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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重新认识“心脏地带理论”及其战略涵义 [打印本页]

作者: 岸上的猪 时间: 2008-10-30 19:49
标题: 重新认识“心脏地带理论”及其战略涵义
　　[内容摘要]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对现代世界的发展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指出,麦金德的理论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是他对“心脏地带”重要性的看法,二是他为防止其为一国独占而提出的地理战略构想,这种构想的目的是塑造一种对英国乃至对西方文明有利的力量平衡。本文认为,麦金德的理论代表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由它所体现的海权和陆权的对抗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时代,而这点正是麦金德理论的一大根本缺憾。

[关键词]麦金德　心脏地带　地理政治学　战略研究　国际政治理论

　　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是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英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和著名的大战略思想家,是20 世纪西方地理政治学思想最重要的先驱者和理论阐述者之一。作为一名战略思想家,麦金德对现代战略思想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创立并提出了著名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2ory) ,这一理论后来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及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①在理论上,麦金德有关“心脏地带”重要性的论述,实际上脱胎于他本人对由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引起的国际权势变动模式的深刻认识。而他在此基础上阐述的地理战略观实际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他对“心脏地带”重要性的看法;二是他为防止“心脏地带”为一国所独占而提出的地理战略构想,这种构想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种对英国乃至对整个西方文明有利的力量平衡。麦金德战略思想中体现出的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均势”的注重,就其实质而言也正是他的地理战略观能够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原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金德战略思想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心脏地带”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它所体现的那种国际权势变动模式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这点恰恰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一大根本缺憾。②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学说曾经象麦金德的理论一样,在产生非常广泛影响的同时,又受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严厉批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曾经对麦金德的理论所做的歪曲,更在于后世的人们对他的理论普遍持有的那种极端教条式的理解,而这点实际上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关键意义。

地理政治学与地缘政治学

一般来讲,地理因素对任何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内外关系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且它们在所有那些能够产生此类影响的基本要素中,无疑是属于头等经久与头等深刻的一类,而正是这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地理环境同国际权势竞争两者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作为人类思考和判断地理因素之社会作用的一种理论形式, “地理政治学”实质上是一门专门研究地理环境同国际权势竞争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两者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关注的重点在于各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对国际权势变更的重大影响,以及那些同地理因素的作用密切相关的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趋势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内在涵义。①同其他国际政治理论相比,“地理政治学”的根本特点不仅在于它通过考察地理环境力求达到的乃是一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总体认识,而且在于它涉及的主要是各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情势,即地理环境虽不会经常改变,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却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中。②在理论上,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仅有赖于我们所知道的目前的和过去的现实,还在甚至更大程度上有赖于人们如何去想象这种现实”。而这点也正是各种形式的地理政治思想能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关键原因。③

在20 世纪的人类历史上, “地理政治学”的应用虽然已非常广泛,但至今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仍然是众说纷纭。一般而言,“地理政治学”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一种从空间角度对人类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国际关系实践) 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描述性的(即它能帮助人们从整体上理解这个世界) ,同时也是战略性的(即它能向人们提示采取行动的某些基本途径) 。④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政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常常受到曲解,迄今为止仍然有很多人坚持将之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地理决定论”或是一种对国际侵略行为的辩护,而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缘于豪斯霍费尔代表的德国“慕尼黑学派”曾经对“地理政治学”的歪曲。⑤正因此,人们现在一般将豪斯霍费尔创立的理论称为“地缘政治学”( Geopoli2tik) ,而将以麦金德等人为代表的理论称之为“地理政治学”( Geopolitics) 。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实际是一种纯粹的“地理决定论”;而后者在关注地理因素作用的同时,坚持认为应将其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考察,即任何特定时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不仅是地理条件的产物,也是由相关各方在人力、组织、技术等方面比较中得出的结果。⑥

“地理政治学”诞生于19 世纪末,首要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和瑞典学者鲁道夫•契伦。自其诞生之日起, “地理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影响使它在思想上几乎一开始就***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拉采尔和契伦倡导的“有机国家论”(Organic State Theory) ,另一派则是以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为主要思想代表的“地理战略论”( Geost rategy) 。⑦前者由于在思想上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因而完全将国家视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并据此强调“生存空间”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则是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技术、组织、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趋势对国际权势对比的各种潜在含义。⑧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麦金德“地理战略论”的集中体现,就是他1904 年首次提出并两度修改的“心脏地带理论”。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在于它首次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同时也在于它由此而建立了一个囊括其后绝大多数地理政治视角的理论框架,这其中同样也包括了许多麦金德理论的反对者。⑨

从“枢纽地带”到“心脏地带”

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的组合及富源与天然通道的组合,事实上有助于各帝国的成长,并最终也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的成长”;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就是在欧亚大陆(即“世界岛”) ,而对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片广袤的内陆区域(即“心脏地带”)的控制则又是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关键。lu麦氏对“心脏地带”重要性的最早陈述见于他在1904 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这篇文章的立论基点就在于地理环境及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政治实体间的权势变迁起到了极大作用。①该文依据自然地理特征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二是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形成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由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其中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三面(除西面外) 山系环绕,且河流主要流入内陆湖泊或北冰洋,因而历来是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区域;这片广袤且人烟稀少的地区历史上一直由各种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②麦氏根据历史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代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围在一个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受到来自内陆中心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 世纪后(后哥伦布时代) ,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③麦氏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他战略思想的核心命题,即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内陆和冰洋水系覆盖的地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历史上占据这里的游牧民族曾经对边缘地带造成过严重威胁,20 世纪铁路的发展将再次使边缘地带面临类似的压力,一旦铁路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能够被组织起来,那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④

“历史的地理枢纽”,传达的乃是一种对后哥伦布时代海上人的优势有可能丧失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根源当时主要是俄国,但笔者认为这种威胁也可以来自其他追求“枢纽政策”的国家,而这也正是麦氏后来所关注的重点。1919 年,麦金德出版了著名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虽然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它在表达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欧亚大陆在书中被称为“世界岛”, “枢纽地带”则成为“心脏地带”。同先前的“枢纽地带”相比,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有两处重大改变:一是它向南扩展到中亚细亚山地,因为这里的水系虽然流向海洋,但仍是海上人难以到达的地区;二是它向西扩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水域,因为在陆上人强大的时候,这两片水域实际上是两个内陆海,海上人的势力根本无法进入,而这就意味着从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东欧地区同样是“心脏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把东欧地区结合进来是麦金德思想在1904 —1919 年期间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其原因是当时的德国已取代俄国成为海上人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麦氏著作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同他认为的国际权势竞争的发展趋势是完全分开的:虽然他曾经将俄国看成是“心脏地带”的主要居住者,但同时也意识到俄国将会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未改变他阐述的基本论点,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心脏地带”,地理因素的作用都会使它的行为同先前的俄国相差无几。⑥鉴于当时的德国已成为中东欧地区唯一具有高度的工业化和组织性的国家,连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向东扩张的历史,麦金德将东欧看成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这一看法被他缩略为一个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⑦

麦金德1919 年的著作传达的是与其1904 年论文完全相同的情绪。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是海上人对陆上人的胜利,但麦氏仍拒绝从实质上背离1904 年的论点,因为在他看来,陆上人虽然暂时受到了挫折,但优势仍然在他们一边;这种优势不仅来自于“心脏地带”的地理特征(即战略上无懈可击、领土上邻接成片及丰厚的自然资源) ,同时也在于其强势的“人力”和“组织”。①

1943 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军队开始转入反攻之年,麦金德对他的“心脏地带理论”做出了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修正。这次修正是在“心脏地带”战略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展示的情况下做出的,修正的结果也就是麦金德于1943 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周围的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②在这篇文章中,麦金德虽然仍坚持先前阐述的有关“心脏地带”战略意义的基本论点,但同时也对“心脏地带”的地理范围做出了重大的修正,即将位于苏联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勒那地区”) 排斥在“心脏地带”的范围之外。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修正,其关键就在于他认为“勒那地区”现有的人口密度使其战略潜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发挥出来。③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1943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他本人对“心脏地带”的地理范围做出的这种修正,同时更在于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同“心脏地带”相对应的地理政治概念———“地中洋”( the Midland Ocean) 。这一概念对理解麦金德的战略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点往往被后人所忽视。

均势、“中间带”与“地中洋”

有人认为,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开始的美苏冷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国家为防止麦金德的预言转变为现实而打的。④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然而也可能正因为这种影响,该理论往往被人们当作是某种不变的教条而加以指责或颂扬,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将他阐述的基本原理同“心脏地带”本身的重要性等同起来。⑤

作为一个生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麦金德力图在其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实际上也正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变化趋势的反映。自19 世纪后半期以来,英国及由它领导的海外殖民帝国开始受到了大陆国家强有力的挑战,铁路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大陆国家第一次有可能获得扩张所需的足够资源,而这也就意味着海洋国家同大陆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已开始朝着不利于前者的方向发展。⑥当然,尽管麦金德相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位于“枢纽地带”的陆上强国对海洋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要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1890 年麦金德就提出如果英国要想在组织、资源和人力上同其他欧洲帝国及正在崛起的美国和俄国这样的洲际强国相抗衡,那么英国及它领导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就必须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本质上讲,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英国古典的“均势理论”在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反映的也正是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陆强国崛起特有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同样使麦金德在其著作中始终念念不忘寻找一种平衡“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办法。也正因此,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不仅突出了“心脏地带”的重要性看法,更是为防止“心脏地带”被一国所独占而提出的地理战略构想,目的就在于塑造一种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有利的力量平衡。⑦

“心脏地带理论”的均势特征,集中体现在麦氏先后提出的两个同“心脏地带”相对应的地理政治概念上,即“中间带”和“地中洋”。一战后德国已取代俄国成为最有可能统治“心脏地带”的国家。为防止真的出现这种局面,麦金德提出了在德俄两国间建立一个“中间带”( the Middle Tier) 的设想。⑧这一“中间带”包含了七个一战后独立的中东欧国家,即波兰、大波希米亚、匈牙利、大罗马尼亚、大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麦金德提出这一主张,一方面是防止德国利用俄国的羸弱对“心脏地带”进行渗透,同时也是防止德俄两国联合起来同海洋国家进行对抗。①为从战略上保证“中间带”国家的安全,麦金德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七个国家必须在战略上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真正能够同整个日尔曼民族相抗衡;二是为确保海洋国家能够对“中间带”国家进行及时有效的支援,必须使黑海和波罗的海国际化。②“中间带”设想尽管同凡尔赛和约的结果并不完全吻合,但两者有明显的相似性,都表现出防止欧洲大陆有可能将为一国所统治的强烈目的性。麦金德提出这一设想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已受到多么严重的侵蚀,因而他迫切希望利用一战后的有利时机来削弱那些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国家。

“中间带”设想实质上同英国历史上对欧洲大陆传统的均势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欧洲大陆被某个国家独霸的危险。但历史证明他的这一设想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以七个新独立的中东欧国家隔开德俄两国,非但不大可能阻止德俄两国的接近,反而有可能为它们的接近提供有力的契机;其次,这七个国家间传统的民族矛盾使它们很难齐心协力去共同抵抗德俄两国的侵犯,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在战略上无法成为一个整体并相互支援。③这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本人的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作为一个英帝国的忠实捍卫者,事态发展虽然使麦金德为祖国的前途感到忧虑,却并不能使他放弃维持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梦想,而正是这种梦想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一战后中东欧的地理政治现实。

麦金德希望的那种平衡的世界到二战时逐渐显现,而这个世界的支点就是麦氏1943 年提出的另一个同“心脏地带”相对应的地理政治概念,即“地中洋”。这一区域包含了美、英、法这三个“海陆两栖国家”,它们的作用在于:第一个是经过训练的人力、农业、工业的聚集地;第二个是深壕护卫的机场,第三个是民主国家的桥头堡。④尽管“地中洋”这一概念后来普遍被看作是“北约”的原型(事实也是如此) ,但麦金德当时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还是为解决德国问题。这种偏差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麦金德战略思想的均势特征,即它关注的并非是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而是海权与陆权两者间总体的实力均衡,唯其如此这一理论才能够毫不费力地适应二战后的局势。

“心脏地带”Vs.“边缘地带”

麦金德的主张对英国在一战后推行的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后苏联的崛起却使他有关“心脏地带”的许多担心得到了验证,而这点也正是造成后来人们总是将他著作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同“心脏地带”本身的重要性混淆起来的主要原因。⑤在理论上,麦金德战略思想中体现的那种对“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间“均势”的注重,就其实质而言也正是他的地理战略观能够对二战后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原因。因为作为海洋国家,美国同英国一样不能容忍欧亚大陆为任何一个单一的强权所控制,而一旦“旧大陆”的人力和资源被“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统一并组织起来,那不仅将对“新大陆”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将对它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健康”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⑥应该说“心脏地带理论”对战后美国冷战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促使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将苏联看成是海洋国家的头号敌人而加以围堵,同时也促成了战后美国遏制政策在50 年代(以1950 年的NSC - 68 号文件的出台为标志) 开始由“要点防御”逐渐向“周边防御”发生蜕变,而这种蜕变也正是造成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在60 —70 年代内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①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战后美国遏制政策由“要点防御”向“周边防御”发生的蜕变,也就是大战略意义上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相互错位,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国决策者关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属于“心脏地带”的观念,从根本上讲这也正是“心脏地带理论”的一大固有缺憾。②

麦金德战略思想的立论基础就是他有关海权和陆权的划分,而他的理论关注的重点就在于这两种权势间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麦金德战略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历史哲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麦金德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即枢纽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 ,同时也承认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即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 的重要性,但这一地区在他构建的地理政治框架中始终居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它历来是海上国家或大陆国家两者间冲突和争夺的焦点,而自身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发挥过任何形式的主导作用。③正因此,麦金德将整个欧洲大陆仅仅划分为两部分,即东欧和西欧,并根据历史上欧洲大陆边缘地区国家传统的对外联系方向,将它们分别看成是海上国家或大陆国家的天然盟友。与这一划分相对应的是,麦金德将德国看成是一个在海权和陆权两者间***的国家,而俾斯麦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将德国的统一建立在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兰克福和西方的理想主义上。对于麦金德来说,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在1871 年完成的这一转变表明它从此开始成为另一个“心脏地带”的觊觎国,而地理位置相仿的FaGuo则始终是海洋国家的天然盟友。④

在理论上,麦金德对欧洲大陆边缘国家这一划分的基础,就是他界定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与大陆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间的对抗,麦金德将这种对抗一直追溯到古典时期,并认为它是人类各政治实体间权势变动的主导模式。一般来讲,麦金德揭示的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历史上海权同陆权两者间的对抗实际上仅仅只代表了一种特定时期存在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即“枢纽地带”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是它的历史或地理所造成的,而是由边缘地区在某些时期的羸弱造成的。⑤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缺憾做出重大修正的,是著名的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同麦金德的看法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因为这里集中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与这一看法相对应,斯皮克曼认为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旧大陆的势力冲突不仅同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而且同边缘地区内的实力分布有关,即“历史上总是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大不列颠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⑥ 与麦金德所揭示的那种单一的海权与陆权两者间的对抗不同,斯皮克曼对“心脏地带理论”做出的这一重大修正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贯穿于世界历史的国际权势变动模式应该有两种:一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一起联合起来同位于边缘地区的某个强国进行的对抗。⑦

同麦金德的理论模式相比,斯皮克曼揭示的这两种国际权势变动模式实际上更具有普遍意义:按照麦金德的模式,两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应该是性质完全相同的战争,即它们是海洋国家及其盟友为反对大陆强国及其盟友独占“心脏地带”而进行的战争;而按照斯皮克曼的模式,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应该是海洋国家及其盟友同“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一起为防止边缘地区的德国独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①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理论做出的这一重大修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它揭示了边缘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一理论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国家的任何形式的扩张企图,不仅将受到海洋国家的遏制,而且也将受到其他边缘地区国家及心脏地带国家的围堵,即任何边缘地区强国的崛起必须且只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进行。

结束语

尽管麦金德是20 世纪历史上第一位试图在一种更广阔的背景下,将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考察的学者,但他的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才受到人们真正的重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以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对这个世界发出的警示。

作为一名战略思想家,麦金德阐述的“心脏地带理论”就其实质而言传达的是一种海洋国家对大陆强国崛起所特有的担心,这种担心在麦金德著作中因他的表达具有了一种深沉而悲凉的日尔曼式的宿命色彩,而这点也正是造成后人往往将他的理论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地理决定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心脏地带”重要性的论述只是麦金德战略思想的一部分,他借此所表达的实际上乃是一种有条件的宿命论。正是这种“或然论”而不是“决定论”的信念使他在表达对大陆强国崛起担心的同时,始终念念不忘寻找一种能够平衡位于“心脏地带”大陆强国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就是他曾先后提出的两个同“心脏地带”相对应的地理政治概念,即“中间带”和“地中洋”。在理论上,麦金德阐述的“心脏地带理论”实际上代表的仅仅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而它所体现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模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现实的世界政治局势要么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大陆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间进行的对抗,要么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与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同位于边缘地区的某个强国进行的对抗。麦金德理论的这一固有缺憾由于冷战的爆发而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

同克劳塞维茨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战争“仅仅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决斗”的人一样,麦金德也只是对英国在此前几百年推行的均势政策提供了一种更为恢宏的解释,而并没有向这个世界揭示任何全新的东西。另外,他所展示的“心脏地带”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及20 世纪最后十年中世界政治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也不再具有类似19世纪那样重要的战略价值。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麦金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可以被人们彻底抛弃或置之不理:首先,尽管理论家阐述的各种概念通常只能告诉人们他们已知的东西,但这些概念却具有一种宝贵的功能,即帮助人们对杂乱无章的现实进行必要的组织和整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帮助决策者明确认识他们所处的各种情景和评估可能的行动途径,从而不至于要么因大众情绪的膨胀而仓卒采取某些鲁莽的行动,要么被各种相互矛盾的建议置于无所作为的境地。②其次,作为一种对现代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说,麦金德的理论体现的那种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的民族精神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改变。作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实践在很多地方都折射出麦金德思想的深刻影响(例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米尔斯海默的“居间制衡论”等等) ,而这点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我们今天有必要来重新认识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现实意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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