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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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观察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几个视角。在总结布什第一任期对外战略的基础上,对其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的走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连续性和大力推进将是其对外战略的主要走向,改变的只是某些细节、方式和策略手段。

【关键词】　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战略


　　在全球几十亿人民的关注下,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布什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连任成功。布什第一任期的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对新世纪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备受世人的质疑。布什的再次当选,使其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走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分析。

一　观察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几个视角

　　观察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走向,一方面要看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政治实践、竞选纲领和竞选过程中的言论,另一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1.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的不同特点。一般来讲,美国总统在第二任期的执政方式和手法与第一任期相比,通常表现得更加务实、周全,更能体现出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和魄力。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四年的执政实践,对国内国际事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行政经验有所积累,处理国事必然更加冷静、明智和周全;二是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一届,所以在第二任期时,总统不必过多地考虑选民的意愿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在对问题的判断上必然更加客观、理智,行事也不必缩手缩脚。

2.角色与个性。有研究认为,一般而言,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政治角色的作用越大;在越不发达的国家,领导人个性的影响力显得越显著。在这里,“角色”通常指的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定位,也即“职务”对个人的要求或个人担任特定职务后应当履行的义务。在比较发达的国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因为对个人担当的角色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说明,个人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角色应当遵守的规则,否则有可能遭到失去职位的下场。①

3.一国尤其是大国的战略具有很强的惯性和连续性。对于未来几年的美国战略走向,不论谁当选总统,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外政策都会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一个国家的战略,往往比研究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的政策更重要。②更何况布什的连任成功,必然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反恐的“先发制人”战略的推行得以保持连续性。

4.美国总统上任后的政策不一定完全按照竞选时的纲领和言论。竞选时期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和政策讲话,常常是从选举策略的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攻击对手和吸引选民的注意力,都是原则性的宣示,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以及竞选获胜后如何操作、如何变化,常常并不依据选举时的言论或者原则而定。一旦执政,面对着实际局势与问题的挑战,往往不得不因时制宜,无法完全遵照选前宣示的立场,这类事情在白宫历史上并不鲜见。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曾大肆攻击中国为“邪恶国家”,发誓他上台之后绝不向中国妥协。但从政8年之后,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和他竞选时期的言论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克林顿总统本人也被美国国内视为是一个“亲北京”的总统。

5.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传统。美国的两大政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传统,这一点在历届政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共和党对内秉承保守主义的传统,对外则强调重视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布什连任后其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为标志的“布什主义”外交特色虽然可能有所收敛,在一定程度和某些问题上可能会采取多边主义外交以寻求国际合作与支持,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但估计不会有很大改变。

二　美国全球战略的走向　　大体上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和冷战后美国的扩张性对外战略。“遏制战略”在于遏制苏联,在阻止苏联扩大影响的同时,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战略相持阶段。“超越遏制战略”强调在战略相持的基础上,在具有优势的如人权、民主、经济等领域主动出击,瓦解对方营垒,战胜苏联并将苏联东欧纳入西方体系,以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是战略进攻阶段。这两个战略实施成功后,为巩固和加强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战略选择自然是扩展战略(实际上叫扩张战略更贴切),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了全球扩张阶段。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曾说:“继承遏制原则的必须是一项扩展战略,即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共同体”。“北约战略新概念”、美日安全同盟新体制、科索沃战争及“人权高于主权”论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对外战略的扩张性。乔治·Ｗ.布什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拒签《京都议定书》、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等行动,也显示出其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对外战略态势。①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其全球战略做出了重要调整,那就是:以美国超凡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以超强的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把反恐、防扩散作为最紧迫的任务,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和“新美利坚帝国”。这一战略显然已超越了此前美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霸权战略,美国有人称之为“新帝国”战略。②

1.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

九一一事件之后,尽管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做了调整,但是维持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这一“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非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借助于反对恐怖主义之势,左右逢源,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一目标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从长远来看,防止任何具有挑战美国霸权力量的国家或集团兴起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这是美国历届政府和战略家们的共识。如果把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比喻为“锥子”,那么具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能力的大国的崛起在美国看来就是“匕首”。时不时在美国这个巨人的屁股上扎一锥子,虽然很讨厌,也绝对不会致命,但要是扎一匕首,不致命也要受重伤。

第二,从中短期来看,打击恐怖主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紧迫的任务。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认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被认为是威胁美国的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美国试图通过对伊拉克实行“政权更迭”,扶植亲美政权,并提出推动中东地区民主改革的“大中东计划”,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威胁。一旦恐怖分子或者同情、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可能会给美国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美国把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扩散挂钩,将其作为美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接着就提出“邪恶轴心”论,并以萨达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鲜核问题又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伊朗核开发问题也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甚至有报道说伊朗将成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的目标。

第三,推广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拓展对外经济贸易。美国认为,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是维持美国经济繁荣和世界“领导地位”的保障。第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也就是“拓展民主”,推行人权外交,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

总的来看,美国对外战略的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大支柱”,即安全、经贸和人权。

2.美国全球战略的手段

选择美国政府实施全球战略的途径和手段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改造和完善原有的军事同盟。冷战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及日本等国出于安全和遏制苏联的考虑,结成了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军事同盟失去了战略基础和战略目标,但美国并没有让原有的军事同盟随冷战的风云而去,而是千方百计对这些同盟的功能做了适当调整,不断寻求新的利益基础和战略目标,使它们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北约新概念”、“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使成员国成为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的辅佐。

第二,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

第三,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和“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

第四,对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思维的变化,是立足于以压倒性优势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取胜。美国战略理论的发展先后经过了以威胁为基础的威慑理论到以能力为基础的威慑理论,再到现在的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先发制人理论。美国政府认为,冷战时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已经不完全适合九一一之后的形势,必须对“恐怖分子和暴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需要说明的是,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冷战时期形成的对大国的威慑战略。“先发制人”的对象包括两种敌人:一种是非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另一种是反美的所谓“无赖国家”。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思想的第一次实践。

第五,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在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美国的具体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要同时与中、俄、印、日、欧盟国家拉近关系,目的是不让这些国家之间任何一对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它们同美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出现其他大国结成反美联盟的情况。二是在地区内部形成各国相互制约的局面,例如,企图让日本和中国在东北亚互相制衡,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南亚相互制衡,让欧洲国家中独立色彩较强的FaGuo、德国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英国、意大利相互制衡,美国从中渔利。

第六,战略形式多样化和实用主义原则。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如果可以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或者其他大国的支持,美国自然乐意;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就搞单边主义。在联盟的策略上,能利用原有的联盟就加以利用;在无法利用原有的联盟的时候,就以“自愿者联盟”、“临时联盟”或“议题联盟”的方式来应对新的威胁,减少对传统的、固定的军事同盟的依赖。

第七,美国加紧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军事战略大调整,力图构建新的全球战略布局。一方面,大力推进新军事变革。美国一直引导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并且频繁通过战争实践进一步推动军队转型。另一方面,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做重大调整。伊拉克战争后,调整的方向和步骤更为明确,核心内容是增加基地,适当减少海外驻军,增强美军的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能力。在亚太,美军的“前沿部署”线南移,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为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在欧洲,将驻德美军移至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靠近俄罗斯和巴尔干的前沿。2004年9月2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在未来10年间,美军将削减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海外基地及军事设施35%左右,同时将削减下来的部队重新部署到从东南亚到西非这一广大的“弧形危机区域”的一些小军事设施中。在保留现有的“主要行动基地”和“前锋行动基地”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准备将现有的大多数小基地转变为“浮萍”基地,而且还要在一些关键的国家和地区增设一些这样的军事设施。美军可以不在这些基地内常驻军事人员,甚至将基地交付军事承包人管理运作,但“浮萍”基地必须发挥“协作安全作用”,使其成为美军海外基地的“协作安全点”。美国也在试图与一些国家达成“通路协定”。通路,是指美军可以随时在某些事先达成的协议国家登陆“浮萍”基地以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全球美军重新部署计划是美国5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力调整,拉姆斯菲尔德将其评价为一种“全球战略”,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必须的地点、必须的时间、以最大的灵活性和最大的敏捷性部署决定性部队的能力”。①

3.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特点和走向

第一,美国的对外战略理念已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自由主义转变为布什政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把实力放在首要地位。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已不把推广美国价值观看得那么重,不再是立足于改变别国,而是立足于战胜别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的作用,以绝对优势追求绝对安全。这一点在布什第二任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

第二,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调整,也表现在战略侧重点的调整上。同克林顿把对外经济关系列为外交的首要支柱不同,布什政府把反恐和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取向渐趋明朗。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美国的安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因此,可以肯定,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反恐和国家安全将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伊拉克作为美国整个中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决不情愿在完成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任务后,让伊拉克的局势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布什政府将加大在朝核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力度,很可能激活“大中东计划”、加强“防扩散安全倡议”(ＰＳＩ)、增大对朝鲜和伊朗等国的压力等。

第三,单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大行其道,引起全世界的不满。这次美国大选,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克里能够战胜布什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使在美国的传统盟友中,抱怨之声也是越来越强烈。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外交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大,双方矛盾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公开化。俄罗斯由于和法、德站在一起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美俄关系也出现明显倒退。“软权力”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但是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制度霸权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一大特色,由于布什政府的一意孤行,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尽管美国军事实力首屈一指,但在推行其单边主义的同时,也不得不顾及相关国家的利益和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难以完全抛开国际组织自行其是。为防止与传统盟友、其他大国的战略裂痕进一步加深,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修补美欧、美俄关系乃至与所有重要国家的关系将是布什第二任期重要的外交议程。这就要求美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单边主义的政策有所克制,在某些问题上采取一些多边主义的手法。从个性与角色的角度来看,尽管布什的个性非常强烈,但毕竟是美国的总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领导人,角色对其行为方式还是有所约束的。

第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的同时,借反恐的名义,趁势加快了全球地缘战略扩张的步伐,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九一一事件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内一片爱国之声,就连媒体也要配合政府,否则就有可能被指责为“政治上的不正确”和“不爱国”。布什政府受到的节制更少,在国会内部,党派斗争也不同程度上让位于国家利益,反恐成为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布什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同情来占据道德优势,借机推进美国的全球战略。“先发制人”原则被布什政府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而且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付诸实践。同时,为了适应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非对称威胁的特点和“先发制人”战略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加紧调整美军的全球兵力部署,实现了对全球重要战略支撑点的全面控制。

如果单从反恐的角度来说,布什政府的战略存在着很多问题,收效也不好,甚至有“越反越恐”之说;但是换个角度,从推进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布什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反恐的时机和招牌,在获取全球战略利益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对美国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来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因为那样的话,美国在推行全球霸权战略时将会失去合适的借口和面临更大的阻力。在美国的《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的总目标不是消灭恐怖主义(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而是击败恐怖主义(ｄｅｆｅａ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他们认为前者是不现实的和无法达到的。①

这次大选布什成功连任后,舆论界有一种说法,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克里,但美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布什。这次大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信任投票,选择布什就意味着美国大多数人对布什的成绩是肯定的,对其战略方向是认可的,即使有错误也是属于策略失误或者措施不当。所以,布什政府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动力去改变现行的主要战略和政策。从战略制定的角度讲,我认为战略的基本要素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战略环境的分析判断、自身实力和战略资源的评估、战略目标的确定、达成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目前,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变化都不大。因此可以预期,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外战略将以连续性和大力推进为主要走向,改变的只是某些细节、方式和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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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者,它本身也具有这样的实力和地位,并且幸运地拥有了有利的历史机遇。但是,领导者和征服者是有区别的。“领导世界和支配世界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无疑会履行特殊的责任,发挥特殊的影响。美国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要求它这么做,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求它这么做。问题是如何履行这种特殊责任和发挥这种特殊影响?可以是领导世界,也可以是支配世界。如果是领导世界,美国与其他国家就是平等的(无论是站在队伍前面还是站在当中),美国带领其他国家一起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如果是支配世界,那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上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君临天下’,统治和控制世界。”②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不能只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必须从全球的共同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行事。是采取成吉思汗式的暴力征服,还是采取一种超越以往所有的世界霸权国的长远历史眼光,以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为己任、遵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充满大智慧的领导者方式?这是摆在美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三　美国对华战略走向

　　1.“接触+遏制”战略的制定贯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海权思想,二是遏制思想。海权思想要求美国牢牢保持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这既是海上交通和经济繁荣的前提保障,也是针对挑战国家的霸权护持条件。遏制思想的主要内涵就是由海向陆的合围,美国与亚太地区由北向南锁链式的一系列岛国的联盟,加上与北约陆上联盟的呼应,实际上就是要从战略态势上实现对欧亚大陆全面控制的地缘战略目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③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历经反复。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历来受多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但是说到底,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由其国际战略所决定的,只要战略未发生重大改变,政策的浮动界限就是有限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同的对华战略主张:第一种是“接触”战略;第二种是“遏制”战略;第三种就是“接触+遏制”战略。经过激烈辩论,“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思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逐渐形成两党共识。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接触、对话、合作,促使中国发生美国所希望的变化,实现美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战略利益,最终将中国纳入由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在接触的同时,把中国视为15～20年后对美国霸权的主要潜在威胁,从而采取加强美日军事同盟、保持在亚太地区驻军、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限制对华技术转让等预防性措施,以防范和制约中国。应该说,这种指导思想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较好地反映了美国的战略需求,因此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第一,防止中国因发展和壮大而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领导地位”。第二,改变中国,促使中国沿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演变,即西化中国。在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方面,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与国会和政府是没有分歧的。因此,不管哪一个党执政,美国对华“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在战略手段方面,美国冷战后对华战略“接触”的一面表现为:在经贸领域,把中国列为“最大新兴市场”,一定程度上鼓励对华经贸,获取经济利益;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保持接触,寻求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自由、民主、人权”,以促使中国发生美国所希望的变革等。“遏制”的一面则表现为:严格控制对华技术转让;加强美日、美韩、美澳等军事同盟,用多重双边同盟制约和防范中国;利用台湾、西藏等问题牵制中国,阻挠中国的统一和崛起等。

2.布什第二任期对华战略的走向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华政策曾出现明显倒退,采取的对华政策更多地倾向“遏制”而非“接触”,这主要与美国决策界保守主义势力回潮和美国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的规律有关。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的头等大事,战略上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和配合,所以布什政府的对华战略很快又回到了“遏制+接触”的轨道。在这一次美国大选中,对华政策没有成为两位候选人争论的焦点问题,中美关系首次在后冷战时代的大选中没有被政治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九一一事件后,反恐和防扩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中国在反恐、朝鲜核问题、防扩散等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也采取了务实合作的态度,这使美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尽管如此,在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利益基础扩展的同时,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所以,中美关系预计仍然会按照原有的轨道在曲折中发展。

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定位也没有改变,所以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还会奉行对华“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稳定性和连续性仍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向。经过4年的交往,布什政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对华政策框架。从近期看,在国际安全和政治领域,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特别是在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美国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广泛合作,同时对华构筑潜在性遏制圈的远期战略也将继续实施下去;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决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不仅要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利用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使中国向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近期美国不会把“人权外交”作为政策的重点,但也不排除利用这些因素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获取其他方面的战略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美国是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希望台湾在战时成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平时与大陆保持分离以免形成合力使中国过快地强大,在外交上作为一个永远的筹码,同时两岸之间的不信任感还会给美国军火商带来实际利益。台湾地区领导人时而肆无忌惮地挑衅“一个中国”原则,时而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与美国的时而姑息纵容、时而约束“告诫”的对台政策有密切关系。

布什政府中有人把其对台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国,两个原则”。“两个原则”是“大陆不动武,台湾不独立”,也就是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在这一点上,布什与克林顿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陈水扁“渐进式台独”的“切香肠”策略,一刀一刀地要切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把美国拖进一场危险的台海冲突中,这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

可以预期,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台政策基本上会维持美国目前对台政策的“三个支柱”,即“一个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对话”。另一方面,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关系、对台军售和在价值观上支持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那些强烈支持“台独”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继续控制着美国外交和国防领域内的关键职位,加上正值陈水扁继续“台独”进程(比如搞“宪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则有可能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出现。大选前夕,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访华期间,出于为布什在外交上捞分的选举需要,一席“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讲话引起岛内乃至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但外交辞令从来不可轻信,鲍威尔的这番话能否最终成为布什第二任期内的对台政策基轴,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