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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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秩序转型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的历史上看，新旧国际秩序的转型往往呈现这样的特点：首先，新旧秩序的转型通常发生在战争之后。世界战争或大规模战争往往成为新旧秩序转换的直接催化剂，战后大国或大国集团都要召开一系列的国际会议，签订国际条约，将新的秩序确立下来。“一次真正的危机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它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以致会导致体系的终结，并被一个或更多的后继体系所替代。这种危机并不是反复（周期）发生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的存在过程中只会发生一次，并标志着该体系的历史终结。它不是一种迅速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转型时期，是持续几代时间的一个长时段。”[1]因此，这仿佛给人这样的印象：秩序的转型似乎必然伴随着战争。而战争又与崛起大国相关，如FaGuo的崛起与拿破仑战争，德国的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再崛起与日本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次，大国主导新旧秩序的转换。战争由于大国的卷入而扩大，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之后，大国都在寻求通过实力的显示或外交的施展，为的是在新秩序中确立有利于自己和未来的利益。弗兰茨·舒尔曼指出，2500年以来，有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2]作为国家安全的追求目标，大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建立一种秩序实现霸权统治下的和平，正是由于这种大国主导欲望的角逐勾画出了未来国际秩序的轮廓。

　　第三，新旧秩序的转换直接体现在一系列大国之间的战后安排、协定或机制上。如凡尔赛会议确立了凡尔赛秩序，维也纳会议确立了维也纳秩序，雅尔塔会议后形成了雅尔塔秩序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历史事件对于战争之后的世界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也是大国之间权力或利益再分配的历史性定格。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化》一书中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化有三类：体系变更、系统性变化和互动的变化。所谓体系的变更包括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系统性变革涉及对一个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而互动的变化，其含义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该体系权力和威望的所有等级的变化，但通常包括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3]

　　然而，与以往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的是，当前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并不是发生在大战之后，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相反，东亚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和平转型”。恰恰因为这样，这种转型所需要的时间或过程恐怕要更多或更长，未来东亚究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还不能十分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东亚的力量组合对比、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变化。转型的驱动力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这两大因素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与历史上其他国际秩序的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全球化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安全与制度的剧变，对于这种变化光靠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充分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现判断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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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秩序转型的层次分析

　　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实际上是指东亚秩序将长期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在这里有三个转型：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这里将从全球层面、东亚区域层面、国家内外政策层面、国家决策者层面和非国家行为体层面来分析。

　　在全球层面，当前的世界格局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既不是单极独霸的时期，也不是多极化的时期，这决定了它兼具“单极”与“多极”两种格局的特性。同时,世界性组织在发展壮大，以联合国等机构为标志的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制约战争以及促进共同发展的全球性机制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应当说，这种特性有利于新崛起的国家的回旋余地，有利于降低霸权国对新兴国家的恐惧心理，和有利于大国的崛起。全球化既产生着统一的力量，又产生着分化的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国际关系秩序的重新建构时就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以统一的社会和政治不断发展为标志的国际秩序。

　　在地区范围关系层面，区域合作组织角色突出，它们依靠文化联系，地缘优势，经济互补、安全共享为依托，成为该地区区域一体化或准一体化的转型动力。东亚是受冷战影响甚深的地区，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地区从冷战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地区主义与区域合作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这种转型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在于其区域合作的热情空前高涨。地区主义成为东亚整合的推动力，它正从一种缺少正式的结构的“软”地区主义向更重视制度建设的“硬”地区主义过渡，其体现是各种各样的正式的机制化安排得到推进和强化，制度环境日趋强化。

　　从国家层面看，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国家不仅作为民族权力机构，而且是文化共同体存在，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支柱。总的来看，尽管同样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亚太地区国家在维护主权方面的意识更强。当然，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将推进合作作为实现自身利益最佳途径；另一些国家仍对于冷战时期的安全迷恋有加，虽然不得不加入到区域的合作中去，却仍然抱有冷战偏见，如强化军事同盟。这种转型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就是，冷战时期的军事条约还占据着其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合作上仍顾虑重重。美国虽然不是地处东亚的国家，但它却深深地卷入了东亚，成为东亚体系的某种外延。

　　在领导人层面，东亚社会力量，特别是东盟国家领导的权威主义统治走向终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权威政治步入了转型期，各权威政治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如1986年2月，菲律宾发生了“二月革命”，独*统治者马科斯在总统选举中下台，科·阿基诺出任总统，在菲律宾着手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使菲律宾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权威主义告别的新的民主化道路。1987年，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了著名的“6·29”民主化宣言，并于同年修改宪法，在韩国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90年李光耀将总理职务交给年仅40岁的吴作栋，在新加坡开始实行总理与总统分权的制度。1992年泰国发生了“五月风暴”，素金达军人政府倒台，民选文人川·立派出任总理，这使泰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出现了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亚所发生的这些重要政治变革标志着曾经统治东亚30多年的权威政治寿终正寝。这些变革大体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的置换。立法机构作用得到加强，由突出行政分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由沉静到活跃。[4]东亚地区新一代的领导者正在崛起，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比以前高，大都年轻化。活跃在政界、政府机构、商界、学术界和科技界的年轻一代领导者，正在重新规划亚洲和世界发展方向。[5]这种政治转型的发生与发展是由本地区本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社会阶层的兴起、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的结果，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与社会集团力量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变的结果，也是权威主义政治在面临社会内部或外部压力不断做出让步与妥协的结果。这种变化这种转型对于东亚秩序的影响在于更加强调利益的调和，少有意识形态和历史包袱的约束。

　　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日增。民族国家虽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其作用已经有相当的弱化，已不再具有垄断作用。传统的国际关系只重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分析，而对民族国家之上和民族国家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视不够。比如欧洲，由于欧洲的一体化整合，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重视国家之上的地区单元，但对国家之下的地区单元重视不够。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差异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都将具有很大的影响。如中国内部各个地区的差别就相当明显，如沿海地区已经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联系，这种联系不亚于，甚可能高于它们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它所受到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外部世界；而另一些地方只能是边缘化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甚至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不相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下的单元的这种联系，或增强或削弱，或整合或分离，这种微观地区主义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而且日益重要的课题。

　　全球化推动了跨国联系的迅速扩展，使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交互渗透日益加强，并产生了制定集体性政策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愿望。新型的多边格局和新型的集体决策方式涉及到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等行为主体。这种分离趋势使得国内政治决策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再能完全孤立地设计其政府的行动、决定和政策。所有这些变革预兆，是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标志。区域化正是对全球文化、政治差异的默认，也宣示单一价值观、文化观、政治观在全世界发生作用的局限性。在这样的大变局下，国际关系秩序在次区域性、地区性和全球性结构的互动过程中重新设计。

三、东亚安全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东亚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它包括文化渊源、经济联系、关系密度和共同利益驱使等要素。它的地理支点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东亚国际秩序在可见的将来仍将处于 “和平转型” 过程中。这是由于：

　　（一）核心国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国际秩序最不稳定的状态是发生体系性战争，即由于世界主要大国卷入所引发的世界大战。从安全方面看，在可见的将来，东亚乃至世界并不存在发生大战的危险。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就没有战争危险了。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冲突固然不断，但这些战争都不涉及新兴大国的核心利益。一般来说，核心国家之间只要不爆发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很小。远离战争对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实力在增长，利益边疆也在不断延伸，从理论上讲，新兴大国更加小心翼翼，会努力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不断地卷入战争，必然将消耗其资源和力量，可能会错失崛起的良机。因此卷入战争的风险越小，对新兴大国越有利。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中国卷入大战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大，这对中国集中精力和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大为有利。

　　（二）日本所走过的崛起—扩张之路成为反面教材。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开始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法规和技术，后来中国落后了，日本将目光投向西方，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现代工业，实现国富民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使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得到提高。“明治维新”实际上是日本的“脱亚入欧”运动，目标是把日本建成与欧美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然而，当日本强盛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像大不列颠一样，是一个位于大陆沿海的小岛国。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态度随时势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同大陆的这种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风波迭起还是风平浪静，形成日本文化的很多东西正是由于这种联系而产生的。而有时，冷漠疏远的态度占了上风。在整个现代时期里，日本人的意识中始终都充满着一种孤立自处的感觉。日本发展的种种现实情况本身就使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它位于亚洲，但又不完全属于亚洲。它所取得的进展，还有它所面临的问题，都使它自然而然地同“先进的西方”站在一起，特别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然而，双方相互认同的观念却比人们设想的要薄弱得多。[6]与其说，日本是在“脱亚入美”，不如说是日本战略的贫困，沦为“亚洲的孤儿”，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三）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与相互依存度在不断提高，该地区国家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当前亚洲区域合作的特点是：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合作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区域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相邻国家为减缓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纵观全球，亚洲的区域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十分旺盛。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不断涌现，已逐渐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良好态势。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不断推进，以“亚洲合作对话”为代表的泛亚合作崭露头角。短短几年间，域内各国签署和正在商谈的自贸协议已经超过40个。此外，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圆桌会议、东亚思想库网络等二轨机制也日趋活跃。今年将举行的“东亚峰会”将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历史上一个分水岭，蓬勃发展的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将为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更加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正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中国在进入21世纪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二是由封闭体系向开放体系转换；三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换。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的有利条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使中国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由于有了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经验，中国在未来可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也有更强的抵御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全球化还为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获取资源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发展与东亚的区域合作相得益彰。中国在维护东亚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合作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中国对亚洲区域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趋紧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区域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成的筹建以及10＋3的进程，逐步加大了对这两大区域合作的投入。中国率先与东盟确立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了其他域外国家对自贸安排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了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中国还与日、韩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和平、进步、开放、合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东亚，相反是根植于东亚，与东亚互为战略依托。中国走的是一条与亚太地区振兴紧密相连的“亚洲化”发展道路。

四、小　结

　　冷战的结束、“9·11”事件、欧盟东扩、全球化等使原有的国际秩序崩塌。从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的创新和变迁逻辑来看，由于暂不存在体系性战争的危险，未来国际秩序的调整过程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尽管转型也意味着不确定与风险。当前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发展趋势，每一个地区各有特定的联合形式，然而一些最为成功的一体化区域正在多民族的核心周围发展起来，并为集团的进一步扩展和整合提供原动力。区域力量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某些一体化程度极高的发达地区，其本身就是改变世界格局的新型大国力量。东亚和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秩序转换的过渡时期。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使东亚区域合作具有更加鲜明的战略性与历史意义。从本质上讲，东亚区域合作实际上与今后建立何种地区秩序与格局密切相关。东亚合作已经成为亚洲各种类型区域合作中的亮点，不少国家对东亚合作的目标和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从客观发展趋势和各方积极愿望看，建立共同体可以作为探讨东亚合作远景目标的设想之一。同时也要看到，“东亚共同体”迄今仍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对于其定义、应包括什么内容、以何种方式前进，尚需要各方进一步的研究与充实。从转型的层次分析来看，无论从国际、国家、领导人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层面看，这种转型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每个层次中都有特定的行为体和内部结构，而多个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完全隔离的。由于面更广、利益更分散、行为体更多元、可以转化的矛盾的空间更多，因此更有利于大国的崛起。

　　中国的和平转型表明自身处于一个和平崛起状态。中国与未来东亚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东亚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更多地参与其中，这种相互关联会越来越强，它将对双方的利益、身份以及行为规则与规范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将直接影响着东亚未来国际秩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将与自身利益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利益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多的合作机遇。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国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点，并带动中国的政治和战略范围向全世界扩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力量的合作与竞争面同时延伸，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就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就不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个大国对国际事务应有之责。中国与东亚未来国际秩序之间形成的这种建构关系，正在为“东亚和平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必将对未来东亚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还需要考虑妥善处理与美国关系。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美国虽然不是地处东亚的国家，但它却深深地卷入了东亚，成为东亚的某种外延。从19世纪末起，美国的注意力就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太平洋——亚洲区域方面。在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在美国获得菲律宾和关岛之后它就成了亚洲秩序的一部分。今天，东盟和美国互为各自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23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072亿美元。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在维护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责任，这也要求中美在反对“台独”方面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总之，虽然东亚的地区秩序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任何一种单一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准确地把握或理解这种变化，现实主义会“过分简单化，有时是危险的”，而自由主义“同样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7]因此，对于东亚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需要超越历史，需要摆脱大国争霸的分析框架，而更多地、主动地、积极地寻求利益的汇聚。当前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总体上就有利于各方的利益，作为该地区一个大国力量，中国既从这种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型”中受惠，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为该地区的和平做出贡献。



注　释：

　　[1]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页。

　　[2][美]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3][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化》，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4页。

　　[4]张蕴岭主编：《亚洲的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240—246页。

　　[5][美]约翰·奈斯比特著《亚洲大趋势》第266页。

　　[6][美]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辛耀文译：《亚洲及其前途——向各主要强国提出的问题》第53页。

　　[7]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 3 (Winter 2004/05), 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