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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如何看全球化?全球化对俄罗斯是命令是挑战还是陷阱?俄罗斯应采取哪些对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不仅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界,而且关心俄罗斯问题的其他社会人士都十分关注。现将近年来俄罗斯学界有关全球化的一些主要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r<br>
<br>关于全球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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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主编Г.季利根斯基博士认为,全球化就是“相互依存”。正是各种社会相互依存的增长构成全球化的实质。这种相互依存有三个主要参数:1.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不是政治上的从属,如过去的弱者从属强者,外围从属中心,殖民地从属宗主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В.米赫耶夫博士把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具体化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民族经济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如建立跨国经济区等;其次是将“个别”的民族经济问题提到全球的世界的视野之内,要求解决这些问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利益并动员世界资源,把世界看成统一的经济空间;最后是世界一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对另一些地方经济状况的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相互关联的。2.与文化进程有关的信息全球化。俄罗斯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А.沃洛金博士和莫斯科大学教授Г.希罗科夫博士指出,所谓信息全球化就是思想自由传播和思想载体自由转移,从而促进当代制度的发展并使这些制度的机制在相互作用中得到磨合,进而建立国际法律和文化信息领域,形成一种独特的区域间进行交流的基础结构。3.从安全角度看,相互依存就是生态、核动力和核武器等方面的相互依存。\r<br>
<br>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М.切什科夫博士则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相互依存所需的三个条件,他说,相互依存这个思想的全部涵义只有在下述三个条件下才能获得:相互关系可理解为整体世界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内置(встроенность)、必然性;这个整体脱离现在的体制及其主体;整体可理解为人类。现在距实现这些条件还相去甚远。\r<br>
<br> 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的全球共性(глобальная общн ость)向人们发出的命令,作为构成人类的存在和意识的进程,不具选择性,人类必须无条件执行。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关心人类命运的政治家和普通人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它与自然规律不同,是社会生活规律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学者们认为,全球化遇到了新旧之间的冲突。新东西所带来的不仅是“外部的”、“异已的”,也适应正在全球化的社会结构的需要。正是这些新东西打破了结构的稳定,因而动态是全球化所固有的特性。在阐述概念时,学者们提出,他们关心的不是确定全球化的进程,而是其结果,而是世界在其所有参数中的面貌。这里涉及到一系列问题。\r<br>
<br>关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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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有关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民族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既不吞并,也不对立,是汇合而非混合。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如日本和韩国)采取当代市场经济的所有主要规则,但这些规则要在动员能为市场经济即劳动关系服务的民族传统的形式中实现,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则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传统形式。第二,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网不像原初那么重要,而且趋势是越来越不重要。在当代社会里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西方,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然这种趋势的行进速度不像预计的那么快,但也在以可观的速度进展(Г. 季利根斯基)。第三,建立“统一世界”(Единый мир)。这是经济全球化概念发展到其逻辑上的完成阶段所得出的关于统一的世界经济的思想。统一世界是这种统一经济的政治框架。在统一世界中国家关系让位于集团间和个人间的关系。由全球化所引起的“地球人”(Земляне)对统一的世界经济的需求和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形式之间的矛盾是当代即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人格化时代的主要矛盾。但是现在建立统一的世界经济和统一世界的条件实际上还没有形成(М.米赫耶夫)。\r<br>
<br>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的变化较之国家和民族更为显著。首先,在全球共性(глоба-льная общн ость)的核心中社会基础正失去其优势作用,而出现了社会基础与自然基础平衡(在生态危机过程中)的态势;过去的单一主体(“西方”)正被许多各种代理人取代,其中包括成为“世界人”(вселенский человек)的个人和谋求成为全人类主体(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субьектнос ть)代表者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里组织由单体系成为多体系,关系就是宪法议会(конституан та),结构由灵活的网络组成,再生产单位采取海洋陆地网联系的方式,不平等关系正在消解(М.切什科夫)。其次,是在社会发展中每一种趋势都会遇到反趋势,各种原则、规章杂乱无章,各种边缘性少数集团日趋活跃,全球社会格局呈现一种混乱状态。最后是社会集团变小。这些集团不是按给定的社会地位、出身的原则结合的,而是按自愿的原则结合的。另外这些社会集团本身不稳定,集团间的关系也呈动态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全球性(Г.季利根斯基)。\r<br>
<br>全球化时代的人、人权\r<br>
<br> Г.季利根斯基认为,社会人类学(социальн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е)方面的变化是全球性变化中最重要的尺度。这种变化最普遍的特征就是个性化。社会主体的分散化(фрагмента ция)现象大量产生,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脱离社会制度。这个进程是全球性的。在西方这个进程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没关系,而与纯粹人的、个人的社会活动范围有关。个性化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个人离开社会集团。随着社会主体的增殖和变小,人的社会行为由宏观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标准决定的成份越来越少。在西方无论国家物质财富怎样增长,阶级意识形态冲突怎样减弱,都不能像所期望的,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达到全面和解。这些全面的福利社会无法摆脱一些积极活跃的边缘集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А.费利波夫哲学副博士对此补充说,宏观格局现在受到人的关系和人的自发组织的微观格局的挑战。这种现象所表明的不仅是衰落、分散,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现象与世界共同生活的一些机能有关。所以说宏观格局对所有一切、对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产生的负面影响必定导致各种纯熵(чисто энтропийное)现象。\r<br>
<br> Г.季利根斯基对西方的人权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人权不是受地理或文化的框框所限,而是由发展的阶段原则(指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决定的。历史发展中的阶段原则仍旧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在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个性化阶段,价值体系中的人道化趋势就会产生。在这个阶段,人作为价值,他的权利比民族和国家的价值更重要。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在那些大格局具有联结社会心理作用的地方,就会发生新事物遭扼杀,就会出现人文价值被抛弃的情况。但这不是说这种价值只有在某些文化区才存在。这种价值的被否定是传统社会解体过程的自然痕迹。\r<br>
<br>关于全球化的世界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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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所副所长А.涅克列萨不同意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所说的“全球化革命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发生的全球化革命有其意识形态基础。而且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许多问题的根源和挫折就出在世界观上。这是一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这个基本的社会构想发展了两千年,确定了现代世界构架即“大现代方案”。这个构想与基督教文化有机关联;其历史目标就是在个人自由、民主化、自由主义、科学和文化进步、全面推行私有制“神圣原则”和工业经济的市场模式等主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大社会;其社会制度逻辑顶点是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在国际集体中心庇护下在全世界公民社会范围内实行联合。这个中心逐步效法民族政府职能,再后来就会把这些政府变成特殊的地区行政机关。这个宏大的目标只能部分地实现,期间遇到愈来愈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球上经济的极端不平等),在达到了某些质的顶点的同时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变态。А.涅克列萨把这种变态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民主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社会意识方面的变态。在地球上广为推行的民主管理社会的体制,在一些地区不仅改变了形式,而且也改变了内容(这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或者后苏维埃国家)。另外与公认的经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并行存在一个活动相当积极、向各种非政府机构和组织的少数人(未必是代议民主)汇报情况的多层网。这些组织从其对社会进程影响的能量和水平看是相当分散的(有时也相当有效),但从总体看形成了独特的、相当矛盾的、但是越来越感觉得到的对社会进行监督的体系。20世纪的历史就是进行现代化和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文化扩张的历史,也是现代化和基督教文化日益相互疏远的历史。成为全球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包容了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相应地,基督教在宣布自己的特殊性时日渐窘困,甚至简单地证明自己都很困难。基督教竭力在精神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在玄妙的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正是由于自己的长期优势地位而不断遭到其他文化的挤压。在社会意识逐渐实用化过程中,世俗化的西方社会使其社会结构向着实际上的非基督化方向转变,从而使两千年的文明基础受到侵蚀并且衰落。此外,作为西方社会思想基石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分歧日益清晰,这种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尤为明显。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正丧失其原先固有的文化与文明的交织风格。\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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