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什主义到新帝国主义

岸上的猪

　　 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伴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日益膨胀起来。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先是极力渲染“布什主义”(Bushism)，继而公开鼓吹所谓“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论。目前，“将美利坚帝国同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相提并论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十分盛行”(注：John Bellamy Foster,“The Rediscovery of Imperialism”,Review of theMonth,Vol.54,No.6,November 2002,p.1.)。实际上，近几年《纽约时报》和《外交季刊》等权威性媒体一直在为“新帝国主义”摇旗呐喊。《华盛顿邮报》编辑和专栏作家塞巴斯汀?马拉比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一文中呼吁美国政府在21世纪应该建立由美国领导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的新国际机构来取代联合国，用帝国主义的方法来对付所谓的“失败国家”和解决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注：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 States,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Foreign Affairs,Vol.81,No.2,March/April,2002,p.2?7.)。 “帝国主义”一词由来已久，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自资本主义海外扩张以来，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大行其道，曾经给亚非拉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作为臭名昭著的历史陈迹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之外。21世纪之初“美利坚帝国”的复活和“新帝国主义”论的泛滥，不仅意味着世界多极化进程面临严峻挑战，而且预示着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后九一一时代的霸术，即“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秩序，而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新灾难。 　　　　
布什主义和反恐战争

布什上台后，不仅在外交上走向单边主义，而且其武力政策亦趋于强硬，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新思路，这就是所谓的“布什主义”。 布什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单边主义。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领域都表现出无所顾忌的强硬姿态，“如同西班牙斗牛场上一头怀有敌意的公牛，无所畏惧地摧毁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注：Weng Ming,“Bushism is Emerging”.http://news.Xinhuanet.com/zonghe/2002?07/10/content?476937.html)。布什政府公开挑起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对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颇有微词，对朝鲜半岛南北和解进程反应冷淡甚至予以阻止，威胁伊拉克，在巴以武装冲突中明显偏袒以色列。2001年3月，布什以采取减排措施会加重美国经济负担和发展中国家未参与减排为借口，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使联合国十余年来阻止气候恶化的努力遭受严重挫折。2001年底，布什宣布美国退出美苏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加紧反弹道导弹试验，宣布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02年3月，布什又宣布美国在此后3年内将对12种进口钢材加征8%至30%的关税，以保护国内钢铁工业，新关税涉及欧盟、日本、巴西、韩国、俄罗斯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此外，美国政府还宣布推迟执行1996年核禁试条约，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协定和国际地雷协定。九一一事件后，尽管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合作以建立国际反恐联盟，但是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非但未有收敛，反而走得更远。布什的基本原则是“如果你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就是反对我们”(注：Weng Ming,“Bushism is Emerging”.http://news.Xinhuanet.com/zonghe/2002?07/10/content?476937.html)。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胜利，美国的单边主义日益膨胀，布什不仅将伊拉克、朝鲜和利比亚称为“邪恶轴心”，而且宣布反恐战争远未结束，战争将扩大到阿富汗以外支持恐怖主义的“失败国家”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流氓国家”。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 第二，崇尚武力政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它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的一种深入持久的挑战。”(注：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上升，而军事关系的影响有所降低。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布什入主白宫后，裁军和军控却成了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里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不顾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退出《反导条约》。2002年初，美国政府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称：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政府授权美国军队动用核武器首先打击下列七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仅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和国家间相互信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50多年来核大国的传统核政策，即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威慑或打击敌人的最后手段。 　　　　

新帝国主义和美国新战略安全

九一一事件是自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所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非对称性攻击。它不仅使美国蒙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对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极大地刺激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蛰伏已久的帝国主义意识。在克林顿时代，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劳伦斯?萨默宣称“美国是历史上惟一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注：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 States,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Foreign Affairs,Vol.81,No.2,March/April,2002,p.2.)。而近一年多来，形势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美国学者和政要相继发表文章“宣告美利坚帝国已经来临”。这个帝国在四个方面达到了超强地位：惟一的超级大国或顶级大国；惟一的高科技军事力量和军事革命的领导者；全球经济中最大和最先进的经济体和全球化的发动机；全球“软力量”的典范和流行文化的传播者。“今日之美国并不只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它是太阳底下以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一个惟一的全球性帝国，按照它自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注：James 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Current History,Vol.101,No.659,December,2002,p.403.)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观念是普世观念，用《独立宣言》的话来说，是“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赋权力，或者用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话说，是“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这就是“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观念”(注：James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Terrorism”,Current History,Vol.101,No.659,December,2002,p.403.)。 在布什政府的领导班子中，围绕美国大战略和重建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应实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或预防性的武力政策，在方便时与盟国协商，但绝不受国际社会规范和规则的制约。这些观念形成了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视角，它以布什主义为基础，却比布什主义走得更远。如果说布什主义仅仅是对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在外交和反恐战争方面的基本表现的理论概括，那么它还只是代表了一种“牛仔外交”，而新帝国主义论则说明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理念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新帝国主义论认为，美国拥有制定全球标准、决定威慑、动用武力和裁定公正的权力，美国的主权是绝对的，而对华盛顿标准(无论国际行为还是国内行为)提出挑战的国家的主权却是有条件的，至少在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鼓吹者们看来是如此(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44.)。

世纪之初，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热情地拥抱“新帝国主义”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反映了在所谓美国精英中仍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帝国主义情结”；另一方面，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从经济上来说，美国经济经历了90年代最强劲的增长，综合国力相对其他大国占有压倒性优势；政治上来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苦于战略对手模糊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全球战略一直囿于冷战思维的束缚，停留在遏制和威慑的旧框架内。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反恐战争催生了美国安全新战略，这个新战略真正反映了美国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各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恐怖分子为何仇视和袭击美国?不少学者都从反全球化运动和反美左翼中寻找答案，将恐怖袭击归因于战后以来美国长期的压迫性扩张政策。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日益感受到美国力量的巨大压力，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正经受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因此，第三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对压倒性的美国力量侵入其社会领域的强烈反抗，这些反抗多数表现为软弱的温和主义形式，极少诉诸激进暴力方式。从伊斯兰世界来看，长期掌控中东石油资源正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这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在极其敏感的以巴冲突中，美国政府又长期偏袒以色列，这一政治立场不仅将美国推上了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还激化了美国同伊斯兰反全球化运动的矛盾。然而，布什政府对于恐怖主义全球化和美利坚帝国的全球扩张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它集中体现于2002年9月19日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这份重要文件宣布美国和世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同时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不久就能从这些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袭击美国及其盟国(注：James Kurth,“Confronting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CurrentHistorg,Vol.101,No.659,December,2002,p.404.)。新安全战略被称为美国统治全球化时代的霸术，它将取代美国用以统治冷战时代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因此，“2002年的‘布什主义’在重要性上既可与1947年构筑遏制政策的杜鲁门主义相媲美，又可与1950年的国家安全NSC?68号文件相提并论，正是这份文件构筑了核威慑战略。”(注：James　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Terrorism”,Current Historg,Vol.101,No.659,December,2002,p.403.) 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并没有迅速形成新安全战略，而是继续沿用冷战时代形成的遏制和威慑政策。在反恐战争直接推动下，布什政府推出了作为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美国新安全战略。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新战略，认为它包括七个要素：第一，维持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允许任何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联盟取得霸权，布什认为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说，“美国已经拥有并打算保持超过应对挑战的军事力量，使其他地区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无立锥之地，迫使竞争对手从事贸易和追求和平。”(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49.)第二，重新分析全球威慑及怎样彻底消灭它们。国际社会面临的残酷现实是为数众多的恐怖主义小集团也许会得到“失败国家”的帮助，它们很快就能获得具有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灾难性的破坏。第三，新战略认为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已经过时了。现在，威胁不是来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其他核大国，而是来自没有明确地域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恐怖分子是不可威慑的，因为他们不仅甘愿为事业而牺牲，而且可能逃脱报复。”(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51.)对付恐怖分子的惟一选择就是动用武力，即在恐怖分子滋事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或预防性的军事打击，并彻底消灭他们。第四，国家主权需要重新诠释，换言之，主权是有条件的。“由于恐怖主义不受威慑，美国必须准备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以便对恐怖主义威胁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恐怖分子不尊重边界，美国亦如此。”(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52.)第五，新战略表明国际规则、条约和安全伙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已经贬值了。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不是美国应从全球收缩力量，而是美国要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在全球开展行动。第六，在应对威胁时，美国注定要扮演主导性的、不受约束的角色。第七，新战略对国际稳定毫无价值(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49?55.)。 从约翰?埃肯伯里的分析可以看出，布什政府的美国新战略同干预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和“有限政府”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和维护人权，先后在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黑和科索沃等地区以武力实行干预主义。由于西方国家向来在人权、民主和人道上推行双重标准，在干预理论动听的口号下掩盖的却是肮脏的政治交易和经济利益，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随着“人道主义干预”名誉扫地，新干涉主义也备受质疑和批判。而九一一事件恰好为美国霸权主义进行全球军事干预提供了新借口。 布什政府极力渲染恐怖主义全球化的恐怖情景，以“失败国家论”取代“人权高于主权论”，为美国安全新战略制造舆论。“失败国家”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流行于西方。199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成立了“国家失败特别小组”，其任务是评估和预警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失败”。根据“国家失败特别小组”报告，“国家失败”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中央政府权威部分或全部突然崩溃，从而导致下列社会混乱的发生：革命性的战争如中央政府与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分子之间连续的军事冲突；由于国家的政策失误或者代理人发起的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种族大屠杀和政治大屠杀；现行体制的突变如政府领导模式的剧烈动荡或迅速转向独*统治的突变等(注：Gary King andLangche Zeng,“Improving Forecasts of State Failure”,World Politics,July,2001,p.625.)。当时的“失败国家”主要指内部丧失威权和法制能力的前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发源地或藏身所并已严重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因此将那些资助国际恐怖主义和允许国际恐怖主义在其境内活动的国家也视为“失败国家”。美国认为“失败国家”没有国际社会生存的权利，国际社会或者一些国家或者一个国家有权对这些“失败国家”采取行动，甚至包括改变它的政府来制止危害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 可以看出，“失败国家论”(“失败国家”也包括“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和“恐怖主义威胁”等布什政府的口头禅同“人权高于主权”、“有限政府”和“民主和平论”等如出一辙，实际上仍然是为美国在全球推行军事干预政策服务的。不过，在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已不满足于“仁慈的霸权”，而是要推行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美国的政策逻辑已经很清晰：新帝国主义是布什政府的现行政策，安全新战略是新帝国主义的军事纲领，“失败国家论”则是新帝国主义的辩护之辞。 　　　　

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

在历史翻开21世纪的扉页时，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和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泛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最为敏感的两根神经。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全球化刺激了美国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膨胀，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乌托邦”也激起了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恐怖主义固然有着多种背景和原因，九一一事件却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和强权政治有着逻辑关联性，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否只有诉诸新帝国主义一途呢? 美国国内舆论对新帝国主义论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大多数美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演习，美国人民可能会深感惊讶，他们并不喜欢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帝国。”(注：John Bellamy Foster,“The rediscovery ofimperialism”,Review of the Month,Vol.54,No.6,November 2002,p.2.)由于美国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对象，美国企图通过对恐怖分子和所谓流氓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维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增进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完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不顾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给后九一一时代的世界平添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和新帝国主义政策的付诸实施，意味着国际政治秩序将退回到盛行丛林法则的“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实际上，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新帝国主义论颇有微词。埃肯伯里指出，布什政府除了把反恐斗争定义为自由和邪恶之间的较量之外，对反恐战争之后的国际秩序尚未有任何考虑。现在流行的看法是“美国似乎只打算动用它的力量去追剿恐怖分子和邪恶政体，而不是建立更加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Sept./Oct.,2002,p.52.)。这解释了为何九一一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善意与同情很快就消失了，而代之以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和对单边主义政策的怨恨情绪。伊万?艾伦德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迎合了“新帝国主义”的要求，其风险可能远大于收益。第一，在相互依存时代，伪善、傲慢和不适宜的国际行为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风险很大。第二，比起传统帝国，现在与人为敌的潜在成本要高得多。尤其是帝国主义战略将加重美国经济、军事及联邦预算负担，过度扩张可能加快美国超级大国的衰落，前苏联和大英帝国就是如此。第三，刺激其他国家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对付美国军事力量的安全保险政策(注：Ivan Elan d,“The Empire Strikes Out:The ‘New Imperialism’and ItsFatal Flaws”.http://www.cato.org/pubs/pas/pa?459?es.html.)。就连塞巴斯汀?马拉比也承认美国政府推行新帝国主义“代价过于高昂，进程过于艰难，而且存在着很多潜在的危险”(注：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 States,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Forign Affairs,Vol.81,No.2,March/April,2002,p.6.)。 新帝国主义论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遭到同声谴责。中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如若此论大行其道，以国家平等、国家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领土完整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将会荡然无存，国际社会势必沦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注：田中靖宏：《新帝国主义在美英抬头》，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8日。)。第三世界网络组织主任霍尔认为“失败国家论是一个会引起惊慌的理论”，“它将会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打开在许多国家进行政治甚至军事干涉的大门”，“这一理论的结果极有可能使国际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单方面干预所提出的‘失败国家论’以及其他辩护理论会使全球局势比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危险”(注：刘斌：《“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新世纪的霸权理论》，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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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主义论反映了美国在21世纪初期的全球治理观，即在大国实力对比严重失衡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妄图凭借其睥睨天下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继续推行霸权政策，企图建立美国对全球实行“帝国统治”的单极世界。美国借反恐之机，不断强化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对全球事务的“绝对领导”，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而美国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这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DIZHI乃至反抗。如果布什政府不适当收敛其日益膨胀的帝国主义野心，在反恐斗争中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长此以往，国际社会有可能自发形成抑制美国霸权主义的集体力量和集体行动，届时美国的所谓“世界领导”地位亦将陷入杌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