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理论3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17:51

均势理论均势理论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极为古老的理论之一。它最早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实践。均势的含义很广，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指特定的权力分配的状态，如两种或两种以上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势；二是指一种国际体系，如1648-1789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等；三是指一种外交政策，如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从历史上看，均势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马基雅维利、黎塞留、塔列朗、梅特涅、卡斯尔累、帕姆斯顿、俾斯麦、摩根索、基辛格等。当然，这些人对均势的理念看法不完全相同。正如基辛格提出：“梅特涅的体系是从18世纪把宇宙看作一个大钟表结构的观念中得到启发的。钟表的部件相互错综合，干扰了一个部件就会打乱其他部件的均衡。俾斯麦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看来，均衡不是和谐和机械的平衡，而是不断消长的力量的平衡。与他相适应的哲学是适者生存观念。俾斯麦标志着政治概念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变化。”均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情况下，均势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可靠的手段。摩根索讲：“力量均衡及旨在维持均衡的政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主权国家的社会里的基本稳定因素。”均势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而不是和平，均势不能消除战争，但均势的破坏肯定会导致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和平是稳定的副产品。在均势体系下，存在着几个势均力敌的强国，这些国家按其政策，可区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维持均势的主要手段有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联盟与反联盟。对均势操纵国而言，为了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均势，在必要时应与敌人的敌人结成同盟，因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二战以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传统的均势体系发生了变化，如战后形成了美苏在核恐怖下的两极均势。后来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则是对力量均衡的巧妙运用，它抵御了前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维护了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均势理论在历史上屡建奇功。依据均势理论创建的维也纳体系曾经维系了欧洲国家近百年的和平。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转换，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又存在多个地区性强国，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失衡。在这种新的格局下，均势理论对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主要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学、国际合作论和国际机制论。国际经济政治学注重研究国际关系角色追求权力和财富的交互作用。国际合作论则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相互合作。而国际机制论则比国际合作论更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国际合作和巩固合作。几乎与新现实主义崛起的同时，一批自由制度主义论者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和理查德•阿利斯等，从国际关系的制度、规则角度研究了特定条件下的国家行为，即从自由制度主义角度提出国家间合作进而形成较为可控制的秩序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新现实主义风头正劲，在80年代，他们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再次挑战新现实主义，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争论的问题主要有6个方面：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与结果；国际合作；相对与绝对获益；国家的优先目标；意图和能力，体制与制度。新自由制度主义通常主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联系渠道越来越多，国家间越来越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助于防止国际上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后来有人还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认为在复合相互依存占优势的某些地区或国家问题上，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作用日益下降，武力作为政策的工具已不适当或不重要了。强调了规则（Regime）、制度（Institutions）安排在既定结构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假定在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手段即制度，结果就会两败俱伤。相反，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制度，使合作和协调的利益不断增值，就能带来世界和平与合作。认为国际体系并非单一权力结构，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国家对外议事日程的首位，也无所谓“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区分。同时权力资源也不能无限转移，认为主要是国际强权或军事强权便可在其他国际问题上都取得优势的观点是过分简单化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如基欧汉提出了“问题领域”的概念，强调每一个问题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力结构，而且领域之间的权力转移是有条件限制的。目前，在西方学术界，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论战正愈演愈烈，说自由制度主义将取新现实主义而代之，似乎言之尚早，但克林顿时期的“多边主义”和“区域安全制度”确实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
搭车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果出发，以减少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二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小甚或消除来自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历史表明个别搭车者甚至有可能最终上升为驾车者。
1.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是对战争灾难所作的反思的结果。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伍德罗•威尔逊（《论国家》、十四点纲领）、阿尔弗雷德•齐默恩（《中立与集体安全》、《国联与法权》）、约翰•默里。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人性是善良的，或至少是可以改造的，战争可以避免。战争不是人性的产物，而是环境的结果。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人类可以通过教育改造人性，避免战争。
(2)  倡导国际主义，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的。理想主义否定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对外政策中强调国家利益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表现。结束秘密外交，实现对外决策的民主进程，将有助于消除战争的起因。
(3)  建立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保卫世界和平。国际联盟是威尔逊的“宠物”，是理想主义的希望，理想主义认为“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石”。
(4)  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保证世界和平。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规范和约束国家的行为，从而最终使世界避免战争。
(5)  提倡国际道德，确保世界和平。理想主义认为，维护国际道德的途径使，通过国际联盟对实行侵略的国家进行制裁；发挥学者和政治家的作用，提高民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
从以上可知，“国际主义”、“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外交实践。
2.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个人认为很重要，须非常重视！）
摩根索的扛鼎之作《国家间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其核心的内容是摩根索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这六原则已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最完整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原则：
(1)  政治是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的。现实主义相信政治法则的客观性。为了使社会不断完善，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则；
(2)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政治现实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标志性特征，它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核心，它使国际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区别于经济学（以财富界定权力）、论理学、美学和宗教学；
(3)  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核心概念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变化性和多样性。权力是政治的目的，政治是权力的实质，任何政治都受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支配，这是普遍适用和客观存在的；另外决定历史特定时期行动的那种利益，又取决于对外政策制定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而其有变化性和多样性；
(4)  普遍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政治现实主义深知政治性动的道德意义，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判断任何政治行动。但是普遍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形式应用于国家的行为，而必须渗透到具体的时间地点的情况中；
(5)  不应把具体国家的道德扩展为普遍的标准。所有国家都有一种把自己国家的模式推广到更大范围的冲动，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某个国家的道德可能适用于特定的国家，但并不一定适合更大的范围；
(6)  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坚持以权力界定利益。因此政治现实主义与其它学派之间的区别是真是的、是深刻的。
3.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
(1)  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者；(2)  无政府主义是国际社会的突出特点；(3)  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4)  国家通常采取理性的政策；(5)  国家有时也会依靠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实现其目标；
(6)  国家体制诸方面，特别是国家间权力分配，是形成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基本模式的重要原因。
4.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思路
(1)  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的权力便是这种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
(2)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在追求权力，国家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国际政治即是权力之争；
(3)  各国在对外目标上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一国在国际上享有的权力越大，所获得的权益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4)  权力和利益是影响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
5.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学派是在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中逐渐形成的。现实主义理论要素是(1)  历史是由一连串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它的过程可以通过智慧的努力去分析和理解，但是不可能想象出来；(2)  理论不可能产生实践，但是实践可以产生理论；
(3)  政治不是道德的功能，而道德是政治的功能。道德是权力的产物。
基于该哲学基础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  人性本恶。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且认为人通过教育和智慧的增长并不能解决人性恶的问题。而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国家同样会反映这些特点，这就决定了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特征。
(2)  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其他任何国际性为体都不能代替它。他们强调国家总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权力界定的利益是研究国家行为的主要尺度。
(3)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中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领土主权和军事安全总是追求权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主要是由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位来决定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越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就越大，也就越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反之亦然。
(4)  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是分析国际行为的路标。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权力限定下的国家利益是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对国际社会来说，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的依据。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定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标准，而国际道德和国际法是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准的。
(5)  道德和有关的价值观念是现对的。现实主义反对把道德、公众舆论、国际法等置于外交上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国际道德实施要和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道德要受到国际利益的限制的。
(6)  维持国家和平的最好的办法是均势。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主张通过结盟的方法实现力量均势，在均势条件下，国际和平就可以有保证。
6.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歧从理论基点和研究结论来看，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要分歧具体表现在：
(1)  对人性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本善，至少可以通过修养到达善；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人有权欲，本性难改。
(2)  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主张在道义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国际关系；而现实主义则强调世界的竞争性，各国利益不可调和，国际关系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理想主义的道义和民主说教在现实世界里是行不通的。
(3)  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视之为维护国际关系秩序唯一有效的工具，认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秩序代表了全人类的真正利益；现实主义认为，法律与政治相比并不是道德些，离开权力均势，国际组织体系也常常名存实亡。
(4)  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强调研究社会和世界应该如何，对客观世界抱盲目乐观态度；现实主义信奉实证原则，强调人类应该面对争斗现实，不可陷入和谐的空想。
(5)  对未来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崇尚利他主义，认为未来的目标是实现普遍裁军和建立民主的世界政府，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问题是束手无策；现实主义人类利他主义是一种空想，历史的悲剧正是来自人的权欲和野心，未来的目标无论多么美好，由于受到这种利己主义的局限，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
7.卡普兰六模式卡普兰认为，国际体系模式是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他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被称为“卡普兰六模式”：
模式一：均势体系，指的是二十世纪的均势格局。特点是，为了增强实力，可以与对手进行谈判，反对任何企图在体系那取得优势地位的结盟国或霸权国；对在体系内形成威胁的国家行为者进行限制；允许被打败的国家行为体重新加入体系。
模式二：松散的两级体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两级格局。特点是，运作机制是调解性质的，而不是对抗型的；跨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体系的运作；核武器的出现带来“核恐怖平衡”。
模式三：紧张的两级模式，指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战格局。是松散的两级体系的继续和强化，趋势是不稳定，出现高度紧张的态势。
模式四：环球体系，指60年代末以后世界格局的多级趋势，相对稳定是其根本特点。
模式五：等级体系，指一种民主型或极霸型的体系，特点是稳定性强。
模式六：单位否决体系，基本特点是，联合国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在这种体系内战争可能发生，但是不会使用核武器；战争的地域和手段受到限制；大国外交出现孤立主义其倾向，结盟的作用弱化。
8.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主要分歧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的继续，这次论战是方法和途径上的分歧，是方法之争。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1)  科学行为主义提倡实证研究方法，力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精确化”和“科学化”；传统主义坚持历史与现实的规范研究，认为哲学、历史学、法学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实证而忽视了哲学、历史。伦理因素。
(2)  科学行为主义主张将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原理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传统主义坚持“利益”和“权力”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地位。
(3)  科学行为主义认为国家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参与者，应重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传统认为国家即使不是唯一，但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4)  科学行为主义注重国际关系的量变，把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看成是一个个参数和变数的总和，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正趋于计量化；传统主义则注重国际关系的质变，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坚持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计量化。
(5)  科学行为主义提出在研究中应超越价值评估，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研究的目标是发展抽象的、普遍的理论；传统主义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道德和伦理，从哲学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应注重应用研究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
(6)  科学行为主义主张对国际关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吸取研究技术和理论概念；传统主义强调必须保持国际关系学科的特点和完整性。
9.华尔兹“华氏三原则” 华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冲突与战争的三个概念，素有“华氏三原则”之称。这三个概念分别是：
(1)  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谓“恶是根源，爱是药方”。华尔兹认为，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人的私欲、权欲是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只有改变这种恶性才能最终制止战争。
(2)  关于国家体制的概念，所谓“和平与战争分别是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的产物”。他认为有的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危机严重，为了转移民众的不满，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增加税收和维护统治，就从战争中寻找出路。所以要防止战争，还要从改造国家着手。
(3)  关于国际体系的概念，所谓“无政府状态是根源，世界政府是药方”。他认为国际上无政府状态的存在是导致战争的又一个重要根源，因为世界上缺乏一个有效地阻止战争的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组织。在建立世界政府之前，应维持均势以保障国家安全。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19:01

10.新现实主义面对20世纪70年代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一些学者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科学的修正和补救”，从而形成了“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在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关系仍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的同时，强调国际关系的秩序和限制，重视包括东西南北关系的全球系统研究，给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以更多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该学派强调综合性分析，认为权力政治与体系模式、结构分析与反馈博弈、宏观与微观分析应兼收并蓄，互为补充。
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吉尔平、戴维•鲍德温和罗伯特•利珀等。
11.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新现实主义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对国际关系的论述更为全面，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论”：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论。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重视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认为只有将政治和经济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国际冲突合作论。新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民族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承认社会还处于种无政府状态，但同时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大大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应是一种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研究的结合。
第三，东西南北关系论。新现实主义主张对国际关系开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重视包括东西南北关系在内的全球系统的研究，力图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结合入手，提出一个东西南北关系的理论，以全面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12、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区别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修正和补救”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更清晰、更一致和更严格的界定：
(1)  现实主义视权力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一切活动的目的；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仍然是核心变量，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政治关系中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2)  现实主义着眼于主权国家，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则着眼于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体系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
(3)  现实主义着重研究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新现实主义则着重研究全球间的权力分配，以结构主义分配为基本特征。
(4)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冲突，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结合。
13.“三角范式”之争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一种三角的范式之间争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主要表现在：
现实主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法，着重研究国家权力和权利均势。其要点是:国家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国际关系角色；国家本质上是一理性角色；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诸角色的核心问题。
多元主义是一种“多中心”的分析法，所强调的是国家决策和跨国主义。其要点是：非国家角色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行为者；国家不一定是理性角色；相互依存和跨国主义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国家安全不一定是国际关系诸角色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是广泛的，不一定一成不变。
全球主义则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基础，强调世界政治经济中“资本主义全球结构”的作用。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国际关系分析的出发点是国家与其他非国家角色赖以发生相互作用的全球体系，而不是国家；在承认国家与国际组织等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注重探讨如何使这些角色协力建立国际关系机制；比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更加重视国际关系的经济因素。
14.批判理论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际关系的实证主义主流理论开始受到批判理论的激烈挑战和冲击。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大体分为两种：批评性诠释理论和激进的诠释主义。
批评性的诠释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打破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该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他认为主流理论的认识论假定以及传统的理论建设是不成立的。他拒绝实证主义及主流理论所提倡的理性；第二，他认为知识的技术官僚化和官僚化的形式促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规范问题发生兴趣。第三，它对认识论抱有一种温和的态度，谨慎地认为伦理和道德领域不排除存在普遍主义的可能性。
激进的诠释主义赞成批评性诠释理论对传统实证主义理论活动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但是，他超越前者的见识，通过采取后结构的方法论，形成极为不同的伦理和认识论方面的假设。
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和批评。
从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激烈批评实证主义关于认识知识的观点，批评试图建立客观的、在经验上可以获得验证的真理性陈述，反对关于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践之外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
从本体论上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挑战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的概念，强调行为体如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占据支配地位，提倡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方法，指出研究方法中诠释战略的重要性。
在价值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指责关于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的价值中立的说法，否认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
15.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前身是批判理论，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新现实主义进行的激烈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论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认为世界政治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的。建构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
第一，建构主义指出，除了物质结构以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
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认同界定国家利益；
第三、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
武装冲突指国家间为解决彼此争端而采取的一种剧烈的军事对抗行动，在国际法意义上，通常是指不构成战争状态的军事对抗行动，即没有开战的正式方式，没有宣战，只有实际上的战斗。与政治相比，其特点是战斗地区有限，持续时间较短，对抗规模及破坏性不大等。它虽然一般说来是较战争更低层次的军事因素，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却是比战争更为频繁出现的军事因素。
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实际上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思潮主张回到早期伊斯兰教，不允许对《古兰经》进行任何解释，反对非穆斯林文化的异端邪说，号召全面实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 。其高潮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共和国。这一运动至今仍在发展，其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以中东为中心的西亚和非洲广大地区，更是蓬勃发展。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盲目反对西方进步思想，倡导复古倒退，特别是某些领袖提出的输出革命理论和个别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无助于伊斯兰各国的稳定和发展，也有碍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28:23

钱其琛

钱其琛(Qian Qichen 1928.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长(1988.4～1998.3)。上海嘉定人。1942年加入中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学运，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学委书记。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员。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5年后历任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1972.4～1974.4)，驻几内亚大使(1974.8～1976.11)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1974.9～1975.10)，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6.11～1982.4)，外交部副部长(1982.4～1988.4)，外交部长(1988.4～1998.3)，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991.4～1993.3)，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93.3～1998.3)，**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外长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1982年～1987年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进行了11轮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1987年2月和8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同苏联进行了两轮边界谈判。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与苏联外长互访，为中苏进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1991年5月，与苏联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至1997年以外长身份四次正式访问俄罗斯。1994年9月，在莫斯科与俄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90年代，多次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11月、1994年10月和1997年4月分别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989年后，率团或陪同国家主要领导人访问德国、FaGuo、英国、日本等12国以及欧共体，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在经历一段曲折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出访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曾率团出席的主要国际会议有：第43届至52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第24届至第28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第3届至第9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及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会议。1996年，2月至3月先后出席了亚欧会议亚洲成员国外长会议和首届亚欧首脑会议。3月底至4月访问日本等六国。同年7月代表中国首次以东盟对话国的身份出席东盟对话国会议和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本届东盟外长会上，东盟正式接纳中国为其全面对话国。同年9月，率团访问加拿大。1997年先后访问FaGuo、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南非等14国。同年2月出席亚欧外长会议，7月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国会议。1998年1月～7月访问摩洛哥、古巴等10国。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重要外交文件有：中国同印尼复交公报、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文莱、以色列、韩国和南非建交公报，中国同挪威相互设立总领馆协定、同海地互设商代处协议，及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柬埔寨和平协定、联合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1993年7月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1996年1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先后主持召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八次全体会议。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1998年4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28:51

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

2001/12/20

　　*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国际安全问题更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交织，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在加剧。

　　*以江**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进一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记者：首先请唐外长对今年国际形势作一总体评价。

　　唐家璇：今年是新世纪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国际形势几度起伏，错综复杂，重大突发事件频仍，不确定因素增加，特别是“9•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地区热点问题迄今未解决，新的热点又在产生。世界经济加速下滑，对各国的影响逐步显现。

　　但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记者：今年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请您谈谈对这些变化的看法。

　　唐家璇：目前国际安全问题更加趋向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在加剧，已成为对国际安全的又一重大现实威胁。一些热点问题仍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9•11”事件后，阿富汗形势突变，一跃成为目前世界一大热点。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中国一直十分关注阿局势的发展，并为阿问题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及时提出了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5点主张，强调未来阿富汗政权应基础广泛、反映各民族利益、与各国尤其是邻国友好相处，联合国必须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阿富汗各派在波恩就组成阿富汗临时政府达成了重要协议。这是阿富汗走向和平与稳定的良好开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希望阿各派继续以民族和解为重，切实履行达成的协议，尽快恢复阿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一贯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主张公正、全面、合理解决中东问题。目前以巴流血冲突升级，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考验。我们对此深感不安。中国强烈谴责暴力行径，希望有关各方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停止一切暴力活动，积极为缓解紧张局势、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记者：如何看待今年国际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唐家璇：今年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为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积极寻求利益交汇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就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加强对话与合作。二是大国关系由紧趋缓。上半年，大国关系经历了一些曲折，矛盾比较尖锐；下半年，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各大国寻求共识，增强协作，彼此关系出现改善和发展。三是各国之间的高层互访和会晤增多，电话热线通话频繁。这种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与交流，对国际关系的调整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总的来看，上述变化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但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大国间的一些深层问题仍然存在，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还没有明显改观。
　　
　　记者：现在国内外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严峻，您对此有何看法？

　　唐家璇：我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美国经济结束二战以来最长增长期而进入衰退，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同时下滑，世界经济增长处于10年来最低水平。出现这种形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9•11”事件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困难。面对新形势，各国应加强在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发达国家有必要在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采取灵活举措。世贸组织多哈会议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是一个积极信号。我们希望各国共同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尽快走向复苏。
　　
　　记者：今年中国外交张弛有度，有声有色，取得了丰硕成果。请唐外长对此作些具体介绍。

　　唐家璇：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以江**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领导我们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进一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我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9•11”事件发生后，以江**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迅速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及时确定应对方略。我们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推动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明确提出，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应目标明确，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中国的言行体现了一个和平、公正、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我国成功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次盛会是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世界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之寄予厚望，世界为之瞩目。在江主席主持下，与会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会议圆满成功，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人们对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信心。

　　我国与主要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中美关系在上半年经历困难之后，下半年逐渐恢复和改善。江主席与布什总统在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开辟了新的前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丰收年。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江**主席与普京总统数次会晤，特别是江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与普京总统正式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中欧全面伙伴关系顺利发展，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取得重要成果，双方关系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几经波折，但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通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已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我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宣布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标志着一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区域性合作组织的诞生。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10＋1）上，我国与东盟各国确定了新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对于双方关系的长远发展及地区繁荣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保持了高层频繁互访，加强了政治磋商，扩大了经贸合作。江主席今年4月对拉美6国的成功访问，为中拉友好合作关系写下了新的篇章。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发展顺利，中非合作论坛的各项后续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记者：最后请唐外长简要展望明年中国外交。

　　唐家璇：2002年将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我认为，明年中国外交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坚持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应变意识和创新意识，坚定信心，沉着应对，转变作风，扎实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继续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29:25

（九届人大三次会议）

2000/11/07

　　2000年3月10日，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1999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同时，如何规划今年的外交工作？　　

　　唐家璇答：1999年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一年，中国的外交工作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概括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我们采用各种方式深入揭批李登辉的"两国论"，坚决捍卫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沉重地打击了搞"台独"的***势力的嚣张气焰；第二，加强了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努力保持和维护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三，1999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在处理这些重大国际问题时，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2000年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继续坚定地捍卫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加强睦邻互信，进一步稳定周边；第三，要切实加强和扩大同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第四，要努力保持和维护同世界上各个大国相对稳定的框架关系；第五，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社会多年公认的其它国际关系准则，为推动在新世纪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将充满信心地开创跨世纪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您不久前访问了莫斯科，中俄关系现在怎样？叶利钦辞职后两国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中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能否继续合作？　　

　　答：我不久前访问俄罗斯时，同伊万诺夫外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的会谈是非常坦诚的，也是富有成果的。我们不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世界形势、国际重大问题以及某些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也谈到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俄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进一步推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的问题。最后普京代总统见了我，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普京代总统确认，今年他如当选总统，将要访问中国，在北京再次举行两国元首之间的重要会晤。双方也确认整个国际形势要进一步走向多极化。俄罗斯方面强烈表示反对单极世界，认为只有多极世界才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我回来时，俄罗斯的伊利亚• 克列巴诺夫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同吴仪国务委员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主要就两国经贸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会谈，而且就一些项目达成了一致。我想再次强调，中俄之间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它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针对第三国或第三方，这种关系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将会长远地持续发展下去，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央电视台记者：《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发表后，美国方面反应强烈，有人企图在国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美国政府也决定增加对台湾的武器出售。请问你对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反应作何评价？你有什么最新信息向美国方面传达？　　

　　答：就在昨天，我国驻美大使向美方就美国决定再次向台湾进行两项军售进行了严正交涉。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它是国共两党内战的一个遗留问题。如果五十年代初，美国第七舰队不去台湾海峡进行干预的话，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外乎两大原因，一个是外国势力的干涉，另一个就是台湾***势力的阻挠。我应该指出，美国方面围绕台湾问题的所作所为，助长了台湾内部***势力的气焰，对台海局势的紧张，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售台武器现在在质和量上都比以前有了提高，正在酝酿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且还有你提到的《加强台湾安全法》问题，我认为这个法的实质是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些做法都严重违反了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方面向中国政府所作的明确承诺。

　　我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都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美国朋友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理解一个道理，就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的走向，也直接影响台海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方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能够以实际行动来体现美方是在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以往向中方明确作出的"三不"承诺。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台军售，明确承诺不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及其相关技术、设备和配套系统，应该切实阻止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通过成为法律，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对于最近海峡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和中国好像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是造成紧张的原因。在华盛顿包括国会里有许多人持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中国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由于中国提出台湾如果不恢复和大陆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就要动武。这样的威胁，使得美国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可能性加大，也使得美国更有可能向台湾提供尖端的武器。你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发出的信息进行了错误的解释，还是由于其它原因使美国和中国彼此互相指责？

　　答：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互相指责，那就只是从表面上来估价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阐明，我们发表白皮书的目的是积极的，就是为了向世界阐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江**主席发表的八项主张，在现在的形势下并没有任何改变。关于有些新闻界朋友大做文章的所谓第三个"如果"的问题，我们讲得也很清楚：这并不是新的提法，更不是对台政策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早在1984年邓小平先生就明确提过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

　　FaGuo欧洲时报记者：中国和FaGuo建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元首的直接推动下已经进入面向新世纪的新阶段。但是，巴黎传出消息说，FaGuo打算向台湾出售军事卫星。请问唐外长对此有何评论？

　　答：在事关台湾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方在外交上是无法作出妥协和让步的。中法之间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希望，在人类即将迎来新世纪的今天，中法之间的关系，能够不再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希望FaGuo方面能够非常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使中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全面伙伴关系能够继续健康、正常地发展下去。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在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现在只剩下台湾问题。再过大概一个礼拜，台湾将选出新的领导人。请问外长，你看那个时候是不是两岸重开谈判的一个好的时机？条件是什么？

　　答：台湾进行的选举是一个地方性选举，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无论是哪个人成为台湾的新领导人，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这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选举的结果不应该导向"台独"、***，而应该是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和平统一。新的领导人如果确实没有"台独"色彩，而且愿意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恢复两岸的对话、谈判的话，那么，这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是相反的结果。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中朝关系的。人大开幕的当天，朝鲜金正日总书记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这是非常破例的，你怎样看这次金正日先生访问中国大使馆？还有，如果本月8日朝鲜外长白南舜访问中国，是否会谈到金正日访问中国的事？如果韩国要求的话，中国会不会安排金大中总统与金正日总书记在中国会晤？

　　答：中国驻朝大使万永祥即将离任回国。这次万大使在平壤辞行拜会时，金正日总书记知道了。他过去就表示过愿意到中国大使馆看一看，因为他还没有去过。这次他付诸实施了。至于朝鲜外长白南舜很快将应邀到中国来访问，这是对我不久前到朝鲜进行访问的回访。我认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正常的交往。你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方会不会同意安排朝鲜南北方最高首脑在北京会晤，我想这首先应当是南北方直接商谈的问题。至于地点是不是在北京，因为这个问题是你的假设，对于假设性的问题，我一般不作假设性的回答。

　　日本赤旗报记者：日本国内有些政客包括日本的执政党的政要正在计划安排李登辉访问日本的活动，并要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应该作出哪些努力？

　　答：我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报道，给我的印象是，日本最近有些政要正在活动，要策划李登辉访问日本，而且还为此建立了一个什么筹备委员会。我认为，李登辉鼓吹"台独"、***中国的真面目，早就暴露无遗了。而李登辉其人早就想去日本。在现在的情况下，李登辉如果真的实现了到日本进行访问，我认为将会从根本上危害中日之间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之间就这个问题也是有明确共识的。不管李登辉以什么名义、什么身份去日访问，都会严重损害中日关系，而且对日本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看清李登辉的险恶用心，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政治上的危害性，切实本着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江主席访日时双方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采取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谨慎、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以维护中日关系的友好大局。　　

　　台湾无线电台记者：刚才你强调美国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之一，不过昨天美国总统克林顿针对中国的白皮书发表了一些比较正面的看法，他认为有一些内容是外界没有注意到的。他提到三点，一是认为白皮书中五次提到两岸平等的概念，二是没有要求台北收回"两国论"，三是白皮书里提到两岸谈判的议题相当广泛，相当有弹性。美国出现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不是中美元首之间就这个白皮书曾经作过热线通话、交换意见，或者是双方有什么高层接触？对于美方扮演促进两岸谈判这样的角色，外长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还没有看到刚才你所说的克林顿总统的这篇讲话，因此很难就这个问题作出评论。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出去。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应该是切实地履行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所作的一系列承诺，停止一切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多做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斯洛文尼亚劳动报记者：前几天，俄罗斯的代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要是能够享受平等地位的话，也愿意考虑加入北约。中国对这种方式的北约东扩能够接受吗？唐部长最近在莫斯科跟普京先生进行会谈时，他跟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没有？

　　答：我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报道，当然也注意到了事后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说明、解释或者是澄清。我认为这件事是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事情。我相信一点，就是俄罗斯是会从本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作出判断的。普京代总统会见我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件事。

　　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度和中国即将在4月份庆祝建交50周年，请问这意义何在？

　　答：今年4月1日是印度和中国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印度总统也定于年内正式访问中国，这将是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同印度都是在亚洲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而且是近邻，过去有过很好的关系。当然此后有过一段曲折，但是去年以来两国关系又逐渐进入新的改善和发展的阶段。就中国来讲，我们重视印度，重视中印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希望以共同纪念中印建交50周年为新的契机，使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本来五项原则就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在50年代共同提出的。

　　当然，中印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印两国互不构成威胁，而且中印之间的共识要大大超过分歧，中印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既有利于两国本身，而且也利于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香港文汇报：在去年许多国际事件当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军事打击，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许多人都在对此进行反思，请教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现在科索沃局势有没有新的评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驻南使馆在去年这场战争中也遭到美国的打击，好象不久前中国和美国恢复了军事交流及安全对话方面的磋商。所以我想请教您，中国是否已经不再要求美国进一步就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遭轰炸事的真相继续进行调查，不再要求美国提供调查的结果？

　　答：科索沃事件发生到现在已近一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民事机构也早就进驻科索沃，但是很遗憾，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1244号决议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当地局势依然紧张，冲突不断。我看这足以说明，当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压倒一切的新干涉主义旗帜，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力侵犯，不仅没能解决他们所谓的科索沃人权问题，而且科索沃地区多年来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有关的争端也都没有得到解决。

　　我想这还说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你讲到反思，我希望有关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再发生这种违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事。

　　中美之间关于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赔偿问题的谈判，包括对伤亡人员的赔偿和被毁馆舍的赔偿已经达成协议，有关情况不用我在此介绍了。但这并不等于我当初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的四个条件统统可以了结了。我们仍然要求美方把有关事实的调查结果如实通报中方，而且应该对肇事者进行惩罚。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34:17

周恩来

周恩来(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历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主席等职。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和FaGuo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1924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1928年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进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时任**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长江局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南方局，代表**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并广泛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和团结工作。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后，率**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协助毛**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早在建国前，他就是中国***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创造了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只建立商贸关系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协助毛**同斯大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6月，参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迫使联合国同意中国政府特别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提出外事队伍建设的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95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使节会议上，根据毛**的决策思想，提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六条外交方针。朝鲜停战后，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访华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写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访问印度、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有关各方谈判，促使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越南北方、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了国际承认。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参与制定了万隆十项原则，广泛结交了亚非国家新朋友。亚非会议后，亲自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指导思想、具体政策和原则，妥善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和华侨双重国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安定了中国的周边环境。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为纠正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和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周恩来于1957年1月出访了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28国，提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强调提供援助应根据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原则，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提出区别对待的方针：对日本，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从开展民间往来入手，发展两国关系；对英国和荷兰，只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对FaGuo，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使FaGuo在1964年1月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美国，在坚决反对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张坐下来谈判，直接领导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保持了双方联系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与毛**一起，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接待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访华和1972年美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对苏联，一方面对其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尽力防止局势恶化，1969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缓和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决排除林彪、江青集团对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在实际工作中尽力纠正极“左”错误，弥补损失，挽回影响。

　　周恩来善于把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和手段同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文选》上、下卷。建国后主要外交著作和讲话收入《周恩来外交文选》(参见“周恩来外交思想”)。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35:10

吴学谦

吴学谦(Wu Xueqian 1921.12.1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8.4～19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选)。曾任国务委员(1983.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11～1988.4)。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建国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学生工作，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副书记、代理学委书记。1949年6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派驻布拉格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建国后曾任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49～1958)，**中央对外联络部局长(1958～1978)、副部长(1978～1982)、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82.4～1982.11)。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以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代表的身份多次参加日本反对原子弹爆炸大会，并曾出访非洲、西亚的许多未建交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活动。担任国务委员兼外长期间，曾访问朝鲜、马来西亚、日本、埃及、肯尼亚、赞比亚、罗马尼亚、FaGuo、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亚、非、欧、美洲50多个国家。1986年访问芬兰、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分别签署了中芬、中瑞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匈领事条约。曾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长身份出席第38至42届联合国大会。在第41届联大期间，同苏联外长就翌年恢复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达成了协议。1985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和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1986年在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14届特别联大会议上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1987年出席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会议，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同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在纽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发展的三要素：增进相互了解，正视台湾问题，平等互利发展经济合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后，1988年8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哈克总统葬礼并访问巴基斯坦。1989年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1990年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庆典，并签署中纳建交联合公报。同年访问加蓬和尼日利亚及日本，出席了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1991年出访印度并参加拉•甘地总理的葬礼。1992年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十二届、十三届委员，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39:26

乔冠华

乔冠华(Qiao Guanhua 1913.3.28～1983.9.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1974.11～1976.12)。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等职。参加的重要外交活动和工作有：1950年10月，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4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70年毛**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等。70年代初，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负责与基辛格谈判、草拟中美联合公报。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FaGuo。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40:19

姬鹏飞

姬鹏飞(Ji Pengfei 1910.2.2～200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山西临猗人。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参加过长征。长期担任军队卫生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1950～1953)、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1953～1955)、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2)、外交部部长(1972～1974)。1979年后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2年、1987年分别在**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长期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处理外交事务。参与的重要外交活动有：1973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同年6月应邀出访英国、FaGuo、伊朗和巴基斯坦。曾先后出访苏联、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缅甸、泰国、埃及、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委内瑞拉、加拿大、叙利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吉布提、约旦、科威特、阿拉伯也门和阿曼等国家。在兼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积极贯彻执行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制订的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参与接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并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yaochuchu · 发表于 2008-4-6 10:40:45

陈　毅

陈毅(Chen Yi 1901.8.26～197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4～1972)兼外交部长(1958～1972)。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FaGuo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1927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南进，1928年4月与毛**会师于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新四军代军长，领导开辟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长、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与组织领导了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役。早在建国前，陈毅就参加接待了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1944年底，他受毛**委托，就美总统特使赫尔利调解国共矛盾问题研究对策，主张不接受美蒋条件，采取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时机。这一建议被毛**所采纳。建国后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年起，他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1952年10月，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1958年2月，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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