方面开展合作。21他的主张是值得欢迎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合作共赢是处理国家间经济、安全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为此，各国政府应该相互尊重、坦诚相处，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平等、互信、互利、协作应该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保证。要实现合作共赢，就应该摒弃国家关系中的危险博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是大家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22。要合作共赢，各国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照顾合作伙伴的利益。邓小平曾经说过：“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23他还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24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去做的。如果日本和美国也能这样做，本文前述实现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的各种障碍，将都能得到排除。

3、日本在中美间的作用；韩国在中日间的作用

日本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曾经充当发展中成员与美国的桥梁，对形成“APEC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六方会谈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经验表明，与发生分歧、摩擦的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可以为解决分歧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可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帮手。如果日本采取这样的政策，东亚冲突将难以避免。但是，日本与中国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日本可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挥缓冲和桥梁的作用。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结盟和与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依附美国遏制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常大国”应有的外交政策，只会给日本、美国和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只有在与美国、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挥友好桥梁的作用，才能体现一个独立的正常大国的重要国际影响，使东北亚合作来自美国的障碍大大减轻，为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日本采取这样的政策，那么东北亚、东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互信合作气氛将大大加强。日本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将发生重大影响。日本领导人和执政党应拿出战略勇气，作出明智的选择。

同样，韩国在中日两国间也可以发挥缓冲和桥梁的作用。

4、正常国家要有健康的政治和正常的思维小泉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的思维和行为是周边国家人民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的。指出小泉首相矛盾的历史观和常人难以理解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不是为了追究他的个人责任，而是要探索形成这种现象的深层社会原因，以便清除妨碍中日友好和东北亚合作的政治障碍。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中曾根首相及以后的几位日本首相，都参拜过靖国神社，当时他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逻辑大致与小泉首相相仿。这些前任首相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卸任以后，摆脱了官场的政治约束，在历史问题上都减少了一些傲慢，在中日关系上都采取了更加务实和友好的态度，甚至表示中日关系应该“共存共荣”（中曾根语）。这些事实表明，不是这些日本首相的个人智慧出了毛病，而是日本的政治出了毛病。坦率地说，这个毛病就是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的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这是包括小泉首相在内的日本历任首相在历史问题上不正常思维的根本原因。日本领导人、执政党和右翼势力的历史观已经严重伤害了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妨碍了日本与东亚各国人民实现心灵上的和解，已成为实现东北亚经济合作和日本迈向正常政治大国的严重障碍，并且埋下了把日本导向战争的种子。作为日本人民的真正朋友，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日本人民和东亚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有义务提醒日本领导人和日本的执政党，要端正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决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族主义”的抬头，而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负责任的表现。

端正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实现与被侵略国家人民在心灵上的和解，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本条件，也是开展东北亚合作和东亚合作的政治保障。世界舆论要求日本学习德国对待历史问题的坦诚态度，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能不能有效地DIZHI和清除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是对日本领导人和执政党的严峻考验。

5、中日关系的一项过渡性的选择：政经适度分离，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

今天，舆论界形容中日关系是经济热、政治冷，而且警告：政治冷最终也要影响到经济。25这是很中肯的。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精神引导舆论，并且劝阻民众特别是青年不要对日本采取过激行动。然而日本领导人和执政党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社会的“厌日情绪”日益上升。中国学者冯昭奎曾这样评论当前的中日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是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比，新生代政治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新生政治家表现出与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冯昭奎认为，新一代日本政治家使得习惯于同田中角荣、竹下登等老一辈日本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常常感到吃惊、愤怒，感到不可理解。26可见，中日两国政治冷的症结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如何来解开中日关系中的这个死结呢？

作者认为，中日两国在冷战时期的一段经历值得我们借鉴。冷战时期，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治关系处于对立状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日本友好人士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想出了一个“政经分离”的办法，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通过这种方法，以经济合作促进了两国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了解，为后来的中日建交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今天，中日两国已经建立了邦交，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政治与经济已经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由于日本领导人和执政党把中国方面出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而采取的顾全大局态度视为中国方面有求于日本而不予理睬，甚至指责中国方面“民族主义抬头”，因此中日关系事实上在政治上已经处于冷却、停滞的状态。硬要给两国政治关系加温已成为不可能。因此，作者认为，不妨顺势而为，让中日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适度分离”状态。也就是说，默认政治关系的冷却，在经济关系方面，维持现有合作关系，但暂时基本不出台新的合作计划。在这个“政经适度分离”时期，双方维持已有的经济合作关系可以防止双方关系的恶化和失控。基本不增加新的合作计划有助于双方特别是日方评估中日关系恶化的经济后果。同时，双方应保持较低级别的政治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无疑，在这个期间，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首位地位将让位给欧盟或美国。外交学院教授江瑞平的文章分析了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27这种趋势将有利于双方特别是日本冷静评估两国彻底分离的后果是什么，冷静考虑重新建立经济关系热、政治关系也热的中日关系，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经过一段双方关系冷却后的思考，中日关系有可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时期。东北亚合作、东亚合作将得到中日两国友好合力的强大推动。因此，中日两国暂时的“政经适度分离”的冷却期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在欧盟的历史上，FaGuo和英国都与欧共体出现过“政经适度分离”的暂时冷却期（例如，1965 年7 月，FaGuo撤回了驻欧共体代表长达7 个月，即有名的“空椅危机”），但是经过冷静的思考，最终理性占了上风，欧洲一体化合作还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欧洲人的这个经验，我们不妨也试一试。

简短的结束语

1、中日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当前的中日合作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障碍。东北亚合作是未来整个东亚合作的核心力量。东北亚能否成功地开展经济一体化合作，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建立起平等、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排除双方关系中的严重政治障碍。

2、中日两国应该正视东北亚合作面临的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六大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主要取决于日本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和责任；取决于日本政界能否正确认识要成为“正常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取决于日本的执政党、领导人能否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实现与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人民的心灵和解；取决于日本朝野能否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日本如果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东北亚合作的六大障碍将得到清除或大大削弱，东北亚经济合作将得到政治互信和民意支持的有力保障。

3、目前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冷淡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先生曾说过：“‘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30 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28多年来，出于维护“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这个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历届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影响中日关系的种种障碍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中国人民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克制态度被日本右翼势力误读为中国方面有求于日本，可以无限度地忍让下去。因此，日本右翼势力有恃无恐地把日本政治的车轮转向右方。对此，中国人民表示担忧、不满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反日言论，但只是少数，中国政府正在以顾全中日关系大局的精神对舆论进行引导，但是，应该说明，中国方面的克制已经接近极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特别是在日本决策层听不进中国方面劝说的背景下，本文作者才提出中日两国暂时的“政经适度分离”的冷却期的对策。

4、在提交本论文的时候，传来了关于中国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将改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消息。中日两国的朝野对王毅的这一新使命抱有很大的希望。王毅大使的外交才干在外交界是有口皆碑的。王毅大使一定能够胜任沟通中日两国朝野、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重任。但是，同时应该看到，造成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冷淡的根本原因，不在日本的外交部，而在于日本执政党、日本领导人的政策，在于日本政治的整体右倾走向。指望一位外国大使能够改变日本政局是不现实的。同样，日本方面如果指望中国大使能够说服中国朝野接受日本右翼的政治逻辑则更是一相情愿了。解决中日关系僵局、消除东北亚经济合作障碍的钥匙掌握在日本政治家的手中。日本确实处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历史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日本人民的朋友，我们特别怀念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田中角荣那样的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大手笔地处理日中关系的老一辈日中友好人士和日本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