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军人干政及其政治转型 作者：田文林

嘎嘣脆

第三世界军人干政及其政治转型

发布时间：2011-10-09  作者：田文林  来源：《领导者》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第三世界政权更迭现象频发，许多国家交替出现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根源是现行制度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因而使无论哪种治理方式都难以持久。而第三世界政治变迁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政局不稳困境，必须循序渐进，加大推进社会公平改变。



（主题词）第三世界 政治转型军人干政




（作者）林海虹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和第三世界问题研究。





问题的提出：第三世界“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困境



在第三世界[1]，军人干政现象十分普遍。在拉美，20世纪50年代末多数拉美国家仍是文职政府，但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20个拉美国家中有12个建立起军人—威权统治，而其他5个国家（多米尼加、墨西哥、海地、古巴、尼加拉瓜）虽掌握在文职官员手中，但军人与权力关系相当密切。[2]其中玻利维亚自1825年独立以来，共发生200多起军事政变， 成为世界上发生政变最多的国家。非洲情况也是类似。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非洲共发生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成功70多次，其中有11个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20多个国家建立过军政府。1963年在非统组织宪章上签字的29位非洲国家元首，有17位被军事政变推翻。亚洲军人政权也并不罕见。中东许多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更是频现军人干政，其中巴基斯坦独立62年,军人统治就有35年。在东南亚，泰国现任国王普密蓬在位60年中，先后历经了19次政变；而缅甸军政府更是自上而下，控制着所有部门。但到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第三世界又出现了亨廷顿所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建立或重新恢复多党民主。但在民主化20多年后，由于大部分民主体制运行效果不佳，不少第三世界民众对民主支持率下降到60-65%，部分还降到50%，同时许多国家对“强政府”支持率不断上升，许多国家达到近50%。以非洲为例。近两年来，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等国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加上2010年2月尼日尔军事政变，非洲近期已经出现了多起军事政变。由此使第三世界政治转型出现“翻烙饼”式的反复动荡。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军人干政现象频繁出现？为何这类政权在还政于民后依然难以摆脱政治衰朽状态？这类国家政治转型应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行？这些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

   

一、政治衰朽与军人干政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一）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导致政治衰朽



政治的本质就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3]该命题潜含了衡量政治变革的两大基本标准：“谁得到什么”涉及政权代表性（即阶级性），具体说就是政权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方案时，侧重照顾哪个阶层的利益。阶级基础越宽厚，国家越稳固强大。而“如何得到”涉及政府在配置资源、政策实施中的有效性问题。一个政府能否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仅有良好的意图和政策计划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执行政策的能力。因此“各国之间最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4]政府执行能力越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国家就越强大。代表性与有效性构成了衡量政治优劣的基本尺度：越是代表性强，有效性高的政权，政体优越性越明显；而代表性不足、有效性差，很容易导致国家孱弱、政治衰朽。



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实现强国的政治保障。从实践看，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打击封建贵族、变革传统生产关系、增强政府汲取和统合能力等措施。如俄国采取的是与贵族“公开斗争”做法，1470年，伊凡三世屠杀诺夫哥罗德的主要特权贵族，充公82%的可耕种土地。伊凡四世继续沿用这种方略，将数以千计的世袭贵族杀害，世袭贵族被为国家服务以换取收入的封地贵族所取代。法国则通过与贵族竞争方式，压制封建贵族，增强国家能力。“如果国家不能同贵族的关系中取得主动，就要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劣势。”[5]

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建构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西方殖民者为了“非殖民化”后继续保留殖民体系，有意识地将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留给新独立国家。“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6]殖民宗主国对那些肯于保留现状、与西方继续保持依附性关系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等），欣然允许其独立；而对那些试图进行社会革命的殖民地（如中国、越南、古巴等等），则进行武装镇压和流血斗争。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领导人，也醉心于“非暴力”和平独立，以及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强力打压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他们在从西方宗主国接手政权的同时，也把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一并接收过来。19世纪独立的诸多拉美国家，20世纪20-30年代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的缅甸、泰国等国，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些国家里，位居高位的大多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等少数权贵。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这一阶层作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这种不合理状态。从政治角度看，这类统治更多时候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民众和国家利益之上，其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 [7]从经济角度看，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8]有学者将其称作“新世袭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s），认为在这类国家中，“国家引导的发展往往带来灾难性结果，因为在既有条件下，追求具体任务的公共目标与能力，被个人和特殊组织利益反复破坏。”[9]这种不合理的阶级统治和生产关系，体现到政治运行问题上，就是政治制度成为少数寡头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从而导致有效性不足。不管这些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还是议会民主制），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但政治家上台更多是通过少数精英间的交易，而是不取决于人民愿意。



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使二战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民主不过是其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方便工具。在埃及，纳赛尔在1957年曾评价本国的议会民主制：“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我们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10]南亚国家也是如此。文职政权只是在竞选期间与底层老百姓有点关系，一旦成立了新政权，基本是在精英阶层间运转。整个统治阶层与平民实际上是相互隔绝的，很难有真正的互动。如南亚国家家族政治色彩就十分明显。如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巴基斯坦的布托和谢里夫，印度的甘地，孟加拉国的拉赫曼。民主选举几十年，但选来选去始终是几大显要家族成员。子承父业，女承母业，“孤儿寡母”等现象屡见不鲜。而东南亚的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如泰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是等级制（萨迪那制度），较低层次的人依附于较高层次的人。在选举中农民一般都会按照较高层次人的意志去投票。



这样，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关系落后，财富分配贫富不均，理论上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过来便淮橘成枳，非但未实现有效统治，反而借“民主”之名，为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现代外衣，使国家陷入持久的政治衰朽状态。因此，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和平接手政权的低成本过渡，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那些选择了或被迫顺从了新殖民主义道路的前殖民地，并非真会迎来非暴力的太平世界，而仅仅推迟了风雨来临的时间而已。”[11]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这种带有封建统治性质的不合理政治经济结构，一旦开始运转，便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不停地再生产出这种不合理结构，使国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软弱、经济滞后状态。



（二）军人干政成为自我救赎的替代办法。



许多第三世界政权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使国家政治运行像感染了病毒的电脑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运行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完全“死机”。在这种情况下，“重启电脑”成为最直接的反应。而第三世界频繁出现军人干政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衰朽引发国家瘫痪后的“重启电脑”。



首先，军人执政扩宽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代表性，成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政治参与不足的替换和弥补。一般来说，军队及军人政权领导人一般都来自社会中下层，如中东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王权政府上台，其中埃及在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伊拉克在1958年推翻费萨尔王朝；利比亚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王朝。而取而代之的军事领导人，如纳赛尔、卡塞姆、卡扎菲等，大多出身中下阶层利益。如纳赛尔是乡村小公务员出身，卡塞姆是木匠的儿子。[12]相关的军队和政党也是如此。如埃及军队是“地道的埃及农民子弟兵，当官的出身于农村的小康人家。军官团则大部分是由公务员和兵士的儿子，以及农民的孙子所组成。”[13]二战后的南美军队，其官员也大多出身中小资产阶级。许多国家士兵出身小商人、技术工人和军人家庭的，人数占半数以上。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先后掌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也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其根基既不在城市资本家阶级，也不在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在由知识分子、政府雇员、工匠以及小商人组成的广大中产阶级。”[14]军人政权的这种偏向中下层的阶级属性（当然，也有右翼军人干政，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等），决定这类政权更加体恤社会疾苦，注重保护中下层利益，推动社会变革，发展本国工业，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农业合作化、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等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军人干政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权代表性的增强，从而一定程度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其次，军人政权有能力建立“强政府”，最大程度提高了政权的有效性和执行力，缓解了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朽和软政权化问题。在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的供给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有效实现更为重要。尤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百废待兴，同时面临许多难题，因此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建立强大政府，通过强调纪律、效率，必要时使用高压手段，压制不同利益集团诉求，强行降低交易成本，以顺利制定和实施社会长期发展计划。刘易斯早在1955年就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15]因此，“相对强大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决定该国在国际经济里的比较性工业地位的主要机制。”[16]



据统计，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或许仍是不稳定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17]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匆忙建立起民主政体。对第三世界民众来说，过早来临的民主化，更像无福消受的奢侈品，使这些国家从开始就沦为弱势民主，乃至陷入纷争状态，从而导致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多米尼加独*领导人特鲁希略曾说过：“在一个没有道路，没有高速、没有桥梁、没有公共建筑、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文化的国家里，民主无从谈起。”巴拉圭独*者史托斯纳尔也说过：“我们的国家中有75%的人没有文化。我们没有道路也没有各种制度。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民主对美国是有益的，但在巴拉圭却并不起作用。”[18]

军人阶层的利益认同具有一定模糊性，其在处理内外问题时，不像既得利益集团那样患得患失，掣肘众多。军人领导一般都是威权政府，远比软弱民主政府的有效性更强。



一方面，军人政权更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能力提供起码的公共产品。“威权主义政权往往能够提供秩序、纪律和稳定，而这正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此外，威权主义还能更好地实施建设项目：高速公路、桥梁、大坝、码头和工厂——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必需的那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19]缅甸的例子就很典型。在争取民族解放独立时期，后来成为缅甸“国父”的昂山“以夷制夷”，先是联日抗英，赶走英国殖民统治，后又联英抗日，借英国势力将日本人赶出国门。这种基本靠帝国主义力量完成的“建国大业”，从开始就是一幢根基不稳的“危房”：缅甸在1948年独立后建立的吴努政府，上来就面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执政集团内讧，独立仅两个月就爆发内战。1958年吴努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使政局暂时稳定。但1960年吴努重新执政后，缅甸局势再次恶化。1962年3月，奈温以防止国家***为由，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漫长的军人统治。可以说，正是由于文官政府无力维护国家安定，才使后来的军人统治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军人-威权政权的出现，一定程度是制度不足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方案。其在经济治理方面的业绩，也不输于文官政府。巴基斯坦阿尤布·汗1958年执政时期，是巴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0]齐亚·哈克执政时期，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居南亚之首。穆沙拉夫执政9年，经济增长迅速，治理功绩得到各方公认。巴西军人政权执政长达21年（1964－1985年），军政权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但同时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首要任务，并启用技术专家担任经济部门要职，使巴西出现了被誉为“巴西经济奇迹”的高增长：1968-1973 年期间，GDP和GNP增长率超过10%。韩国在朴正熙执政时期，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加强新闻控制，并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60、7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60％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资金用于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这样，韩国用在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实现稳定和推行政策。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强政府”转变的过渡。因此，亨廷顿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21]



二、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两难处境：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之间徘徊。

嘎嘣脆

（一）不得不转型的军人政权。



军人政权毕竟是一种非常态政治现象，正如最近缅甸军政权“军转民”一样，军人政权转型始终是个绕不过的话题。促使这类政权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背叛自己的阶级：军人政权的代表性出了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军人政权主要以中小资产阶级属性为主。而小资产阶级政权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不希望保持现状，不寻求再生产出该阶级，而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因此其意识形态也总在不断变化。[22]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均具有很大的摇摆性，“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轻蔑。”[23]长远看，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化，例如退入“不要碰我”的孤立主义，像缅甸那样；新传统主义的涌起，像阿尔及利亚；转向地区帝国主义，像政变前的印尼；与邻国纠缠不清，像巴基斯坦；陷入内战，像尼日利亚。[24]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民众意愿；另一种是转而“向上看”，由最初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在普力夺社会（即军人政权）里，政治家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或“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25]



而军人政权以“政府替代”取代经济制度，在资源分配中发挥重大作用，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是权力介入经济，使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日趋严峻。1964年巴西军队上台时，宣称要讲求诚信、刚正不阿，并保证效率，同时在若干年内使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军人被证明和他们所推翻的文官政府一样的无效率和腐败，最终他们也被迫让出权力。”[26]而且，巴西军政府推行“先增长后分配”原则,但事实上使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低层次劳动者工资却被压缩了。贫富差距拉大，使民众对军政府不满日增。



中东威权国家多数也是如此。如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支持，因而采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27]而继任的萨达特正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体现。萨达特内外政策主要维护中上层阶级利益，由此使埃及对内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问题成堆，成了“尼罗河病夫”[28]；对外则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下降，成为离不开美国援助的“乞丐国家”。伊拉克在1968年复兴党刚上台时，仍然是“党天下”，内外政策励精图治，但到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就成了“家天下”，其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1980年伊拉克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即“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29]革别人的命易，革自己的命难。由于长期掌权，军人政权已日渐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率的进步力量，变成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这就使军人政权日趋背叛最初的阶级立场，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在这种大背景下，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进行政治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其次，政绩合法性困局：军人政权的有效性也出了问题。军政府领导人一般都不喜欢政党，倾向于认为政党就是“拉山头”，因此他们“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为，通常就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30]相较而言，他们更喜欢组建包容性更强的类似“全国统一联盟”之类的松散组织。由于军人政权大多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大的政党，因此他们也就难以创造出履行这些功能的政治制度。因此，军人政权缺乏保持权位的长期理由，以及建立稳固支持力量的组织渠道。[31]有学者曾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运动进行比较，认为二者虽然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动员民众，“但在有关政治行动的一个根本机制上，民族主义者比起共产主义者来就显得软弱而外行。这个机制就是组织。”[32]缺乏强有力的政党支撑，使军人政权的有效性主要依靠强力高压。然而，“以高压及专制的手段来行使权利会造成社会能量不稳定以及浪费，所以选择它作为长期发展手段实在是不可取的。”[33]因此长远看，军人-威权国家的有效性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



同时，在缺乏制度化政党和系统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军人-威权政权的正当性主要来自批判原政府的“负面合法性”。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产、反颠覆、反动乱）诉求基础上。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合法性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是把经济绩效作为主要合法性来源。但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并非一直是正相关关系。威权政府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确实能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这种统治也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韩国在20多年威权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非常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例证。据戒严司令部统计，冲突**有163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15人。



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必然要产生“政绩困局”。一旦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例如，1973－1974年和1979年爆发的两次油价暴涨，触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样绝对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巴西经济遭遇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后, 1981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演变为经济衰退，战后首次出现GDP负增长率, 工业生产几乎下降10%。同时，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政府又取消了对低工资的高指数化政策, 工人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由此引发社会对军政府不满, 要求民主化呼声高涨。70年代至80年代世界范围内威权政府大批下台，与两次石油危机给其造成的政绩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据统计，1970-1990年发生民主转型的27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经历了增长下降的过程。[34]



第三，难以摆脱的继承危机。通常来说，军人干政往往出现在社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种种危机时期，渴望有救世主般的领袖人物出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铁腕人物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军人当政更多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它主要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缺乏系统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这种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



简言之，缺乏制度化使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政体。这种政体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建立在领袖者个人魅力和超凡品质上的合法性，后来者无法继承，从而使这种统治模式始终摆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巨大风险。“从克里斯马领导人向继任者的过渡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因此，克里斯马统治不可能依靠用另一个人来代替克里斯马领导人的办法完成。”智利的皮诺切特，西班牙的弗朗哥，当前利比亚的卡扎菲，都因垂垂老矣而在执政后期面临着如何分权的问题。而军人干政与社会进步总是呈反比例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35]因此，军人政权在若干年统治之后，除非打算不顾历史潮流，进行世袭独*，否则必然面临重新还权于民的问题。如巴基斯坦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经历4次军人执政，军人干政每次都是以中止民主进程始，以还政于民终。



（二）转向民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的有效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但近些年来，在西方媒体鼓噪下，“民主”日趋被意识形态化，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视为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不二选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线性思维使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向民主化，政治状况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趋恶化。



首先，民主化很大程度牺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效性。民主本性存在三种紧张和悖论：第一种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第二种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36]西方学者阿罗也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和有效性为代价的，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而在现实历史中，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当初在西方国家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众多第三世界则几乎同时面临众多难题。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一定程度可以得到民众理解和支持。由于民主往往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看来，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之后。按照伊莫逊（Emerson）的说法，民主还排在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的后面。[37]换句话说，在诸事纷纭的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当虚弱的政府无法一下子承担这么多任务时，他们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就是参与。“强经济需要强国家。”[38]由此理解了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过于苛责。西方当初确立宪制，花费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39]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民主化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反而丧失了政府有效性，使国家陷入双重的政治衰朽状态。如印度等南亚民主国家，就被缪尔达尔称为“软政府”，因为这些国家虽然政府制订了经济计划，但都没有可操作的实际程序来支持其计划，使之往往停留在纲领阶段，而得不到实际执行。[40]



近些年，在民主化导致国家衰败方面，前苏联和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苏联建国伊始，按照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起党国一体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模式尽管屡遭病诟，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使俄国由最初“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尤其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41]丘吉尔曾公允地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DAN的国家。”相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并从1989年开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对党-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42]并为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加盟共和国动员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代表性不足，但该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仍基本保留，政府仍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43]因此，伊拉克凭借这种有效性优势，一旦重新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其仍具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上来就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党，建立起所谓“西式民主”，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有效性。目前，该国沧海横流，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使该国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如2010年3月大选，但僵持8个月才勉强组建新政府。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地区强国地位。这种民主就是“坏民主”。

嘎嘣脆

从更大范围看，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尤其在那些阶级分化对立严重、缺乏全民共识的国家，民主化的来临只会加剧“政治极化”，要么是民粹政治，多数中下层民众毫不留情地剥夺少数富人，最终引发富人反抗（如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因坚持左翼立场结果被皮诺切特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因亲中下层立场，而遭遇两次未遂政变）；要么是金钱主宰选举，使民主成为富人服务的寡头民主，从而面临被左翼军人政权推翻的危险（如埃及的法鲁克王朝，被左翼的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推翻）。由于无法解决阶级问题，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总是间歇性发作，从而引发政治动荡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衰朽。



从实践看，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行民主化20多年后，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44]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民主国家里民主的支持率已下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对“强政府”的支持却在上升，许多国家达到近50%。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等来的不是民主巩固和欣欣向荣，而是政治衰朽和军人重新干政的阴影，使第三世界政治变迁始终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出现。



三、超越两难处境：政治转型应循序渐进



政治变迁是时下流行语，其潜台词就是现行政体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就像人体有病一样，需要想办法治疗。而政治变革就是一种改变原状态的治疗方案。常识告诉我们，好的治疗方案是能将病治好，使身体变得更强健；而糟糕的治疗方案，则只能只关注根除病灶本身，而不顾及由此给整个身体带来的副作用，结果很可能是病灶消除了，病人身体也垮掉了。而政治变革是国之大事，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因此更需实事求是。正像衡量治疗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评价政治转型的成败标准，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走向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本文认为，代表性和有效性既然是衡量第三世界政治优劣的两大指标，因此，第三世界政治变革就应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真正扩大代表性，使政策真正体现多数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很容易出现将民主视为权贵统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会像战后伊拉克那样，空有建设国家的蓝图和纲领，却无基本的贯彻实施能力。尤其是政府的有效性，几乎成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基本政治保障。



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在现当代，有学者比较了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后得出结论：“后开发地区的有效力国家一般创立于工业化经济崛起之前，因为以支持投资者获取利润为主旨的国家干预，已被证明是工业在后发展国家崛起的先期条件。”[45]“亚洲四小龙”都是先实行威权主义，在经济实现发展后再推行民主；最早实现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这说明，经济发展与民主并非不能并存，但关键要看时机选择。“如果在工业化之前，当‘赶超’任务很重时，将发展主义与民主结合是非常困难的。而当工业已经发展，任务顺序不同时，将发展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就变得相对容易得多。”[46]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转型，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政治转型并非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必须谨慎渐进，有主次先后之分。具体地说，一方面要确保不丧失有效性优势，为此应推动中央集权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但鉴于仅有有效性还不够（它作为工具性功能，既可用来实施仁政，也可实施暴政），因此，另一方面，重点是逐步增强政权代表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现代化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关键任务是推进社会改革，最大程度地消灭贫富差别，建立扁平化社会。“因为国家制度并不是第一性和基本的，第一性和基本的东西是社会制度。”[47]唯有真正经历过社会变革，才可能摆脱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的双重阴影，为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和国家富强铺平道路。



--------------------------------------------------------------------------------


[1] 不少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概念已然过时，实则不然：首先，“三个世界”力量梯次分布的格局仍然存在，新兴国家崛起并未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其次，“发展中国家”侧重经济属性，“第三世界”侧重政治属性，这就像“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概念一样，不能简单混同。


[2]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


[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


[5] （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著，黄兆辉、廖志强译，黄玲校：《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4-38页，第47页。


[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7页。


[7]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页。


[9]（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1页。


[10]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 p.149


[11] 《全球***》，第493页。


[1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2-413.


[13]（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20页。


[14]（英）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15]（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520、516页。


[16] （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著，黄兆辉、廖志强译，黄玲校：《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4页。


[17]《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8]《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19]《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20]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21]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85页。


[22]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3-414.


[23]（英）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等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24]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2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第179页。


[26]（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


[27] Alam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0.


[28] David Schenker，Sick Man on the Nile，WeeklyStandard.com, September 2, 2010


[29]（英）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30]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23页。


[31]（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张大军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32]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11页。


[33]（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9页。


[34] （美）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张大军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35]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01页。


[36]（美）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2-123页。


[37]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outledge, 2000, p.240


[38]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第3页。


[39] 《列宁短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40]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41]（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程克雄校：《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页。


[42]（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页。


[43]（美）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44]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45] （美）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页。


[46] 《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第280-281页。


[47] （德）亨利希·库诺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61页。a