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angevin · 发表于 2006-1-12 18:18:38

中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过程中的美国因素\r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在此期间，中国也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盟国最高级会议上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并与美英苏发表共同宣言等一系列事件确立起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并最终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形式使这一大国地位得到了法理肯定。虽然这种名难符实的大国地位终归只是形式上的，缺乏足够的、与之匹配的国家实力相支撑，但它对于中国以大国身份走向世界、发挥重大国际作用的起点意义却值得肯定。而中国这个自近代以来屡遭列强侵略、极贫极弱的半殖民地国家，何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基本为各国所认同的大国地位？这个问题虽不至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却至少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r 
 目前学界对此的解释集中于两点，一是八年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二是美国的极力支持。若将视角缩小，专门探讨中国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原因，则还应加上当时国民政府积极务实的外交努力这第三项因素。\r 
 关于抗日战争之于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意义，学界已无甚争议。正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一书所言，“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也就是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没有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很少外援的情况下几乎独力坚持抗战四年半，后来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战线的情景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全民族的艰苦抗战、数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对于前文所述之第三项因素，即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在近年的一些著述中学者们也给予了相当肯定。金光耀在《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确立的大国地位，固然首先是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结果，但也与国民政府的这一外交努力分不开。” 然而当研究涉及到其中的美国因素时，人们的关注点却似乎过度聚焦于美国企图在战后利用中国的所谓自私心态。诚然，我们不能忽略其行为动机，但一味关注政策动因则可能使我们对政策的客观影响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且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一项理性的外交政策其首要目标是且应当是对其国家利益的维护，这无可厚非。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暂且撇开美国当时的战略意图，首先进行基于史实的结果分析，以期对美国在中国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客观作用作出较为公正的再评价。\r 
 一、美国因素的客观作用
 
 无须赘言，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结果，但如果就此将其视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的充分条件则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这一结论的得出至少有赖于两大前提：其一，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公认；其二，只要各国公认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世界大国。很明显，这两个前提都值得商榷。首先，我们对中国贡献的高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判断，但中国大国地位的基本确立完成于战争期间，这时战事尚未尘埃落定，盟国即使对中国在战争中所作之贡献有所体认，也断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这种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大国地位的自然确立主要基于强大的国家实力，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显然不具有与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实力，这便排除了中国大国地位自然获得的可能。换言之，中国在二战期间取得的大国地位不同于那种依靠国家实力而逐渐形成的大国地位，历史资料与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确与他国的极力支持（或者说是有意抬高）有关。那么，中国能得到他国支持的原因就更不可能是极具主观弹性的所谓历史贡献了，必定存在着更为现实的因素。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而这种战略重要性又在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主要是针对盟国而言的，但三大盟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r 
 首先提出要与中国保持积极有效的接触并提高中国地位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丘吉尔则对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化”政策大为不满。当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盟军最高指挥官，并提出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以建立蒋介石与驻印度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丘吉尔感到恼怒。他后来抱怨说，他在华盛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这是令人奇怪地感到不相称的”。他认为，美国人不应“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总的说来，他在“信念”和“价值标准”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事实上，他也几乎从不掩饰对中国的轻蔑。他曾刻薄地说：“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1942年10月，他曾告诉外交大臣艾登，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一个世界大国”。 1943年3月，罗斯福在华盛顿会见艾登时说，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需要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看待，艾登对此不感兴趣，他向丘吉尔报告了会谈情况，丘吉尔则很直白地说：“把中国同英、美、俄等世界大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极不正确的。” 当时英外交部根据“罗艾会谈”精神拟发表一项声明，其中提到：“在处理我们即将面临的重建世界的广泛问题上……我们把中国看作是能作出最伟大贡献四大国之一。” 丘吉尔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项声明，他再次强调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说中国将在欧洲事务中拥有‘超出礼节性之外’的发言权，抑或说，为着欧洲的利益，中国的重要性将超过FaGuo或波兰、或者将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哪怕是超过最小的，但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盟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这种说法根本不屑一顾。”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与丘吉尔相近。他认为，“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都够不上大国的标准” 。当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表示忧虑：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以他的看法，中国不够强大到足可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时代，来维持和平。
 
 最终，罗斯福的观点占了上风。英苏两家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美国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做法。但在筹建联合国的具体过程中，美国和英苏之间未根本消除的分歧则使中国走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道路更显崎岖艰难。\r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英国外长艾登反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与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因此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苏联的态度比英国更为激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决反对中国作为签字国，他“认为在仅有三国参加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赫尔为说服莫洛托夫颇费了些口舌。他说：“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并且正在作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把中国排除出四国宣言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相信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恶劣的反应。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者，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一起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因此，一旦获悉此讯，我国公众舆论将会失望地***并受到伤害……” 赫尔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说服莫洛托夫，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他最终说服了莫洛托夫。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受权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r 
 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起了1945年春的旧金山会议，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签字于《莫斯科宣言》是中国正式成为四强之一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赫尔极力说服，中国势必失去在《四国宣言》上签字的机会，这将直接影响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的中国地位问题，而这两次会议之于联合国筹建又是至关重要的。\r 
 在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借口在太平洋战争中保持中立，拒绝与中国代表同桌讨论问题，于是会议改以开罗会议模式举行，第一阶段于8 月21 日至9 月28 日在美、英、苏三国间进行，第二阶段于9月29日至10月7日在美、英、中三国间进行。会议过程上，英国代表联合苏联代表，借口中国的豫湘桂大溃退重提“三强”观点。围绕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苏联主张以美、英、苏三国的名言发表，英国主张除此之外应加上联合国名。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认为，苏方的主张很明显是以将中国排除在外为主，在苏联方案中明显包含着“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不能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中国认识，对此，虽说英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同苏联一样决不是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
 
 直到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方面还重提“三强”观点，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否决施用范围、国际托管制度以及区域性组织等问题上有颇多针对中国代表团的非难之举。英国代表也曾反对中国首席代表担任会议主席。\r 
 综上，英苏两国一开始都极力反对“中国大国化政策”，虽然后来迫于美国的极力坚持勉强认同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对中国仍多有刁难和排挤之行，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应美国的邀请被作为联合国方面的大国的。从这一点来看，无论美国出于何种考虑而实行“中国大国化”政策，它在客观上对于中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这种美国因素至少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与中国贡献这一基础性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所不可偏废的两大原因。\r 
 既然我们对美国因素作出了肯定评价，那么，追问美国为何这样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美国扶持中国的政策动因。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史学界不仅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且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笼统地说，“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是多种因素交织汇合、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美国战时军事战略的需要；（2）美国重建国际新秩序的需要；（3）美国人的中国观；（4）美国对华外交传统，即门户开放政策；（5）罗斯福的“亲华情结”。如前所述，中国能在战时得到美国的极力支持并在短短几年内最终确立大国地位，必定存在着极为现实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这种决定性作用在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这种战略重要性的政治方面，即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与中国大国地位之间的关系。\r 
 二、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r 
 “当盟国在1942年至1943年还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时，苏联、美国和英国就已经启动了对战后国际秩序进行评估、规划和安排的机制了。” 美国在这方面的最早实践可以追溯到1939年12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罗斯福政府对战后世界的构想可以归结为“自由国际主义体制化”，但事实上，罗斯福本人“提出的国际规则和由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准则有着巨大的差异” 。\r 
 1941年12月，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在这个委员会里负责“制定战后秩序的大多数美国官员都是威尔逊主义者，他们反对由实力政治、实力均衡和势力范围构成的旧国际体系，并相信可以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和促进大国的团结来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虽然他们在两个重要问题——坚持国际联盟的继承者必须拥有强制执行决议的权力、认为实现国际经济的繁荣是军事安全的必要前提——上与威尔逊的思想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以赫尔为代表的国务院官员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声明与威尔逊的理论分析基本一致。在赫尔看来，这场战争的“长远目标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固和广泛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和基督教道德’的伟大任务，美国将领导这场实现世界民主的运动” 。基于此，国务院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是建立一个更有力、更有效的新国联。\r 
 与国务院倾向于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设想不同，罗斯福想要建立起一个战后安全体系，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希望最终还有中国——将形成一个拥有压倒性力量的联盟。这些大国组成为一个执行委员会，将合作对付对和平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来自战败国还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 。通过对30年代趋势的分析，罗斯福确定自己对“四国警察”概念的热情是正确的；成功的战时合作又鼓励了这样的热情，而且它们由于罗斯福对斯大林战后意图的评估以及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对合作性战后安全体系概念的笼统认可而进一步加强。他相信，现代战争的特点决定了小国和弱国将不再有能力保卫它们自己的安全。如果小国为了阻止或反抗大国的侵略而武装自己，沉重的军务负担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小国还不如放弃军务，而把自己的防务委派给大国。四大国将会负责其他弱小国家的安全。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四大国警察既可以进行威慑，也可以制止冲突。在处理其他国家的麻烦冲突时，四大国警察可以通过封锁的方式，即切断冲突各方获得军事生产的能力来消除冲突。当封锁被证明无效时，四大国还可以轰炸侵略者直至其投降。既然战争结束后除四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较小的侵略国就没有办法再保卫自己并对抗四大国了。这种军事实力上的不对等对预防冲突发生同样有效。此外，当世界主要国家不再将生产资源用于整军务战时，和平也就会更有希望。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认为罗斯福对战后安全秩序的设想与霍布斯哲学的民主推理酷似，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则认为罗斯福“四大警察”观念的架构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相像，在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与亚历山大?乔治合著的《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罗斯福构建国际安全体系的方针是基于权势现实的，而在美国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看来，罗斯福的战后规划倾向于依靠包容来遏制。在这些尚未平息的争论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即罗斯福的“大构思”是以一个大国共管体制来维持和平，而在这个体制当中，大国合作是他最为看重、多次强调且贯之始终的核心。\r 
 最终，“在赫尔和斯退丁纽斯的指导下，由国务院提出的方案逐渐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美国政府关于联合国的最终方案采纳了罗斯福关于四大国警察的思想，但是赋予了小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最终方案没有提及在《大西洋宪章》中得到阐明的裁军原则，但对四大国的国际警察地位有清楚的表述。“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透过四大警察观念的修正，恢复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罗斯福本人还是国务院的最初构想，以及最终形成的正式方案中，给予中国大国地位都是这种世界新秩序得以建构的重要环节。\r 
 三、中国在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构想中的意义\r 
 首先，把中国列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象征意义对于联合国的顺利成立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两方面都大有好处。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属欧洲地区。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 ，换言之，中国的加入有助于增强联合国的全球代表性。另一方面，“罗斯福相信，这一次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不应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然而，他完全无法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不会施加压力，要求回到美国传统上那种避免‘纠缠不清的联盟’政策” 。因此，把中国拉入安理会，“至少把中国看成是个大国” ，有利于拟议中的联合国在美国国内取得合法性和公众认可。毕竟，1919年美国拒绝加入国联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民众以及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作为和最终成立的国联背离了他们所热切期望的那种国际社会新秩序。而罗斯福也深知“中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左右美国舆论” 。1942年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有80%到86%的人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合作。 罗斯福这位一向奉民意调查为圭臬的总统显然清楚，扶持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有助于为战后国际主义政策奠定基础。\r 如果说一个崛起的大国之于联合国顺利成立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象征意义上，那么，它对大国合作这一核心理念的意义则要现实得多。\r 
 “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个亚洲伙伴。” 对此，我们可以从罗斯福对欧洲的考虑中获得启示。“1944年2月27日……罗斯福致丘吉尔说：‘你千万别要求我把美军留在FaGuo。我办不到！我必须把他们全都带回国……’”换言之，他希望英国能够担负起防卫欧洲的任务，而不是依赖美国。罗斯福毫无意愿把美军长期部署在欧洲，更不想以驻军欧洲来制衡苏联，因为他认为美国民众绝不会支持他这么做。基于同样的精神，罗斯福也不希望由美国来承担远东的战后稳定。但同时，他也意识到，通过二战，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如此一来，远东就将出现一个巨大的权势真空，如果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待这个权势真空的方式，那么战后的远东将陷入尖锐的竞争和冲突。正如他不想看到战后欧洲陷入混乱一样，他同样不希望远东失去稳定。如前所述，罗斯福设想用大国共管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护战后和平。于是，在欧洲，他需要英国承担起重任；在亚洲，他看中了中国来填补权势真空。正如赫尔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使她强大和稳定，我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东方大国的日本将销声匿迹。因此，严格地讲，唯一重要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美国、英国、俄国也是太平洋的大国，然而，她们的重大利益都在别处。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做任何安排时都要保证中国处于舞台的中心。” 而一种对远东地缘政治的分析则无疑证明美国当时设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战后设想是合理的。这种地缘政治观点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新的（远东）战略布局延续到整个20世纪。该地区共有五个大国：两个属于该地区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与该地区密切相连的两个国家，俄国和美国；英联邦则属于该地区的边缘性质，英国及其后来的继承人印度是南亚的主要大国。20世纪初明朗化的亚洲战略格局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国的利益都集中在几个地区：太平洋岛屿、中国台湾、印度支那半岛和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喜马拉雅山和中国西藏、中亚和中国新疆，蒙古、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鄂霍次克海及其周围的领土以及朝鲜。五大国中没有一个是对所有这些地区有重大安全利益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它的中心地理位置，谁向这几个地区伸手都会触犯到中国的利益。”
 
 如前所述，大国合作是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设想的核心，其中罗斯福又尤其强调美苏之间的合作，他十分希望战时美苏合作能继续到战后，这是实现美国关于战后秩序的设想的重要前提。但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合作可能被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所破坏，同时，如果中国爆发内战也极可能使美苏两国都牵涉其中致使美苏合作出现危机。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回顾他于1943年9月与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时讲到，罗斯福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中国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的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迫而支持**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以大国地位签署一份由四大国发表的有关国际行为准则的联合声明来取得苏联的保证、限制苏联的对华野心，从而使国民政府在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两方面有更多的安全感，以此缓和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而把中国拉入安理会，则可以实现赫尔的愿望——“如果中国处于大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中，而不是局外人的话，那么从国际和国内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会容易得多。”
 
 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十分清楚美国与苏联之间在战后出现分歧甚至冲突的可能。这时，他便需要一个亲美且强大的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向苏联人施压。事实上，他也的确向别人表露过“需要中国作为‘四警察’之一来制衡苏联” 的目的。罗斯福总统在坚持中国成为大国理事会的成员时对艾登说：“在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 换言之，罗斯福相信，在战后美苏之间可能的冲突中，中国可以成为这种冲突的缓冲地带，结合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他至少不希望中国成为这种可能冲突的策源地。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所选择的手段之一仍然是给予大国地位。\r 
 此外，在战后殖民地托管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一个强大而友好的中国的帮助。虽然到1945年后，他在一次国会会议上不得不说，“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 ，但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确实包含了强烈的反殖民色彩，并且为之努力过。而在罗斯福的考虑中，中国将是联合国在亚洲的主要托管国。\r 
 四、余论\r 
 正如美国学者孔华润所说，“中国从中受益这一事实既非美国政策本意，也是不可否认的。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没有什么可使美国人抱怨的——而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之感激” ，美国在战时采取给予中国大国地位并扶持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对华政策，是与他们对战后世界的构想相一致的，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这一构想的核心要义，即大国合作。\r 
 基于此，对于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之间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也同样体现了美国试图维持美苏合作的意图，只不过这一次美国是以将中国北方划给苏联作为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取战时合作的继续维持以及鼓励苏联加入那个美国所设想的世界新秩序。不幸的是，这一次中国成了牺牲品。 <div>此帖由 angevin 在 2006-01-12 18:20 进行编辑...</div>

angevin · 发表于 2006-1-29 09:27:58

这里面的美国因素的确值得研究
 二战期间的大国关系很有意思,呵呵

ship · 发表于 2006-1-13 13:32:07

确实有美国的较大因素。

allbarcelona · 发表于 2006-1-13 12:37:52

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还真的感谢美国人

ljhgjgxxy · 发表于 2006-1-13 10:54:33

好好
 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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