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2:59:34

<h1>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起点杯”项目</h1><h2>课题名称：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h2>目录 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原因……………………………………………………………1 历史方面…………………………………………………………………………………1 政治方面…………………………………………………………………………………3 经济方面………………………………………………………………………………3 民族心理方面……………………………………………………………………………4 社会思潮方面……………………………………………………………………………6 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6 日本右翼对日本决策层的影响…………………………………………………………6 日本右翼与中日关系……………………………………………………………………8 历史问题…………………………………………………………………………………8 领土问题………………………………………………………………………………11 安全问题…………………………………………………………………………………12 中国对日政策的几点考虑……………………………………………………………14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以来就与我国有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而的密切往来。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开始对外军事扩张；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中日间经历了一段悲怆而不友好的历史，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人的损失。1945年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而我国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发展，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同时与日本在经贸等方面合作也日益增强。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日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然而白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不断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使得中日之间一些问题尖锐化，从而对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区局势都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和影响，如何正确看待日本政府的某些对外政策，还有如何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并促进其不断发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而向未来”，正是我们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右翼势力根源及其影响的研究，并把日本放在亚太地区体系中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正确把握中日关系的走向，并对发展良好的中日关系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意见。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的存在由来已久。在二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是与日本右翼分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的。战时，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狂妄地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二战后，日本右翼团体一度被解散，右翼势力山被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在美国的庇护下，不仅旧的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右翼团体也不断产生。1945午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被盟国整肃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233个。可是，到1951年夏大，日本的右翼团体却恢复到540个。到1989年，右翼团体己达840个，成员达12．5万人。这个数字，同二战末最高记录的13．2万人所差无几。日本右翼团体一般都集中在几个人城市里，仅在首都东京就有右翼团体350个，人数达8万余。 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的发展大致分4个时期：20世纪50至60年代是恢复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右翼的思想主张追随美国的占领方针，与战前右翼有较大不同；70年代是猖狂活动阶段，新右翼给右翼阵营带来冲击；80年代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国家主义”重新抬头，日本政治右倾化；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鼓吹民族主义。 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是有其深刻根源的，主要有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心理及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原因。 1、历史方面 二战后，没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清算，足右翼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由于东京审判自始至终由美国主导，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主义。同时，进入1948年以后，冷战气氛已明显浸入东京审判的法庭，尤其是美国占领政策“从日本非军事化，并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路线转移以优先发展日本经济，允许其有限的再军备，使其成为远东对抗苏联及东方阵营的防波堤的路线”上来。所以，东京审判的缺憾利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比纽伦堡审判拖延了半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却只进行了一次甲级战犯的审判，而且对已逮捕的100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只判决25人有罪，其余全部释放而且法庭的主流一直倾向于追究日本对欧美开战和虐待英美军俘虏等战争犯罪上，而日军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则受到忽略和轻视。如强制亚洲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侵华日军73l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利细菌战、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毒气战、强掳亚洲劳工等战争犯罪，都没有在东京审判中予以揭露利追究。在美国的主导下，加之宫中派、外务省官僚和海军派排波助澜，东京审判几乎成为只追究日本陆军部战争责任的审判活动，极不彻底：7名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中，除一名文官外，6名都是陆军部人员；被判有罪的25名被告中，海军只有2人；被开除公职的战争协力者中，80％是军人，原政府官僚、财阀、实业家只占0．9％；而且，在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后的第二天，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就被释放。就连强烈攻击东京审判的右翼分子富士信夫也承认，“自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对立，给审判官的心理带来微妙的变化” 。结果，不仅延长了审判时间，而且“强化了被告们的主张” 。 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东京审判并未追究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各地犯下的反人道罪行。最明显的例证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获取731细菌部队的资料，在充分掌握人量证据的情况下，仍把石井四郎等战争罪犯保护下来，不去追究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等反人道罪行。其他如实施化学战等战争罪行也没有提交到法庭议程。包括25名被判有罪的甲级战犯，无一人是因“反人道罪”而被起诉的，对南京人屠杀负有重大责任的松井石根也是以“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而被送上绞架。这也是战后以来历史修正主义者肆意抵赖日本战犯罪事实、推卸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不难看出，东京审判只是一场不充分的、由外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审判。其结果是扳倒了军阀，但保住了天皇；撤消了军队，却留下了官僚。不仅使负有侵略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于起诉，更为日本后来的国家政治理下了“保守主流”的底蕴，使日本旧的国家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得以保留和延续，酿成了日本对战争责任问题含糊暖昧的历史事实，成为战后不久日本战争责任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的首要原因。 1951年9月4日，在排斥中国、朝鲜参加的情况下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旧金山和约”的中心意图是为日本松绑，并把日本拉上西方营垒的战车；所以，该条约名义上是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通篇都是对日宽大的内容，失去了“战后处理”的本质意义。“和约”中只有第11条间接涉及到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即“日本承诺国际军事审判及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判决” ；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对中国、台湾、朝鲜殖民统治的消算，向受害国谢罪，向战争受害民间人的赔偿等内容一概未见诸条文之中。这样一来，日本当局利决策人物都大松一口气，把“旧金山和约”的签字当作日本战争责任处理完毕的句号，从此更把战争责任问题置之一边，后来的政权继承者们也几乎毫无异议地把这一意旨继承下来。在一连串的负面影响下，日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意志，自主、自力、自省、自觉地追究战争责任。

只看该作者 · 发表于 2006-5-16 21: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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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 · 发表于 2006-5-15 15:31:26

哥哥你好厉害哦~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1:05

1)中美两国的对日政策缺乏协调。长期以来，美日之间协调对华政策已成制度化，而中美之间则缺乏对日政策协调。结果，虽然中美在对日政策上有共同利益，如中美都不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或拥有核武器，但对日政策则完全不同，互为抵消，甚至引发一些新矛盾。中国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军事大国，不向海外派兵参与国际冲突，而美国则推动日本增强军事力量，要求日本扩大军合作范围，参与国际军事行动，替美负担更多责任。中国曾饱尝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在高科技常规武器方面不及美日两国，加之地理上靠近日本，对日本国内政治动向十分敏感；而美国战后曾以盟主身份占领日本，军事上比日本强人得多，又不恰当地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所以往军事上对日采取了纵容政策，使日本在冷战后获得了增强及逐步使用军事力量的国际空间。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2)中国与日美同盟。日美采取结盟政策是其自主选择，中国无意干涉。但战后以来，几乎每当日美加强同盟关系时往往都对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时，就为能不引起中方的反对了。然而，日美同盟关系并非坚如磐石。日本为积极寻求政治大国地位，就必然要进一步罢脱美国在各方面的束缚，保持外交上尤其是亚洲外交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必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摩擦。对于中国，日本白1972年遭受“尼克松冲击” 之后，就已确定了对中国外交要“先行一步”的策略；1989年之后它率先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政策，就是此项策略的体现。在90年代初再次受到“海湾战争冲击” 后，日本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实施此项策略的决心，更进一步提出了“日本的对中政策必须要经常先行于欧美二三步”。日本认为从地缘政治来看，亚洲的几乎所行动向都与中国相关，需要中国的参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对日本是个考验。正因为如此，在布什新政权上台三天之后的1月23日，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在时事通讯礼主办的内外政策调查会上发丧了一篇题为《21世纪东亚外交构想》的讲演，指出日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对中国采取“封杀”政策是不现实的，闪而希望同中国全面地发展双边关系，增强相互信赖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突出地反映山日本对中国外交的独立姿态，同布什政权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不和谐。日本没有美国那样强人的综合国力，又离中国这么近，万一亚洲行个三长两短，美国可以坐在太平洋彼岸观火，日本却免不了“殃及池鱼”。日本与中国为敌将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至少要超出美国为此所付的代价。因此，日本是“亚洲的日本”，他未必会为了美国而完全丢掉其自身的利益。 因此，中日美三角关系是新时代的“三国演义”。鉴于前述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特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并广泛灵活地开展外交，以取得有利于我方的最大利益。 一方面利用日美之间的分歧，加强中日关系的一边。首先，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必须要摆脱美国的束缚，尤其足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其次，在贸易领域，日中两国对美国都有出超，日本集中在汽车、电子产品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中国则填补了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空档。在日美、中关贸易摩擦中，中日两国都反对美国搞管理贸易和制裁措施，希望美国更多地对外开放市场。而且中国天然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又为日本提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信息、物资反馈速度快等优势，这部为中日的靠拢提供了广泛的前景。 另一方而发展中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良好关系，可以通过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压制日本。例如在“9．11”之后，美国为寻求中国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根据我方的要求，迫使日本现任首相小泉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写下了“忠恕”二字。这些应成为我国今后对日外交的重要方面。 5．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战后日本民主义的发展和日本民众遭受战争灾害以及通过和平而赢得繁荣与富裕的客观事实，这些决定了日本从主流看是一个和平国家，日本民众对和平的真诚向往和对战争的内心恐惧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我们要把日本右翼分子同广大爱好和平、坚持正义、反对战争的人民区分开来；要把日本国内政客在选举时所嚣的对华强硬政策，与广大民众要求和平发展的呼声区别开来；要把落后、极端的“武士道”等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同日本人民历史传统是的民族聚力和爱国热忱区分开来。而在中国对外尤其对日本人民的宣传和中国形象方面，要树立中国友好、文明、进步的新形象，要让日本人民甚至亚洲人民清楚，中国的强人稳定只会为亚洲的和科发展做贡献，而不会对他国严重威胁，要进一步用中国的实际行动批驳“中国威胁论”的荒谬。 1999年江**主席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了日本，达成了33个合作项目。翌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访问了中国，推动了合作项目的落实，2000年10月2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就中日关系提出了几个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内容，包括双方在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开展中日韩三边磋商等等，标志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合作新基调的确立。这种立足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旋律利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有利于日本正确认识、对待历史，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成为2l世纪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体现和平发展是中日两国间在21世纪面临的共同任务，两国间拥有扩大合作领域的美好前景；也能够充分体现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和中日关系的传统特色。小泉上台伊始也向中国传递信息，称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这与历届政府没有两样，他还于2001年7月8日派联合执政的三党党魁前来中国，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进行解释，从以上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中尽管有许多历来的新近出现的暗流，并进而影响中国关系进程，引发摩擦，但是在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下，以未来和大局为重，总是使中日关系走向正轨，继续前进。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中，对我国来讲，由江**主席访问时提出的，在朱镕基总理访问时确定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基调，将中日关系发展同中美关系，美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各国的关系联系起来，对日本国内时常兴风作浪的右翼、保守势力予以应有的注意和打击，尽量减少其对中国关系的消极影响，并加强同日方特别是在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两国人民间的沟通与理解，中日两国才能在新世纪、继承保持利推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两国协作伙伴关系，共同走向繁荣、和平、稳定的新时代。 <h2><marquee>MADE BY 国际关系学院院学生会学习部!</marquee></h2>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0:54

1．在影响中日关系平稳向前发展的诸多因素上，历史问题始终是令人头疼的。 对于中国来说应当认识到，由于诸多原因所造成的日本人所特有的战争意识，所以今后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擦将可能持续下去，日本政界人士在历史上的“失言”和“教科书问题”等也会时时“兴风作浪”。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在坚持中日而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前提下，要与日本国内妄图在历史问题上人做文章的右翼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我们还应该对历史问题进行进一步扎实精确的研究，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对自己“受害”的历史一丝不苟，对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都登记造册，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每年有年老故去的，还追加造册，举行存放仪式。而反观我们的统计数字，常常火之笼统，“大约”、“大概”比比皆是。因此，在揭露日本暴行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把研究做得更细致些、精确些，防止夸大的倾向，力争越准越好。只有历史研究扎实准确，我们的观点才能有理有据，我们的斗争也才更有力量。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把对日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与日合作上，真正做到“面向未来”，这才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当然，我国政府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做得不够的，是对日本人民的宣传和影响：往往政府宣传流于表面，成为刻板的说教，亲和力不强，说服力太弱；而民间媒体又言辞过激，力度太甚，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感情。因此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必须要注意避免上述缺点，要选择日本人民能够接受的恰当有效的方式和措辞，以理示人，以理服人；而且对日本为促进和平发展而做出的努力要给予充分有力地肯定，如在日本对华开发援助(ODA)问题上，我国应对其成果，在高层对话和主要媒体上进一步增加有质量的正而评价。而这些正是我们做的相当不够的薄弱环节。 2．与之相适应的是要加强中日两国间各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和合作，尤其要增多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利民间的文化交流的次数，这对于增强两国人民的感情和信任，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将起到有效的作用。特别是在日前首脑外交十分活跃的国际环境下，中日领导人在代际更替后，更应当定期更密切地会晤，通话通信，不仅交换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而且使对方了解自己对国内政局的考虑。在2000年朱总理访日期间，加强了与日本官民及新闻报道机构的接触，成功地应付了许多场面，给日本各界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民间交流方面，一方面要重视两国学者的交往，多开展一些像“亚太安全保障协作会议”(CSCAP) 这类活动，作为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补充。 另一方面要重在加强两国青少年的交往，培养一种相互信任、融洽相处的气氛。目前中日两国在国民相互印象的问题上是不容乐观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在减弱，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厌恶感”在增强。根据笔者最近往北京几所大学进行的一次200人规模的问卷调查，有效答卷156张，对于“在美、日、德、法、俄5国当中最不喜欢那个国家”的问题，回答“最不喜欢日本”者为95人，占61．4％。将日本列为第二位不喜欢的有36人，占 24．2％，两者加在一起为85．6％；不喜欢日本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日本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问题．而根据每年一次的日本总理府舆论调查，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1986年为68．6％，1995年降至48．4％；问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则由24．8％增至48．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日本中尤为明显。如果使中日两国关系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要使历史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那么对中日两国年轻一代的教育就是至关重要的。很难想象在中日两国的领导层都被在成长中始终对对方不抱有“亲近感”乃至仇恨的政治家代替时，中日关系还可以有稳定的发展基础。所以，两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开展两国青年之间的文化交流。1998年中日两国领导人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青少年交流的框架合作计划》，达成了包括9项一致意见的合作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以后5年，中日之间将有15000名青年互访交流，包括推进青年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间的交流，以及为两国青少年加深相互了解进行修学旅行等大型交流活动。这将有利于两国民众——无论是中国新一代公民还是日本新一代的“有权者”——增强相互信任和理解，求同存异。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交流的规模和力度，从而产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良性循环。 3．目前将中日关系维系住的，起决定作用的可以说就是两国间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 80年代中期，中日贸易的规模较小，而且中国对日有很大的逆差，但经过90年代的发展，中日双方已经互相成为对方的巨人市场。日本向我国出口电子技术、生物科学，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产品，而中国则在日常消费品、农产品、生产原料供应等的出口上占优势，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很广阔。中日双边贸易额1986年为146．63亿美元，2000年高达831，70亿美元，是1989年的5．6倍；1991-1996几乎每年一个台阶，增幅超过20％， 2000年中日贸易额迅速增长，比上年同比增长 25．7％，中国对日山口达416．5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进口415．1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2001年中日贸易总额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同时，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的比重，出口仅占2．1％，进口占5．1％；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5．6％和13．8%；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0％。”中国从1993年至1999年一直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至2000年已连续8年保持着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因此在新世纪，我国应以加入WTO为契机，在竞争中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以成为政治合作的基础。 但是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日关系上仅靠经贸关系作为支柱还是薄弱的，还必须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合作应当超越经济这一层面而力争在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战略层而上加以发展。在2000年朱总理访日时为中日关系提出了两个新动力，一是安全对话，军舰互访；二是多边合作，地区稳定。这就为中日关系的巩固提出新的发展空间。在“9．11”事件之后，世界各国都把目光投向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由于两国都有邪教努力存在，日本甚至受到过“奥姆真理教”的恐怖主义袭击，在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利国际犯罪上，双方也可能出现新的合作契机。 4．为了全面透彻地研究中日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在中日美三角中，放在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中加以研究。这是由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 与过去的中美苏“人三角”相比，中日美三角关系主要作用于亚太地区，尚不具全球性影响，而且是以合作为基凋的，中日美三国只有最大限度地谋求建立一种同时保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才最符合这三国及亚太各国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中日美任何一国均难以拉另一国全面对抗第三国(这就有利于避免美日在战略上对华形成“二对一”格局)，从而使中美日关系保持一种富有弹性、相互制约的状态；这样，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另外两方的利益，但是又由于中日美利害关系更趋复杂化，因而在不同领域，错综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将进一步发展。 在中日美三角中，三国关系并不是等边三角关系；美日关系更为紧密，不仅维持了军事同盟，而且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具有同样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中美、中日关系较之美日关系则相对脆弱、疏远。三国间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主要有：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0:44

2．领土问题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是指钓鱼岛问题。这本来并不成其为问题，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和资源因素而造成的。 钓鱼台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在19世纪末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并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二战后，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了美国托管。到了60年代末，由于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门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把钓鱼岛“送”给日本，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迫于舆论，美国宣布，只向日本移交钓鱼岛之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由各有关方面谈判后解决。但日本政府拒绝进行谈判。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 可是，当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一些右翼议员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顺应了其要求，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我在钓鱼岛列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并于1979年5月，在钓鱼岛修建了直升机场，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等。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活动更加猖獗，频繁挑起钓鱼岛争端。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1992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写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又设置了一座灯塔，并于8月18日，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刚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进行公然挑衅。中国外交部表示对这一事件“严重关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进行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与此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要日本海上保安厅随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 3．安全问题 国日之间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本自卫队的发展(修宪问题)及台湾问题 。 (1)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放了以武力行使自卫权”，日本一直宣称执行“专守防卫”政策，但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向来“言行不一”，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军事野心极度膨胀，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专守防卫”政策几乎形同虚设：右翼头面人物和政客们不断为自卫队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便利。 在“和平宪法”的制约下，日本先后制定了“不拥有强大军备”、“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不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防卫政策。但在成为经济大国并向政治大国迈进的过程中，日本不断突破一个义一个禁区。这期间，右翼组织及政客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成为挑战“禁区”的急先锋。 从军备上看，日本防卫力量由“必要、有限”发展成为一支强人的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现有编制仪24万人，规模虽不大，但却保持庞人的军费，最多时达到500多亿美元。 1999年日本公开的军费开支是419亿美元，不包括4．6万名驻日美军的费用。 2000年度的国防预算比1999年度增加了1．6倍。陆上自卫队现有世界最先进的90式坦克、世界最先进的AH-IS型反坦克攻击直升机；海上自卫队作战舰艇总吨位22．6万吨，居世界第6位，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总吨位为18．4万吨，居世界第4位，据外电评论日本“八八舰队”的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扫雷能力居世界之首，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还装备了排水量上万吨有“小航母”之称的“人隅”号“运输舰”；航空自卫队拥有近200架先进的F-15战斗机、还对120架F-4EJ加以改造，并装备有多架E-2C和E-767空中预警机和3000公里以上的超视距雷达。在远景规划中还加入了轻型航母、垂直起降飞机、空中加油机及间*卫星和TMD项日，实力远远超过了自卫的需要。 为了保持如此强人的军备，1987年，日本首次突破“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一限制性防卫政策。1987年，自民党内的右翼组织、以龟井静香为首的“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提出“修改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以适应自卫队的现代化改编和扩充军备的需要”。当年防卫费首次突破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的限制，该年度的军费额为35174亿日元。此后，日本的防卫费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增长水平上，军费逐年上涨，到1998年度日本的防卫费已达到5万亿日元，居世界第二位。 在突破“不向海外派兵”禁区的问题上，海湾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实现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机会。1991年4月，日本政府利执政的自民党首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向海湾地区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艇，为打破向海外派兵禁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92年6月，日本在141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即向海外“派兵法”，从而突破了“不向海外派兵”的限制。近年来，日本向海外派兵达2200多人。2001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3艘军舰山海为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提供帮助；11月25日，载有约460名自卫队员的另3艘军舰再次出海，驶往印度洋：这两批军舰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在本土以外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向海外的派兵。 现在声浪日高的修宪要求则完全是否定宪法第九条的框架，认为日本应有自卫权，自卫队即军队，并应参加联合国军队。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以来的民意调查显示，赞成修宪者已超过反对者。 其实，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适度发展军事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发展必须限于和平和防御的正义目的，尤其像对于日本这样历史上多次对其周边国家实施过残暴侵略且至今没有深刻反省的国家来讲更应如此。日本只有在彻底放弃“军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博得亚洲人民的理解和信任，才能最终与亚洲人民一道，共同担负起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责任。 (2)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1)1999年4月至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将防卫范围扩大到了“周边事态”地区。而且日海上自卫队多次出动舰艇编队机动部署于南海及中南太平洋地区，或对有关国家进行访问，或举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等。虽然新《指针》第五部分解释，“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 。但是右翼代表人物、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却明确宣称，周边地区“当然”包括台湾。这样就至少产生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根据中日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也表示“理解和尊重”。日美安保条约是于中日建交前的1960年签定的，但在中日建交后仍将台湾地区纳入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很明显与日本的外交承诺相矛盾也是中国当然不能接受的。 第二，日本始终不愿将台湾地区排除在周边事态的适用范围之外，自然引起中国的警惕。如果联想到日美高级官员多次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同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付中国的威胁，再加上近年来日本超过自卫需要的军备扩张动向，很自然地会使中国怀疑日本是否想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日本应该认识到中日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将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三，日本这种“模糊战略”客观上为台独势力壮了胆，日本国会通过“新指针”相关法案时，台湾当局立即欢欣鼓舞便是明证，但从结果来说，这很可能使台独势力越走越远，最终导致台海局势紧张，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尴尬境地。 2)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与台湾关系迅速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明里暗里的政治交往越来越多。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日本虽表明“不支持”，但也并没有说“反对”。1999年11月尔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慰问、考察地震灾情为名访问台湾，并公开声称台湾为国家。日本政府推说：“地方行政长官不能代表政府的外交立场”。实际上人家都知道东京都知事历来都属大臣级人物，其访问本身及其言论的政治色彩是不可否认的。同时，石原访台也是得到政府默认的。石原行前曾向小渊首相通报，小渊称“能从人道立场相互合作，也是很好的”，其实上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石原听后大受鼓舞对记者说：“虽属理所当然之事，但其他政治家恐怕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对于日台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中国政府从来不持异议，但日台之间政治关系的发展则是违背日本政府的诺言的，也必然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损害。 3)关于李登辉访日问题。1999年12月，李登辉接见出席“亚洲开发论坛”的日本学者时，表示将接受邀请出席2000年10月在日本松木举行的该论坛最后一次会议。事实上，邀请李访日一直是中岛岭雄等亲台学者发起这一会议的重要目的。第一界“亚洲开发论坛”在京都开幕时，中岛就表明：“选择京都是为了便于李登辉总统访日。”1994年广岛亚运会时，日本一些亲台议员就配合台湾当局，策划李登辉访日，最后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得逞。2000年李登辉不担任“总统”职务后，访问日本的理由似乎又多了一条，一些亲台的学者和政治家!必将进一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给李发放入境签证。尽管李访日的身份有变化，但他台湾领导人的身份不会变，更何况他是世界公认的台独推动者，屡次破坏两岸和谈进程。李登辉访日的成行，不论是对中日关系，还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甚至对日台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没有好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面临的第一个直接挑战。 中国对日政策的几点考虑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0:31

2、右翼势力与中日关系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力量不断发展，积极制造事端，并且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从而使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尖锐，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后果。 (1)历史问题 具体来说，表现为东史郎事件、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 东史郎事件，是80年代末以来一次公开否认侵略历史的典型事件。 1987年7月6日，日本二战老兵东史郎将其私人的从军日记公开，介绍了亲历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没想到八年之后，在一些右翼分子的周密策划下，1993年4月26日，日记叫中提及的杀人凶手桥本光治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状告东史郎损害其名誉，度声称残害中国人“纯屈捏造”，“连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结果，东京地方法院以东史郎没有“客观依据”责令其赔偿桥本50万日元名誉损失费，并公开致歉。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于是东史郎向东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可是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级法院二审驳回了东史郎的控告。当日，日本右翼分子疯狂叫嚣，甚至公开打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标语。 2000年1月21日，右翼团体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公然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会，声称南京大屠杀是由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而对这些，东史郎宣布要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是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的一种表现。 靖国神社本来是祭奠明治以来为国捐躯的战死者，但后来有人将被处决的甲级战犯的灵位纳于其中，要为这些甲级战犯翻案，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成为80年代以来争论不休的人问题。日本右翼一再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企图使参拜合法化。他们不但要求天皇及国家机关代表正式参拜，还要求外国使节访日时也要去参拜，当然无法得逞。但日本右翼不甘失败，又企图使靖国神社由宗教法人转变为特殊法人，从而正式参拜也就变得合理了；或是把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出，另立神社祭奠。不过都没有成功。这些右翼分了的用心就是要拿死人压活人，来抹杀侵略之说。 在此情况下，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日本国家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的频繁参拜。二战后， 1951年10月8日，吉田茂首相率众参两院议长和内阁成员首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尽管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为数很少，但也不乏其人。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私人身份参拜。1978年福田赵夫首相也称以私人身份参拜，但却以“总理大臣”名义落款，只是做得比较隐蔽，没有酿成重大社会问题。 1985年中曾根首相公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举世哗然，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不得不被迫终止。 1997年桥本龙太郎再次正参拜，招致国内外一片反对。之后，舆论的威力使后来者不得不三思而行。 可是到了2001年，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将原定于战败纪念日8月15日参拜提前两大进行，但仍不可避免地引起轩然大波。小泉为自己辩解时说：“不要简单地把参拜靖国神社和战争联系起来。”但每当日本“战败纪念日”，靖国神社就会有一群佩带军刀、杀气腾腾的战争亡灵祭奠者，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问题。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 修改教科书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政治在倾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它关系到日本的下一代能否正确地认识并待历史，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继续友好发展，是必须高度重视并促成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 战后首次出现教科书问题是在1955年8月，当时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同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对战后教育制度表示不满，并对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 1956年日本政府为加强审定工作，建立起教科书调查制度；而首任调查官中就有原东京帝国大学右翼团体“朱光会”的成员。(“朱光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其纲领是“信奉天皇中心主义”；战后被解散，但部分成员离了开东京大学，进入文部省成为教科书调查官。 1957年，原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上台执政，他执政期间，文部省的审查迫使一些出版社和作者把初高中教科书有关“侵略中国”的表述改为“进出大陆”。 1958年日本文部省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编纂者的约束，发生了“家永三郎教科书事件” 。 20世纪80年代，田绕日本教科书的问题展开了两场斗争。1980年，由政财学界巨头组成、岸信介任会长的右翼团体“协和协会”挑头主张纠正历史教科书的“偏颇”。1982年是日本篡改教科书的高潮。6月，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把“侵略”一律该为“进入”，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该为“全而进攻”，并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小实进行淡化或删改。这一行为立即遭到了日本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和中韩等国的抗议，再此情形下，同年8月26日，铃木内阁官房长工泽喜一发表讲话：“过去我们的行为给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害”，“日中联合专声明的精神在我国的学校教育、教科书审定中也当然应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我国教科书的记述受到来自韩国、小国等的批评。作为我国，要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友好亲善的基础上充分倾听这些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 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时表示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诚挚地进行纠正，积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11月，教科书调查审定委员会在社会学科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近邻诸囤条款”。但日本右翼势力并不甘心，1985年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完成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尚无定论”，把日发动侵华战争说成“被迫应战”，把太平洋战争美化成“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1986年5月，该书被文部省审定为“合格”，引起日本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和亚洲各有关国家的纷纷谴责；我国外交部立即要求日本政府改正教科书的错误。中曾根内阁最后不得不决定，由文部省根据1982年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精神敦促编者进行修改，否则不予出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又变本加厉地制造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1995年，成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要求修改教科书。1997年1月30日，日本电通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东京人学教授藤冈信胜、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等人牵头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日国内影响很大，号称约有1万名会员，在日本全国共有48个支部，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每年的活动经费达4．2亿日元以上。最近3年内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的否认侵华罪行的*会、报告会、讲演会等；据日本学者傅义文统计，仅1997年就在国内举行了73次活动，1998年为174次，1999年达249次。“编撰会”于2000年以“扶桑山版社”的名义，提交文部省审定2002年版中学用《公民》、《历史》两本教科书，尤其历史教科书完全是一部全面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代表作。日本文部省为能够使此书通过审定，不得不对此书提出137条修改意见，但用“编撰会”会长西干二的话说，这些修改并未伤筋动骨，而只是“删繁就简” ，这里仅列举这部教科书的几个主要错误表述： 1)“中国抗日运动”是中国在走向国内统一的过程中，要求排斥通过不平等条约拥有在华权益的外国势力的动向趋于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越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DIZHI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 ，以致造成“九一八事变”。 2)关于“伪满”：“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迅速获得经济增长” ，中国人的流入也显著增加。但是，满洲国的实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也爆发了抗日运动。 3)把“南京人屠杀”称为“南京事件”：日军认为，如果攻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是12月占领了南京；“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1937年在南京攻克战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根据当时的资料，那时南京人口是20万上，“但关于这一事件，资米上有很多疑点，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对此存在各种见解，有关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4)关于所谓“无休止的战争”：对中国长期侵占是由于“同国民党联手的中国***，作为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了同日本长期作战的方针。日本也火去战争目的，较之追求和平，继续进行战争的方针更占优势，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把太平洋战争说成“大东亚战争”，并“使东南亚及非洲人民产生了向往独立的理想和勇气”，对美开战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战争”。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且在迄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侵入满，在对日本一般平民进行杀戮、抢劫利殴打之后，将包括浮虏在内的六十万人俘掳至西伯利亚，强迫从事苛酷劳动，致使近百分之十人死亡；美军对门本进行狂轰滥炸和投掷原子弹，也造成巨人人员伤亡。 5)关于所谓“大东亚会议”：战争初期，日军打败盟军，为“长期处于欧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鼓起了勇气”；日本为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战争提供合作，同时也为显示亚洲各国的团结，于1943年11月召集该地区代表汇集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提倡“各国独立自主”等内容的《大东亚联合宣言》，“明确日本的战争理念”。 6)关于“学生山征”及“慰安妇”问题：“大学生和高中学生被取消了暂缓征兵的待遇，他们尽管心怀眷恋，但胸怀祖国出征”至于“慰安妇”，副本书只字未提。 7)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审判是以日本违反九国条约和不战条约为依据的，但上述打条约并未规定对于违反条约的国家领导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审判；称“审判官都是从战胜国选出的”，禁止公布辩护方意见，处罚战犯没有法律和历史根据。 这部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教科书，于2001年4月3日获得批准通过。一时间，日本国内主持正义人士和中韩等亚洲邻国纷纷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日本“新日本妇女之会”、一些旧军人团体；日本共产党等表示坚决反对美化侵略历史；《朝日新闻》积极主张按历史本来面目编写教科书与右翼刊物《产经新闻》进行激烈论战。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李保尔4月11日在联合国第57届人权会上发言，对日本右翼教科书歪曲历史、否认侵略表示强烈愤慨；10日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12日中国驻日本人使陈健在东京约见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再次提出严正交涉。韩国教师团体总联合会举行了1000万人的签名抗议活动；汉城市民群众进行游*，并焚烧标语示*；韩国会议员金泳镇4月11日起在日本东京水田町国会议员会馆前进行了数日的绝食抗议活动等。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一些人仍在散布中韩要求日本重新修改教科书是“干涉日本内政”，这完全是借口。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教科书制度原本是其内政；审定教科书是暗箱操作，也只能由日本白己去改进。但部分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并由政府审定为“合格”，便构成国际法上的“国际关心事项”(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即“虽屈一国管辖内的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成为国际法的限定对象而国家对此负有法律义务时，不言而喻，该事项便成为该国不能自由解决的问题”。日本法学界也认为，“达成国际协议，该事项即不再是国内问题”，“不产生违反不干涉义务的问题”。 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谈话所作的承诺、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的“近邻诸国条款”，以及1986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问题的处理等，都充分证明日本政府已把历史教科书问题作为“国际关心事项”来处理，而决不构成干涉内政。日本政界和右翼势力以所谓“不得干涉内政”为借口推翻上述国际法利日本国内法制约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掀起的轩然大波令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感到惊愕和愤慨。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0:14

对于当时暂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人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神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上世纪末写的书中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宇武士道的教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的清理，战后仍有很大影响。1931年日本发布的战争诏书曾强调日本开战的理由是“奋起白存自卫”，以此欺骗日本国民，灌输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人。一些当年侵略过他国的日本兵，至今仍以自己当时确信那场战争是为了维护日本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他们不愿正视血写的客观事实，而宁肯死抱着当年侵略别国时形成的错误战争观。他们不仅长期麻醉自己，而且对下一代隐瞒、歪曲历史真相。一些年轻人也往往认为那场战争是上一代人的事，与己无关，有时反而容易受错误史观的影响。 日本一些战争遗属从内心不愿承认父辈曾经侵略过别国，一些右翼势力利用此点蛊惑人心，制造军国土义的同情势力。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有不少人家都有在海外战场丧生的，仅第二次世界火战就有200多万人在海外战死。1947年日本战争遗属成立了“日本巡族厚生联盟”，1953年改为日本遗族会，最初主要是要求解决战争遗属的抚恤金问题，现在日本遗族会在全国有1万多个支部、104万多户、300多万人参加。日本战争遗属的大多数都不希望再发生那样的历史悲剧。但是，战后长期以来，也有一些遗属不愿正视日本在中囤、朝鲜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一直认为父辈是“为国捐躯”的，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在战争结束前，他她们战死的亲人曾被作为“自卫战争”的“英灵”供奉在国家的靖国神社里，而战后靖国神社变为了一般的宗教法入团体，遗属也火去了当年的“风光”和“梢神寄托”，所以他们要求恢复国家掌管的靖国神社，要求政府首脑去参拜，对战死者表示“追悼和感谢”，否则就感到对不起去世的老一代。这种精神结构使一些人不愿正视日本的历史污点，而容易受到“皇国史观”的蛊惑，甚至同流合污。他们错误地认为，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被动”、“永远被认为是残暴无礼的民族”、“使后代产生多余的自卑感，丧失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从而会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利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 5，社会思潮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思潮出现很大变化，和平主义的回落与民主主义浪潮的兴起构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 社会思潮具有思想自觉性、系统一贯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和平主义在日本体现了较强的延续性，从50年前反旧金山单独媾和到5年前反日美强化同盟，波澜起伏，一脉相承。“和平”至今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捍卫基本原则、思想底蕴未变，其母体和平宪法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认同。朝日新闻社在今年5月3日第54个宪法纪念日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主张和反对改宪者分别为47％和36％(4年前分别是46％和39％)，同时反对取消第九条者达74％。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山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社会心理基础方而，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意识结构出现复杂化。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及国民生活的安定化、富足化，庞人的“新中间阶层”及其“新中产阶级意识”逐步形成，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意识明显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倾向。各类思潮风逐浪高，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和平主义、庶民思想乃至以奥姆真理教为极端的反扑会意识等不一而足，虽多“思而不潮”、难成气候，但民众的大国意识确有增长。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内外环境发生结构性剧变，国民政治上“脱冷战”倾向、淡化意识形态倾向随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相伴而至，日渐突出。这些变化由于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折，作为“1955年体制”之一舆的社会党阵营单方坍塌的前提出现的，所以明显于保守阵营有利。随着政治上保守与改革对立格局的瓦解，学术界、思想文化界陷入复杂多变局面。以往的主流派学者中，部分曾坚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立场生变，开始走上“研究中立化”的道路，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相对消沉。从存量角度看，日本社会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党派、经济上无任何归属意识、意识形态既非“左”也不“右”的中间力量居于多数，其绝对数量与政治影响为“左”“右”两端所无法企及。但是，由于“两种意识形态被打破，群众不知信奉什么为好，不安情绪酿成了他们对新时代的惰性和无力感”，在右倾思潮明显高过左倾的形势下，“沉默的多数”政治姿态摇摆不定，无疑更易受到“右”的吸引，并在观念上为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渗透提供了社会土壤。 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1，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决策层的影响 首先，由于上述历史方而的原因，日本在战后保留了战时右翼势力的很大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出任政府首脑。1948午，在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后的第二天，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就破释放。1957年，岸信介竟然出任首相，并宣称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对亚洲的民族独立：或者说摆脱殖民政策发挥了作用。可以想见，由右翼极端分子米土宰国家的命运，必然给政府决策带来一定的右倾化影响。这也足战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长期被搁置的首要原因之一。 其次，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与国家政治决策上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各种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进行宣传，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国内影响决策的重要力量。冷战后，日本的政策决策机制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加：其中财界、首相、文官、大众传媒和社会团体对决策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首先，财界一直是政党政治捐款的主要来源。1988年自民党政治资金收入的57．8％来自于政治捐款。虽然近年来日本民众反对“金权政治”的呼卢高涨，财界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不容置疑的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首相的地位日益彰显。在决策主体多元化同时，又需要及时对外界变化作出反应，这就更需要集中权力；尤其是战后首脑外交的广泛应用，首相能把自己的意愿落实到政府决策中。 再次，文官作用加强，外务省地位提高。在任何对外决策中，只有外务省从起草方案到形成政策再到付诸实行，自始至终参与，承担全部基础事务工作。 最后大众传媒和社会团体影响日益增人。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传媒成为重要产业，虽然大众传媒利社会团体未能进入决策机制之内，但其对于民众情绪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都或多或少地与上述因素发生联系，对决策施加影响。 在财界，为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人财团，如三井、三菱等，同时也是右翼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在政党决策上必然会掺进右翼思想。而日本的历届首相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一些右翼的思想的影响，其本身的历史观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问题，并在决策时“照顾”右翼的“情绪”。森喜朗本人原是岸信介的得意门生。1994年作为国会议员加入自民党右翼团体“历史研究委员会”，参与组织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他任首相后还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并称教科书问题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因此而博得了右翼势力的一阵喝彩。再看一下今年4月上台的小泉。且不说他在总裁竞选时的言辞激烈，单看他的主要支持者就有右翼代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还有森喜朗、福田康夫等。执政期间，小泉对于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处理，都使我们十分不满，深表忧虑。 在外务省里，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的呼声简直是一致的。以柳井俊二为代表的鹰派要求强烈。据《朝日新闻》报道，柳井俊二公然提出“修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五原则”并提到修宪。同时，稳健派也人放厥词。1994年时任外务次K齐藤邦彦宣称：“军事上的贡献，有时会带来正面影响”，并暗地里促成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舆论对于社会导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右翼充分利用的工具。《产经新闻》，作为日本三大报刊之一，正是右翼势力的舆论支柱。80年代以来，《产经新闻》做了许多歪曲历史及丑化中国的报道，并与主张正视历史的《朝日新闻》不断进行论战。今年4月，教科书事件后，《产经新闻》伙同右翼分子大肆攻击《朝日新闻》“违规泄露审定中的教科书内容”，“诱导国外压力” ；针对中方反应，诡称“中国外长唐家璇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发言钉对重人事实的误解”，“最终决定教科书是否合格的不是政府”，并指责说，“若明知故犯，就是企图推翻日本国内规则”。这简直是信口雌黄的恶意攻击。《文艺春秋》也算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它发表文章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的敌对势力虚构的历史。除此之外，日本右翼势力还通过出版人理反动15籍，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如右翼理论家清水儿太郎的《日本啊，要成为国家!》，是一本相当系统地论述战后右翼理论的书；而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于1989年抛出了《敢说“不”的日本》、1990年抛出《日本就是敢说“不”》等书，为右翼理论填补了新的内容，书中肆意宣扬“人利民族优越”论，主张“要刚日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充实防卫力量”，扬言要在全球散播日本的文化和精神。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各社会团体也积极开展活动。“编撰会”一开始便得到右翼政客的大力支持。1993年8月自民党右翼势力纠集105名国会议员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从10月至1995年2月，专门请日本学界右翼分子给国会议员做美化侵略历史的报告。95年他们把所有报告汇集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并发给自民党议员人手一册。1999年10月“编撰会”通过《产经新闻》社出版《国民的历史》，篡改历史，并大量分送给日本各地学校的校长利教师。2000年4月，“编撰会”骨干在东京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中手持刚送审的教科书原稿，介绍其特点。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必然而且已经对政府决策起到很强的影响力。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政治开始右倾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2:59:56

旧金山条约”签字的同时，日美之间的“安保条约”也正式生效。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脱亚”，结果推动了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倒向美国，反映在战争责任意识上则是越走越远。从1963年开始，每年的8月15日，日本政府都要主持召开“全国战殁者追悼会”，昭和天皇、皇后、政府要员均出席，厚生省还明令颁布召开“追悼会”是“为了向300余万战殁者献上追悼之诚意” ，根本无视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米的巨大灾难，并把几千万亚洲的死难者排除在外。在1964年，池田内阁选择4月25日昭和天皇生日这一天，对10177名战死者颁布了“第一次战殁者叙勋令”，公然恢复了占领期间令废止的“战殁者叙勋制度”。池田还发表讲话称，“为战殁者叙勋，旨在国家对这次战争中为机国献山宝贵生命的英灵们，献上感谢之热忱，以显彰其生前之功绩。” 1982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把每年的吕月15日定为“追悼战殁者日”的议案，将前述“追悼会”法制化。截至90年代中期，计向205万战死者颁发了勋章、“赐杯”、证之类；占战殁者的85％以上。“ 一直到1994年8月村山内阁就战争责任问题表态以后，在日本政府首脑的致词中才首次出现了同时悼念亚洲死难者字样.战争责任问题没有获得有效解决，对日本引：会各阶层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内影响，是右翼势力发展壮人的祸根。 2．政治方而 从国际背景看，冷战结束后，日本原有的对华战略需求下降，反而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将防卫重点从前苏联转向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周边事态”。美国加人了对日本的支持，日本国内的亲美派势力影响增大；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希望通过日本对中国施加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作用。这就使右翼势力如鱼得水，有恃无恐。 从国内背景看，8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可以对执政党产生较大制约作用的在野党事实上几乎已不存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些政客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痛苦，也没有老一代日本人的负罪感。一些人“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则在增强。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坚持正确历史观的进步势力相对削弱，而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更加猖獗，政治右倾化倾向明显加强。 1993年日本政局发生一次举世震惊的人变动。众议院选举后，以细用户熙为首的七党一派组成联合新政权于8月正式在立，取代了38年米一直掌权的白民党政权，所谓“1955体制”崩溃了；历来与保守的自民党对峙的革新派力量——社会党也在这次人选中惨败，失去了近半数议席。而正是由于提倡和平意识、民主主义、在历史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的社会党在人选中的失败所造成的自身的解体，使日本国内对错误历史观进行批判和DIZHI的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日本政治中右翼势力的影响相对提高。再加上日本政局动荡，10年换了9位首相；往往一任首相不负责任地造成某种错误的既成事实后便下台了，使得政客们都过分重视眼前利益利自身利益，而忽视国家对外交往的长远利益，有些政客为了在日本国内的“小政治”——选举中获胜，或要在政治上立足，不惜在外交这个人政治上采取了“宁硬勿软”的姿态，以迎合选民。这都为右翼的趁虚而入提供了条件。 3．经济方而 日本右翼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得到了一些日本财团的大力支持。二战期间，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综合财阀。但是，这些财阀在战后却没有被整肃，而保存了其经济实力。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开始，三井、三菱、住友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了其元气，这些财阀或新的财界企业便充当了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以各种手段为右翼势力输血、打气，同时借助这些右翼团体捞取政治资本。例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支持的企业有95个，财团有16个。又如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其会长便是日本人企业华歌东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而“日本会议”的分会“人阪会议”的支持企业为数山相当多。“编撰会”每年的活动经费达4．2亿日元以上，最近3年内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其主要的财源都来自于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其中包括人们十分熟悉的鹿岛建设、二菱、住友集团等。这就成为战后右翼势力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但同时也还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60年代以来，日本由于战后非军事化及美国的支持，经济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因此积极寻求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地位。“大国主义思潮”的抬头，使得一些人认为战后处理问题已经解决，不必再进行谢罪，否则将使日本“子子孙孙国家和民族的名誉受到损伤”，使日本只能展开“谢罪外交”，“失去外交选择自由”。这就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长期萧条，每况愈下，人们普遍认为是“失去的10年”，而且21世纪初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很可能是十分黯淡的。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中长期经济预测报告，如果今后日本经济出现“停滞趋势”，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利2010-2025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只有0．3％、0．1％和0．1％；如果出现“中间趋势”，日本的平均经济增K率分别为0．9％，1．0％和0．6％；如果出现“积极，趋势”，日本GDP年均实际增K率分别为1．4％、2．2％和1．1％。 ” 换句话说，即便是出现“积极趋势”，在今后25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也只有有1％。而随着经济萧条出现的是高失业率，社会问题丛生及政府更迭频繁等。在政局动荡不已、社会价值体系崩溃、民众困顿迷茫的背景，“沉默的多数”无疑更易受到“右”的吸引，并在思想观念上为民族主义的全面渗透提供了社会土壤。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却持续高增长，而且预计在今后一二十年这种增长趋势很可能保持下去，经济总体规模很可能在2015-2020年超过日本。中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导致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更加盛行，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因此产生了一种嫉妒、害怕中国的心理，招致情绪性的因素日益上升。“中国威胁论”的蔓延，首先是从一些鼓吹者那里开始的，例如佐伯喜一就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行动，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 而且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的发达国家，在近代史上习惯于“周边国家都是弱国或小国”，对自己身旁正在崛起一个人口和幅员超出自己十倍和几十倍的、走向现代化的大国深感不安。一些人甚至由此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在亚洲同它“争当领导”，甚至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为了过去那场战争而对日本进行报复。正如日本有的学者所说：“日本相当多的国民对中国的心理几乎可以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对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感到害怕。” 这样他们就极可能被右翼势力所利用，帮助扩大其影响，成为反华的力量。 4．民族心理方面 在世界大国中，日本是种族利文化最统一的国家。现代日本人的机先可能人部分是从东北亚经朝鲜移居日本列岛的蒙古人，也许—部分来自华南和南亚等地。这些移民几乎把日本列岛上的土著居民完全同化了。日本由多种族社会逐渐变为单一种族社会。共同的血统、共同的种族、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条条纽带把日本人牢牢地拴在一起，形成了“日本人和族”。 日本是一个岛国，历史—正经常遭受台风、海啸、火山弄和地震的袭击，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拥挤，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这也强化了日本人的向心力和危机感。这是孕育民族主义的天然土壤。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浪潮在非两方世界此起彼伏，也可以说是对西方优势的一种反应——当然更主要是西方压迫和掠夺的结果。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格外强烈。强烈的民族主义曾经使日本得益匪浅，但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心理上的孤立状态，加上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优越感，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驱使日本人投入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更激起了他们的种族主义。那位充当过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曾任满铁总裁的大川周明就毫不含糊地讲过：“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是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 在这种思想下，对外侵略也就顺理成章。1874年入侵叫，田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陆政策。”究其文化意识上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而体现这种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利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懦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 ，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利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日本的特殊的宗教哲学意识中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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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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