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刚：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生而为赢

<strong><font size="2"><br /><br /></font></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x">新制度经济学前沿<br /><br />李增刚 <br /><br /><br /><br />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7)；张宇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br /><br /><br />　　由我们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一书终于出版了，一方面这本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早该翻译出版；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翻译前后拖了一年多才完成。这本书是华盛顿大学在1995年3月为纪念道诺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荣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在这本书的引论中，两位主编德罗布克（John N. Drobak）及奈（John V. C. Nye）归纳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个研究领域：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全书共分为四部分，有十四篇文章。<br /><br />　　该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两篇文章，是1993年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诺思和福格尔（Robert W. Fogel）──的论文。诺思在绪论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并特别介绍了他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以及每一个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福格尔在〈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中，中肯地评价了诺思的经济学贡献，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鉴于诺思的贡献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对诺思研究历程的回顾也就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发展脉络的回顾。<br /><br />　　第二部分是「经济史」，包括四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题或验证已有的结论。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在〈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和税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中建立了一个战争和税收的模型，用来分析近代早期欧洲不同国家为甚么建立了不同的产权制度。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ies），而战争是决定现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增长快慢的关键并不在于税收水平，而在于边际税收效应，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减税，而应该特别关注边际税率和财政制度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一文中，格雷夫（Avner Greif）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的效率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论。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属于经济史文章，但是提出的命题是比较制度学的，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一文中，考察了文化、观念与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行为以及对劳动组织、劳动控制、劳动强制的社会可接受方式及其变化。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关注文化价值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方式而直接处理传统经济问题，可能会使人们误入歧途。奈（John V. Nye）在〈关于国家的思考：强制世界中的产权、交易和契约安排的变化》一文中把市场竞争扩展到政治组织理论框架。他首先分析了暴力与市场，认为强制或权力的存在并不足以影响竞争性产出的「效率」或「剩余最大化本质」，真正起作用的是随之而来的交易特征和各种监督成本。在此基础上，奈提出了一个作为掠夺者和管理者的统治者假说，即代议制政府不仅具有统治的寄生性一面，他们还必须提供公共产品。均衡时的统治者是一个寄生者还是一个管理者，最终取决于政治经济市场的结构和统治者的偏好。<br /><br />　　第三部分是「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包括五篇文章。其中，两篇讨论产权界定问题；一篇分析公共选择问题；两篇研究君主或政府的债务问题。文章的作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揭示制度的形成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奥尔斯顿（Lee J. Alston）、利贝卡普（Gary D. Libecap）、缪勒（Bernardo Mueller）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暴力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一文中建立了一个框架，用于分析土地产权界定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发生暴力冲突，而只有在土地价值上升幅度较大，例如：与市场距离的缩短或土地租金提高、以至于超过了发生冲突造成的租金耗散时，暴力冲突才可能发生。金·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在〈变更产权：非洲正式和非正式产权制度的协调〉中，通过分析非洲正式土地产权界定中遇到的困难，验证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符的重要性，并提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是前者成功的关键。贝茨（Robert H. Bates）和谢普斯（Kenneth A. shepsle）在〈时际制度〉一文中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时际制度，将人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人类社会的每个时期都是由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组成的。他们根据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以亲缘而不是以市场或政府为基础的社会能够生产防卫、和平以及安全等公共物品。他们证明，这个模型的一个均衡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时，每个人在某个时期之前是卖力的，但此后他将偷懒，即使面临被驱逐的可能惩罚时也如此。这篇文章的最终结论是要验证时间对制度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性。巴里·R·温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在〈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础：17-18世纪英格兰的议会和君主债务〉中考察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提出了有限政府的自我实施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公民的同意是英格兰「光荣革命」后有限政府自我实施成功的关键。如果说温格斯特的文章是通过君主债务问题来分析有限政府的基础，那么德勒巴克（John N. Drobak）的〈美国的可置信承诺：对逃避公债的实体性和结构性制约〉则主要分析了「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首先研究了如何运用合同权条款来控制对契约义务的立法性损害，并描述了导致最高法院利用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制铁路债券义务司法性损害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解释了合同权条款原则最终湮灭的原因，得出结论认为：在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背景下，司法制约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美国法院之所以对同一宪法条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原因就在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当然也是为了促进不同背景下的经济增长。<br /><br />　　第四部分的三篇文章对国内大多数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来说有些陌生，它们是关于「学习、认知和理性」的。克拉克（Andy Clark）在〈认知理性：个人学习和外部结构的相互作用〉一文开篇就提出「理性」是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概念，它忽视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有在个人行为受到强外在约束时才是正确的；而在弱约束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甚至完全错误。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假定方面，混淆了个人认知水平和外部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他最终指出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人类心理假定的重要性。在〈超越理性预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文中，阿瑟（W. Brian Arthur）试图提出一个观察经济世界的特殊方法，即把经济看作一个由信心、预测、期望、解释以及基于这些信心和预期的决策、战略和措施组成的集合。他认为，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假定在现实中非常脆弱，因为每个人的计算能力不同、逻辑推理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为了分析预期的形成及循环过程，阿瑟考察了股票市场上的价格形成过程，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金融市场模拟。他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实物经济背后，指导它们并被它们指导的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相互加强，相互竞争。在经济活动的最重要部分，这些信念不可避免，世界也因此而变得多彩多姿。在历史上，信念和行为不可分割，它们的交相呼应产生了复杂的恒动模式。也正是这种相互影响的非均衡信念才使世界变得绚丽多姿。戴维（Paul A. David）和桑德森（Warren C. Sanderson）的〈利用不可靠建议：认知进步、贝叶斯调整和不可靠知识的韧性〉一文通过对人类在错误知识指导下采用安全期避孕方法效果的计算机模拟考察，论证了在难以控制且不可完全观测的随机过程进化中，人类的学习行为和认知理解（及误解）所起的作用，其结论有：（1）当能够进行试验的次数和能够想象的值得思考的世界状态都受限制时，认知进步不会起太大作用；（2）在进化隐喻的社会科学符号中，仔细区分拉马克式的非生物过程和完全达尔文式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不太恰当；（3）由于「干中学」限制长期放松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缩短了学习周期的真实时间；增加了强制试验控制的机会；提高了个人和组织通过可控制试验投资的能力；（4）在组织和文化历史的任何一点，需要处理复杂技术和社会过程的理性经济人，会依赖启发法和决定规则，而这些规则通过建立某些模型使必要的「计算」成为可行。这三篇文章涉及的问题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领域，这是因为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产生怀疑，开始思考认知、学习等问题，它们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主题。<br /><br />　　总之，本书十四篇文章中的每一篇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新制度经济学当前的前沿问题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虽然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6年了，但是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仍然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前沿。正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弗里基（John Ferejohn）教授在对该书的评价中所指出的，「实际上，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从较深的层次上原创性地探索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同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样，阅读这本书都是一种智力享受。」但愿该书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的智力享受。</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