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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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日报  张广逢
<br>　　虽然制造业从大洋彼岸向此岸的转移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是转移过程中的冲击也引起了一些担忧。一种通常的说法是，亚洲货币当局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给美国的投资和消费提供高额的补贴，这一补贴也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制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不平衡结构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经济的双赤字以及被格林斯潘称为“利率之迷”的长期利率不断下降。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可能会被破坏，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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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最近撰文说，中国可以继续沿着出口—工业化的路径而保持极快的增长，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的日益抬头，使得这一时期结束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继续上升，当前的阶段就肯定会结束。过去20年与19世纪末类似，同样有国际分工的急剧扩张和世界经济的快速一体化。未来20年则会类似于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即保护主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而出口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不能跟上这一变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在这样的年代中举步维艰。最好的例子是阿根廷。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关闭了市场的大门，它的发展战略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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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全球化的道路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自己的潮流和节奏，而一个高度灵活的金融市场则是减少其冲击所必需的。在制造业的全球转移中，由于美国拥有更灵活的资本市场，有助于将资源从制造行业转移到服务行业，所以美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而欧洲由于监管的问题，制造业转移出去产生了空心化的现象，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率在2％以下。美国和欧洲的对比说明了金融市场灵活性的重要性。然而，金融市场的灵活性并非想当然的就存在的，是需要我们去建设和维护的。为了对付全球化潮流起落的冲击，我们也必须要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在目前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潮流回落，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面临挑战时，为了应付可能的冲击，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显得格外重要。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中国金融市场需要六大转变：融资服务更加注重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投融资结构更加注重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融资服务更注重面向消费者和个人、金融服务更多面向第三产业、金融业更好地为企业“走出去”服务、金融业要对科技创新给予关注。从这六大转变可以看出，银行发展小企业贷款和零售业务，有助于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减少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投融资结构的改善、资本市场的发展则有助于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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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全球化潮流的起落对中国金融系统的灵活性提出了挑战。这一切对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汇率改革需要管理汇率风险的工具，这会促进汇率衍生工具的发展；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灵活的金融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会刺激债券以及股票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发展；金融创新能大大增加金融体系的灵活性，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商业按揭抵押债券(commerc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简称CMBS)在10年增长了10倍，这种工具使得房地产融资从银行向华尔街转移，使得市场更具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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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最后，说句题外话，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年的国际货币会议上提到了美国机构和市场对付冲击时的灵活性，他表示：“冲击被高度灵活的机构和市场所吸收，从而没有全面搞垮我们的经济。但是，这种灵活性并不是想当然就存在的，必须靠我们努力去维护和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上很多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持续的结构性刚性是很令人担忧的。”回到期货市场，从对反套利资金的争论到中航油事件兴起的“狩猎论”，保护主义的论调充斥市场。为了“努力维护和扩大市场的灵活性”，是应该好好反思保护主义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