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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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 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 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关键词：安全威胁、中国战略、新思考

冷战结束之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着新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 为了保证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实现， 必须重新认识安全威胁，并且提出符合实际情形的前瞻思路。

一、未来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对于能源的需求还将持续加速上升，但石油的主要供应地中东仍将动荡不稳。 预计到2020年，能源需求还将上升50%，这将刺激里海、拉美和西非的石油供应。 从总体上看，能源供应能够满足增长的需求，但是政治和经济不稳带来的风险也在增加。 尤其是中东的现代化滞后，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具有全球性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的能源供应、而且对中国的穆斯林产生影响。

2.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可能产生不稳，并“溢出”到地区。 中亚、高加索等前苏联地区，尚未完成其转型，其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任务艰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极易滋生。 南亚和东南亚的有些国家还在寻求民主化的独特道路，可能出现混乱、曲折和倒退。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紧邻中国，其动荡可能波及中国的边疆地区。

3.恐怖主义将更加小型化、分散化、地方化，有些被***主义所利用。 预计到2020年，大部分恐怖行动仍使用常规武器，但有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信息武器与核武器。 恐怖主义可能比较集中于伊斯兰地区，但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 这是任何国家必须预防和应对的。

4.如果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地区热点仍将延续，例如巴以冲突、印巴对峙等。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核扩散可能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发生。 有些地区热点靠近中国，核扩散也会损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台海紧张局势则是中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它不仅涉及两岸关系，也涉及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大约可能造成四类冲突和战争，即：发展中国家内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的冲突和干预战争。 其中干预战争既可能由某一国际组织进行，如北约干预科索沃，也可能由某一大国进行，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了变化，而且战争动因也大不相同。

1.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冷战时主要为了争夺领土、资源和战略要地，冷战后这种争夺犹存，但往往更紧密地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 由于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十分普遍，矛盾和冲突容易溢出为地区性冲突。

2.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拉大了富国内部、富国与穷国之间、穷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加上国际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因素的存在，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破坏性力量。 各种国际行为体都能利用全球化提供的便利， 造成超出于以往的影响。全球人口、环境、资源的问题也潜藏着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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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个新的动因是外来干预增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承认主权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对一国的干预可能性增大。 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单边主义上升，实行先发制人战略，以武力推行“ 政体改造”，伊拉克战争便是实例，今后也不能说不会再度发生。

二、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

安全威胁从哪里来？不少人会立即指认某一大国（如现实的美国或潜在的印度）为主要威胁，实际上是思维定势在起作用。 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 大国之间不会兵戎相见，中国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陷入与大国的冲突。 冷战后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和次区域层次上展开，大国之间不互相为敌，处于“ 斗而不破，和而不从”的状态，这是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保证。 认为目前中国与大国的合作是“ 暂时的”、“ 非常态” 的， 似乎还要回到大国对抗的“ 常态”去，是套用冷战经验，犹如刻舟求剑。从冷战后安全威胁所造成的4种主要冲突入手，分析它们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战略非常必要。

第一， 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甚微，邻国不稳对中国的影响大多是局部的。 虽然中国邻国众多，易受波及，但大部分邻国实力低于我，加上中国实行睦邻友好政策，邻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可能性甚微。 虽然有些国家与美国保持军事联盟或军事合作，但是他们愿意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不愿意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动，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并不一定跟随美国。

第二，中国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可能性极大，目前抵御能力还较弱。 冷战后我国已经经历了金融危机、非典、禽流感、艾滋病、能源紧张、环境破坏等的冲击。 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主义的任务也很繁重。 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造成比一般冲突和战争更严重的破坏，值得引起高度警觉。 有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有些则不然。 这是我国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这类威胁具有分散性、突发性、综合性的特点，有些甚至今天还无法预见，其危害性更大。 面对新的挑战和威胁，各国虽有很多分歧，但也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

第三， 中国处于发生内部不稳的矛盾高发期，但是政府的控制能力较强。 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是社会矛盾集中高发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动荡。 而且，安全威胁所具有的国内国外的关联性在中国表现得很突出。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对国内外联动所引起的局部不稳仍须高度警惕。

第四， 中国受到外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大，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主要涉及与美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 中国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如果台湾“独立”或外国干预台湾，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当然，中国早已确立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目标，美国对台海的基本原则是“不统不战不独”、“维持现状”，中美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找到最低的合作基础。 美国虽是世界超强，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如要干预中国，更不容易，其代价巨大，美国也会尽力避免。 加上中国对台湾实行正确的政策，就能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依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顺序如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当前是资源、能源和金融，更长期则是人口、环境等压力；国内不稳定；美国干预台湾问题；与邻国的冲突。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互相关联，非常复杂，上述因素也可能互相引发，必须提前预防。

三、如何看待和应对安全威胁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防止战争和冲突，保卫国家安全， 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战略决策的正确，以及寻求与外界的良性互动。 因此，在如何看待和应对威胁方面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保证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某种物质的、具体的、天生既定的国家利益。 这是一种误解。 在相同或相似的物质条件之下，人们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可见，物质力量对国家利益的确定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怎样看待自己和别国的关系，也就是观念起了更大的作用。 成败得失经常在一念之差。 历史无数次证明，人们难以预测许多重大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 其实即使能够预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无济于事，也未必能正确应对，因为人们仍陷于旧认识的窠臼之中。 只有对新思想和新趋势始终保持敏感性，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认识，才是最佳的应对状态。 在今天安全威胁多样、突发事件频繁的条件下，更应强调与时俱进地提高认识的必要性。

在各国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宁肯把朋友错当成敌人，也不能把敌人误认为朋友，认为后者将对国家利益产生最大的危害。 而在中国这种倾向尤为严重，因为“左比右好”的“政治正确性”在对外政策上也有反映。 我们不能对敌情丧失警惕，但是错估敌情的危害往往被低估，也许导致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安全威胁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许多人还把某一大国看作主要威胁。 这不仅会忽略真正的危险，把人力物力投错方向，还可能造成“ 你把谁当成敌人，谁就会真成为敌人”的恶果，对国家利益造成莫大的损失。

这里不能不提到如何看待美国。 最近有些观点相当流行，即美国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会遏制中国，美国一定不会让中国统一，一定不会让中国崛起。 这种观点完全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并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也无法得出更前瞻的判断。“ 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有了很大调整，把国土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把反恐与反扩散作为主要威胁，把关注目标不仅投向“ 崛起”国家，也投向“ 失败”国家，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发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 这一趋势不是临时的、短暂的，将是长期的、根本的。 因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要求世界各国联合应对，形势比人强，回复到冷战格局几无可能。 美国国内一直在辩论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今后也还会争论下去。 这说明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各自的战略选择和他们之间的互动，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 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挡的，除了中国自己的决策错误。 确实，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会增强，但另一方面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和相互依存也会增强。

也有人认为， 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中国坚持新思维，必然吃亏。 在他们看来，世界仍然是强权政治的丛林， 中国唯有以实力说话。历史已经证明，把握时代发展的思想能指引我们洞幽察微，占尽先机。20世纪70年代末，冷战尚未结束，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开始全方位地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十多年来，中国历经“ **风波”、台海危机、炸馆、撞机、金融风暴等冲击，都化解了矛盾和冲突，走向新的进步。 反之，如果以冷战思维处理，就可能使中国陷入困境，打断现代化的进程。 虽然今天的世界仍不完美， 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的法律、 规则和原则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最突出的就是承认和尊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虽然也有反面例证，但大多数遭到国际的质疑。 冷战结束之后，无论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的层次上， 各国之间的合作意向、机制和制度都在增强。 这些新的趋势值得中国关注，中国对新趋势的态度和推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身份的变化。 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 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加入了许多地区和全球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合作、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意味着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利益有交汇重叠，中国承担了新的权利与义务。 过去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对中国身份变化的思考还很不够， 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既必须分担许多挑战和威胁，也具有了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新合作平台。 如果充分地运用和开发这些平台，就能大大增强中国应对安全威胁的思路和手段，也能使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易被外界接受。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展以及国际合作的增强， 中国抗御安全威胁的能力必定会逐渐提升。只要坚持和发展新安全观，制订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就能应付各种挑战，保证战略机遇期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