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动乱中的宪法秩序

影音王

——二看埃及的动荡政局
　　本月17日，动乱中的埃及又发生了新的流血伤亡事件。广场上的人员虽然有所减少，但却搭帐篷、修厕所，准备打持久战。撕裂的社会仍不知何时才能愈合。
　　动乱是执政者合法性的丧失
　　下台民选总统穆尔西是在前任穆巴拉克遭百万人游行示威不得已而下台的背景下参与民选总统竞选的。当时他被问到：如果你也遭遇百万人游行示威，会怎么办。穆尔西答道：他不会有这种遭遇，因为他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如果他真的遭遇这种情况，会第一个辞职。未料到言犹在耳，这位政治智商难以给出高过中等评价的总统竟然还是一个食言者。在他短短一年的执政期间，民众的抗议几乎不断，直到六月三十日前后，全国在广场、街头聚集示威的群众达1400万（当然分两派），而埃及总人口约为8200万。从图片上看，不少示威者是举家出动的。这时的穆尔西换了一个腔调，说自己是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总统，为了捍卫宪法，拒绝下台。
　　实际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权，其合法性授权的源头必定是也只能是民心。无论是受命于天的君主，还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或者是选举选出来的，都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获取民心的授权。即使是靠恐怖血惺的暴力来统治的专制政权，也要以民众内心的服从或顺从为前提。一旦民心丧失，权力倾刻瓦解。这样的道理应当是不用做梦就要明白的。也许是心同此理，美国总统奥巴马电话告诉穆尔西，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但穆尔西却听不进去。在全国性的游行示威中，政权组织已经瘫痪，先后有六名内阁部长辞职，几十个村镇的政府办事处干脆被闯入的民众查封，警察却看着不管。这说明即使还赖在台上，也无济于权力刚性的日渐丧失。
　　一个国家一旦陷入动乱，那就意味着执政者合法性的丧失。人民用街头抗议来表明他们收回授权，有耻感的现代政治家会知趣地谢幕下台，以换取社会达成新的和解。不识进退的穆尔西拒绝这样做，激化了矛盾，自己成为了动乱之源。所以，埃及的动乱怨不得埃及老百姓，不是老百姓犯上作乱，而是政治家犯错，错了还拒绝悔改。
　　动乱中宪法秩序的重构
　　动乱就是社会失序，只有重构秩序才能走出危机。但是这个秩序只能是宪法秩序，只有宪法秩序才能成为动乱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军方成为出手的第一支国家力量。他们认为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浪潮面前，总统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废止一个不合法的总统具有正当性。军方显然改进了穆巴拉克倒台阶段自己直接接管权力的做法，体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这次军方只是在不得已的地方才打破宪法框架自己出手，而且力求公开、透明、柔性。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的六月三十日，军方发布了对总统的48小时通牒，敦促总统自己解决与民众的对峙，否则下台。广场知道了军方的通牒之后，民心大振。第二天，军方的一队直升飞机在解放广场上空盘旋，每架飞机的尾后都拖挂巨大的埃及国旗，民众欢呼。与此同时，军方派出特使与总统谈判，未果。大概是在七月二日晚，又发布了“最后几小时”的公告，在48小时后过去几个小时，军方通过电视台宣布穆尔西不再是总统。军方每走一步都显出让局外人看来是“不得不”的色彩，这些步骤都是公开的、预告的。这样做有很强的目的性，即让越界的每一步都获取民心的认可为自己追加合法性的注册。
　　与此同时，军方按宪法规定的顺序指定最高宪法法院院长为临时总统，接下来将由临时总统来主持实施路线图，并公布了相应的时间表。军方公布的这种安排，又是回归宪法秩序。在这整个路线图中，军方自己只走了一两步（当然这是最有决定性的），而且公开声明决不想获取权力。当然路线图如要向前有效延伸，没有军方的保障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一般来讲，今后军队只要呆在那里就可以了。所以有的评论说，埃及军方实际上担负着“监国”之责。军方的这种姿态，肯定经过政治算计。在专制社会，有枪就有一切。但在现代法制社会，如果国内国际一致认为军方是在搞非法政变，那也早晚将面临法律的审判成为历史的罪人。
　　临时总统曼苏尔一就职就担负起了宪法责任。这是危机中的第二支国家力量。七月八日晚颁布了新的宪法声明，对临时总统的职权作了规定。宪法声明在非常时期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这样就有利于将动乱中的国家重新引入宪法秩序的轨道。曼苏尔的动作比较快，过渡政府已经组建，而且在人选上注意了面对撕裂社会的包容，撤回了对派别色彩较浓的巴拉迪的选择，改由较为中性的穆尔西时的内阁高官经济学家贝卜拉维任总理，并一再呼吁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入阁。宪法修订委员会已经组建并开始工作，同时正筹备召开全国和解会议。不过穆斯林兄弟会拒绝承认现状的立场至今未见松动，这样所谓的和解会议将可能是曼苏尔的第一个挫折。
　　但是过渡政府的工作也许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虽然由于动乱埃及已经失去了谈了很久的世界银行38亿美元的贷款，但是海湾国家已经答应给予过渡政府120亿美元的借款，这绝对是一剂强心针，使得过渡政府有能力来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粮荒、油荒，安抚民生。这对平复民众在穆尔西时期积累下来的不满也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危机阶段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国家力量不能不提，这就是司法部门。尤其是以那个被穆尔西非法罢免而后又不得不让其复职的总检察长马哈茂德领导的检察院，作为国家公诉人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竭力地维护这个动乱社会最起码的法律秩序。检察院收到多起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广场示威中煽动使用暴力袭击的指控，而且穆兄弟会还涉嫌雇凶杀害在其总部门前示威的反穆尔西人员。检察院发布命令关闭穆斯林兄弟会在开罗的总部，并签发多份对穆兄弟会领导成员的逮捕令。这对制止动乱中的暴力化倾向显然是有威慑作用的，有利于防止社会秩序进一步失控。近日，在广场安营扎寨的两派示威群众有意拉开彼此的距离，并拉开与军营的距离以避免冲突。有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示威者还主动表示，我们就是静坐，颂古兰经，不做别的。检察院还启动了对下台总统穆尔西及其它穆兄弟会高层人员的刑责调查，罪名很多，既有经济犯罪的、里通外国的、还有非法持有武器、煽动暴力等等。这些做法也许很政治化，但不能说对促进局势的好转没有作用。
　　如果因为民选总统才一年就被赶下台，国家重新陷入动乱而认为地处中东的埃及人民目前还不配享有民主，这样的判断可能过于轻浮。以上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在因动乱而显得残缺的国家机器中，仍有一批关键岗位上的精英在努力搭建新的国家力量，并将之联通，从而得以恢复宪法秩序。在我看来，这有助于将消耗式的动乱转换模式成为有中轴的动荡。这个中轴就是宪法秩序。当然，这个宪法秩序是从现实出发的、重构的、起效的，而不是墨守陈规的。只要成功搭建，这个宪法秩序的中轴就能把动乱的各方牵住，在动乱的混沌中理出头绪，寻找共识，往中轴靠拢，从而逐步减轻动荡幅度，最后在新的基础上回归宪法秩序。也许这是动乱社会走出来的唯一信道。虽然还有待检验，但已经可以说配有时间表的线路图的提出和实施乃关键之举。如能成功，则可成为转型国家民主实验的样本。
　　除了全面战争，没有什么比动乱要让国家和全体民众支付更高的社会成本了，有时这个成本甚至超过战争。动乱，但仍有一批具有较高政治智慧的精英能够发挥作用，尊重民意并努力维护或重新搭建宪法秩序，这是动乱中的民族不幸中之大幸。确实，一个民族为动乱支付了那么高的社会成本，不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那就真的太亏了。动荡中的埃及人民正在经历自己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二波。
　　动乱中的广场其实成为了议会
　　以上三支国家力量对宪法秩序的追寻与搭建，是与千百万广场民众的民意相呼应的。动乱时期如果不贯通这个基础，不会有任何成效。下台总统穆尔西是与示威民众相对抗的，因而社会撕裂、冲突不断加剧。如果只是不问缘由地为制止动乱而采取驱赶﹑逮捕甚至镇压等强制手段，那是扬汤止沸。统治者应当对民意有谦卑敬畏之心，放下仆人在主人面前高傲的身段。民心是一切执政合法性授权的源头，这是现代政治学最基本的原理。老百姓本来只是想过好自己那一份日子，而今却放下日子跑上街头聚集广场，那只是因为执政者严重违背了民意因而民众要重新表达。
　　在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中，议会作为立法机构，实际上担负着民意表达的职能，并对执政者实行授权和监督。但处在过渡时期的埃及，因议会的产生不具备合法性而被取缔了，宪法秩序中议会成为了缺项。而穆尔西的所作所为又激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民众表达的意愿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就使得埃及似乎回到了古希腊城邦制时代。当时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公民中的成年男子皆可出席公民大会讨论决定所有国家大事。动乱中的埃及，民众聚集在广场等于是在召开公民大会，这本来就是他们最初始的权力，只是后来在对执政者授权实行代议制民主之后，他们不需要再这样干了。
　　动乱是代议制民主的失效，这时人民必然收回授权回归直接民主。埃及人民在街头或广场的聚集示威，其内核就是具备天然合法性的直接民主。当然这时往往会伴生治安的恶化，为治安而执行法纪不会惹恼民众，但应当把这两个方面区分开来。所以面对广场政治，执政者如果还想恢复自身的合法性，那就应当把他在正常状态下和议会的关系变为现在与广场的关系。认真倾听并在倾听的基础上协商。这也许是转危为安的关键。埃及动乱中恢复宪法秩序的努力，正在这样做。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说埃及正迅速地按照宪法向前迈进。不能把他这个话看成仅仅只是为了讨好新政的恭维。
　　当然前路依然十分艰难。过渡政府竭力想包容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体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正在修改的宪法草案也一定会体现这种包容。问题在于穆斯林兄弟会未必会接受这种包容。穆斯林兄弟会还不是一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力量和政党，其宗教背景也使其可能具有固守和拒绝妥协的特征。目前看不出来他们会有为获取些些政治利益就妥协的迹象。当然，也可以认为相关方面正在搜集筹码，如屏闭其媒体的信息，切断其向下联络的通道，并对其一批高层人物签发逮捕令、限制离境、冻结银行账号、启动刑责调查等等。这些会不会成为一定时候换取和解的筹码以及能不能够换来想要的东西现在还难有信心。今后如有看点，当可再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