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深切纪念王稼祥同志

fazhan · 发表于 2014-5-14 14:11:38

DADAO“四人帮”后，有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写一篇纪念王稼祥同志的文章?我说：一定写一篇。但老是没有写成。今年三月，安徽省筹备出版纪念稼祥同志的文集，朱仲丽同志对我说：你现在职务不同了，又很忙，题几个字吧。我说，不!我还是要写一篇。
我对稼祥同志的怀念是格外深切的。这不仅因为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受过他的许许多多教益；更重要的是，他在我们党的一段关键性的历史时期里，作过光辉的贡献。他的这段历史和他一生的革命品德，我认为是值得我们的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同志学习和借鉴的。一九二五年稼祥同志就献身于革命，当时他才是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不久，他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直到一九三年才回国。在这五年里，他在学习上是很勤奋的，从而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但毕竟由于远离国内的实际斗争，不可能把革命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时在莫斯科出现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很可惜，稼祥同志也卷入了这种错误。
一九三一年夏，稼祥同志同任弼时、顾作霖同志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就被委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在这个关系到他一生的关键时刻，他善于把握自己，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努力亲近毛**同志，虚心听取毛**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尤其尊重毛**同志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同志的军事理论，他对毛**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这时，稼祥同志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同志对他积极的影响、也是他自己善于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当一九三二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毛**同志被解除军权后，稼祥同志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而增强了同毛**同志的革命友谊。长征开始后，毛**同志孜孜不倦地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稼祥同志一直坚定地站在毛**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并且帮助毛**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因此，在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大作用。遵义会议后，稼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同志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七年初，稼祥同志受中央派遣前往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季米特洛夫同志完全赞成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我们党要建立以毛**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一九三八年稼祥同志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正确意见，这对我们党进一步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九三八年后的一个时期，稼祥同志是我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他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协助毛**同志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提出过不少重要创见，为中央起草和参与起草了许多决策性文件。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写了《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纪念我们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
一九四三年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胃肠病，因而没有能参加我们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相当多的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后来由于毛**同志亲自向代表们作了解释，才选举为候补中委。
一九四七年他病愈后，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驻苏大使。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一直负责党中央的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为止。应该如何评价他这一时期的贡献呢?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是二十年如一日。我不敢颂扬他干一行精一行，但应该说他干一行钻一行；不能说他没有失误之处，但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深思熟虑和卓有成效的。他对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提出过不少有独到的意见，有些意见尽管当时没有被接受，但是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客观的远大眼光的。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指责他搞“修正主义”，完全是卑劣的诬陷。
总的说来，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逊色，并且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我们党建党六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央决定列举的我党建党以来三十八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他从不计较别人对他领导的工作和对他个人的错误议论，甚至是恶意的歪曲和中伤，他也报以忍受和缄默，这近乎有点软弱；但他对自己负责的工作和他所领导的同志，一贯要求严格，是非分明，这又是他的刚强的表现。无论个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极少同别人聊天，谈话时也简明扼要。也许他接触同志太少是一个缺点，但他几乎把一切业余时间用来看书、看材料和思考问题。他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而好学上进的人。他严于律己，什么事都身体力行。有时，人们感到他过于严肃，但是凡属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或同他共事过的人，都佩服他有才华，有主见，敢于负责，对同志公道正派。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对重大问题，都善于调查研究，独立判断，而不人云亦云。建国后，我们党所犯的多次“左”的错误，特别是对人的错误处理，他都很不赞成，并且甘愿冒当时一些人对他的非议而不随声附和。直到逝世，他对毛**同志始终保持崇敬和感激之情，但他对毛**同志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长期重用某些坏人，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又感到无能为力而没有进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感痛苦的事情。而他正是在这个极度痛苦和极端矛盾中离开我们的。
稼祥同志去世的那天，我正躺在病床上。当听到他突然死去的噩耗时，我是十分悲愤的。四个月前，由于毛**同志亲自干预，党的十大再次选举了他为中央委员。但“四人帮”顽固地把他看作是右派代表，是保留的一个“对立面”，并且在精神上继续折磨他。稼祥同志去世前的几天，有同志误传我患的是癌症，加上当时我的处境比他更坏，他听了异常难受。他决心冲破多年来不再出门的戒律，约了廖承志、朱仲丽同志一道去医院看我。至今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我们会面时的情景。我默默地想，他是以极大的勇气来向我这个不久于人世的人告别的。但我没有料想到，这反而成了我向他话别的最后一次机会。
稼祥同志逝世后，仲丽同志带着非常懊恼的心情，向我谈起他离开我们的情形。她说，头一天，他们俩已经知道“四人帮”正在布置发动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凭着他的政治敏感，稼祥同志知道，一场摧残党的新灾难即将来临了。他极为忧虑。但是他的健康状态似乎没有什么变异。因此，她料理他安寝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了。
一转眼，稼祥同志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我现在写了这篇短文，既是为了寄托我对我尊敬的一位老革命家的哀思，也是为了表示我将同党内同志一道以千千万万个先驱者的伟大精神来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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