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落寞英雄”拉美的迷途

dulidiyijun

　　2014年情人节，对于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来说，多少有些落寞的感觉。这并非是因为曾经同床共枕的前总统老公与她“天人永隔两茫茫”，而是英国著名时政杂志《经济学家》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阿根廷的寓言》。纵使没有那一小串辅助文字“其他国家能从百年衰落中学到什么”，其寓意也不言自明：配图正是阿根廷国宝级足球运动员10号梅西黯然走出绿茵场的背影。

　　文章尽管只有寥寥千语，却不啻一颗炸弹，唤起又击碎克里斯蒂娜，乃至全体阿根廷人曾经的荣光和梦想。到1914年止，阿根廷可谓美洲翘楚，世界新秀：此前的40年间，其经济年均增速始终高于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总量名列全球十强，仅次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但高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球经济前16强的平均数高出92%。“好空气”（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加上好经济吸引了大量优质移民，1914年有50%的首都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然而之后百年，阿根廷好景不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今已降至前述16个经济体平均数的42%。除了好空气常在，进步早走远，秩序深陷落，2001年经济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所谓“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已然成为阿根廷人遥远的回忆。

　　这种“英雄当年”的落寞并非阿根廷独有，甚至整个拉美大陆都难以免除。1820年，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美国14个百分点；但近200年之后，美国一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整个地区的两倍多。就此而言，阿根廷的百年孤独不过是整个拉美大陆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当然更是一种典型。

　　而今重读阿根廷的悲剧，不禁唤起了我和这块新大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也是我研究拉美的起点。10年前，报考研究生时，各种机缘促使我将投考的目光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转向和平闲适的拉美。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道专业考题是：（以智利为例）论述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道开放性的试题很具挑战性，据说因为各种答案一直不曾让出题人满意，结果连续出了好几年。事实上，在民主和发展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也更基本的问题，即是什么造成了拉美的不发达。诚然，政治民主能否成为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面向仍然是辩论的焦点之一（智利常被援引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但今天来看，民主是构建未来拉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显然已成共识。在拉美，民主的核心问题是，程序正义尽管早已来到，但民主的本质远未充分彰显，因而是一种有缺陷的民主，“未完成”的民主。这后来也成为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假以辩护诸如“民主不能解决××”，进而否定民主的价值和适用性的“有益”反证。

　　我想当年我肯定没有就这道题给出多少有益的或者新颖的答案，它更多的是给我制造了新问题，带给我更多的困惑、迷思，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广泛的阅读。我相信，那个潜藏在背后的更根本性的问题，即拉美不发达的（诸）起源，对于应对这些疑惑更具革命性，自然更激人探索。硕士毕业论文中，我曾借硕士毕业论文之机试图从政党治理的角度掀开阿根廷衰落的冰山一角。但遗憾的是，我所窥一角不过偏及一隅，水下冰山依然深沉不见。不过，从那时起，我深信，“不发达”是洞察拉美地区全部历史和问题的关键，也因此应当成为研究拉美的起点。

　　在过去的65年间，无论是作为综合性研究的选择性案例，还是在针对拉美的专著中，关于拉美不发达的起源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1949年5月，拉美发展主义理论创始人劳尔·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交了一份《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由此曝光了中心-外围理论，此后又相继出现了依附理论和殖民决定论。

　　在“冷战”背景下，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都将矛头指向了外部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剥削、帝国主义的历史殖民和掠夺。但时势易迁，依附理论最强烈的拥趸墨西哥在1994年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充满爱恨情仇的“美帝”和加拿大结成了贸易同盟。昔日依附论的大佬、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成为席卷拉美的新的民主-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浪潮的意见领袖。

　　而今愈加独立自主的拉美各国似乎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意愿去摒弃当初千夫所指的不平衡的贸易结构，而乐意坐享上帝的恩赐。多少年过去，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依然是拉美贸易结构的支点。拉美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正是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经典著作《百年孤独》中一针见血地所警告的，拉美永远在重复自己的过去。在不断地重复中，拉美似乎陷入了一座“孤独的迷宫”，不断地寻找，却在寻找自我中发现了别人。“我们拉丁美洲人命中注定要走在摸索根源或是凭空想象根源的不归路上﹐如果拉丁美洲人和美国人有什么类似之处﹐就是我们都对现在感到不舒服”（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不过，这种孤独的重复并不是文学的魔幻，而恰是历史的现实，现实的历史。比如在当前的委内瑞拉，历史和现实交错互现：一个过度依靠石油资源的国家如何逃脱资源的诅咒？一个连卫生纸都需要美元、都需要进口的国家如何不引起民怨？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何摆脱历史的宿命？

　　显然，委内瑞拉还没有意识到，至少不愿意承认系列问题，依然沉浸在历史的悲情中。2009年，时任总统查韦斯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本风靡全球的经典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书中，记者出身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将拉美的不发达归咎于欧美列强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从而导致拉美陷入“丰饶的困难”和“不发达的发展”。这种外部决定论的解释显然符合大众情趣，但其解释力还远远不够。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略萨的小儿子，阿尔瓦罗·略萨曾领衔撰写了一本与此针锋相对的著作《拉丁美洲完全傻瓜手册》。阿尔瓦罗认为，拉美的落后并不全是由外部掠夺带来的，而很大程度上源于拉美国家内部的因素。有意思的是，在拉美权力界，这种对外部决定论的抗辩也没有消失。同年4月，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面对拉美左派对美国的“集体行动”，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当众反思：“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每次拉美国家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我们总把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我们好像也做错了什么。” ——拉美做错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