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后面章节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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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缓慢发展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美关系。


2、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影响。


3、中苏两国是怎样对待朝鲜战争的？


4、中日民间外交的主要过程。


5、60年代中法为什么能实现建交？


●教学要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中国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未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有些还处于相互敌视之中。这一时期，除中法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外，中国重点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交往，为日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奠定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美关系


1、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30年代，美国的记者、官员就同中国***的领导人开始了接触。1947年，两大阵营形成，冷战的铁幕拉开，美国采取援蒋**的政策。


在冷战初期诞生的新中国，奉行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外交政策。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入侵台湾，使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美国以出兵朝鲜、侵略台湾、支持FaGuo在印支的殖民战争等，对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试图以军事手段来反对新中国。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2、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


在这里要区分两个概念：抗美援朝与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是指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到战争结束，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朝鲜战争则是指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的整个过程，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参战的三国四方。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为统一问题而爆发了内战。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还增加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支持FaGuo在印支的殖民战争，在中国周围建立**堡垒。美国政府妄图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遣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大规模侵朝。10月15日以后，联合国军又疯狂向“三八”线以北进犯。


    美国军队的行径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唇亡齿寒。1950年10月2日，毛**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周恩来也指出：“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 **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朝方要求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经过周密部署作战计划，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正式出兵入朝。


    为配合军事斗争，中国在外交上也对美国进行了回击。应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于11月24日来到纽约，参加控诉美国侵略的讨论，并于28日、30 日两次在安理会发言。中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议案》，揭露美军侵略行径，驳斥美国无理论点。中国还提出建议，要求美国及其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将美国置于受审的地位，大灭美国威风。虽然美国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中国提案，但中国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部队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中朝军队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称霸一时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快将美军从中朝边境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经过5次战役后，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形成了僵持局面。美国政府看到“武力统一朝鲜”无望，只得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美国不甘心于使朝鲜战争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使停战谈判变成一场长期、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双方边打边谈，时断时续，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以自己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新中国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显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的外交和军事举措，是同美国遏制战略的直接较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军事冲突，它使两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尖锐对立状态达到了顶峰。由朝鲜战争引发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一直解不开的疙瘩。


援越抗法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FaGuo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FaGuo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援越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几个方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等。这样既没有将中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的国内议程，包括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和保持基本安全。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3、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就中美关系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构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背景。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它表明中国希望在缓和周边形势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表明缓和意愿的声明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7月13日，美国在英国、印度斡旋下作出反应，建议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1955年8 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后由续任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担任），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第二项议程下，各方均可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9月10日，双方就第一项议程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随后，中方提出第二项议程的两个议题，美国禁运问题和中美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由于美方坚持把双方就“互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作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因而使会谈在第二项议程上陷入僵局。为推动会谈继续进行，中方从1956年9月到1957年12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但均为美方所拒绝。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又以其大使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致使会谈中断达9个月之久。1958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美方限期派出大使级代表。7月28日，美国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美方代表。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地举行。中国政府在会谈中始终坚持两项原则：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维持了15年之久，共举行了136次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双方除了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和达成任何其他协议。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举行了十多年的外交官会谈，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种创举。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两国交换对世界重大问题看法的场所，成为双方互通情况的重要渠道。


二、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


在50年代，由于受到美国的严重阻挠，中国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没有取得突破，不过，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


新中国成立时，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但是日本国民中许多人希望同中国人民建立联系，政界一些人也要求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日本经济界对开展中日贸易更有浓厚兴趣。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存在着严重障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决定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逐步加强友好往来，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


1952年，日本参议员帆足计、高良富、众议员官腰喜助三位代表冲破日本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绕道巴黎等地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同他们进行商谈，双方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


1952年5月，三位议员访问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前来访问中国的日本政界人士。他们在北京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个贸易协定的产生，其意义超出了贸易的范围。它不仅为战后中日贸易开辟了新途径，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恢复了中日贸易，而且在中日关系史上开创了民间外交的新途径。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被打开了。


1953年秋，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代表团应邀访华，经过商谈，双方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1955年3月，中国国际贸促会副主任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代表团的方针和任务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和细水长流的方针，积极争取进一步加强中日经贸关系；介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经济建设成就，通过民间接触，力争同官方挂勾，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5月4日，双方签署第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实现了民间协议、官方挂勾的目的，为实施协议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协助在华日侨归国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是中国政府为加强中日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在日本深得人心，许多前战犯后来都在“日中不再战”的口号下，积极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随着中日民间往来的扩大，日中友好在日本己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民运动。在民间外交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也对开展中日贸易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所有这些，在日本产生良好反响。当然，中日民间外交也经历了波折。如岸信介内阁和佐藤荣作内阁执政期间，推行追随美国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1958年4月，在日本长崎发生的国旗事件，使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不仅如此，岸信介政府还竭力阻挠两国人民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经贸关系。


在中日关系处于低潮的时候，日本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因此，尽管中日关系在60年代后期存在一些障碍，但是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中日民间交往的势头还是保持了下来，并为7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尖锐对抗，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加之美国的控制，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的立场。因而50年代，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得十分缓慢。


当时，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西北欧为数不多的几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些国家希望和平，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它们同中国建交主要是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第二种，半建交的国家，即英国和荷兰。这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它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创造的一种外交形式。第三种，同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同台湾还保持有“外交关系”，尚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类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中国虽然同这些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有传统的民间往来。这个时期，中国同西欧国家的民间外交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间性的贸易机构日益增多。


根据当时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实际情况，中国确定了同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即民间开道，逐步推进，水到渠成。60年代，由于西欧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西欧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呼声日益高涨，使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同FaGuo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


（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中法接触准备建交的过程中，主要障碍有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阿尔及利亚问题。1905年，阿尔及利亚沦为FaGuo的殖民地。1958年，中阿建交。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对阿尔及利亚的反对FaGuo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和援助。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FaGuo人希望，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然后法中再建交。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决不能为求得中法建交而改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陈毅也说：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FaGuo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中法建交扫清了一个障碍。二是关于台湾问题。1963年10月，FaGuo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应邀访华，主要是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这实际上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正式”访问。中国十分重视富尔的访华。双方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富尔来京后立即向中方提交了法方拟定的关于中法建交的三个方案，而且表示决不采取英国式的拖泥带水的半建交的方法。FaGuo提出了三个建交方案是：第一，无条件建交。即FaGuo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表示同意。第二，有条件建交。即FaGuo先同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建交。中国认为这是合理的方案。但富尔表示，FaGuo马上驱逐台湾代表有困难，因此，合理不现实。第三，近期承认。即FaGuo政府对中国政府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形成一种特殊局面。戴高乐希望第一种方案能够实现，第三个方案是备用的，FaGuo根本无意采取。中国适时提出中法建交的三点声明：第一，FaGuo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二，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FaGuo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第三，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考虑到中法建交对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反复强调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灵活措施，为中法建交奠定了基础。


依据上述原则，中法两国外交官员在瑞士进行了建交谈判。1964年1月18日，双方达成了建交协议。27日，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并于三个月内交换大使。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法已经建交，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中法建交之后，台湾撤出了在FaGuo的“使馆”。


（二）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


1．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58年，戴高乐执政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的控制。FaGuo一直坚持建立独立的核力量，这也是法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焦点之一。1960年2月，FaGuo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有核国家，美国仍然想控制FaGuo。FaGuo拒绝在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等条约上签字，继续独立自主地发展核力量。FaGuo毅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在古巴、柏林危机中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FaGuo的这些外交行动，是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沉重打击。戴高乐认为美国靠不住，强调欧洲是欧洲人的，FaGuo不会听命于任何人。有人称FaGuo的外交是“我行我素的外交”。


2．FaGuo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


FaGuo长期以来同台湾保持有外交关系，但是一直比较冷淡，仅维持代办级关系。而对中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早就有民间往来。在5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民间团队就访问过FaGuo。1959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FaGuo投了弃权票。在中印边界冲突中，FaGuo也未公开攻击中国。戴高乐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当然，FaGuo同中国建交也有自己的目的。60年代初，由于美法矛盾上升，FaGuo同美国拉开了距离。中国当时同美国处于敌对关系之中。同中国建交无疑会增加FaGuo在同美国的抗衡中的力量。出于对外战略利益的需要，FaGuo需要立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FaGuo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比较实际的。


3．中国采取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


60年代初，毛**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中间地带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毛**认为，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西欧同美国不一样。毛**还认为，FaGuo同中国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制，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需要加强往来。


4．中法双方利益的需要


从政治方面看，中法是当时世界上有影响的两个国家，两国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世界有利，特别是对两国在反对大国干涉国际事务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经济方面看，FaGuo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两国经济有互补性。从安全方面看，两国当时都在反对美苏的争夺，反对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两国携手对西欧和亚洲的安全与和平会起到重要作用。


FaGuo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打开了通向建立超越对抗、发展合作的道路，对中国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思考题


   1、抗美援朝战略决策是怎样形成的？


2、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3、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4、中法建交的主要原因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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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第六章
作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倪保志 时间：2005年04月24日


第六章 中苏关系的恶化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演变及其原因。
2、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
3、中苏论战及其影响。
4、中苏大战最终引而未发的原因。
●教学要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友好合作的时期。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国家关系方面出现了分歧。到60年代末，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和世界局势，使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出现了新的分化和中苏关系出现分歧。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中最为曲折复杂的关系。两国跌宕起伏、曲折波动的关系，经历了由内部争论到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到国家关系破裂的过程。
一、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中苏关系的变化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3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调整了内外政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同**中央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前，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新观点和对斯大林的评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迄今仍毁誊不一。尤其是秘密报告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并相继酿成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引起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国党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出发，对苏共二十大还是给予了支持。**中央在其八大的文件中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反对个人迷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也阐明了中国党的立场。
二、两国关系出现分岐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领导人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全球战略，遭到我国的DIZHI。主要矛盾和分歧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三、中苏关系的恶化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难以避免的。苏美首脑1959年秋“戴维营会谈”后，苏联当局更加积极地推行“美苏主宰世界”的国际战略和“三和”外交路线。为此，苏联蓄意扩大和加深中苏两党分歧，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60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党断绝往来；两党的对立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
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攻击。**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并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纠纷。同年9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的信件，并在会上带头组织对**代表团的围攻。
1960年，可谓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里程碑。中苏双方公开或私下的论战，以及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全部经济技术合同，已经使中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导致中苏关系又一次开始恶化，不过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
1962年，苏联当局乘中国经济暂时困难、美蒋敌对势力不断骚扰大陆之机，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那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对印度入侵中国领土而进行的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伊犁叛乱和中印边界战争使中国感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已受到来自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一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增加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成分。
1963年，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谈(7月4日一20日)。其间，苏共于7月14日公布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全面攻击中国***及其领导人。7月25日，苏联与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苏美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提高和改进核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无权通过一般的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苏联的目的显而易见，即在确立苏美核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屈服于苏联的核威摄，依附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以便其对中国进行控制。苏联这一反华的严重步骤，使中苏关系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核力量。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领导还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
1965年3月，苏共单方面发起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等7个反对苏共路线的党拒绝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1966年3月，**中央拒绝邀请，没有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此，中苏两党彻底断绝关系。
1968年8月，苏联胁迫华沙条约集团几个成员国一起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继承了“赫鲁晓夫路线””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将苏联引上了推行霸权主义的道路。随后，苏联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从理论上支托其对外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为霸权驱使的苏联当局于1969年3月终于挑起了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的军事行动，企图以军事挑衅和入侵来改变中苏边界现状。这证明苏联执行的是十足的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政策。随后，苏联拟袭击中国的核基地，并为此试探美国的态度。
苏联当局不断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不是一般性的国家间的矛盾，而是妄图通过高压迫使中国屈服，故中苏矛盾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向题，是关系中国能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事实上，中国并没有被压垮，顶住了压力。
中苏论战及其影响
从1960年至1964年，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时期。关于中苏同盟的破裂，目前的研究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苏同盟的破裂主要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同盟的破裂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引起的。
这一轮交锋的显著特点是，双方明显不再指望说服对方接受自己意见，所以公开指责对方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对方扣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双方的着眼点也不再限于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而是以此为基础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纲领路线之争。至此，中苏论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党。**中央于6月14日复信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6月27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央复信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7月5—29日，两党代表举行了秘密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从此，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公开的论战。7月14日，即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在内部发出《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全国范围内传达。随后，从7月中旬到10月底，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和材料，肆意攻击中国，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为此，从1963年9月1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为“九评”）。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对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进行了严厉的评判，并指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主义者。中苏两党的大论战，已使两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间的矛盾已上升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1965年3月，**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而断绝了中国***同苏东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同时，这场大论战使国际共运出现大***，使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宣告解体，也导致了一些党出现严重***和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各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
毛**自始至终领导着中苏论战。
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与中苏边界冲突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中苏边界全长73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界之一。历史上，沙俄曾采用武力手段，蚕食了中国的大面积领土。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从中国掠夺的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中苏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沙俄统治时期割去中国大片领土，而且还由于它在不同时期超越这些领土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区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两国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从1960年至1965年，苏联制造的边界事件有5000多起。为此，中国曾在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1963年8月23日，中国政府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有关建议。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1964年2月至8月，中苏首次边界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由于苏方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坚持苏联从未侵略过中国领土，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中苏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
60年代，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增加兵力，最多时达54个师，100多万人。特别是《苏蒙友好条约》签订之后，苏联把军事力量推进到距中国首都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苏联方面挑起的边界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中苏边界事件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
面对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中国政府重申了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中国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则包括：第一，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第二，中方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三，任何一方违反条约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四、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党和政府对待中苏分歧一贯采取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中国从来就不希望中苏关系恶化，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的最高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国希望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改善中苏两国关系。但苏联却宣称，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更有甚者，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搞下台。对于这种无理挑衅，中国代表团当即给予了回击。
此后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声称要对中国进行“坚决的反击”。苏联甚至想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国的核基地。暗地里，苏联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先后向东欧国家和美国试探。面对苏联发出的威胁，中国不得不作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准备。苏联甚至想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国的核基地。
随着上述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苏联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立即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4月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突出强调了准备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好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甚至打核大战的准备。中国的战备工作迅速进入高潮。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中苏大战最终引而未发。1965年2月5日至6日和2月10日至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并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毛**说，笔墨官司继续打下去，不死人，理论和原则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国家关系还是要继续下去。
为争取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国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坦率谈话。双方在和解气氛中达成谅解：双方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先签两国军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举行两国关系谈判和两国副外长级磋商。所有这些谈判和磋商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两国关系的气氛逐步有所缓和。两国高层往来逐渐恢复，两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重新启动。
7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没有继续恶化，是中国不断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的结果。
五、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推行和平竞赛的政策，同美国大搞缓和，试图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中国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国提出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有战略上的分歧。当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出现分歧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将中国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和反控制。
第二，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损害了这种利益也就破坏了双方的关系。从50年代末期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60年代末在边界上派驻重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严重地损坏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苏联首先是损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也损坏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破裂。
第三，边界冲突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标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不仅将两国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珍宝岛事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由于苏联将相当多的兵力集中在中苏边界上，使其减少了在欧洲的兵力。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寻求同西欧国家改善关系，导致了同西欧国家关系的缓和。中国为了减轻苏联的威胁，及时调整对外战略，采取联美反苏的政策，逐步改善了长期以来尖锐对立的中美关系。同时，也缓和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思考题：
1、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
3、从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4、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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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对外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极左外交政策的根源。
2、“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影响。
●教学要点
在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为极左思潮，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外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出现混乱局面。然而，毛**、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及时排除“左”的干扰，扭转了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将极左思潮对外交的干扰和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否认正确的外交路线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进而全盘否定“**”前的外交路线。否认了建国17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次，极左分子还大造外交部的反，实行夺权。四人帮说，外交部是“***部”。1966年3月的使节会议后，外交部决定，所有的驻外使节夫妇都要到山西临汾参加“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学习毛**著作和批判“四不清“干部。1967年初，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领事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先后将驻苏联、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大使撤回，时间长的达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将绝大多数驻外使节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馆务工作由临时代办或其他人员主持。由于使馆的主要领导回国，致使一些驻外使馆陷入因难局面。这些人员回国后，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6年夏季，在四人帮的支持下，红卫兵****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在****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他们提出，外交约束不了革命力量，要敢于革命，敢于****，推翻旧的外交惯例，创造一套全新的外交惯例。外交部长等一大批领导者被DADAO，被批判，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处于困难局面。
二、几乎陷于中断的外交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他们说，宣传毛**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有的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在对外交流中大送“红宝书”，出访演出中，必念革命性极强的“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1967年，尼泊尔首都有少数人到中国使馆的橱窗前闹事。中国使馆向尼外交部门提出了口头抗议，尼方表示不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就此事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受侮辱的人员表示慰问。我方使馆人员认为可不再提交书面抗议了。但是，康生则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方向尼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致使两国关系紧张。
1967年6月，在民主德国发生中国使馆的一辆公务车与德方的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的事故。中国大使馆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向民主德国提出最强烈抗议，怀疑德方在搞政治阴谋。后来，证实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
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代办处。据有关材料记载：****派进入英代办后立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宙、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烷。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经赶来的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大火在午夜被扑灭。此间，在上海发生了红卫兵闯入英驻沪领事馆的事件。在发生火烧英代办这种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包围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坐镇指挥的竟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
在极左思潮的泛滥及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的指挥煽动下，中国的外交这时四面出击、DADAO一切，国家关系以是否信仰毛**思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为划分敌我的界限。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关系紧张。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中国这时完全处于孤立地位。
三、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从1968年起，毛**、周恩来采取措施、逐步地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况。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在Tiananmen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一大批外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表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陆续派出了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并在各种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自认，主动修复关系。由于毛、周等领导人及时地、负责任地纠正了“**”初期对外交工作的干扰，特别是毛**亲自掌握对外关系，虽然“**”在国内仍在继续进行，而外交工作却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中国外交的混乱局面也得到基本控制。从60年代末开始，在正确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比之对国内工作的破坏，程度要轻，时间要短。
●思考题
1．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哪些干扰?
2．毛**等是如何扭转中国外交混乱局面的?
3．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什么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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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2、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历史背景。


3、在中日关系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为什么在70年代初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4、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特点。


   ●教学要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调整了对外战略。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在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同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到1979年底，中国已同12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1973年2月，毛**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搞得很凶，向世界各个角落伸手。1974年1月，毛**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


毛**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在制定本时期外交政策过程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报告中，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元帅们的建议对中央的外交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二、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战后以来，美国到处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使其国力大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战略，并处处得手，而美国感到力不从心。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采取了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他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即：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越南化，以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打开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就通过美国《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同中国接近的主张。他上台后于1970年10月1日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随后，尼克松于当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时，要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欢迎尼克松政府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这样中美之间就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中国同样面临着调整对美政策的必要性。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中国重新调整了外交战略。其次，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交面临重重困难，陷入困境。中国对外关系几乎陷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国际环境的日益恶化。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调整对美政策是其中的关键。


因此，6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年4月，经毛**决定，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民间往来形式表明中国松解中美关系的实际行动，使小球带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是一个长期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的元首访问。机场上虽然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的人群，但中国的接待热情同到，彬彬有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的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表明美国20年来敌视中国、不承认中国政策的破产。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有利于中国双向反霸方针的调整。


2月28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订下了良好的基础。《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中国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也是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卡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下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中美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第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中美正式建交之日，就是美台“断交”之时。12月29日，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了华盛顿。1月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正式关闭“使馆”。4月，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1980年1月1日，美国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中美接近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大约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双方经过改善、徘徊、建交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


1980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里根政府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围绕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斗争。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国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是最后解决。


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中美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斗争也一直时有发生，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势头。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根本原因是两国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两国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针对苏联的扩张，不失时机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条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20多年来不顾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高涨的呼声，一味仰美国的鼻息、视美国的眼色行事。所采取的那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政策，在国内遭到了日益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进入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领导人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直面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另一方面对盟友美国搞“越顶外交”颇为不满，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浩大声势压力下，1972年7月5日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的田中角荣，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首相表示，“关于外交，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就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即：（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新政府的态度并及时作出积极反应。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首相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4年1月，中日签订了贸易协定；4月，双方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1978年2月，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长期贸易协定；同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条约中，日方终于接受中方关于载明“反霸条款”的重要主张。这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政治基础。


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


四、 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缓慢发展时期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历经缓慢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三个时期。在70年代以前，关系处于缓慢发展时期。主要原因是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美国的牵制。同美国结盟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也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至 60年代末，这类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仅有FaGuo等6个西欧国家。


（二）全面发展时期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西欧某些国家逐步结束它们的殖民统治，使原来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捆得很紧的西方国家，毫无顾忌地同中国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10月和11月，中国先后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与这三个国家建交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发展的新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同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此后，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推动下，中国又迅速同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圣马力诺同中国建立了总领事级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1975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的关系。此后，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在1979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0多个，仅此期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近70个，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中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至此，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同西欧国家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而有着息息相关的共同利益。西欧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中国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中国同西欧国家各有优势，共同合作的领域极为广阔。因此，双方都愿意在互相等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建交后不久便访问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访问了对方国家。双方领导人在互访中，就重大国际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同时，还达成了一些协议和协定，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合作也十分活跃。


●思考题


1、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2、《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4、70年代，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建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名次解释：《乒乓外交》、《“八·一七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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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2、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3、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有哪些基本特点。


●教学要点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DADAO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思考题


1．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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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及其解决。


2、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3、中越关系的曲折发展。


●教学要点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中有原来的第一世界国家，也有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不仅面积相差极大，而且政治、经济实力悬殊，一些国家同中国存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努力创造稳定、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90年代以来，中国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采取“稳定周边，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战略，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


在和平和发展的世界潮流下，在中苏两国政策调整的基础上80年代末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一）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


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两个邻国，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处于全面发展时期；6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甚至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70年代是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基本处于僵冷、对峙的局面。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开始发生变化。苏联方面，由于在70年代大肆对外扩张,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苏联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在外交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新政治思维”，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强调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停止对抗、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加强合作，强调与西方和平共处。在这个背景下，苏联领导人提出了缓和中苏关系的建议。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当苏联领导人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后，中国作出了反应，在缓和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认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关键是消除三大障碍。这三大障碍是指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消除这三大障碍既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样也涉及到维护世界和平。


（二）两国关系的改善


自1982年11月以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中国派团出席吊唁活动，即所谓的“葬礼外交”。


从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经过了六年12轮的磋商。中苏特使级的谈判虽然在三大障碍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开始逐步恢复。此后，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愿意作出努力以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出现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双方决定，在结束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使命的同时，开始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直接准备。1988年底和1989年初，两国外长完成了互访，并发表了中苏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九点声明。至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解决。双方还商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


（三）两国关系正常化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级领导人对我国的第一次访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5月18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中苏《联合公报》为两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在中苏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此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既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也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僵冷对抗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践也说明，两国只有建立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才能真正经受住国际风浪和国内形势变化的考验，双方关系才能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


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周边国家，同苏联建立起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二、同俄罗斯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　


（一）中俄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是前苏联的继承国。中国政府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于1991年12月27日与之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俄关系进入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新阶段。


中俄政治关系良好，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9月***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再次访华，中俄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4月2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这些表明，中俄关系在政治方面稳步发展，并为21世纪的中俄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并为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最广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创造了条件。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经济上互利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


机制化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运作方式的重要特点，主要内容包括：1、高层定期政治会晤制度。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会晤一次，两国外长常来常往，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元首间热线电话联系。2、双方合作协调和指导制度。两国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统管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能源、运输、核能等一系列重要领域的合作，敦促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3、国际磋商制度。两国将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在各个级别上就涉及各自重大利益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全球性、地区性重大问题交流信息，认真探讨，制订对策，协调立场，相互配合。4、民间交往制度。两国已建立跨世纪的综合性民间友好机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加强人民之间深层次的理解和信任，加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


1996年12月，LIPENG总理访问俄罗斯，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正式启动。到1999年中俄政府首脑己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1996年和1997年，我国与俄罗斯等国还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这对加深相互信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主席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宣布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叶利钦总统第三次访华和1998年11月***主席访问俄罗斯时，双方一致表示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推向21世纪。


（二）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


近几年，中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


第三，军事信任度不断提高，两国安全感增强。


第四，在国际问题上两国共识增加。


三、中越关系的曲折


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其建交的国家。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中国人民和政府同越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越南在即将取得战争胜利时，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越关系的做法。


（一）两国争执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1．关于华侨问题；2．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3.关于领土纠纷。


1、关于华侨问题


中国在越南的华侨约有100多万人。1955年中越两党曾就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达成过原则性的协议。但是，越南刚刚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就违背了两党达成的有关解决华侨问题的文件，大肆****和驱赶华侨。到1978年7月，被越南驱赶回国的难侨总数达16万人。其次，越方在全国采取歧视华侨的政策，在越南的华侨不得享有越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中国的努力下，1978年8—9月间，中越双方在河内就华侨问题举行了副外长级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提出了解决华侨问题的四项主张：


第一，越方应立即停止歧视、排斥、****、驱赶华侨，对于那些被越方驱赶到中国的华侨，如果他们中有人愿意返回越南原居住地的，越方应给予妥善安排。


第二，对于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中方主张按照1955年两党协议的精神，华侨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加入越南籍，不得采取强迫手段。越方应按文件规定给华侨加入越南籍创造条件。少数愿意保留中国籍的华侨也可以在办理必要的手续之后，保留中国籍。


第三，对于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中国愿意按照1955年的协议来解决。南越反动政权过去公布过的有关华侨转籍的法令全部无效。


第四，居住在越南的中国籍华侨，应遵守越南的法令，尊重越南的风俗习惯，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希望越南政府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正当权益不受歧视。


对于中国的合理主张，越南给予拒绝。越南继续大肆****华侨。


2．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尽管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但还是答应立即给予越南人力和物质上的援助。1950年8月12日，中国第一批援越的300多名军事人员抵达越南。同时，中国还给予了越南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方面的援助。在越南的抗法斗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指挥了边界、奠边府等重大战役。可以说，没有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不可能在70年代取得胜利。


60年代中期，当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时，越南领导人要求中国扩大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援助。从1965年6月，包括陆海空及数十万民工在内的中国援越大军直接参与抗美斗争，直到战争胜利。中国援越的总额已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200多万人，保证了战争期间越南人民的吃穿用。除物质外，中国还派出专家、顾问2万多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为越南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万多人。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最多、最实惠的。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胡志明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说：“中国的援助是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这不仅是言词，也是事实。


1975年，越南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还在进行“文化革命”，1976年又遇唐山大地震。中国想减少对越南的大规模的援助。但却遇到越南的反对。不仅如此，越南还大肆攻击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随着越南恶化中越关系的做法越演越烈，1978年7月，中国认为，中国专家已无法在越南继续工作，停止了对越南的继续援助，调回工程技术人员。


3．关于领土纠纷


中越之间领土纠纷包括领陆和领水。中越陆上边界全长l 347公里，是已定国界。1975年前后，越南声称有争议的地区170多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1973年以后，越南当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大批武装部队，不断挑起事端，进行武装挑衅和敌对行动。


1975年3月，中国建议举行边界谈判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但越南以种种借口拖延。1976年，中国再次提出边界谈判，由于越南的原因，中越边界谈判直到1977年10月才举行。谈判中，中国提出解决中越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但是，越南对谈判并无诚意。后来，边界谈判中断。


越南同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北部湾都有争议。


（二）中越边界冲突


1975年6月越南派兵入侵柬埔寨，1977年侵柬进一步扩大。1978年11月，越苏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同时，苏联将越南拉入经互会。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时很少给予援助的苏联，此时却将大批武器和装备运往越南。越南入侵柬埔寨严重威胁印支和亚洲的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中国尽一切可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者。


1978年夏，越共中央全会确定：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直接的敌人是北京和柬埔寨。越南当局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越南派15万大军进驻老挝，15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在中越边界大肆进行挑衅，仅半年的时间发生边界事件700余起，打死打伤中国边民300余人。


1979年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反动当局向民主柬埔寨大举进行武装侵略。2月17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自卫还击。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明中国进行自卫还击的原因和立场：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明日张胆地入侵柬埔寨；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安定的边界；中国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3月5日，中国军队回撤，16日撤退完毕。正如中国领导人说的，中国的行动在兵力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中国虽然撤回了部队，但是边界枪炮声持续了10年。1987年，越南向中国境内发射各类炮弹12万发，制造边境事件900多起。越南军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达30多公里。1988年，越南向中国境内发射各类炮弹2万余发，制造边境事件319起。1989年，两国关系仍然没有改善。在中越边界地区，越南军事人员不断入侵中国境内，制造事端。


（三）两国关系的改善


中越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之后，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经过努力，中越副外长级谈判分别在河内和北京举行。会谈中，中国提出解决问题的八项原则立场：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存在的问题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第二，任何一方不在印支谋求霸权，个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出的应立即撤回；第三，尊重中法界约规定的两国边界线；第四，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公平合理地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区和大陆架；第五，西沙、南沙是中国的领土，越南应从这些岛屿上撤走一切人员；第六，对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均应友好相待，不得进行****和非法驱逐；七，越南政府应尽早接回被驱赶到中国境内、愿意返回的越南公民；第八，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方面的关系。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越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邓小平强调，中越恢复关系有一个条件，就是越南干干净净地从柬埔寨撤军。随后，中国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间，中越两国就柬埔寨问题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双方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随着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发展，中越关系开始松动并逐步得到改善。1991年6月，越共七大表示愿意早日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促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8月，中越两国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了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的磋商，双方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签署了贸易及两国边境事务的协定。双方同意，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两党关系以四项原则为基础，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异同无关。中越关系正常化与第三国无关。至此，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两国关系恢复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和往来日趋活跃。


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的和平与发展。虽然中越关系在90年代得到了改善，但是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华侨问题、领土问题以及越南片面宣传“北方威胁论”等问题，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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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


1、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主要是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一方面，适应亚太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努力巩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相互沟通和增进理解。


东北亚局势在90年代有所改观。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双双加入联合国。朝鲜同美日关系有所松动，苏联也同韩国建交。韩国积极推行“南北外交”同中国建交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有鉴于此，中国在努力巩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与大韩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中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双双加入联合国。朝鲜同美日关系有所松动，苏联也同韩国建交。中韩两国在贸易关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于1992年8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建交以后，两国高层领导互访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两国也有着许多共同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中韩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自主统一，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繁荣。


2、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十分平稳。也有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比较晚，还有一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了较大的曲折，存有争议问题。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在90年代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双边关系得到了普遍改善和发展。1990年7月，印尼外长进行以“继续两国复交相关系正常化”为主要目的的访华。两国外长签署了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90年8月8日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0年10月，中国同新加坡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1991年9月，中国与文莱建交。同时，随着柬埔寨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同越南、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1988年，中老两国重新互派了大使。1989年8月，两党关系恢复。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成员国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七国。1971年11月，东盟外长签署《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宣布将东盟建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目标。此后，中国对东盟采取了友好的支持态度。


198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同东盟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称霸，也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企图，中国在本地区不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别国内政，对于国与国之间某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第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第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的原则。


80年代末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加强。冷战结束之后，东盟积极推进内部经济合作，扩大成员国，谋求地区安全的发言权，日益成为亚洲新兴的战略力量。中国重视发展同东盟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强调“同东盟各国永远是好朋友”。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


中国同某些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尚有一些阴影和存在着争议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在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以后，仍有一些东盟国家与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再如华人问题。在东南亚国家由于华人的数量相当大，华人问题在各国十分突出。印尼对待华人始终存有戒心，在历史上印尼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华事件。“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颇有市场。


目前，中国同东盟国家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南沙群岛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西沙和南沙进行管辖、经营和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南沙群岛不存在争议。东南亚一些国家一直承认这些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从60年代末，主要是在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不仅吞食中国的岛屿和海域，而且疯狂掠夺中国的油气资源。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侵掠中国南海岛屿和资源的过程中，呈相互勾结之势。他们试图将南沙问题国际化，借外部力量牵制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对南沙主权问题的解决既要尽量避免诉诸武力，不使矛盾激化，但又不能久拖，久拖对中国不利。中国在坚决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同有关国家积极达成协议，妥善解决南沙群岛问题。


3、与南亚国家的关系


苏联解体以后，南亚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印苏特殊关系不复存在，俄罗斯一度不足以作为印度的战略依托。但是，很快俄罗斯恢复和保持了同印度的关系，成为印度的重要伙伴。然而，印俄关系已非昔日可比。美国一改美巴伙伴关系，先是重印轻巴，后则搞印巴平衡。


南亚地区局势的变化关系到中国西南边陲的安宁。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十分珍视中巴友谊，巴基斯坦也把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从而中巴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政府如何更迭，两国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领导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关系都保持着全面发展的势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也保持着友好磋商与合作。


80年代末中印关系得以改善和发展。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这是时隔34年之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1991年12月，LIPENG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印度。


1992年5月，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中印建交以来，印度总统首次访华。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问中国，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1998年，双边贸易额为19．2亿美元，增长势头良好。中印两国都是新兴力量，又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同语言，业已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开展磋商和合作。


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和周边的和平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冷战以后印度并没有放弃谋求世界大国和夺取亚洲的主导权的努力。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集团的“流亡政府”仍在印度领土上从事***祖国的活动，这些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


此外，中国同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国保持着友好关系。


4、与中亚、蒙古的关系


1．与中亚国家迅速建立和发展关系


中亚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这些国家位于中国的西边，多数国家同中国接壤。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迅速与中亚五国建立和发展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1992年1月上旬，中国先后与这些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中国发展同中亚五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就中亚国家而言，他们开国伊始，经济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尖锐，国内形势复杂。同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稳定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巩固独立地位。


就中国来说，中国一贯奉行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的睦邻友好政策。中亚五国乃穆斯林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毗邻。新疆地区居住有90万哈萨克人、10万多吉尔吉斯人和30万塔吉克人。应该看到该地区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与中亚五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可以预防民族分离主义对中国西北边锤的恶劣影响。中亚国家基本上对中国承诺反对民族分离主义。个别国家对中国怀有戒心，对中国在西部地区进行核试验颇有微辞，此外，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对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2．同蒙古的关系


蒙古在中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冷战时期，蒙古同苏联关系十分密切。80年代，中蒙关系处于调整时期。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苏联能否从蒙古撤军，成为检验苏联是否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个标尺。90年代中期，蒙古多次表示愿意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89年，苏联从蒙古撤军，蒙古外长访华，中蒙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年，中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进入90年代，两国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1990年和1994年，两国首脑实现了互访，分别签订了《中蒙联合公报》和《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从而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深入的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8年，两国贸易额为2．43亿美元。苏联解体后，蒙古对中俄采取了政治上保持距离、经济则靠近中国的政策。


发展同蒙古的关系是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再将蒙古视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工具。两国4000多公里的边界和蒙古族跨界分居在两国境内，更需要中国发展同蒙古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同蒙古国毗邻，历史上渊源较深。中国更希望蒙古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边界安宁，使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思考题


1．中苏两国是如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2．中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中越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如何评价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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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


2、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3、如何看待冷战结束后的中日关系？


4、如何评价冷战结束后的中欧关系？


5、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得到哪些启示？


●教学要点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发展


五、六十年代，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先后发动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并从1950年起派兵进驻我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在这期间，中美虽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使级谈判，但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隔绝状态。


  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和各自国家利益，中美双方从七十年代开始相互接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双方先后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等三个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截至1989年以前的这一期间，中美两国虽然不时出现摩擦，但总体上看，关系发展尚较平稳，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取得进展。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两国关系出现反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先后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我方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期间向台湾海峡水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我方进行了坚决、果敢的斗争，从而促使美方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1997年10月，***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决定，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和方向。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双方在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主席访美后，两国关系保持着积极的发展势头。美国总统克林顿应***主席的邀请将于1998年6月底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国家元首的互访将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并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统计，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已从1979年的24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89.9亿美元，增加20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1997年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2.44万个，协议金额400亿美元，实际投入174.8亿美元，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外，美在华投资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二、同西欧国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至六十年代末，由于受冷战的影响，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发展缓慢。在这期间，我国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FaGuo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和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七十年代起，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西欧出现同中国建交的热潮。到七十年代末，除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梵蒂冈外，中国已同所有西欧国家及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平稳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至1989年初的10年间，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迅速发展。高层互访频繁。我国总理、国家主席、总书记相继访问FaGuo、欧共体总部、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和荷兰等国。联邦德国总统、FaGuo总统、奥地利总统、英国女王以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等国首相或总理及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访问中国。所有这些访问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在这期间，我国还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就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欧对我国实施“制裁”，致使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双边政治交往减少，外交摩擦增多，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受挫。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遂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关系逐步恢复、发展。1991年，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1992年，LIPENG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94年，***主席对FaGuo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江主席这次访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1994年底，欧盟正式宣布取消除军售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1995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1996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访华，因德议会通过“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反华决议而受到严重干扰的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和正常发展的道路。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华，中法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进入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2月，欧盟一改过去多年的作法，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不搞针对中国的提案。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主张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双边关系的建议。4月初，朱镕基总理在出席亚欧领导人会议期间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中国－欧盟首次领导人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欧愿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建立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其间朱镕基总理先后对英国、FaGuo进行正式访问。4月下旬，欧盟决定将中国从其反倾销规则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继FaGuo之后，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大国也都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世界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欧关系正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十年来，我国同西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7年，我国同欧盟国家的外贸总额为430亿美元，是1978年的17.9倍。到1997年底，欧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8352项，协议外资金额314.4亿美元，实际投入130亿美元，在中国引进外国投资总额中居第三位。截至1997年底，我国从欧盟国家引进技术共6864项，合同金额380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引进技术总额的44.9％。欧盟国家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累计128.08亿美元，占外国政府和官方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贷款总额的41.9％。此外，中欧科技、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也有长足发展。


三、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是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经过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官方、民间各界有识之士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中日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此后，***、LIPENG、彭真、万里、乔石、荣毅仁、胡Jintao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10位首相以及几届众、参两院议长也先后访华。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两国总理成功互访，双方共同确认，要在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目标。LIPENG总理访日时还提出了指导两国关系的5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互相了解；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


  中日经贸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8亿美元，1982年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08亿美元。日本连续5年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我国从1994年起也跃居日本第二大贸易国。截至1997年，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6290项，协议金额294亿美元，实际投入184亿美元。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日本主动向我国提供了四批总计19843亿日元的政府优惠贷款和三批总计17000亿日元能源贷款。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我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无偿援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日本态度积极，多次表示支持中国加入。


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敏感问题，其中主要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领海问题。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对于不利于中日友好，有损于中国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中国政府总是及时向日方提出严肃批评和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确定的原则，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从而保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二十年来，我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思考题


1、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日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在当前，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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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本章重点掌握


1、毛**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提出。


2、中国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


3、中国如何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


●教学要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一、          毛**“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一）毛**“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


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毛**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认为，帝国主义在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上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这个中间地带是指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毛**对中间力量看法的变化，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最终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进入60年代，在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被确定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60年代初期，当世界出现了动荡、分化、改组的新特点时，毛**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又及时地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二是中苏同盟破裂，毛**认为两个阵营不复存在，开始尝试对世界政治潮流和力量格局做新的认识和描述。毛**提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第一个中间地带和民族**运动是直接同盟军，我们应该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它们；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矛盾，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为间接同盟军。


第二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这一思想主要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部分同美苏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外交第一次抛弃了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三个世界思想”提出的背景包括65—71年的备战、中国外交的发展和曲折，国际形势的变动等等。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毛**试图对国际格局作出新的结论，以此来指导中国的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三个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根据他本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提出的指导思想。


70年代，毛**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多次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在恢复了联大合法席位之后，进一步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1974年2月22日，毛**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上阐述了上述思想。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全面阐述了毛**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毛**在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朗起来。这一战略思想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分力量集团的观念，代之而用的是“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这就有可能使中国联合最大多数的国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三个世界的理论是讲力量的配置，也就是依靠、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


（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划为第一世界。它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苏联推行的霸权主义，正确认识国际政治全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属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它主要是讲国际力量的组合，也就是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这一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五十年代，我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亚非万隆会议，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缅甸、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我国睦邻友好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到1975年10月，我国已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它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我国尊重它们的选择，宣布承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并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我国与老挝签署了《中老边界条约》，与越南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与印度签署了《中印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对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中国从维护周边稳定的大局出发，在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提出了“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主张，得到了有关国家的赞同。


二十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高层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我国领导人也都访问过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继1996年7月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后，双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同年12月，***主席出席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围绕二十一世纪中国－东盟关系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立了双方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1996年，***主席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巴基斯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睦邻伙伴关系，中国－印度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参加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的对话与合作，为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同东盟及其它有关国家一起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199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与柬四方在巴黎签署《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中国作为柬埔寨的近邻，一直对柬局势表示关注，并为解决柬问题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多边对话，出席了东盟地区论坛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历次会议，并在北京举办了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充分体现我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建设性贡献。中国积极支持和推动东亚合作。1997年12月，***主席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首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与东亚11国领导人共同展望二十一世纪东亚发展前景，并就东亚经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江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指出东亚合作“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参与，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要加强经济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形成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利益平衡、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经济合作模式；要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增强信任，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成功举行，揭开了由东亚国家主导的地区合作的序幕。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8年7月，***主席还出席中、俄、哈、吉、塔五国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迅速扩大。1996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983亿美元。


    中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关系。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五项原则，努力发展同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支持该地区各国反帝、反霸、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事业，审慎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努力推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截至1978年，除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外，该地区其余国家都已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关系得到全面、稳定的发展。我国对中东问题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赢得了普遍赞赏，我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关系的立场日益为各国所理解。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同该地区国家高层来往频繁。与该地区国家贸易不断扩大。对本地区存在的争端和问题，我国采取积极、稳妥、推动和平解决的方针。我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向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根据中东形势变化，对阿以争端采取了均衡立场，推动政治解决，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认相互的生存权。1989年9月我国提出对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支持政治解决阿以争端。1997年，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东时又提出对中东问题的五点新主张。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对海湾问题，我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要求伊拉克撤军。在安理会通过包含授权对伊动武内容的决议时，我投弃权票。海湾战争爆发后，我呼吁有关各方克制，防止战争蔓延和升级。海湾战争后，在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我支持安理会决议应得到必要和切实实施，但主张随着决议的实施，应逐步取消对伊制裁。对海湾战后安排问题，我国主张海湾事务由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8年初，美国与伊拉克就武器核查问题发生危机，我国表示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得到执行，希望伊拉克政府同安理会合作，履行义务，但反对对伊动武，主张在核查中伊的尊严和主权及正当的安全关切也应得到尊重。我国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促成了危机的和平解决。


中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我国领导人先后对撒哈拉以南6个非洲国家进行了8次访问。撒哈拉以南25个国家的领导人45次访华。其中，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期间，提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强调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强调中国提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些原则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同大部分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主持正义的国家支持下，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1978年至1997年，42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副元首、副总理）137次访华。我国22位领导人（包括副总理）对非洲41国进行了154次访问。其中，1996年5月，***主席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我国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议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对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非洲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阴谋。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八十年代我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多种形式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


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拉美国家同我国的关系曾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影响。但这一影响无法割断中国人民与拉美人民感情上的联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巴拿马人民和多米尼加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爱国斗争。1960年中国同古巴，七十年代，同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12国建交后，中拉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1971年许多拉美国家在第二十六届联大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在200海里海洋权和拉美无核化等问题上也给予拉美国家以同情和支持。


八十年代以来，中拉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与我国建交国已增加到19个。一些同我国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20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高层往来频繁。40位拉美国家总统、总理来华访问。我国领导人***、LIPENG、乔石、朱镕基、李瑞环、胡Jintao等先后访问拉美。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1994年，我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国。1997年5 月，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式接纳我国为该行成员国。同年10月，南美一体化重要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代表团访华，同我国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和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数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2.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83.75亿美元。此外，我国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投资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可喜进展。  　


20年来，我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思考题


1、毛**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及意义。


2、如何看待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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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国的多边外交关系




●本章重点掌握


1、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成就。


3、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教学要点


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都分。多边外交是指数行为主体通过建立的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条约、举行的国际会议等所开展的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发展多边外交关系。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特别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进入了几乎全部政府间的多边合作领域，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边外交出现新局面。


一、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开展多边合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意义尤其重要。中国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发，制定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第一，中国不参加任何带有军事色彩的多边合作条约，反对任何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组织，中国参加多边活动是为了世界和平与正义。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都积极支持。


第二，中国主张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大国利用多边外交活动干涉他国内政。大小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国际事务。


第三，积极参与多边经济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是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凡是有利于世界发展，特别是有利于促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条约和组织，中国都积极支持。凡是中国参加的，都积极承担义务。


第四，中国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把联合国作为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场所。


二、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斗争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联合国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达22年的艰苦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主要来自美国的无理阻挠。   


从1951年至1960年，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中国政府谴责美国的做法，同时满怀信心地预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一定要恢复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再次玩弄程序上的花招，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


在整个六十年代，尽管美国仍能操纵联大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却不断增多。1970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


1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政府不但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再次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国”的代表权。对美国明目张胆地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外交部于8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1973年，联合国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


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如联合国人权、社会、教科文、环境等的多边外交活动，并同其他专门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1、从新中国成立到恢复联合国席位期间的中国多边外交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不多，主要原因是在许多领域里没有中国的席位。但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展了多边外交活动。这一时期，我国参加了关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并为这些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一贯积极主张裁军，从五十年代起多次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积极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建立和平区和无核区的主张


日内瓦会议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FaGuo、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


1954年4月，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了日内瓦会议。中国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会上中国同朝鲜、苏联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破坏，使朝鲜问题的解决没有最终产生任何协议。在讨论印支问题时，中国同苏联、越南提出了同时完全停火和区域调整原则，以及根据三国不同情况实施方法有所不同的六点建议。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印支三国完全停火的原则。7 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FaGuo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祖国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代表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预示它另有图谋，这为美国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笔。


    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由印尼、缅甸等五国发起召开，中国等29个国家出席的亚非会议，在风景秀丽的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支持和赞扬。但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竭力抵毁和破坏这一盛会的召开。1955年4月11日，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策划暗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的政治阴谋，美台特5炸毁了由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机上的八名中国工作人员全部遇难。“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动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但是，美蒋的任何破坏都不可能阻挡亚非会议的如期召开。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和支持，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代表团与一些国家代表团进行广泛接触，加强协商，密切合作，为争取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讨论了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与会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就有关亚非国家的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等七部分，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


亚非会议是在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形势下召开的，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开展了灵活的“会外外交”。4月22日，中国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仅仅20分钟的签字仪式，标志着两国长期以来悬而末决的问题的解决。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短短的69字声明，被西方记者称为是“万隆会议期间最轰动的新闻事件”，与会者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和平行动。


2、联大席位恢复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


我国政府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不懈努力。1971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联大席位恢复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联大。此后，我国开始逐步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到1978年，中国在联大专门机构的席位绝大多数被恢复，但是由于受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及时地派员参加工作。1973年，中国参加了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工作，1982年，中国为首批签约国之—。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并发表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积极务实、逐步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各领域的工作。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将多边外交列为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之后，我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认真负责地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为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发挥独特作用。


  3、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控制与裁军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联合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它的崇高目标，并将裁军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一向赞成全面、彻底裁军。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主张，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应率先采取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同。从1986年起，我国连续5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提案，均获一致通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裁军会议和谈判，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达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积极参加亚太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主张新型安全观，积极支持世界各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我国相继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军控条约。先后两次主动采取大规模裁军行动，分别于1985年和1997年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和50万。


4、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发展与合作。目前，除世界贸易组织外，我国已参加了所有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我国积极参与了有关多边经济组织历年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债务、资金贸易、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讨论，主张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多边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领域的工作中，我国积极参加有关国际会议和有关文件的起草与磋商，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95年9月，我国在北京成功地主办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对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产生跨世纪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妇女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与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广泛参与了其它国际和地区性多边外交工作。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我国倡导的“APEC方式”和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等主张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1990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七次挫败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展与联合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交流与合作，包括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对话，增进了相互了解。欧盟和美国今年宣布放弃搞反华提案。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80年代，中国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呈现出了中国多边外交最为活跃的局面。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条约。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多边外交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领域广阔。80年代以前，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仅仅局限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而且主要是在政治安全领域。80年代以来，中国多边外交出现了最为活跃的局面，中国在加强发展同联合国的关系的同时，与全球和地区性的经济、军事、社会、文教等组织和会议加强了联系，对第三世界的一些组织，如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广阔的多边合作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第二，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享受权利。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多边外交活动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所以，尽管中国在70年代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也只是把联合国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讲坛。80年代，中国的多边外交从国家利益出发，在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的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中国在大量的多边外交实践中，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第三，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发展为目标，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主要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多边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调解地区冲突中做出了建设性的努力，为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南南合作作出了贡献。


●思考题


1、              中国关于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特点。


3、              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4、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及意义是什么？


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6、              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